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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路先锋 非凡十年】艾蒿作证,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战略眼光的故事1

艾蒿，就是一种野草，生命顽强，性格坚韧，百折不挠。在小兴安岭脚下大青观的“大仙堂”，我见到了这种野草，就是这种野草，竟然牵动了我的心怀，在我的心里三十几年都不能抹去，至今仍历历在目，感慨万千，叫我永世难忘。

大青观，位于黑龙江省绥棱县半截河林场东北部山区，方圆250平方公里，海拔382米，山体由白垩系白岗质花岗岩构成，占地2400公顷，林木蓄积量达18万立方米。这里山峰绵绵，壑深溪幽，流水潺潺，花香四溢，景色迷人。林区内林木种类繁多，有云杉、冷云杉、胡桃楸、黄菠萝等珍贵树种20多种，是绥棱林区唯一的一处原始林。

大青观又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栖息地和根据地。从1936年开始，东北抗日联军就在这里活动，在那烽火硝烟的年代里，英勇的抗联战士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写下了许多许多美丽的传奇篇章。著名抗联将领李兆麟、金策、赵尚志等都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1937年，这里便成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抗联秘密联络站和后方基地了，北满抗联后方医院、被服厂就设在这里。

我到大青观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那天早上，为勘察山区公路发展情况，我们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一路颠簸，艰难地驱车数十里路，车在白马石前停住了，我们聆听了东北抗联在白马石的抗战故事后，想继续往上走，但车辆已经过不去了，前方没有路了，我们只好步行了。

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爬到了大青观，只见一块立面巨石突悬在山崖峭壁中间，巨石中部有一洞口，洞口上刻着“大仙堂”三个大红字，洞口前有一只三足香炉，铁铸而成，因风雨剥蚀，现已呈褐红色。昔日凡入此地赶山者，无不到此顶礼膜拜，烧香祈祷，以求大吉大利。这就是闻名省内外的东北抗联遗址“大仙堂”。

我们走近洞口，香炉下不少尘灰在山风的吹拂下四处飞扬，一股股青烟徐徐弥漫于山林之间，久久不愿散去。

此时，一位老妈妈正在香炉前，不时地燃香祭奠，嘴唇抖动，默默祷告。

我走近老妈妈，蓦然发现老妈妈烧的不是香，而是满山遍野生长的野草，老人蓬松的头发也是用这种野草扎起来的。老人为什么要以草为香呢？我诧异地注视着这位老妈妈，我想从她的脸上看出点什么。然而，老人仍顾自己烧香，也不抬头看我们一眼，一把野草在她的手里慢慢燃尽了。

终于，老人慢慢地抬起了头，看了看我，慢慢地问道：“远道来的吧？”

“老妈妈，您烧的是什么呀？”

老妈妈的脸上渐渐有了温情：“艾蒿，其实就是野草呀！”

“您这是……”

“我是在祭奠东北的抗联将士们哪！”

于是老妈妈向我们介绍说，这里是东北抗联战士战斗过的地方，这上边的山洞就是他们夜里歇息和养伤的地方。1937年东北抗联第6军军长戴鸿宾和抗联六军三师王明贵等先后率西征先遣队在这里建立了后方基地，建造了地下仓库、医院、营房和被服厂，储存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为西征部队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当年的7月，6军4师11团团长耿殿军带领部队护送伤病员返回这里时，途中与日伪山林警察队相遇，耿殿军一面指挥转移伤病员，一面指挥部队巧妙地打击敌人，一场战斗过后，一支30多人的敌队全部被消灭，我军无一人伤亡，保护了伤病员，保卫了后方基地。抗联的战士门个个都是硬骨头，是条好汉啊！当时这里十分艰苦，他们就喝这山下河里的水，没有粮食了，就吃野菜和山果，晚上就烧这种艾蒿驱蚊。他们在这里燃着艾蒿，写下了慷慨激昂的诗歌。于是，老妈妈向我们朗颂起来：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源水畔战马鸣/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袭人夜难眠/火烧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黑暗一扫完……此时，老妈妈目光四射，炯炯有神。她说，就在这洞下，六师的战士们浴血奋战，整整歼灭了一支日伪山林警察大队啊！这里洒下了烈士们的鲜血啊！老妈妈有些哽咽了。后来老妈妈告诉我们，她的父亲也参加过抗联，打死很多的小日本鬼子，1938年牺牲了。1968年的8月，她的丈夫在一次开山修路中病倒了，因为路不通，不能及时下山，丈夫就死在了山里，后来才知道得了阑尾炎，而阑尾炎抢救及时是死不了人的，可眼睁睁的却死了。老妈妈也曾有过儿子，可是在一次爬铁索桥下山时，不慎掉到了滔滔的诺敏河里，再也没有回来。1970年这里才来了筑路队，开了这条路，当地人管这条路叫战备路。老妈妈一个人在家里孤单，也搬进了山里，给筑路队的小伙子们做饭，炒榛子、烤烟叶……说着说着，老妈妈有些哽咽了。她说，这里的路还没有同山下的路接通，交通十分不便，没有车来，更看不见客车来，人要进城得步行几十里才能坐上客车。这里没有市场，连小卖店都没有哇，是买不到香的，都烧这种艾蒿，这里有烈士的鲜血，艾蒿长的就茂盛，年年生长，一茬又一茬，干了就像香一样燃烧，一点也不要火，一直能燃到根儿。

我恍然大悟。是啊，大青观的“大仙堂”抗联遗址的四外自然环境果真很优美，现今还保持着原始林区的地貌。顺着20度的石坡便可登上大仙堂的山顶，放眼望去，原始森林尽收眼底，美不胜收。这里的自然物资很丰富，这里有名贵树种红松、国松，有丰盛的山野菜。可没有路、没有车，拉不出去，革命老区的老百姓只好过穷日子。这里的山民太需要路、需要车了……我显得有些激动。抗日战争年代，这里的百姓积极支持东北抗联打击日本鬼子，他们不怕流血，不怕死，支援着抗日，给抗联战士送粮食、药品和衣物。而今抗日战争胜利了，革命老区的群众又在没有路、没有车、没有市场的环境中，艰苦创业和默默地吃苦耐劳，与贫困抗争着，就像山里的艾蒿一样，默默燃尽自己，化为肥料，孕育葱葱的森林，这是何等的高尚、无私和伟大啊！

我注视着眼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妈妈，很是敬仰。我想对老妈妈说点什么，可没有说出口，我蓦然觉得老人又很可怜了，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热，鼻子就有些酸了……真的，做为交通人为这里没有路、没有车，让革命老区的人民生活在困苦之中，真的不知怎么来安慰老妈妈了，老半天我说不出一句话，眼眶就渐渐湿润了。

后来，我取下相机，要为老妈妈照张像。老妈妈说啥不肯。她说，穿的太破了，照出的像一定不会好看。等以后这里的路修通了，有了大汽车、大客车，有了市场，日子好过了，家园变样了，那时候再照吧，那时一定买件新衣裳，再坐上漂亮的大客车到县城逛一逛。老人说到这里，拍拍身上的土，笑了：“也许呀，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了，看不到那条路了，更坐不上那辆漂亮的大客车喽！”

