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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揭开红色中国神秘面纱，毛泽东平生第一次向他敞开心扉，长眠在北大未名湖畔,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党史博采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作者的爱国故事1

1936年，长征到陕北的中共中央，为了争取舆论的理解和支持，粉碎国民党的政治“抹黑”，让外界了解真实的红区情况，在党的历史上开创性地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党中央主动邀请或欢迎中外正直的人士来访问，就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斯诺是回应中共对外开放方针，应邀访问陕北红区的第一人。他的《西行漫记》等著作，向世人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和党的政策，起到了正视听、助革命的强大作用，一时名扬天下，这是党的对外开放方针的重大胜利。斯诺此访的意义在于，为外国人来访开了个好头，打破了敌人的封锁，改善了党的政治生态环境。但是，还有许多鲜为人知、饶有兴味的故事，他并未写入《西行漫记》中。本文择其要者，以飨读者。

踏上“伟大的探险”之路

斯诺1936年到陕北“探险”前，已在中国生活了7年。

斯诺的祖父塞缪尔·斯诺，担任过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他少年时就听到过关于中国的故事。1928年，不满23岁的斯诺经夏威夷、日本到了上海，身份是周刊《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来又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上海的特约通讯员。从1929年起，斯诺开始遍访中国内地的主要城市，以及东三省、内蒙古、两广、云南、台湾等地，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了一定了解，同情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斯诺曾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往东北采访。返沪后，又经历了“一.二八”抗战。他根据见闻，在1932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颂扬东北和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同时，在书中根据第二手材料，对江西苏区的情况作了报道。

斯诺是怎样产生访问陕北动机的呢？这事与宋庆龄有关。他为撰写宋庆龄传记，1931年9月在上海拜见宋庆龄，进行了多次长谈。他被宋的伟大人格深深感染，并同她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关系。经宋庆龄的介绍，斯诺结识了鲁迅。在他们的影响下，斯诺“在对中国的现实认识上，来了一个飞跃”。后来，在鲁迅的具体指导下，斯诺编辑了英文的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

1933年秋，斯诺离开上海到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执教，并在这里结婚安家。在此期间，他同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来往密切，并且和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一起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正是从这些学生那里，他得到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新闻记者的敏感，使他立刻萌生了要到陕北红区，亲眼“看一看蒋介石费了十年时间试图‘清剿’的究竟是些什么人”的念头。但怎样去呢？一时无策。1936年春，斯诺又去拜访宋庆龄，表达了这一愿望，宋表示赞同并愿帮助。时隔不久，宋庆龄接到有关人士转来的中共中央的电报，内容是请宋帮助邀请一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医生，到陕北访问。

◆1936年斯诺与毛泽东在保安。

经宋庆龄介绍，斯诺与中共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36年6月，他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性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带着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和许多笔记本，登上了从北平驶往西安的火车，开始了他的被后人称作“伟大的探险”的旅程。

受到苏区的热烈欢迎

当时，驻扎在西安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已经同陕北红军达成了停战协议。这为斯诺进入红区提供了方便。

7月初，斯诺乘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达肤施（即延安，当时为东北军控制），然后步行，于7月9日到达红军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刚一到达，他就受到一个蓄着浓密黑胡子，双目炯炯有神，态度温和的青年“军官”的接待。这位“军官”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斯诺大感意外。谈话中他才知道，接待他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周恩来说：“我们欢迎来苏区访问的任何一个记者。阻碍记者来访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了解苏区的情况。”斯诺没有想到，刚来到这个“神秘”之地，就受到热情接待，兴奋得彻夜未眠。

◆1936年，斯诺（右一）在陕北革命根据地。

斯诺在安塞住了两天，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三天，周恩来派人骑马护送他前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斯诺在这里受到更为隆重的接待，大半中共中央委员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同群众一起，热烈迎接第一位到访的外国人。群众打出的欢迎横幅上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在保安，斯诺开始了他对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正式访问。

