古人的故事有什么寓意和象征(古人的故事有什么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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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爱情史诗，浅析牛郎织女故事发展历史,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柳叔简史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如果您喜欢这篇作品，欢迎点击右上方“关注”。感谢您的鼓励与支持，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我国历史悠久，千年的文化不仅积淀在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中，也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体现。 这些在民间形成发展的故事传说随时代变迁而变化，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凝结着各朝各代人们的想象，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华。古人的故事有什么寓意1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思想文化的变迁与时代背景、社会变革关系密切，神话传说也自然受到当时当代社会背景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朝代的变更，历史的前进变化发展。
牛郎织女的故事作为四大民间传说之首，从先秦时的《诗经》到明清小说、戏曲，故事结构从一开始的星辰神话，逐步发展为七夕鹊桥相会的传说。
经过无数改变，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乐于吟唱的对象。这个看似普通的神话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时至今日仍能受到人们的喜爱呢？笔者将从先秦时期的星辰神话讲起，探索牛郎织女的源流与发展。
一、星辰神话：先秦时期的《诗经》
我古代先民历来重视星宿天文的观测，牵牛织女星的产生也是由观察而来。最早记载牵牛织女的文献可以追溯到《诗经》。
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收录诗歌305首，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历史面貌。
内容涉猎广泛，有爱情婚姻、农事、战争徭役、星象天文等各个方面，从中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到当时的社会风俗、生活状况。
《诗经》关于星象天文地记录不是创作者的闲情偶记，而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在生活中长久观察，在劳作中积累经验所得，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智慧。
如《诗经·豳风·七月》中按季节顺序记录农事活动，其中重要农业活动的时间节点常与天上星宿相关。
出自《小雅·渐渐之石》的“月离于毕，伴涝沱矣”，月亮靠近毕星，就会大雨滂沱。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星星便是人们的晴雨表。
《小雅·大东》中关于牵牛织女星的记载最多，“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
只见那三足鼎立的织女星，整日整夜七次运转，忙忙碌碌，但即使一日一夜位移七次，也织不成美丽的文章。
再看明明亮亮的牵牛星，也不能像人间真牛般拉车。
用牵牛织女星的不作为讽刺当时统治者的庸碌，表达人们的不满。可以看出此时的牛郎织女仅是两颗星星，尚未拟人化，彼此之间也没有关联。
但已经有了织女织布，牵牛拉车的雏形，映射出古代农耕社会的影子。此外，《大戴礼记·夏小正》记载了古时人们观察天文星象的真实所得。
其中牵牛位于银河东侧，织女西侧，在七月时织女星会东向正对着牵牛，这也为人们后来银河相会的想象埋下了种子。