“老妈妈，您一定会等到那个好时候的，一定会坐上大客车的！”我说。

“那就好了，那我等着！”老妈妈瞅瞅我，笑了。

我目送着老人一步步下山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一直看着老人沿着那条用脚踩出的羊肠小道消失在茂密的森林中。蓦然，我有些担心，在心底为老妈妈默默地祈祷……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大仙堂”也出名了，响彻了国内外。2017年4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永远的军魂》摄制组走进了绥棱县，拍摄了抗联遗迹，“大仙堂”等东北抗联遗址上了央视节目。摄制组导演王毅对绥棱县抗联遗址保存之完好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近三年来，党和国家没有忘了红色的革命老区，加大了对偏远山区的公路运输建设投入，从2008年开始，先后拨出4.6亿元专款修建了231条偏僻山区的通乡、村公路，逐步实现了“路运一体化”。县政府也自筹资金1.3亿元，把通往林区的路修通了，还铺了一条白色专用公路。特别是近三年来投入巨资3.4亿改造了1184.5公里的通乡通村白色公路循环网，架起了6座水泥大桥，隔绝了几十年的山村与外界相通了。去年，当地林业局抓住通乡公路建设的机遇，建了一条旅游专线，还开了漂流、游乐场。“大仙堂”立了碑，刻了碑文，成了革命红色教育基地了，游客落绎不绝，客车、出租车一直开进了山民的家门口，山民出门也打的士了，再也不用徙步跋涉了。各林场还围绕着公路运输网络建了120多处大市场、野菜种植加工厂和山野物养殖场，市场日益活跃，县里的商贩都纷纷上山抢购山货，源源不断地运往山下或发往省内外。山民们还利用艾蒿的资源，加工草编工艺品，一炮打响，产品终于飞出了大山，飞出了国门，这让山民们很自豪。当地政府还组织万人上山，沿着公路开渠引水上山，山民们自发地组织数千台车辆拉土运石，一个秋天，就把诺敏河的水引进了山，山里人也种上了水稻。这真是个奇迹。

公路运输网络化建设让革命老区“大仙堂”的山民们走出了大山，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们乐呵呵地说：“现在真是太好了，政府把水泥路一直修到咱家门口，还精准扶贫，帮我们老区人民发家致富，我们养车跑运输、拉客不但不收费，反而还给我们补贴。党和政府给了我们优惠政策，给我们修了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有了路就有了车，才让我们有了奔头，走上了脱贫致富的路啊！”现在这里不但通了客车，出租车也进了山村，当地群众坐客车的愿望已经成为了现实，就连彩电、汽车和电脑都搬进了山区百姓的家了，这里的村民再也不会以草为香了。

真的，绥棱大青观的艾蒿精神永远不败。

这次来到大青观的“大仙堂”，我很感慨和遗憾，一直想给老妈妈照张像，但始终没能见到老妈妈，也不知老妈妈现在状况如何？现在老妈妈不但想坐上客车的愿望已经成为了现实，就连彩电、汽车、电脑都搬进了村民的家了。我知道，老妈妈虽已高龄，但老妈妈一定健在，就像“大仙堂”的艾蒿一样，上苍保佑，坚硬茂盛，年年生长不衰！我相信，老妈妈再也不会以草为香了。

艾蒿作证！

来源：绥棱县交通运输局 闫建军

编辑：姜彬

责任编辑：刘凯

有战略眼光的故事2

1935年四月，红军在云南附近的临时总部里，毛主席正激动地听着周恩来的汇报。

周恩来汇报完毕后，毛主席立即招手，说：立刻把这个好消息通知各军部首长，这可是一件涨士气的好事情。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毛主席如此激动？

原来，早些时候，周恩来带人在沾益地段，中途“拦截”了云南军阀龙云派往薛岳部的物资，里面有药品，有食物，更有着云南地图。

这些东西，毫无疑问都是红军战士们当下最需要的，而且里面的云南地图，更是让红军在之后能够迅速摆脱国民党部队的追击，顺利完成之后的巧渡金沙江。

正因如此，这次意外之喜被称为“龙云献图”。

古有张松献图，为刘备夺取益州提供了巨大帮助，而长征时期的这次“龙云献图”，一开始被广泛认为就是龙云送给薛岳的，只是但是中途被红军拦截。

可随着资料的逐渐公开，这件事情的更多细节也被发现，这其中存在的种种巧合，彷佛寓意着，所谓的“龙云献图”并不是一件巧合。

（毛主席）

是“丢图”还是“献图”

龙云献图这件事情，要从1935年红军长征时说起。

1935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十六时，红军各个军部的首长接到了中央军委的一则通知，大致意思是：

今日零点截获一辆昆明出来的汽车，里面装有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地图二十余份，白药一千包和四百瓶，以及副官一名。

（龙云）

这则通知的内容，无非传递出两个信息：

第一，我军截获昆明出来的汽车，第二，汽车上有很多物资，最重要的是云南地图。

既然是截获，那么意味着是用武力手段抢来的，刚好车上又有很多送给薛岳的东西，红军便从此获利，看上去，这个说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冲的儿子乌谷曾听到父亲和龙云谈话，龙云说，当初红军缴获的那一车物资，是他提前通过关系告知红军的。

九十年代时，作家马子华也在《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龙云》里面提到，红军将领罗炳辉曾在那个时候写给了龙云一封信，信中内容大概是，红军将路过云南，希望龙云不要攻击。

龙云收到信后，表示同意，并且还派送给了红军一车的物资。

从以上两个说法来看，“龙云献图”或许真的是龙云“献”的图，而不是“丢”的图。

当然，光凭这两件事情无法证明龙云献图的真相，所以应该从整件事情的细节来分析。

整件事情，最为完整地经过最后是通过当时负责物资运送的汽车司机赵汝成回忆得到的。

根据他的回忆。

根据赵汝成的回忆，他在四月二十七日当天早上七点半，带着昆明一家汽车管理部的两辆汽车前往都兰酒店，根据龙云的命令接到了一位李副官。

有着外省口音的李副官指挥他们把几十箱百宝丹（云南白药）和几捆用玻璃密封的圆筒（里面应该就是地图）装上车，然后在李副官的指挥下驶入滇东公路。

目的地也是李副官下达的云南沾益。不过即将到达的1时候，路前突然出现两颗大树横着拦在路中央。

（罗炳辉）

车刚停下，便响起了枪声，一队持枪的红军战士走了出来，并立刻将所有人绑住，李副官则是从另一端被押走。

那一天，赵汝成见到了一个留着胡须的红军干部，并在第二天每个人领了五块大洋就被放走。碰巧的是，一个月后，赵汝成在昆明见到了李副官，李副官说他在飞机轰炸时逃出来的。

赵汝成的回忆里，显然有着许多奇怪的细节：

首先，此次运输的物资，是龙云特地送给薛岳的，可除了有一个李副官之外，再无其他高级人员，且全程没有武装人员陪同运送。

其次，这次押送地点沾益，距离薛岳部并不近，且红军也是在当天凌晨抵达的沾益，所以汽车刚到目的地，就被红军截获了，这实在太碰巧了。

（薛岳）

另外，这种高级别的运输，龙云没有让军队的军车运输，而是选择让昆明里面的一家民用汽车公司运输，这也是一个非常蹊跷的选择。

当然，最耐人寻味的其实是李副官的身份。龙云作为云南王，手下官员几乎都是自己亲信，大多为南方人，而李副官竟然是一个外省人，而且很有可能是北方人。

再者，当汽车被截获的时候，所有人都被捆绑，李副官却是从路的另一端被押走的，和赵汝成等人分开了，这也不免让人怀疑李副官的身份。

红军战士范金标和魏国禄当时是周总理的警卫员，他们也曾回忆这件事情。

截获车辆时，周总理就在现场，而且是周总理亲自下的命令截获这两辆车，在这之后周总理还亲自布置了截车后的工作。

（长征时期的周总理）

这就和赵汝成的回忆对应起来了，他口中所说的那个留胡子的红军干部，极有可能就是周总理，因为在红军长征时期，周总理确实是蓄胡子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么一个截车任务，为何需要周总理这个中央领导人亲自出马？这或许更说明了这件事情是一件保密性极高，意义及大的任务。