毛泽东正式接见斯诺前，7月13日晚有一个礼节性的看望。斯诺在窑洞里等待着，直到吃完饭时毛泽东才来。毛泽东用力同斯诺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要斯诺在同别的领导人谈过话后，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之后，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7月14日，保安举行欢迎斯诺和马海德大会，毛泽东出席并即席讲话，对客人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7月15日，毛泽东正式会见了斯诺，主要谈中国抗日的世界性问题。此后，毛泽东与斯诺又有过几次谈话：7月16日，谈中国抗日的形势问题；18日、19日，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7月19日，张闻天接见斯诺，回答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阶段划分等问题；7月23日，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公开表述中共的独立自主立场。7月底至9月中旬，斯诺前往甘肃、宁夏，采访红军前线部队。返回保安后，9月24日，毛泽东同他谈联合战线问题；10月间，毛泽东应斯诺再三要求，同他连续几个晚上谈个人历史和关于红军长征的经过。对他人系统地谈个人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为慎重起见，毛泽东要求斯诺将这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后，由黄华译成中文，交毛泽东仔细审阅修改。黄华照改英文稿后，再交给斯诺。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吴亮平（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做翻译。这些谈话，马海德通常在场，但他只听不发言。

《七律·长征》的传播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毛泽东觉得斯诺是一个真诚、可交、可信的人。于是，他平生第一次敞开心扉，对一个外国人谈了连贺子珍都未听说过的“个人历史”。

在谈完长征的经历之后，他乘兴将所作《七律·长征》抄赠给斯诺，斯诺感到大喜过望。这首诗，是毛泽东1935年9月下旬长征抵达哈达铺时写成的。当时他确定了“陕北”这个长征的落脚点，“心情豁然开朗”，写下这首诗。9月29日晚，在通渭县文庙召开的部队干部大会上，毛泽东自告奋勇朗诵了它，此后便秘不示人。这时，主动抄赠斯诺，可见两人友谊之深。

在吴亮平的帮助下，斯诺用英文意译了这首诗，写进他的采访日记中。1937年4月间，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了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印了五千册，主要内容是斯诺上一年在陕北采访毛泽东的谈话。该书出版得到斯诺的大力帮助，书的首页刊有斯诺提供的《七律·长征》。后来，该书主编王福时陪同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海伦·斯诺的笔名，斯诺的第一位夫人）访问延安时，当面赠送给毛泽东一本。毛泽东平生第一次看到用铅字印成的自己的诗，笑着拿在手里把玩良久，表示感谢。

后来，斯诺把这本书寄往英国。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个月里印行了5版；1938年1月，又在美国纽约出版，立即轰动世界，被称为“现代新闻的杰作之一”。该书第五编《长征》，就是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作为结束语的。斯诺写道：“在此，我谨以毛泽东主席——这位既能领导征战，又能写诗的造反者所写的，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一首古体诗作为尾声。”（原诗略） 这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最早在国外的传播。

1938年2月，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复社，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为了掩护和便于在国统区发行，该书更名为《西行漫记》。这本书初版印了1千册，当年11月就印到第4版，其中也载有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使这首诗在国内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

从现有史料看，斯诺是第一个看到毛泽东这首诗文本的人。他的《西行漫记》创下了同毛泽东诗词有关的三个“第一”：该书是第一个披露毛泽东《七律·长征》的公开出版物；该书所引录的《长征》诗，是毛诗中第一首被公开的诗作；该书第一次向国内外传播了毛泽东的诗，使人们知道毛泽东还是一位诗人。

一张珍贵照片的拍摄

人们打开《西行漫记》，都会看到毛泽东那张戴红军八角帽的照片，它是1936年斯诺访问保安时拍下的杰作。

当年，由于斯诺与毛泽东交往中形成的友谊，他成为惟一能使年轻（43岁）的毛泽东戴帽子的人。平时，毛泽东总是光着头，蓄着长发。在交往中，斯诺用文字记录下了毛泽东的许多谈话，也拍过一些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导人的照片，但他觉得都不理想。他要拍摄一张很帅气的、足以体现毛泽东风采的“官方的”相片。