二、步向人世：两汉时期的《迢迢牵牛星》
西汉时儒家思想成为主流，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天地统一，天上一切都是地上万物的映射。
对星辰神话的象征意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先秦时期发展到两汉，星象的作用也从指示向暗示转变了。
加之两汉时期石像的物化、文人诗歌的创作，进一步推动牵牛织女星的人格化，并逐渐生发出爱情。
据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记载，“牵牛”是一头用来祭祀的牛，而“织女”已是天帝之孙了，此时两者地位有了明显差别，为后来牛郎织女身份悬殊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为征伐西南诸国，凿昆明池，立牵牛织女像于两侧，受到百姓们的顶礼膜拜。
这便是牵牛首次以人形出现，不再是星辰，也不再是祭祀牲牛。
西汉时牵牛织女虽已人格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模糊，更未生发出爱情。
到了东汉末年，文人骚客以牵牛织女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增多，故事的主题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西汉时隔水相望变为恩爱夫妻饱受隔离之苦，寄予无限同情怜悯。
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美丽的织女终日操弄机杼，素手擢擢，机杼札札，却因相思泣涕涟涟，始终织不成完整的布匹。
两人之间只相隔一湾清清浅浅的银河，却只得脉脉相思，不能言语。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此时牛郎织女的故事已初具雏形，他们之间的爱情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悲剧色彩。
东汉《古诗十九首》内容多为游子思妇，如《孔雀东南飞》也是恩爱夫妻被迫分离。
《迢迢牵牛星》正是基于“牵牛”、“织女”、“银河”三者现实的物理现象，结合当时战乱频繁，夫妻饱受分离之苦的社会背景，生发出这样一个悲情的故事。
三、世俗伊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混乱，社会动荡，思想文化自由活跃，许多文人以牵牛织女为体裁进行了不同创作，或同情二人之遭遇，或借此表达自身的思念之情。
此外，佛道玄学在当时十分盛行，志怪小说深受人们喜爱，保存了不少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
这类小说中关于天界、神仙的想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牛郎织女故事的发展。
如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对于神仙生活的想象，认为“天河与海通”，天界也有织布的妇人，牵牛的丈夫。
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常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借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在营室中。”
牵牛为娶织女向天帝借钱二万下聘礼，久未归还，因此被驱逐关在牢房中。
这时的牵牛与现在人们印象中憨厚朴实的形象大相径庭，牵牛自身的错误是造成其与织女分离的主要原因。
而《荆楚岁时记》在另一则故事中却将两人分离的原因归咎于织女，指出织女嫁与牵牛后因情废织，为天帝不忍，从而遭受处罚。
这与彼时的生产制度和封建礼制密切相关，折射出现实社会的影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神仙道教盛行，加上儒家礼教观念的影响，推进了牛郎织女故事世俗化的进程。
从《荆楚岁时记》中可以看出，此时牵牛织女已被世俗化，不再是迢迢姣姣的星辰，他们与普通人一样具有人性，牵牛会欠债，织女会惫懒；