这里又有一件事，当询问这个李副官为何龙云要用汽车押送物资而不是用飞机的时候，李副官的回答是因为飞行员生病了。

要知道，云南早在1926年就有一批飞行员毕业，到了1933年，更是有至少五十名飞行员，总不可能飞行员集体生病吧？所以这也是一大疑点。

（红军长征路线图）

李副官身份扑朔迷离，押送使用民营汽车，没有武装护送，中央领导人周总理亲自指挥截获，这些细节几乎就可以说明，这次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而不是偶然的。

更能证实这件事的细节是，当初《云南日报》曾连续三天发布六版报道，里面提到了薛岳来和龙云见面后的谈话细节，但是就是没有谈到李副官和丢失物资的情况。

很明显，此次丢图事件，其实就是龙云借着给薛岳送图的噱头，实际上是秘密联合了红军，给中共送去物资的，而这个李副官，极有可能就是中共的秘密特工。

疑似秘密特工卢志英

龙云不是丢图，而是实实在在的送图，这个猜想显然非常合理，那么，这个身份存疑的李副官，就很值得我们探究他的真实身份了。

（龙云）

若能证实李副官就是党中央的一名中共特工，那么这件事情也几乎就坐实了。

正所谓“天下何人不通共”，光是长征时期，就有无数地下党成员秘密获取情报，为红军完成长征做出了巨大贡献。

若是没有这些了如指掌的情报，恐怕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就会变得困难重重。

这么多秘密特工，李副官又究竟是哪一位呢？

2011年王清波曾作一文《被隐没的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事迹考略》，里面就记载了特工卢志英的传奇事迹。

当然，里面没有明确写道卢志英就是李副官，但是结合他的事迹和行踪来看，李副官极有可能就是卢志英！

卢志英是何人？

（卢志英）

卢志英是山东人，早期就加入了中共，并且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被捕，好在经过日后的妻子张育民的帮助下成功脱险。

之后，卢志英开始前往北平工作，秘密联系地下党员，为党中央获取情报而四处奔波。之后又前往杨虎城身边潜伏。

1934年，国军将领莫雄受到蒋介石委任，前往江西进行“剿共”工作，但事实上，莫雄早已秘密和中共党中央合作。

党中央为了方便莫雄的工作，便将卢志英派往莫雄的身边，协助他伪造“剿共”的成绩，成功骗过蒋介石。

（莫雄）

蒋介石也因为莫雄“剿共”有功，派他参加了高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对中共的“铁桶计划”，也就是第五次围剿。

这场重要的军事会议连续召开了一周，会议结束后，莫雄立即通知卢志英，卢志英也赶紧将情报秘密传送给党中央。

这次情报对于党中央来说无异于是救命的东西，让党中央在国民党开始第五次围剿之前就做足了准备，为之后果断进行长征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之后，莫雄又被蒋介石派往贵阳，卢志英也随同前往，并且将贵阳的详细情报悉数传递给党中央，位置后红军顺利进入贵州毕节再次立下汗马功劳。

（蒋介石）

根据记载，在1935年初和1936年初，卢志英应该都在贵州附近活动，而龙云献图事件发生在1935年四月的昆明沾益，这里距离贵州很近。

而且，薛岳也是在1934年年底进入的贵州贵阳，因此卢志英很有可能在此期间成功潜伏到了薛岳的身边。

这段时间，正是红军四渡赤水的时候。

四渡赤水时，靠着毛主席异于常人的战略眼光，红军可谓是将国民党的几支大军耍得团团转，但需要知道的是，这是在红军掌握了敌人情报路线的基础上。

显然，有着莫雄的帮助，卢志英在此期间必然为党获取了无数至关重要的情报，也必然为红军的四渡赤水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四渡赤水期间，党中央召开过一次著名的会议——苟坝会议。

（苟坝会议旧址）

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一个人据理力争，反对除他之外的许多干部，包括周总理，朱老总，林彪等人。

当时众人认为，鼓新场守军薄弱，可以率兵占据，毛主席却认为，应该攻打重兵把守的鲁班场，进而调动敌军，从而瓦解目前国民党合围的情况。

最终党中央采纳毛主席的意见，红军成功扯破国民党包围圈，在惊叹于毛主席卓越的战略眼光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红军的情报来源。

显然，卢志英很有可能就为党中央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

而且，1935年三月三十日深夜，莫雄司令部灯火通明，电报声响彻黑夜。同一天，国军的周浑元部被假情报欺骗，红军也借此避开了一场血战。

（卢志英一家）

次日，卢志英非常反常地向莫雄提出了请假，理由是回上海探亲。可这个老家山东的特工，又怎么可能在上海有亲人需要探望呢。

卢志英去了哪里我们无法从文献上得知，但是就在一个月后，四月二十七日，李副官就出现在了云南沾益，这其中关联自然令人浮想联翩。

根据云南党史资料记载，在三天后的四月三十日，陈赓布置给干部团五连任务时，派出了一位“李组长”，负责和肖应棠共同带领五连参与夺取金沙江的任务。

再根据肖应棠的回忆，当时李组长和他共同商讨了夺取渡口的计划，但是李组长并没有随同过江，这之后便再无这个神秘的李组长的记录了。

（肖应棠）

五月初，卢志英回到了毕节，向莫雄进行销假。

把时间线缕一缕，我们会发现，卢志英同志，和龙云的李副官以及红军里神秘的李组长，高度重合！

卢志英三月底请假离开毕节；李副官出现在四月二十七日的昆明，随后带队到沾益被截；李组长则是陈赓在四月底派出来带领干部团五连，然后五月初卢志英回到毕节。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卢志英就是李副官，也是李组长。

他离开毕节后，立马前往昆明伪装成李副官，被红军“抓“了之后，又以李组长的身份短暂指挥过干部团五连的行动，但是他没有随队过江。之后再以卢志英的身份回到毕节。

（巧渡金沙江）

龙云对红军和国军的态度

那么，这个所谓的李副官的身份，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是卢志英，正是卢志英的指挥下，将龙云派出的物资带到红军落脚点沾益，之后顺理成章地被“截获“。

但是，离下定论还差一个环节，那就是龙云的态度。

李副官的身份龙云是否可知？若可知，那就是龙云和红军早已商量好，若不可知，那么就是卢志英单独行动把龙云的物资带到红军处。

从之前的种种迹象来看，龙云很有可能是直到李副官的身份的，否则他不可能把物资交给李副官，也不可能在李副官被“抓“后不闻不问。

龙云一个国民党名义上的将领，名正言顺的“云南王“，又为何会和中共合作。这就不得不说蒋介石在红军长征时干的事情了。

随着红军长征的展开，蒋介石开始命令国民党部队紧追不舍，在追击红军的同时，蒋介石还把目光对准了这些本地军阀。

虽然蒋介石自从张学良“南北易帜“和中原打仗取胜后，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但是南方许多军阀其实都不受蒋介石控制。