斯诺觉得，毛泽东穿着随便，又光着头，看起来不够“正式”。可是毛泽东最不喜欢受拘束，也不愿意受人摆弄。随心所欲，自然无华是他的性格。这些，斯诺通过多次的交往是清楚的。但他还是想为毛泽东拍一张“正式”的照片。这个想法，他对同伴美国著名医生马海德谈了，马表示赞同。

机会终于到来。一天，毛泽东来斯诺的窑洞看望。斯诺乘机要求为毛泽东拍照，毛泽东同意了。可是他依然光着头，斯诺又犹豫起来。此时，站在一旁的马海德，机灵地摘下斯诺头上的红军八角帽，戴在毛泽东头上。未及毛泽东反对时，只听“注意……”，咔嚓一声，这张历史性的著名照片便诞生了。

现在我们从照片上还能够明显地看出，毛泽东戴的帽子有点小，头发也没有完全套进去。他本来有一顶量身定做的帽子，但平时不戴。当时警卫员说要回去为他取帽子，他阻止了，说那样太麻烦。斯诺说，窑洞光线太暗，要移到外面拍照，毛泽东服从了，并按照斯诺的“指挥”，站到指置。斯诺取景时，觉得站位距背景的窑洞太近，要求他向前移动几步，毛泽东也服从了。这一天他空前的配合。

毛泽东这张侧面戴八角帽的相片，是当时拍下的最好的照片之一，这是斯诺事先未曾想到的，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摄影师。这张肖像摄影艺术杰作，1936年11月14日，首次刊登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很快流传于海内外。

1937年5月，海伦·斯诺访问延安时，把这张照片拿给毛泽东看。他端详着照片，面带笑容地说：“没想到，我看起来还挺精神咧！”海伦说：“你的这张照片拍得真好！我丈夫说，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它在报刊上一发表，就吓坏了蒋介石，轰动了全世界。”毛泽东接着说：“哦，没想到我的照片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斯诺先生让世人看到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并不是红毛绿眼睛，杀人放火的‘土匪’，我们非常感谢他！”

1965年，斯诺访问完后由北京回到美国，对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斯诺的第二位夫人）和孩子们说：“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十分壮观。后台天幕上出现了放得极大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像。我出神地看了很久，啊，那不是我1936年为主席拍的照片吗！我兴奋极了，没想到这张照片在那么大的空间，派那么大的用场。”

斯诺十分珍惜那顶帽子。虽然它在毛泽东头上只戴过几分钟，但又是他自己与红军在一起时戴了几个月的，所以他一直把它珍藏着。他的两个孩子逐渐长大后，他时常取出这顶帽子，向子女们讲述当年在保安会见毛泽东和为毛泽东拍照的动人故事。全家人很高兴，都愿意在头上戴一会儿。他的两个孩子还戴着这顶帽子照过相。

1972年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商量这顶帽子应该怎样处置。尽管他们心里难以割舍，最后还是认为它属于中国人民，应该把它送还中国。因为，那是当年红军送给斯诺戴的，是中国一段历史的见证，上面有中国革命的影子。所以，在洛伊斯·惠勒·斯诺访问中国时，亲手把这顶帽子交给了邓颖超。后来，转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永久珍藏。

意外发现的一封书信

斯诺离开陕北后，1937年初，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4—1950）访问延安。毛泽东3月1日，与她谈了当时的国内形势与中日关系问题。这个谈话，表露了当时中共的一些新政策。后来，经过整理，3月29日至4月3日刊登在延安的《新中华报》上，题目是《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毛泽东为了让好友斯诺及时了解党的新方针，于1937年3月10日给他写了一封热情的信，并附上这份谈话稿。信是这样的：

斯洛（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带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

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斯诺收到这封信后，十分高兴。他通过文章，在中国和外国广泛传播中共的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新政策。从1937年起，在35年的辗转奔波和动荡生活中，他一直珍藏着这封信。

◆斯诺采访毛泽东的长文刊发在 1936 年11 月 14 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