天界也同人间一般，赏罚明确，等级森严。故事中掺杂越来越多人们世俗的思想和愿望，为后来牛郎织女天河分离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融合颠覆：唐宋时期的《灵怪集·郭翰》与唐诗宋词
唐朝前期与北宋时期，我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十分繁荣，不仅大量输出文化，也从周边各国引进不同的文化。
开明的政策为各类文化的发展融合提供了自由的环境，文人骚客各施其能，成就无数精彩的传奇故事与诗词歌赋。
此时，唐传奇中对牛郎织女的刻画颠覆了传统，诗词的蓬勃发展使得牵牛织女成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意象。
我国文学史上小说发展较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短小简单，多记录神鬼传说或文人轶事。
唐传奇不同，记录的是人生百态，颇有生活气息。唐代张荐的作品《灵怪集》中有一篇名为《郭翰》的传奇。
其中描述的织女与人们认知中的形象大相径庭，讲述了织女不耐寂寞下凡与郭翰私会的故事。
这篇传奇中的织女虽与牵牛有一年一度的七夕之约，却不在意牵牛的想法，向往人间自由自在的生活，夜夜来会才子郭翰。
这则异化故事中的织女不再是辛勤劳作的织妇形象，变成用情不专贪图享乐的放荡形象。
这种颠覆性创作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是人们对于织女身为仙女的想入非非，也与当时重视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关。
《郭翰》在当时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但也是牛郎织女故事的继承与创新，这则故事中已出现人神相恋的情节。
虽然对象不是牛郎，但为后来牛郎化身凡人的想象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影响了后世牛郎织女故事的再创作。
在唐诗宋词中，有关七夕、牛郎织女的故事的作品枚不胜举。唐朝初期与中期多以描写七夕相会为主，或表达同情或记录风俗，大都脱离现实。
盛唐时，社会渐趋动荡，七夕诗的创作才逐渐与现实结合，或表达思念，或提醒人们重视离别，或寄托孤独寂寞等，如孟浩然的《他乡七夕》，韦应物的《七夕》，杜牧的《秋夕》等。
宋词更是有以《鹊桥仙》为词牌名专写牛郎织女的故事，进一步推动了牛郎织女故事的创作发展。
如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赞美忠贞不渝的爱情，寄托着希望牛郎织女终得团圆的美好愿望。
这种期待符合民众和文人墨客的向往和期待，被后世反复咏唱，使得牛郎织女成为诗歌中的经典意象。
五、最终写定：明清时期的民间传说
明清时期，民众的需要使通俗小说和戏曲蓬勃发展，牛郎织女的故事进入人们的创作中，从唐宋时的抒情为主转向叙事为主，文学作品层出不穷。
由于地域、文化等的不同形成了许多版本，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丰富，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
明朝时的《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牛郎织女为主题的中篇小说，颇具想象。
这则故事中，牵牛是星神，织女是天帝之女。天帝嘉其勤劳赐婚二人，二人却因婚后过于恩爱弃耕废织，天帝发怒将二人分离。
牛郎织女知错能改，加上其他神仙力保，最终得以七夕相会。
小说情节继承前朝而来，又融合其他文献资料，是先秦以来第一次完整记录牛郎织女故事的作品，对这个故事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初无名氏的《牛郎织女传》也极具代表性，这个故事中，牛郎是天界金童，织女为玉帝之孙。
金童因戏织女被罚下界成为牛金郎，织女被拘禁思过。牛金郎被嫂嫂折磨，太白金星不忍，派金牛星下凡相助，加之西王母求情，金郎的金牛星皮得以重返天庭。
金童思念织女，乘其洗浴时盗走衣物，二人互诉衷肠，在太白金星帮助下喜结良缘。
后来，又因不尽职守惹怒玉帝与西王母，因太上老君、太白金星求情，最终二人得以七夕鹊桥相会。
《牛郎织女传》糅合借鉴前代的民间故事，极大丰富了故事情节，又将文人创作与民间传说融合在一起，形成非常系统完整的故事全貌，是牛郎织女故事传播史上的里程碑。
结语：