所以，借着这次围剿红军的机会，蒋介石也打算把这些军阀也给剿了，当然不是直接进攻，而是希望红军和军阀交战，蒋介石再借着“剿共“的名义一同歼灭军阀。

王家烈就是前车之鉴，在和红军的战斗中屡次战败，消耗巨大，之后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到来时，便顺理成章收走了贵州。

（王家烈）

龙云当然是想要坐好自己云南王的位置的，毕竟不是蒋介石嫡系，若是丢了这个“山大王“的地位，以后的命运就不可知了。

红军兵临贵州时，龙云就多次召开军事会议，他的心腹们也几乎一致认为，最好别让红军进云南，哪怕进来了，也要赶出去。

在龙云之前，白崇禧，刘湘等军阀都是这么想的，都不愿意和红军主动交战，也不愿意让红军进入自己领地。

军阀们都互相勾心斗角，他们出兵不是为了剿灭红军，而是为了将红军赶到其他地方。就比如湘江大战之后，红军被迫西进贵州。

（白崇禧）

王家烈因此不得不和红军作战，薛岳借此机会率领中央军进入贵阳，拉拢了军部大部分干部，王家烈又因为损失惨重，一下子家底全没了，蒋介石于是让他“出国游历“。

再说龙云，因为红军在土城一战之后，被迫前往云南，龙云自然是不愿意落得像王家烈那样的下场。

恰巧，罗炳辉又写信给龙云，表明了中共只是借道而行，龙云自然是非常同意的。

为了让中共更顺利地通过云南，所以龙云就极有可能提出要送给中共一些物资和云南的地图。

当然，至于中央之后有没有继续和龙云联系，我认为应该是有的，不然“李副官“的出现是说不通的。

很有可能，龙云和中共中央进行了秘密联系，中央派卢志英成为龙云的副官，让他实施任务，而这个任务应该就是龙云给中共的物资和地图。

（红军长征）

总之，龙云提供的大量物资对伤亡的红军部队肯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提供的云南地图也让红军之后顺利完成了巧渡金沙江的壮举。

龙云也因此避免了被蒋介石占领，多年后，龙云又在云南举行起义，为解放全国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

结语：

红军长征，不仅仅是一次战略性转移，它更是一次对中共红军的历史性考验。

龙云献图只是红军长征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件事情反映出了中共对敌人心理的把握，对情报获取的娴熟，对战争局势的分析，其中但凡有一个部分出了差错，就很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而像卢志英这样，在那个年代四处奔波，建国后却几乎没有人认识的英雄，我们更要永远铭记。

参考文献：

辛欣.谍海传奇英雄卢志英[J].文史春秋,2006,(第2期).

张海鹏.湮没在历史烟云中的红色传奇“间谍”卢志英[J].档案天地,2013,(第1期).

普金山.龙云献图“有意而为”再探索[J].学术探索,2020,(第2期).

普金山.龙云献图的背后 ——红军巧渡金沙江与龙云“献图”关系探析[J].学术探索,2020,(第9期).

谢本书.龙云献图寻踪[J].云南档案,2014,(第2期).

有战略眼光的故事3

1949年12月中下旬，当人民解放军在川西平原横扫国民党军队时，在昆明宣布起义的卢汉将军，却遭到反对起义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围攻。

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后，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于12月11日成立。

虽然李弥、余程万仍在软禁之中，但卢汉也将他们列入名单，以期通过他们的威望影响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的官兵。

当时，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大部分部队忙于解放四川的战斗，奉命接管云南的陈赓将军指挥的第四兵团仍留在离昆明近1000公里的广西南宁。

拒绝参加起义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分布在沾益、曲靖、开远等地附近，有的还在昆明近郊的大板桥。他们可以在几个小时内通过公路和铁路到达昆明。

特别是26军193师原驻安宁，26军军部及直属队位于市区旁的北校场和西坝，对昆明的地形地貌十分熟悉。

一旦发生战争，卢汉手下由保安队刚刚升级的93军、74军必然无法抵挡。卢汉也希望得到李弥和余程万的支持，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招揽两军。

于是，卢汉对这些软禁的头面人物给予优待，派军政要人龙泽汇、杨文清、曾恕怀等人每天陪他们吃饭，劝他们加入起义。

李弥、余程万虽然被列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但他们确实不愿放弃对蒋介石的忠诚。在李弥的带领下，这些被软禁的人经常悄悄讨论如何脱身。

卢汉起义的消息初传到第八、二十六军时，官兵们一片恐慌。

此时，第八军四个师集结在沾益、曲靖之间，第二十六军三个师也驻扎在彝良、开远一带。他们群龙无首，正不知如何是好，军中的小丑汤尧跳了出来。

1949年11月，国民党陆军总部奉命撤退云南，由总司令关麟征负责。

他任云南驻军总司令时，镇压昆明学生运动，一直与卢汉不和，不愿来昆明。

蒋介石不得不改调参谋总长顾祝同为陆军总司令，由陆军总参谋长汤尧带总部人员经贵州入滇。

国民党军队全部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也有国防部长、参谋总长等具体领导。陆军总部是一个有虚名的机构。汤尧被称为陆军总部参谋长，实际上并不能指挥任何部队。

汤尧早年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拜上校兵器教官。他是军校中较年轻的教员之一，起点甚至比刘峙、顾祝同、陈诚还要高。

但他直到1949年才成为名义上的陆军总部参谋长，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据与汤尧共事的老人介绍，此人傲慢、心胸狭隘、狡猾、不可信，而且行事卑鄙下流。他经常与青洪帮交往，和妓女鬼混。他的同事和学生都很鄙视他，不愿意和他交往。

1925年夏，校长蒋介石收到多封举报信，要求罢免汤尧。汤尧怕丢了饭碗，又去请安徽同乡张治中和安徽国民党元老柏文蔚留任。

汤尧退到云南后，有求于卢汉，便假装亲热地去看望卢汉，并谈起同学情谊（他们曾在陆大第五专班受训），希望能让自己的军部驻地在昆明。

卢汉正竭力把国民党中央军挤出去。他怎么能再增加一个可能威胁到他的军事单位呢？随后，卢汉以抗战时期陆军总部驻楚雄为由，婉言拒绝，请他们暂留曲靖。

当时，贵阳、重庆相继解放，汤尧颇为惶恐，急于寻找出路。卢汉起义的消息传来，听说李弥、余程万已成为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他想，按照他的职位，也应该混个委员当当。

起义后没多久，汤尧急忙打电话到昆明，得知自己不在社员名单上，心里很郁闷。放下电话后，他泪流满面，认为卢汉看不起他。

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仍然要在这场大变革中寻找出路，特别是在现在革命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找一个委员当当。

他首先于12月10日电告卢汉，请求在云南起义后安排原陆军总部。其实，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提醒卢汉，云南还有陆军总部这样的大军事单位，千万不要忽视。

他在12月11日亲笔写信给卢汉：

现本部同仁连眷属共五六百人困处曲靖，如得经费略予分配，人员妥善安置，予愿已足。如何？恳核示。

虽然曲靖距离昆明只有130公里，但这封信和电报不知在哪个环节耽搁了，卢汉在很多天后才看到。

卢汉在复电中说：贵部应立即公开坚决地发布声明，脱离台湾反动政府，回到人民阵营，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接受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命令。