1972年，斯诺在日内瓦逝世。当时我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和夫人王静，应邀协助斯诺夫人整理斯诺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这封信。请示国内后，定为珍贵革命文物，要求立即将它影印下来。1982年，在斯诺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夕，陈志方将它交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永久保存。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封毛泽东写给斯诺的书信，弥足珍贵。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都感谢你的。”其实，毛泽东对斯诺表示感谢不止这一次。1938年春，毛泽东对一位德国记者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陕北红区）的时候，斯诺来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

1939年9月，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和陕北根据地时，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把斯诺郑重介绍给大家。并指出：《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报道了我们情况，介绍了我党的政策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但是，当时延安也有一些人对斯诺心存误解和偏见，觉得他是美国人，不赞成在党报上发表他的文章。为此，1943年4月9日，《解放日报》以“编者”的名义发文，力挺斯诺，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斯诺：“虽然他是资产阶级记者，说话是站在美国立场上，但在现在国际反侵略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一员，斯诺也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他写的文章只要有利于抗战，在我们党报上发表也是可以的”，“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陕北归来著述多

1936年10月底，斯诺秘密返回北平。他先在美国使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发布他苏区之行的重要消息。继而在其夫人的协助下，整理他在苏区的采访笔记。

11月12日，距斯诺返回北平不到两周，他的《毛泽东访问记》开始在《密勒氏评论报》陆续刊出。随后《大美晚报》《亚洲》《美亚》《新共和》《星期六晚邮报》《生活》《每日先驱报》等英、美报刊接连发表了斯诺所写关于苏区的报道，以及斯诺在苏区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斯诺自己回忆说，他仅为《纽约太阳报》就写了30篇报道。在撰写文章的同时，斯诺还参加和召集了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介绍他的苏区之行。斯诺的报道文章和报告，在国内外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为了让中外更多的人了解苏区的真相，斯诺继续紧张地工作着。

1937年初，斯诺在北平寓所，将刚完成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初稿）英文打字稿交给王福时（清华大学学生、斯诺的朋友）。王福时看了非常感动，立即约斯诺的秘书郭达和燕京大学学生李放合作，迅速编译成中文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东方快报》主编王卓然（王福时之父）的帮助下，在北平秘密印刷出版，用上海丁丑编译社的名义发行。该书收有：斯诺与毛泽东多次谈话的记录，在英文报刊上发表的关于苏区情况的13篇文章，在北平作的《红军与西北》的讲演稿，以及32张照片和10首红军歌曲等。《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是斯诺关于苏区介绍文章的第一次结集出版，也是斯诺关于红区报道的第一个中文本。斯诺认为，此书“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妻子海伦则说：此书“对中国像一道闪电，它唤醒了人民”，它的出版“是一宗真正的中美合作”。

◆《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7月，斯诺在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中，修订了《红星照耀中国》。10月，它的英文本由英国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几星期就销售10万余册，10月底三次印刷，仍供不应求。至12月，连续出了5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三星期内销售1万2千本，成为美国有关远东时局的最畅销书籍。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一版再版，先后被译成法、俄、德、意、西、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等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1938年2月，胡愈之等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下，在上海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了第一个较全的中文本《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第一版发行后，顿时销售一空。以后接连数版，仅上海一地就印了5万册。各地又陆续出版了多种简译本、片段或译文小册子，尤以《毛泽东传》为多。据统计，斯诺有关其苏区之行报道的各种中译本多达五、六十种。

《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各国赢得了不同阶层众多的读者。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巴巴拉·拉奇曼所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

◆1970年，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参加国庆典礼。

《红星照耀中国》更大的影响当然还是在中国。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通过《西行漫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从各地奔赴“红星”的所在地（延安），不断补充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毛泽东说：“《西行漫记》是一本忠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斯诺自己也认为：他的书记录了许多永恒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关注是时代潮流决定的。斯诺的红区之行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中美交往及他与毛泽东的个人交往中树起了一块丰碑，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立了大功。中共对外开放方针初战告捷，大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实行这一方针的信心。

1971年，斯诺患癌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政府派出医疗小组帮助治疗。1972年2月15日，斯诺病逝于日内瓦。毛泽东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他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要安葬在中国的土地上。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了有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的斯诺骨灰安放仪式。北京大学（当时名“燕京大学”）是他1936年西北红区探险的出发点，也是他1937年整理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而且他在去陕北访问之前，曾在这所学校任教。斯诺长眠于此，是符合他的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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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者的爱国故事2