从先秦至明清，牛郎织女从星辰化身为人，由天上而人间，故事情节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越来越丰满，映射出社会现实，寄托着人们向往团圆的美好愿望。
这则悲情中饱含浪漫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却鲜少人知道它从何而来，“牛郎织女”虽为文人所写，但更来源于民间集体创作，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古人的故事有什么寓意2
作者：利 维
中国古代的神兽千奇百怪，许多都是我们的先民创造出的虚幻动物。人们将那些备受珍爱的动物所具备的优点，全部集中在那些神兽的造型建构上，背后是中华传统非常重视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化观。神兽精于变化、通灵万物，寄托着人们由人间到仙界、由现实到理想的转化和转生的愿望，也承载了先民理念中的文学幻境或道德理想。
一些在先秦多见的怪兽，是类似各种动物的组合形态，在某些时候，这种组合以一种富有设计感的结构加以连接，譬如湖北九连墩楚墓出土的这件漆木龙蛇座豆
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S形龙玉佩，龙身蜿蜒仿佛S形，尾端向内勾卷，整体又尤如C形，这样的S形或C形的弯曲状态，成为那些蛇身玉龙的基本形制
螭吻,龙生九子之一。图为山西博物院藏元代琉璃螭吻
所谓海兽，其原型实为狮子，也称作狻猊。陕西何家村出土的这只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正是类似形象
故宫博物院藏商代殷墟晚期鬲鼎，装饰上是一个兽首，以鼻梁为中线，左右对称分布着角、目、口、耳等
普通市民将自己朴素对待个人生命的希望，寄托在神兽身上，如图所示明末浙东门裙板上的麒麟浮雕便是实物明证
历史与神话之惑：图像与隐喻
笔者所在的居所附近，有一个古祠谓之周王庙，是西晋将军周处的祠堂。周处是史书上记载的名人，他最初是个无所事事的乡霸，后来改恶从善成了救国的将军。周处轶事最有名的，是他除了三害，长桥下的蛟、南山上的虎，还有一害是他自己——古人说故事的能力真是强，改过自新等同于杀死了过去那个自我。不过，此处总让人疑惑的，是轶事之细节，蛟为何物呢。查一查辞海，说是古代的一种龙，又有说法是未修炼成龙的一种浅水神物，能居深渊，善发洪水。理性的人设想周处其实面对的是一条大蛇，只不过它在古人夸大下变成了神兽。
这种事情在古代世界几乎是司空见惯的。即使现在也有一种猜测，认为传说中的龙是真实存在过的。哪怕没有考古证据，也没有科学依据，但扎根于人们脑海中的观念是如此强烈——我们是龙的传人，那种图腾见之于古代各种遗物的装饰上，很难让人相信它们未曾存在过。与龙类似的，还有其他各种只见于传说的神兽，诸如凤凰、貔貅、麒麟之类。
古祠里有一些画像石，大概也能提供一些线索。那些被称为四灵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被古代的匠人刻在石头上，与主人的功绩和德行放在一起，仿佛暗示那些动物的现实性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一种超越生死的隐喻。这些图像在古代遗物中并不少见，如襄阳博物馆藏南朝画像砖里的青龙、白虎、朱雀与玄武。青龙昂首翘尾，张口吐舌，头生双角，肩生羽翼，身披鳞片，颈、尾、足部鬃毛飘扬，有腾云驾雾之势；白虎昂首翘尾，张口露齿，昂首翘尾，肩生羽翼，毛发飘扬，四足刚劲有力；朱雀（凤鸟）作振翅起舞状，高冠长喙，毛发飘扬，口衔花枝，双翅振飞，长尾上扬。至于玄武，则是龟蛇合体的形象，龟、蛇缠绕，蛇盘旋龟背之上，张口吐舌；龟呈回首探望状，与蛇首相对呼应，四肢强壮。
史书记载，唐代宗李豫曾把自己的一匹九花虬马，赏赐给功臣老将郭子仪。郭子仪推让了很久，皇帝说：“这匹马又高又大，与你的仪表气质很相称，就不必推辞了。”人们都说，这匹九花虬马，马头离地面有九尺高，马毛蜷曲像鳞甲，头部颈部的马鬃也是蜷曲的，真像一条虬龙。由于身上覆盖着九种花纹，所以号称“九花虬”。这则故事是一种线索，它告诉我们：古代世界看待动物的角度，几乎都是写实与想象彼此交织的产物。每一种神兽都源于真实存在的动物，但它们每次输出，都是一种我们不太能在现实里看见的神物。这些附加想象有时是赋予伦理的需要，有时则纯粹是一种恐惧或敬畏的想象。
见过很多神兽，大概会觉得唐代成为一条界线。唐以前的神兽为解构天地与生死，唐以后则为解构人间烟火。就像阅读志怪笔记，三代秦汉隋唐自带鬼气、仙气、侠气，人就是仙，仙就是人；到了宋元明清，人和仙分开了，完全不是过往那种云遮雾缭的豪气状。这就是为何底下的粗略讲述，也大抵围绕这样一条界线展开。