也就是说，汤尧如果不明确表态，根本不可能参加起义，更不可能在新政权中获得一席之地！

汤尧12月11日致信卢汉后，在曲靖等待回信。一两天过去了，邀请他去昆明的信没有收到，他却收到了卢汉的这封信，从希望变成了怨恨，大骂卢汉不会做人，拒他千里于之外。

随后传来消息，李弥、余程万虽在成员之列，但实际上被关押在五华山上，没有人身自由。汤尧又庆幸自己当时不在昆明，得以幸免。

他是一个不甘寂寞、雄心勃勃的人。当他看到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突然失去指挥权时，这个狡猾的人开始趁乱取而代之。

他开车去找第八军副军长曹天戈，又电话联系开远的第二十六军副军长彭佐熙，催促他们接管军权，一起收拾卢汉。

这很管用，立刻激发了曹、彭二人的权力欲，他俩同意以三人名义电报台湾：李弥、余程万虽被拘押，但学生将指挥军队与卢汉决一死战。

曹天戈

刚从成都匆匆飞回台北的蒋介石，对云南政局的突变不知所措。他很高兴看到汤尧等人的这封标榜“忠义”电报，觉得两个军只要还在，就有可能挽回云南局势。

蒋介石立即回电勉励， 并提拔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督导云南军政事务，全权指挥进攻昆明事宜。曹天戈升任第八军军长，彭佐熙升任第二十六军军长。

电报中，蒋介石还“大方”地拨给第八军10万银元，拨给第二十六军10万银元，并允许他们进入昆明后“自由行动”三天。

同时，他还想把撤退到黔西的第89军与第8军、第26军一起编为第8兵团。

当晚（12月12日）传来消息，第89军军长张涛等人在贵州起义，云贵三个军合编为兵团的计划破产。

为了不使仍在关押中的李弥、余程万倒向卢汉，蒋介石任命他们分别为云南省主席和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蒋介石又命令副参谋长萧毅肃飞赴西昌，催促西昌贺国光部队从滇康边境进攻昆明，策应汤尧。

也就是说，入城后，可以随意在城内抢劫、强奸、烧杀三天。这可激发这些官兵残暴无知，两军官兵顿时杀了他们，急于攻占昆明。

汤尧没想到投靠卢汉不成，反而因对蒋介石的忠心受到提拔重用。这个“时来运转”让他受宠若惊。

能够跟着汤尧升官发财，曹天戈和彭佐熙也很高兴。他们纷纷向台湾回电，发誓要攻占昆明！

汤尧的部署是以第八军一七零师进攻昆明以东；第二十六军从东南方向攻占昆明；第八军第四十二师、第一百一十六师和退入云南的国防部直属五个宪兵团为总预备队。

当时，第八军有2.5万余人，第二十六军有3.5万余人。加上随行的国防部直属宪兵团，总兵力约7万人，无论从兵力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强于仅约2万人的卢汉起义部队。

12月16日晨，汤尧、曹天戈、彭佐熙先以八军教导师和二十六军193师为先导，强令驻守大板桥、呈贡等地的卢汉起义部队撤退，让他们的两个军在这一地区集结。

经过三天的动员，各军师已经全部到达进攻地点，然后于12月17日凌晨开始进攻。汤尧的指挥部也在这一天进入了距离昆明市区仅5公里的大板桥。

蒋介石听说卢汉起义后，派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坐镇海南岛海口机场，指挥空军以海口、蒙自、沾益机场为基地轰炸昆明数日。

王叔铭

12月13日，国民党飞机向位于五华山的省政府办公楼被投下炸弹，第93集团军军长龙泽汇正好走到大楼附近。幸运的是，他的副官在炸弹落地前及时将他推进防空洞。

五华山周边的平正街、翠湖附近的卢汉公馆也相继被炸；轰炸连续了好几天，许多房屋被炸毁，数百名无辜民众死伤。

卢汉急忙把指挥部从五华山迁到了城东北的圆通寺。

这是一座有648年历史的古刹，始建于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庙宇巍峨，院落回廊苍翠，安静宽敞，足以容纳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和警卫。

它背靠高约56米的螺峰山，可为安保指挥部设置防止射击阵地。寺后有幽深宽敞的天然溶洞躲避轰炸，比五华山更安全。

圆通寺

他们害怕国民党轰炸时误炸李弥、余程万等人，将他们转移到龙泽汇民宅和卢汉的新居居住。大特务沈醉被送进翠湖边前居街的陆军监狱。

过去，绥靖公署副主任马英负责部队的调动和作战计划的制定。现在的马英对起义持暧昧和骑墙态度，因此整个昆明保卫战的指挥都得由卢汉自己掌握。

具体事宜由隋部参谋长谢崇文、第93军军长龙泽汇、昆明警备区司令员饵晓清、副司令员许义浚执行。

他们的防御作战计划是，阵地敌人的进犯路线，将守军部署在城东、城北、城南，以呈贡跑马山、长春山为前线，利用已经修筑的野战工事阻击敌人。

龙泽汇

他们知道，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这条防线很难长期守住。只希望能在挫败敌人锐气后就撤退，重点防守昆明城。

准备起义前，卢汉拨款云南半开30万元（约合15万银元），命令昆明市市长曾恕怀招募民工，从西到北在昆明周围修筑许多钢筋水泥的碉堡，开凿交通壕沟。

国军一旦接近昆明，就可以用来抵御敌人。

现在这，些紧邻昆明城的简易工事已经开始发挥保卫昆明的作用。

从12月14日起，卢汉每天用电报向重庆第二野战军的刘邓首长报告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的进攻动向。

12月16日中午，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宜良阳宗海时，卢汉在电报中写道：其对昆明的侵犯和对人民的镇压十分明显，望陈赓、宋任穷两位将军迅速西进。

12月18日凌晨4时30分，昆明保卫战正式拉开战幕后，卢汉一天内多次加急电报报告军情，请求增援。

刘、邓两位指挥员也每电必回，指示卢汉如何加强防御，并向其通报解放军救援情况，坚定了卢汉保卫昆明的信心。

据卢汉估计，如果能打10天左右，已经进入川黔桂的解放军就可以前来驰援昆明之围。

据守昆明的主力是93军驻龙泽汇的三个师。根据卢汉的指示，龙生文所在的277师防守右翼，张秉昌所在的279师防守左翼，张中汉所在的277师担任预备队。

在此期间，余建勋指挥的第72军两个师也于起义前夕从滇西运至禄丰，在平浪、安宁集结，相机进攻敌人侧背。

双方攻防战场距离昆明城如此之近，一旦交战，猛烈的炮火，特别是如果敌人使用远程重炮，昆明这座古城就会被毁为废墟和瓦砾。

然而，卢汉的起义部队无力将战场向外推进，将敌军阻击在宜良、嵩明100余里之外。

因为他的起义部队名义上有两个军六个师十八个团，其中只有六个团有战斗力。剩下的12个团是半年来陆续组织起来的，缺少武器装备。

有的团、营连重机枪都没有，士兵也没有受过战阵训练。当枪声响起时，他们会紧张得趴在地上。

而他们的团、营、连军官，此前大多在滇军第16军、第93军服役，有的在抗战胜利后整编复员，有的在东北被俘后被遣返回家。

这批人早在起义前两年就被卢汉收留，招入他的保安团，成为部队组建的中坚力量。

其中，保安十一团团长李焕文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保安4团团长王绍尧、临时保安6团团长夏际昌、保安10团团长朱德裕等，都是党的外围组织“军盟”成员。

他们手下还有一批倾向革命的战斗骨干。如今，大家都愿意以“人在阵地，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保卫昆明。