青青左公柳——左宗棠的清风故事

左宗棠挥师新疆时，途经西北大漠，见此地植被稀少，风沙袭人，满目荒凉，一路动员军民修路植树。三千里戈壁古驿道从此杨柳葱茏，碧波荡漾，后人称之为“左公柳”。左宗棠作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平定太平天国、创办船政、治理陕甘、戡定西陲，抗击法寇、保卫台湾，功勋卓著，却一生勤俭为公，散尽家财，回馈于民，被林则徐、梁启超誉为“绝世奇才”“五百年来第一人”。“左公柳”之清廉品格为世人称颂，所传承的爱国精神与廉政观，是湖湘文化之瑰宝。左宗棠整饬吏治、齐家治学的故事更是广为传扬。清代诗人杨昌浚挥毫写下“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名句，赞其豪迈、亲民的湘军气质。而青青左公柳，作为左宗棠精神文化的象征，也于今年十一月从甘肃肃州启程，回到左宗棠胞衣地湘阴柳庄。左公柳，历百年风雨，经历史沧桑，依旧清风浩荡。

行善广惠 亲民爱民

湘阴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北临洞庭湖，南接省会长沙，湘资沅澧四水在此交汇，因水系发达，交通便捷，自古人文荟萃，是湖湘文化重镇。出身书香世家的左宗棠，自幼读书习字，有神童之称，却因灾荒、家道变故及各种原委，科举之路屡屡受挫。道光十八年，左宗棠会试落第，从京城返回湖南老家，身上没有半文钱。京城朋友得知，资助文银三百两，将其送至城门外。漫漫归途中，天寒地冻，黄沙席卷。行至僻静处，见一老妇往树上悬挂绳索，欲寻短路，急忙将其救下。老妇泣诉，因家中债台高筑，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才有了轻生之念。左宗棠抚须长叹，把包袱里的银子尽数赠予老人。数月之后，左宗棠辗转回到村口，已是衣衫褴褛、形容憔悴。贤妻周诒端深谙其心，拭泪搀夫回家。

左宗棠科场失意，便潜心农桑，习读兵书，钻研经世之学，颇得要义。后得陶澍、贺长龄、曾国藩、林则徐等人的赏识和推崇，终于一路披荆斩棘，官拜封疆大吏。有了朝廷俸禄，经济逐渐宽裕后，左宗棠勤劳质朴的湖湘本色不改，在生活中事必躬亲，廉银多用于赈灾捐学，救济乡邻。据史书记载：同治五年，为湘阴府捐银六千两；同治八年，湖南患水祸，捐银一万两。光绪七年，左宗棠上任两江总督，赴任前回老家省亲。夜里，船行至湘江段时，风高浪急，坐船被抛起落下，情势万分险恶。左宗棠随即建议开挖碧浪湖，以利于船舶避险，并捐白银两万两。

清正廉洁 纲纪严明

左宗棠主张“塞防”与“海防”并重，力排众议，舆梓出征。西征费用逾千万，因清政府国库空虚，慈禧太后仅拨付五百万两，余下的让左宗棠自己想办法。此时，浙江商人胡雪岩出手救急，先后六次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来钱款，为左宗棠顺利收复新疆立下汗马功劳。左宗棠对胡雪岩大为赞赏，称其“急公募义，勤干有为”，是“商贾中的奇男子”，并向慈禧太后极力举荐。胡雪岩因此得到提拔重用，慈禧太后亲赐二品顶戴，官封布政使，其母亲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胡雪岩为表达感激之情，不远千里，派人给时处甘肃的左宗棠送去金座珊瑚顶、大参两件厚礼。这份大礼随即被左宗棠退回，并附信：“承远惠多仪，谨记拜登。荷珠玉之奇珍，领山海之异味，关陲得此，尤感隆重。惟金座珊瑚顶并大参两件，品重价高，断不敢领。平生享用，未敢过厚，谨原璧奉赵，即祈验收。”