解构天地与生死：怪诞与神性
人们在器物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神兽之一，就是饕餮了。那种被人熟知的饕餮纹，又被称作兽面纹，很多被装饰在商周的青铜器上。它们的形状生动多变，没有固定形式，但大体看得出，是由多种动物组合的一种纹样。例如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商代殷墟晚期鬲鼎以及一件商代殷墟晚期方鼎，装饰上皆是一个兽首，以鼻梁为中线，左右对称分布着角、目、口、耳等。有些饕餮纹还带着曲张的爪子，甚至观之可怖的左右展开的躯体或兽尾，但绝大多数都省略了体部与尾部，突出饕餮的兽面甚至将人视线引导至它们的眼睛上。古人普遍相信眼睛和兽面具有神奇的力量，类似的观念似乎也存在于世界其他的许多文化传统中。
饕餮这种神兽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先民们按照充沛的想象力，选取了牛、羊、鹿、虎的耳、牙、爪、角等要素，再和神话中的异兽联系起来，最终创造出这样一种神秘怪物，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它们装饰在古穆的青铜器上，远不仅是装饰艺术，它还承载着商周社会文化观念、宗教礼制以及当时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在艺术史家巫鸿看来，商代铜器上变化多端的形象似乎在努力创造出一种隐喻，以代表一个介于超自然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中间层面，一个可以用形象隐喻但却无法具体图绘的层面。
另一些在先秦多见的怪兽，也是类似各种动物的组合形态。例如淅川徐家岭楚墓出土的两件神兽，都是龙首，虎颈，虎身，虎尾，龟足。龙张口，吐舌，龙首上又有六条龙。其脊背上有一方座，方座下面有一方形榫，插于神兽脊背上的方形孔内。座上又有一只奔驰状的兽，前爪立于方座上面的曲尺形柱上，两后爪后蹬，并分开卡于神兽颈上部，卷尾，口衔一条蛇形龙的尾部。蛇形龙昂首，头上有三只角，吐舌，躬身。神兽身上镶嵌绿松石，其图案有龙、凤鸟、虎、云纹、涡纹等。龙、凤鸟、虎的形象生动，蛇形龙镶嵌在神兽颈的中部，虎镶嵌在方座前的脊背的两侧，凤鸟则到处镶嵌。从神兽的铸造情况看，龙头、舌、身、尾、插座及插座上怪兽的角、蛇形龙等，均为分铸，然后组合在一起。铸造时即将龙、凤鸟、虎、云纹、涡纹及眼等留为凹槽，待铸成后，再将绿松石按其形状磨成，拼好后镶嵌在凹槽内。
类似的还有河北中山国战国墓出土的一件错银双翼神兽，兽首或左扭或右扭，圆颈直竖，前胸宽阔而低沉，两肋生翼，臀部隆起，后尾斜挺，四肢弓曲，利爪外撇、撑地平稳有力。兽额中间有一角后弯，角尖前勾，角两侧有卷毛，两眼圆睁突出，两腮咬肌突兀，长舌挺起，利齿交错排列。颈部鬣毛密长，向两侧披散。两翼修长而上弓，饰长羽纹。用银线错出口、眼、耳、鼻、毛、羽以加强其神态，而错出的云纹千变万化，更增强了双翼神兽的神秘性。背部错出的是两只蟠曲于云中的鸟纹，左右对称。而在某些时候，这种组合以一种富有设计感的结构加以连接，譬如湖北九连墩楚墓出土的一件漆木龙蛇座豆。整器由盘、座、底三部分构成。此器最精妙之处在于，以盘踞于方形圆角璧状底板上的回首衔蛇蹲龙雕塑为座，以两只龙角、两只龙爪、一条龙头为支点，托起长方形圆角花口浅盘，整器因此而显得既稳重大方又轻盈剔透。
战国秦汉较为多见的也有类蛇的神兽，此为笔者在周处古祠边常思忖的问题。不同于各种组合状的神兽，那些单一的、作蟠绕状的螭、虺、蛟、龙，大概都是古人从蛇那里获取的灵感。当然，《山海经》中也常有人面龙身、龙首蛇身、人首蛇身等怪物的记载，但无论它们作何区别，在装饰上，皆以密集的缠绕以及各种丰富多半的曲线，取胜于形。古人说的“欲大而藏于天下，欲尚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神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就是指那些蛇状的神物。