刚刚为云南起义欢欣鼓舞的昆明人，又陷入了恐慌和沮丧之中。郊区人民更是直接暴露在战场之中，饱受战火威胁。

起义前，卢汉多次表示不希望地方糜烂的局面出现，但因为汤尧等顽固派策动八军、二十六军进犯而发生了。

卢汉将军深感形势危急。12月18日，他急电二野求援。同时，他还派人寻找朱家璧指挥的边纵部队，请他们日夜来到昆明，向敌人一侧发起进攻。

但当时朱家璧所在的“边纵”因电台坏了，已与边区党委失去联系，下落不明。

潜伏在昆明的边纵副政委郑伯克只能通知楚雄的边纵第八支队和普洱的边纵第九支队设法寻找。

12月16日，他还召开了有中共昆明地下党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支援卢汉起义。

边纵副政委郑伯克

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昆明义勇自卫总队，并动员全市人民参加构筑工事，组织营救伤员、运输军火，保护工厂和城区。

昆明义勇自卫总队由昆明市委委员王维彩任团长，共5778人，拥有步枪2117支，迫击炮2门，轻机枪、自动步枪70支，土炮500余门。

在昆明保卫战最激烈的时候，队员们巡逻街头巷尾，盘查盘问可疑人员，有效阻止了敌特的破坏活动，使卢汉将军的起义部队得以在前线全力作战。

曾经全力阻止共产党活动的卢汉，如今看到一夜之间五六千人的队伍出现，而且是那么有纪律、有斗志，不禁深感惊讶和感叹。他忍不住对下属说：

“我要花几十元钱才能招募一个保安团士兵，组建一个保安团更要花很大的力气和时间，现在共产党一声号令就能集万人之力，真让人敬佩！”

这让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起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共产党消灭！

卢汉派人劝说被软禁的李弥、余程万写信给八军、二十六军官兵，停止进攻昆明。

李弥和余程万口头上答应，心里却暗暗为这次进攻感到高兴，希望自己的军队尽快功入昆明。

李弥趁妻子龙惠娱允许他到龙泽汇家中探望，暗中从事秘密生意，然后让龙泽汇转告卢汉，只有让妻子带着他的亲笔信出去，第八军才能停止进攻。

兵临城下，情况危急，卢汉和龙泽汇等人商量再三，只能答应了。

他们哪里知道，李弥的妻子龙惠娱比李弥还忠于国民党。她到大板桥八军驻地后，不仅拒绝劝说曹天戈等人停火，还煽动八军官兵加紧进攻。

她反复强调，只有赶紧打下昆明，才能救李弥等人。

经过一番秘密生意，回来时，她给李弥带来了一封由曹天戈等人签名的回信，表示愿意接受停火的命令，但希望能放李弥回去安抚部队。

李弥把这封信交给杨文清，让他转给卢汉。杨文清临走时，龙惠娱掀起旗袍下摆，里子上赫然写着曹天戈等人的另一封信。

信中慷慨陈词——第八军不会停止进攻昆明，将全力与卢汉的军队作战，营救李弥。

卢汉派人找余程万谈话时，余程万给人的印象是愿意参加起义。

但他认为，隔着火线，26军不会相信这里传话，最好让被扣留的193师师长石补天出去转达，有了他的命令，26军一定会停止进攻。

余程万

事实上，这也是余程万的阴谋。石补天到26军后，还催促彭佐熙催促部队加紧进攻。回到昆明后，他欺骗卢汉说，只有释放余程万，二十六军才愿意停火。

12月16日下午，敌人对昆明的三面包围已经形成，戴着“复仇”臂章的先头部队向城市东南郊进攻，并与起义部队展开交战。

卢汉原本命令龙泽会93军守住呈贡跑马山、祭天山、长春山、呼马山等前线作为主要防御阵地。这些阵地距离市中心略远，在战斗中可以减少城区的伤害。

但在12月16日晚的军事会议上，谢崇文认为现有防御阵地战线太宽，由93军一个军防守，实力单薄，且没有预备队可用。敌人要是突破一点，就能长驱直入城区。

他主张缩短防线，作纵深配备，利用现有阵地作为前进阵地，主力部队应撤至官渡、小板桥一线，在那里应作为主要防守阵地。

这样就可以在逐步抵抗中消耗敌人，等待人民解放军的救援。

同为军人的原民政部门安恩溥（1937年卢汉任第六十军军长，安恩溥任182师师长，后升任第六十军军长）担心近城作战会把昆明打得粉碎，提出能不能少退一点，以金汁河为界防守？

而位于昙华寺反坡的金汁河，只是一条狭长的河沟。冬天水浅，不仅能渡，身强力壮者还能一跃而过。

特别是敌人现在占领了昙华寺后山，居高临下轰炸城内，更加被动。

安恩溥

谢崇文坚持认为，如果不及时向后收缩，前线拉得太长，空虚地方太多，弹药、给养、伤员的运输都成问题。敌人进来会更容易，城市也会糜烂得更快。

卢汉听取了安恩溥和谢崇文的争论，权衡了两种防御方案的利弊，决定缩短防线，以保证昆明城区。

他命令城防部队撤退约15公里，在大小连山、火车北站、汽车东站、吴井桥、双龙桥等周边形成了新的防御阵地。

后来的战斗进展证明，这种缩短防线的措施虽然有些冒险，但却是针对敌我强弱的实际所采取的措施，可以防止敌人在敌众我寡的困难情况下，乘虚向城区插入。

金汁河

在此期间，刘、邓还发电报要求卢汉加紧对李弥、余程万的工作，争取他们带动第八、二十六军转入起义。

卢汉每天用好烟、好茶、好酒、好菜款待李、于二人，并不断派人安慰，希望二人能尽快回心转意。

李弥急于脱身，趁机发誓，自己愿意说服第八军起义，但光靠写信，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只能由他本人亲自出马做说服工作。

卢汉虽不完全相信，但八军、二十六军日益逼近，只好派人于12月16日将李弥松到大板桥八军军部，叮嘱他一定要劝部队撤出昆明，完成任务后尽快赶回昆明。

李弥恭顺地点头，以示服从。他怕如不能及时离开，卢汉会听从亲共人士的想法，再次拘留他。

卢汉放了李弥，却没有及时释放余程万，大概是因为卢汉觉得同为云南人的李弥，比广东军人出身的余程万更靠谱。

其实，卢汉这次错了。他只看到李弥来到云南后多次对自己表示尊重，被扣押后多次表示愿意接受起义，却不明白李弥始终视共产党为敌人。

1930年李弥任团长时，参加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除八年抗战外，三年内战期间，他在山东、准海战场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多次战斗，直至其第十三兵团全军覆没。

余程万虽然也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但长期得不到重用，对蒋介石满怀怨恨。

在此之前，余程万虽然积极反对卢汉，但这次被拘后，在卢汉手下的劝告下，他还是考虑了未来的出路。

之前，余程万的同学陈赓将军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及时起义。现在他也在想，与其这样下去成为战犯，不如参加起义……

但此时的卢汉并不相信他。

卢汉并不知道，进攻的第八军不仅曹天戈、彭佐熙异常顽固，是受到了汤尧的煽动和操纵。

李弥被释放后的第二天一早，激烈的枪声响起，全面进攻昆明的战斗正式开始了！

17日上午，第二十六军分两路从东南方向向大板桥、跑马山、小板桥等地驰援。

他们先是大炮轰击，接连倾泻数千发炮弹，炸毁了起义部队在跑马地山修筑的工事。然后以一个团的兵力攻占跑马山，直抵小班桥。

第八军一部迂回至金殿、黑龙潭一带进行侧击。轻重机枪子弹和大大小小的迫击炮弹已经能够击中城市附近。只有西北方向有宽阔的滇池阻隔而暂时平静。

起义后，卢汉下令将滇池周边的船只全部集结起来，防止敌人乘船从水上进攻。

此外，余建勋指挥的第74军已在楚雄、禄劝、安宁等地集结完毕，敌人怕后路被断，没有从西北方向进攻。

第二十六军副军长彭佐熙见李弥返回第八军，于12月17日下午向卢汉发出威胁电报说：

如钩座仍扣余公，全体官兵即刻填滇池，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请在12小时内回电。