左宗棠对贪赃枉法者深恶痛绝。他任闽浙总督时，令福建巡抚将贪吏周式濂、周大健劾办；至陕甘，冒销账粮的甘肃总兵周东兴被军前正法；对目无法纪、鱼肉百姓的甘肃徽县知县杨国光进行查办时，为杨“设词开脱”者，一律“记大过，永停差遣。”

左宗棠清正廉明，严于律己，不断言传身教，从而带出了一批廉洁奉公、勤政务实的部属。左宗棠的得力副手、西征名将刘典，居所“环堵萧然，一如寒素”。刘典积劳成疾，在军中故去，竟因“身后萧条”而“无以为殓”。左宗棠拿出自己的俸禄，为他料理后事，安顿家人。还有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伊犁将军金顺，因军功显赫，获赐良多，亦因仁政爱民，家财散尽。

寒素门风 自立成才

湘阴左宗棠故居—柳庄

左宗棠的一生，与家人聚少离多，但对于家风的养成、儿子的教育一日都不曾懈怠。吃苦耐劳、乐善好施乃左家祖训。任陕甘总督时，左宗棠的俸禄每年达两万多两，个人与家属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家里十几口人需要开支用度，他每年仅寄回二三百两银子，很多时候，夫人周诒端看病都拿不出钱来。

同济六年，适逢左宗棠六十大寿，子女们想尽孝，欲在柳庄举办宴席庆贺。左宗棠得知后，急令取消，责备孩子们忘记祖训，铺张浪费。并寄家书一封：“养口体不如养心志，况数千里外张筵受祝，亦忆及黄沙远塞、长征未归之苦况否？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肥肠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

有一年，次子孝宽见官宦子弟皆居豪宅大院，自家房子却寒酸至极，便想把长沙司马桥旧宅进行修缮。他未请示父亲，偷偷花了六百两银子，扩建后栋、加筑轿厅。左宗棠知道后，严厉训斥：“无论旧屋改作非宜，且当西事未宁、廉项将竭之时，兴此可已不已之工，但求美观，不顾事理，殊非我意料所及。”孝宽知道父亲动了怒，追悔莫及，自此严守家规。

左宗棠要求子女勤奋读书，自强自立。孝威、孝宽十四五岁时，常因交友嬉戏而荒废时日，左宗棠因此忧心如焚。庚申年正月，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北上襄办军务，在寒风鼓荡的舟船中写下洋洋千字劝学书：“亲朋中子弟佳者颇少，我不在家，尔等在塾读书，不必应酬交接。外受傅训，入奉母仪，可也。读书用功，最要专一无间断。”又言：“同学之友如果诚实发愤，无妄言妄动，固宜为同类；倘或不然，则同斋割席，勿与亲昵为要。家中书籍，勿轻易借人，恐有损失；如必须借看者，每借去则粘一条于书架，注明某日某人借去某书，以便随时取回。”

同治九年，两个儿子写信给左宗棠，请求父亲给钱，用于添置田产，左宗棠回信说：“今年朝廷赏给我的养廉银已用于兰州书院学子求学，还准备明年筹备一万两为家乡湘阴赈灾，所以没有多余的银两来给你们私置田产了。”

作者: 姚恒毅 杜华

有作者的爱国故事3

一个爱读书的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创造力的民族。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孜孜不倦读书的一生，他那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极富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优秀品质以及厚实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修养、强烈的求知精神、渊博的学识，集中体现在他对祖国大好河山所怀有的深厚感情中。

毛泽东一生爱山乐山，对庐山情有独钟，1959 年、1961年、1970年毛泽东主席曾三次登临庐山，前后居住达100多个日日夜夜，他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在庐山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三次上庐山，除了阅读从北京用几大木箱装来的书籍外，还在庐山图书馆借阅了200余册图书，留下了许多感人的庐山读书故事，在庐山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红色印记，为庐山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庐山红色记忆——伟大的读书者毛泽东在庐山读书的故事