举例而言，西周时期的玉龙往往龙首低俯，表面阴刻眼睛，头上有一个蘑菇角，身躯略短，背脊如波浪起伏，身体侧边弯曲一足，尾端上卷，整体呈现走兽一般的状态；进入东周以后，玉龙的身躯开始拉长，龙首的比例相应缩小，表面雕琢圆眼、翘鼻及短鬃，鼻吻向后作回首状，颈部往往变长，身躯宽大，背部上隆，尾巴朝上弯卷，身形虽然比西周时期长，但仍然具备走兽的特征。到了战国秦汉初期，着地状的肢体渐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鬃毛与足爪——这种半兽身半蛇身的玉龙，真正蜕变成真正的蛇身玉龙了。譬如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S形龙玉佩，龙身蜿蜒仿佛S形，尾端向内勾卷，整体又尤如C形，表面更是布满浅浮雕云纹以及谷纹组成的云谷相杂纹，这样的S形或C形的弯曲状态，成为那些蛇身玉龙的基本形制。
汉以后多见各种辟邪，有人说一角者为天禄，二角者为辟邪，各种说法都有，但形制都差不多。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东汉石神兽辟邪，整个身体弯曲成一个流畅的S形轮廓，圆睁的双目和呲咧的大口，都令人感到它似乎正处于瞬间的震慑之中。相对于过往神兽的诡谲可怖，汉人的辟邪石兽往往充满力量感，它们往往也是墓道的守护者，形象近似于老虎或狮子，伫立在阙门之前，起着护卫驱邪的作用。
同样是镇墓兽，隋唐的气息又不太一样，如徐州花马庄唐墓出土的一对三彩镇墓神兽。一只镇墓兽挺胸蹲坐在有镂孔的底板上，人面兽身，猪耳，双耳厚大，二角高耸，前角为锥状独角，后为扁形分杈。兽凸眉立目，高鼻大嘴，面目狰狞，生有双翅，分瓣形兽足。镇墓兽首部露胎，兽首以下施点状绿、棕、黄、白色釉，绿色为主色，自然流釉，浑厚温润，色彩斑斓；另一只镇墓兽挺胸蹲坐在有镂孔的底板上，兽面兽身，猪耳，双翅，三角高耸，前角为鹿角，后一角扁平，大眼，张口露齿，面目狰狞，胡须垂胸，分瓣形兽足。除后角外其他均施黄、
绿、棕三色，自然流釉，主体颜色为绿色。粉红色胎，色彩温润斑斓。
这类唐墓多见的神兽，相比汉魏石辟邪，更多了一种神秘和超乎想象的诡异。它们一般都有鹿角、兽体、底座，夹杂着佛教隐喻的题材，然而又有上古神兽的遗存。譬如鹿角兽在楚墓里常见，那些鹿角几乎总是呈参差上摇状，如同龙角，似腾云驾雾借风直上九云霄。这种视觉上的气息与《楚辞》颇为近似，屈原曾幻想驾虬在天空邀游，鹿角某种程度上就是龙角的原型，因此楚人将鹿角当作沟通天地的信使，达到引魂升天的目的。只是唐代镇墓兽上那种以极度夸张的线条塑造的狰狞面目，还有脊背上耀动的火焰，似乎都在随时准备一跃而起，那是汉代辟邪身上少见的，后者由力量、运动和速度构成，从美学风貌上说又是古拙浑厚的。
解构人间烟火：诗意与想象
建筑学家汉宝德曾论述过古代神兽，他认为动物在先民的心目中是有神灵的，通过生灵的形象可以接近鬼神世界。换言之，古人创造这些神兽的背后，可能也是一种童心，否则又怎想得出那么诡谲的造型呢？如今人们看那些奇奇怪怪的动物，要么是凭空而生，要么则是各种巧妙的组合，不是孩子气的创造力，又怎能有这样有趣的组合。如此，倘若以顽童的视角来看待那些神兽，仿佛处处都充满了生气。汉宝德说：“物的形象，好像孩子们玩的贴纸一样，有些有意义，有些完全只是游戏。我相信是没有深意的，只是想尽办法让它活起来，让想象力飞升。”
依我看来，神兽从天上走向人间的征兆之一，是唐代铜镜上的那些海兽。如浙江省博物馆藏海兽葡萄纹铜镜，圆形镜面，中间一圈凸弦纹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有姿态各异的六只高浮雕海兽攀缘逐戏于葡萄叶蔓之间，葡萄和叶蔓铺地。外区有葡萄枝蔓和蜂蝶雀鸟环绕，百态千姿。镜缘有一圈花瓣纹作装饰，各区纹饰分区明显。整个图案构思精巧，写实生动，浑然一体，富丽端庄。这种纹饰流行于唐代，以武周时期最为盛行。它是中国古代铜镜史上鼎盛时期的杰出代表，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成果的优秀载体。其主体纹饰的原型，狮子和葡萄，均来自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各国。
所谓海兽，其原型实为狮子，也称作狻猊。因中原罕见，人们对其造型的认知并不准确，但其鬃毛丰盛卷曲，筋骨强劲，神态十分威猛，后人因而常将它们误认为是异兽，故而称其海马、天马、海兽。陕西何家村出土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也是类似形象。这类银碗常利用折光原理，使得杯内曲线的纹路在盛入酒水后，给人以荡漾之感，同时抽象的水波构成的圆框中间有一只海兽，自然就更富妙趣了。神兽在颇具设计感的器物上产生世俗化的效果，并非个例。在一件故宫藏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倒流壶上，可以看到一条堆塑其上的螭龙巧妙地形成壶流与提梁，底中心有一注酒的圆洞。通体施青白釉，釉色白中泛青。这种壶往往设计巧妙，利用连通器原理，注酒时将壶倒置，从底孔注酒后，再将壶正置，即可从螭龙嘴往外倒酒。