这个限时回复，还是“填满滇池”的威胁话语，十分蛮横，让卢汉十分恼火。

而且有了李弥一去不复返的前车之鉴，卢汉也不愿意仍立即释放余程万，宁愿先与进攻的军队战斗一段时间。

敌人的攻势非常猛烈。12月18日，守卫官渡、小板桥的保安6团在第26军一个师的猛攻下，被迫撤至巫家坝机场。

敌277团乘虚而入，开始攻击机场。如果机场被敌人占领，台湾将更方便地向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空运兵力和武器弹药，加大对保卫昆明的起义部队的打压力度。

卢汉非常着急，命令93军军长龙泽汇亲自带着警卫员赶去督战，并命令部队准备破坏机场跑道。

巫家坝机场

千钧一发之际，74军的主力——保安5团的团长马荣楷率一个营赶到。

该团原驻大理下关。12月17日上午乘坐军车驰援，当晚抵达昆明大树营区。刚下车还没来得及消息就接到命令增援机场。

经过保安5团几次肉搏战，敌人的攻势被遏制住了。

下午3时许，他们团的迫击炮连赶上来，一阵阵炮击将敌人赶到小街边，再从那里将敌人打过金汁河，使巫家坝机场转危为安。

与此同时，李焕文保10团在杨方凹的防线数次被敌人突破。龙泽汇命令预备队保15团紧急驰援，才守住了阵地。

起义部队虽然英勇作战，但伤亡惨重。如果敌人再发动几次大攻势，他们就不得不撤退。

此时，卢汉已收到刘邓12月18日的回信：陈赓将军、宋任穷将军率领的第四兵团三个军将全速入滇，于23日到达文山，第五兵团在贵州的一个军也将于20日到达宣威。

卢汉更放心了。他把电文拿给几个将军看，对他们说：

“你们只要守住10天以上，敌人缺粮少弹，就不攻自破；更何况，解放军不到10天就到了，在敌人屁股后面打一打，敌人就完蛋了！”

他担心解放军还没到，就已经被敌人冲进昆明，郑重地说：“昆明不能让敌人进来，要是进来了，损失太大了，财产损失不说，老百姓要死很多人。”

李弥回到大板桥八军，才发现自己被软禁的这几天，所在部队与以往不同，兵权已被曹天戈掌握，他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发号施令。

但他毕竟比曹天戈、汤尧更有战略眼光，而且在离开昆明时，他从龙泽汇那里得知解放军正在努力增援昆明。

李弥便劝老部下不要再进攻昆明，并迅速将全军拉到滇西腾冲，在中缅边境寻求生存，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

如果按他的策划来安排，不失为保存实力的上策。

从后来的发展看，滇南战役歼灭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后，只有不到两个团的残部逃往缅甸，使中缅边境长期动荡。

如果把全军5个比较完整的作战师盘踞在那里，不知会刮起多少妖风黑雾。

但此时曹天戈、汤尧刚受蒋介石提拔，急于立功受奖，怎能甘愿听从李弥的劝告。

汤尧还怀疑李弥被卢汉收买，阻止他召集师长会议。李弥只好心怀不满地前往沾益，准备从那里的机场飞往台湾。

但在等飞机的时候，他秘密会见了田仲达、石建中、李彬甫三位师长，向他们指出，攻占昆明无助于大事，不如早点撤到滇西，晚几天就很难脱身。

这些话虽然没有立即生效，但还是影响了这些师长攻打昆明的决心。他们在发兵出兵时顾虑重重，不肯全力以赴。

卢汉释放李弥虽然没有取得第八军起义的胜利，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昆明的围困。

12月19日，卢汉见进攻吃紧，亲自找余程万谈话，请他出面阻击二十六军的进攻，并直言不讳地向他指出：

“蒋介石的百万大军都被打垮了，现在你们两个军队算什么？蒋介石逃到台湾，留下你们在这里当替罪羊，你们还为他打仗有什么用？对国家和个人有什么好处？”

这让余程万很感动。

卢汉还以自己亲身经历劝告：“我过去忠实地追随蒋介石，你们都知道。现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就毫无顾虑地宣布起义，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余程万在焦虑和恐惧中。看到卢汉肯放了他，又被卢汉的话感动了，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我愿意保昆明平安！”

卢汉和余程万从紧张敌对的关系中趋于缓和，经历了一个磨合的过程。

1949年第26军在云南组建时，卢汉命令滇南各县只向云南保安团供应军粮，第26军前来索要，一律不给。于是，26军一度陷入无粮无饷的困境。

余程万这才感受到卢汉在云南的实力，只好亲自赶到昆明向卢汉求援，还发誓自己的军队驻扎在云南，一定绝对听从卢汉的指挥，不会有二心。卢汉这才给了他们30万银元。

余程万的手下平日也劝他，既然驻守云南，吃喝和兵源都得倚靠卢汉，千万不能忤逆他。

所以余程万经常是反反复复，既有取代卢汉的野心，又不得不依靠卢汉。

余程万被卢汉软禁后，也认为自己虽是中央军高级将领和黄埔系干将，却长期得不到重用。

在6年前的常德会战中，他率领57师8000余名官兵与日寇进行了长达40余天的战斗。最后，他在还剩300多人的情况下突围而出。

报纸和电台曾把他宣传为孤城血战的民族英雄。著名小说家张恨水也为他写过长篇小说《虎贲英雄》，但余程万后来以战败的罪名被押往重庆接受军事审判，差点被枪毙；

抗战胜利后，余程万长期被贬谪，成为没有兵权、只能抓壮丁的粤东师管区司令。

常德保卫战

1948年4月，国民党要在内战中扩军，在黄埔同学和老上级俞济时的帮助下，才将混日子的他调到云南任缺兵少粮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请他扩军谋粮要饷。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他没有和解放军直接作战，他觉得自己无罪。现在他想顺应形势跟随卢汉起义。

之前，他看到李弥走了，沈醉等人被关进监狱，心里十分焦急和害怕。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他告诉卢汉，出去后一定要领导二十六军起义，决不辜负卢汉的苦心。

卢汉虽然因为李弥去了不返，并不完全相信余程万的话，但现在昆明形势紧张，只能再采取放虎归山的险招。

并苦口婆心地告诉余程万，事成之后，他要及时赶回昆明，担任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

余程万爽快答应。临走时，昆明警备司令饵晓清派三名军官乘吉普车送他出去。

12月19日下午1时30分，三名军官陪同余程万回到昆明的住处，收拾行李，叫上等候在那里的秘书和副官，一起开车出去。

这一天，26军的攻势非常猛烈。步兵冲过五里多、吴井桥， 逼近螺蛳湾、双龙桥，以及市区内的金碧路东头，企图攻占当时位于塘子巷的火车南站。

26军炮兵营已被部署在巫家坝，准备轰炸城区。炮兵营装备的都是大口径的山炮、野炮，杀伤力很大。这样，昆明五华山、正义路、金碧路等中心市场将被破坏。

双方的攻防战正在激烈进行，子弹如飞蝗般倾泻而下，余程万难以越过火线。

几经周折，从下午2点推迟到下午4点10分。护送他的人利用战斗间隙才爬上一个插着白旗的小土堆，高喊：“我们护送余军长回来，你们别打了！”