1959年6月30日，第一次登上庐山的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起了“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这个典故说的是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走马上任知南康军时，刚一下轿，就开口问迎候他的人员是否带来《南康郡志》。讲了这个典故，毛泽东微笑“问志书”，要看《庐山志》，庐山的同志很快从庐山图书馆借来了1933年吴宗慈编纂的《庐山志》送到毛泽东下榻的美庐别墅，当天毛泽东翻阅了目录后，又借来了吴宗慈在1947年编纂的《庐山续志稿》，毛泽东在庐山的第一天，就两次借阅庐山志书来了解庐山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毛泽东阅读庐山志书之后，在庐山期间就加以了运用，并对“庐山”的得名与时间，谈了自己的见解。读了《庐山志》后他说：“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俗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往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周威列王往访，人去庐存。”对《庐山续志稿》毛泽东阅后也进行了评论“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

庐山红色记忆——伟大的读书者毛泽东在庐山读书的故事

毛泽东博古通今，对中国史学和文学作品十分熟悉，他在写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中国古典名句形象地解释现象、说明问题、证明观点。在庐山期间，毛泽东阅读了《水经注》《史记》《论语》《资治通鉴》《楚辞集注》《三国志集解》《梁书》《昭明文选》《元人小令集》《明忠愍杨椒山先生集》《鲁迅全集》《桃花扇》《西厢记》《牡丹亭》《安徒生童话集》等大量古今中外书籍，他还经常与人交谈读书心得。

在与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话时说：“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然后问梅白：“你晓得是哪个的作品?”当梅白回答这是明代杨继盛的诗后，毛泽东高兴地笑道:“是的，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十几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颜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诗言志，椒山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律诗中的精品。”接着他又引用了唐代诗人韦应物名诗中的一句“邑有流亡愧俸钱”，并说“这寥寥七个字，写出了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振奋”。

在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交谈时，水静看到客厅里摆着几本《安徒生童话集》，觉得很奇怪，便问他怎么还有兴趣看童话，毛泽东说：“写得好的童话，往往包含着许多哲理，能给人以启示，凡是有价值的书，我都喜欢看。”

庐山红色记忆——伟大的读书者毛泽东在庐山读书的故事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鲁迅，在庐山期间他仔细阅读了《鲁迅全集》《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他还最喜欢书写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959年在庐山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说：“要做到这一条。这句话原于齐景公的一则故事。齐景公70岁了，小儿子七、八岁，同他玩耍，学牵牛，拿条绳子，娃娃拉一端，齐景公用口咬住另一端，小孩子摔了一跤，齐景公掉了几颗牙。孺子牛的故事是这么来的。”毛泽东对鲁迅非常尊重，评价也很高。他提到这两句诗，既是为了自勉，也是与大家共勉。

毛泽东工作起来常常昼夜不眠，读书也是如此，他几乎把一切工作之余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了。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芦林一号别墅办公和休息，挑灯夜读是每日的必修课，执着地从书本中吸取知识。秉烛夜读的身影，深入思考的批注，无不体现毛泽东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

庐山红色记忆——伟大的读书者毛泽东在庐山读书的故事

爱读书，是毛泽东一生的爱好。毛泽东博览群书，最爱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为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在庐山积极推荐并带头阅读经济类书籍，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资本论》《列宁全集》《列宁文选》《简明哲学辞典》等著作时，他发表了大量评论性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许多观点。

毛泽东不但自己喜欢读书，还提倡大家读书，鼓励大家读马列著作、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等书，亲自安排各级干部政策理论学习。他在开会前批示：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县级主要干部，首先是第一书记，另读三本书:“好人好事”一本、“坏人坏事”一本、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文件一本。三本书不要超过十万字，七天能够读完。然后讨论三个星期，共学一个月。每年轮训县社干部。

1970年9月，毛泽东又就高级干部的读书学习提出：“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完,你就不晓得。”充分体现了他对干部提高思想文化政策水平寄予的极大希望。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读书丰富我们的知识，开拓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的智慧，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毛泽东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读书精神，坚持爱读书、读好书、学到老，读到老，传承好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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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庐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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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13日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