无论铜镜还是银碗，以海兽为代表的神兽气质与过去已是大相径庭。受浓厚世俗文化的影响，到了宋代，人们已习惯将眼光转向现实世界，神兽题材多世俗内容，使之玩味大增，礼性大减。神兽仿佛从神坛与墓道来到市场或文人的书房，在商品化的过程中成为了一种文化产品。同时，普通市民也将自己朴素对待个人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成为那些神兽的主要拥有者和赏玩者。在形制上，麒麟、龙凤等题材大量出现，都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现实生活的期盼和向往。譬如在明清浙中木构件大量出现的麒麟浮雕，或是更晚的麒麟送子银锁，都是实物明证。
有关麒麟的传说出现在春秋时，那是一只的，像鹿一样的动物，头上生着独角，角端包着肉，无比驯良和善。古人谓之：“音中钟吕，行中规矩。游必择地，详而后处。不履生虫，不践生草。不群居，不侣行。不入陷阱，不罹罗网。王者至仁则出。”简直把当时认为的各种美德全集中在它身上。当然，自然界中并无这样的动物，然而它在艺术品中却被表现得很具体。历史上没有谁真的看到过麒麟，据说孔子见过麒麟，但后来他说那仅仅是一只有角的小鹿，夫子的感慨可能是在借题发挥。后来，汉武帝也曾猎获一只被称为麟的动物，只是史书上说那麟不过是“野兽并角”，也就是说，那是一只两个角并在一起的畸形之鹿。
明清时出现的很多麒麟形象，看着都更像日常能够见到的动物，例如长颈鹿。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明初，据说异域的长颈鹿在永乐时才输入中国，这是郑和远航的一项收获。至于喜欢祥瑞的大臣们为何要把长颈鹿和麒麟附会到一起，可能是因为一来麒麟在古文献中的记载本就含糊，可容长颈鹿比附，二来麒麟是有名的瑞兽，它的出现自然表明永乐帝称得上是一位仁君。
麒麟的形象，让人想到现代人更为着迷的龙生九子之说，这背后也是因缘际会的戏剧性结果。明代弘治朝的内阁首辅李东阳是位饱学之士，据他的《怀麓堂集》记载，弘治帝问到龙生九子之事，而他对龙生九子之说几无所知，经多方请教他人，勉强凑得，然皆不知出处，显然是只流行于民间的说法。九为虚数，龙生九子本是虚妄之说，但李首辅不敢指出弘治帝的无知，只能从民间传言中拼凑九子以复圣命，并且晚年时还将这个说法写进自己的书里：“囚牛，平生好音乐，今胡琴头上刻兽是其遗像；睚眦，平生好杀，今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嘲凤，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蒲牢，平生好鸣，今钟上兽钮是其遗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狮子是其遗像；霸下，平生好负重，今碑座兽是其遗像；狴犴，平生好讼，今狱门上狮子头是其遗像；负屃，平生好文，今碑两旁文龙是其遗像；螭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像。”
无论如何，这些想象与秦汉或更早以前的神兽形象，气息已然迥异；但它们身上的浪漫与诗意犹存，暗合人们对古代生活的充沛想象。这种世俗化的效果不复通灵或跨越生死，但能够令人于枯乏的日常中领略性灵趣味，自然称得上对人间烟火的解构。如苏州人沈复在《浮生六记》的轶事一般，夏日蚊声如雷，令人烦恼，沈复便将它们想象成一群仙鹤在空中飞舞。心里一旦这样想了，成千成百的仙鹤果然就出现在前；他又把蚊子留在白色蚊帐之内，慢慢以烟喷覆它们，让它们冲着烟气飞鸣，这个一旁偷窥的读书人则把它们看作青云白鹤，按他赞叹的那样：“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利维）
来源： 文汇报
古人的故事有什么寓意3
我们伟大祖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按照古代的传统说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到现在，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通常叫做“上下五千年”。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里，有许多动人的有意义故事。其中有许多是有文字记载的。至于五千年以前远古时期的情况，没有文字记载，但是也流传了一些神话和传说。