敌人通过望远镜看得很清楚，一个穿着中将制服的人确实是他们的军长，周围只有几个随从，没有更多的部队，于是停止射击，让他们过去。

从昆明到呈贡短短20公里的时间里，他们一路受阻。他们下午4点半出发，晚上9点到达。

余程万回到26军后，立即命令步兵停止进攻，炮兵停止射击。

回到位于呈贡的第二十六军部后，余程万召集部队团级以上军官和直属部队营级以上军官开会，说：我已经接受起义，大家要看清未来，跟我走。”

余程万还宣读了卢汉关于将第26军改编为“云南人民解放军暂编第11军”的命令，各级军官担任原职，部队立即向滇南撤退。

当时，包括26军副军长彭佐熙在内的大批将领都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卢汉见余程万回去后信守诺言，果然让部队停止攻城，非常高兴。

为进一步争取二十六军，派人送去700两黄金、5万元云南半开银币和一车火腿、大头菜等食品慰劳。

对于第八军，卢汉还派曾答应起义的原第六训练司令部副司令傅克军和担任第八军副司令的曹福谦到大板桥找到汤尧、曹天戈，劝他们停止进攻昆明。

曹天戈指挥第八军正打得顺手，认为攻入昆明只是早晚的 事，也就很嚣张，哪里肯听从规劝，反而破口大骂：“卢汉有本事叛变，怎么没有本事打仗？”

汤尧却暗暗得意: 你卢汉起义时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不把我汤某人放在眼里，如今打怕了，却来求我了。就阴阳怪气地在一旁说风凉话：

“我算什么人？我能指挥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我又不认识卢汉，为什么他的信上还写上我的名？真是奇了怪了！”

他们不仅不停止进攻，还督率各个师对昆明攻得更凶猛了。

但这时候，第二十六军内部又发生了分歧，产生了夺权与反夺权之争。

已经当上军长的彭佐熙，见余程万又以军长身份回来指挥部队发号施令，开始他还有些紧张，怕以后追查他率领部队进攻昆明的罪责，曾写信向卢汉表忠心。

但这个军一些忠于蒋介石的师长、团长们却不愿就此放下武器。

这当中以第九十三师师长叶植楠最为激烈，他与彭佐熙关系一向密切，也看出了彭佐熙这时候的矛盾心情，就对彭佐熙说：

“你为什么放着刚升任的军长不当，要再跟着余程万去当副军长？他得了卢汉的好处当然要叛变，你是率领我们打昆明的头头，不怕以后遭清算？”

彭佐熙想想，也觉得他说得对，对起义又动摇了！

卢汉见第二十六军虽然从昆明撤围退向宜良，却迟迟不见他 们发表起义的通电，很是疑惑，又于12月22日派出人去找余程万、彭佐熙了解情况，劝说立即发表起义通电。

彭佐熙表面上表示愿意接受改编、发表起义通电，不过要求先补发给10月、11月两个月薪饷，以安定军心。

卢汉的回复是：一、应立即通电宣布脱离台湾反动政府；二、应立即通电宣布起义；三、如上两项确实做到，则尾饷及12月份补给，弟决不食言，当立发。

彭佐熙见骗不到粮饷，也就决定再次与卢汉公开决裂，为这事与余程万有过几番争执。他在叶植楠等人的支持下，决心不再理会余程万的起义决定。

他还密电台湾，控告余程万接受卢汉贿赂，公然通敌；得到蒋介石的回电嘉勉，并命令他切实掌握第二十六军。

彭佐熙有了尚方宝剑，就撇开余程万，以军长的身份在宜良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

他在会上宣布: 在呈贡会议上宣布起义是余程万一个人的主张，我们不能丧失革命军人的气节，直接向共产党投降。

余程万没想到情况突变，不过仍然极力劝说，告诉部下：如今贵州、四川都丢失了，26军孤处云南，不走起义的道路是没有前途的。

与会的军官们也分成两派，争论不休。但因为彭佐熙事前已和叶植楠以及特务分子丁作韶等人暗中煽动了一批军官反对起义，这些人也就叫嚷得特别凶。

余程万虽然是军长，但他不是从这个军起家的，是前两年才调入这支部队，亲信不多，基础不牢。

这个军是以原第九十三旅和一九三旅为基础组成，军队中 的营团骨干多数是彭佐熙、叶植楠先后当旅长时的老部下。

平日里，中高层军官表面上对余程万还恭敬，一旦发生矛盾就偏向彭佐熙和叶植楠了。

所以彭佐熙敢于嚣张地掏出手枪来猛敲桌子：“哪个敢再提起义，我就枪毙他！”

他还气势汹汹地质问余程万：“你命令停止进攻昆明是何用心？不是你把部队由火线上给拉下来，我早已占领了昆明，这个责任你要负！”

那些支持余程万的军官，包括第九十三师师长石补天在内， 见彭佐熙、叶植楠这一帮人这样凶狠，再争执，就可能当场命丧枪下，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石补天

余程万随即被软禁，但彭佐熙等人见部队已经撤出昆明，再回去攻打昆明，多走冤枉路的官兵肯定会怨声载道，于是就率军向开远、蒙自方向撤退。

这个实力较强的军虽然没有起义，但一撒退，对卢汉的压力 就减少了，昆明也幸运地熬过了被毁灭的灾难。

曹天戈指挥的第八军，12月20日晚上还在昆明的东北方向 猛攻，只是觉得奇怪，南边枪炮声怎么突然沉寂？

一直到几个小时后的21日拂晓，汤、曹二人才得到报告，第二十六军已经擅自南撤。

他们见侧翼已暴露，自己这个军处于孤立境地，也就仓皇后撤。同时大骂第二十六军不是玩意儿，怎么不吭一声就溜了？

汤尧这个新任陆军副总司令急于按照蒋介石的意旨拿下昆 明，却不愿放弃进攻。

他一面命令第八军就地集结待命，同时派他的陆军总部官员赶往宜良劝说余程万、彭佐熙率第二十六军返回参加战斗。

但是经过这番折腾，这两个军已锐气尽失，又风闻在贵州方 向的解放军正往这边逼近，军官和士兵都不愿再返回战场。

1949年岁末的12月16日至19日，可说是昆明人民过得最艰难的几天。

在敌人第八军、第二十六军7个师近20个团围攻下，前锋已逼近市区外，无论是大炮、重机枪都可以射进市中心内。

如果不是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及时命令驻贵州部队入滇，使敌人有后顾之忧。

增援昆明的17军官兵

卢汉又执行了刘、邓的指示尽力做好李弥、余万程的劝谕工作，及时释放他们，使敌军上层产生了矛盾，再打下去，昆明是难以避免惨遭糜烂。

在昆明保卫战的这几天，中共地下党的动员组织工作很是深入，几乎把全市人民中的青壮年都发动起来了。

组织义勇自卫队维持治安，去前线慰问军官、士兵，调动了他们起义后参加革命的自豪感，使多数军人愿意拼死战斗。

市区内的所有医院都紧急腾出病床，让负伤的官兵能及时得到救治。

昆明保卫战结束后，卢汉也感叹地说：“这是各方面配合所致！”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5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