譬如，我们人类的祖先，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古时候流传着一个盘古开天地的神话，说的是在天地开辟之前，宇宙不过是混混沌沌的一团气，里面没有光，没有声音。这时候，出了一个盘古氏，用大斧把这一团混沌劈了开来。轻的气往上浮，就成了天；重的气往下沉，就成了地。以后，天每天高出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氏本人也每天长高了一丈。这样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就很高很高，地就很厚很厚，盘古氏当然也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后来，盘古氏死了，他身体的各个部分就变成了太阳、月亮、星星、高山、河流、草木等等。
这就是开天辟地的神话。神话毕竟只是神话，现在谁也不会相信真有这样的事。但是人们喜欢这个神话，一谈起历史，常常说从“盘古开天地”起。这是因为它象征着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和丰富的创造力。
那么，人类历史究竟应该从哪儿说起呢？后来，科学发达了，人们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化石，证明人类最早的祖先是一种从古猿转变而来的猿人。我国科学工作者在祖国各地先后发掘了许多猿人的遗骨和遗物的化石，可以看到我们祖国境内最早的原始人，已经有一百万年以上的历史。像云南发现的元谋猿人，大约有一百七十万年历史；陕西出土的蓝田猿人，大约有八十万年历史；拿有名的北京猿人来说，也有四五十万年的历史了。这里，我们就从北京猿人说起。
北京猿人生活在周口店一带。那时候，中国北方的气候比现在温和湿润。山上山下，生长着树林、灌木和丰茂的野草。凶猛的虎、豹、狼、熊等野兽，出没在树林和山野中。那里还生长着大象、犀牛和梅花鹿。猿人的力气比不上这些凶猛的野兽，但是他们和任何动物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猿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这种工具十分简单，一件是木棒，一件是石头。木棒，树林里多的是，但它是经过人砍削的；石头呢，是经过人工砸打过的，虽然很粗糙，但毕竟是人制造的工具。他们就是用这种简单的工具来采集果子，挖植物的根茎吃。他们还用木棒、石器来同野兽作斗争，猎取食物。但是，这种工具毕竟太简陋了，他们获取的食物是很有限的，靠单个人的力量，没法生活下去，只好过着群居的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对付猛兽的侵袭。这种人群就叫原始人群。
几十万年过去了，猿人在艰苦的斗争中进化了。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穴里，发现另一种原始人的遗迹。这种原始人的样子，已经和现代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把他们叫做“山顶洞人”。山顶洞人的劳动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进，他们不但能够把石头砸成石斧、石锤，而且还把野兽的骨头磨制成骨针。别看这一枚小小的骨针，在那时候，人们能磨制骨针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了骨针，人们可以把兽皮缝成衣服，不像北京猿人时期那样赤身裸体。山顶洞人过的也是群居生活。但他们的群居生活已经按照血统关系固定下来。一个集体的成员都是共同祖先生下来的，也就是同一氏族的人。这样，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氏族公社时期了。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5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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