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老红军的故事(有哪些老红军的故事)

2023-03-04 04:30:01 技术常识4 手把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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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老红军的故事1

文／彭辉康贵平康海宏

康思俭（1919～1995），陕西富平人，红军老战士，抗战老八路，正师级离休干部，人称"康团长"。1937年1月参加红二方面军"富平师"，历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一团三营战士，八路军第358旅715团排长、晋绥行署警卫连连长等职。在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参加了忻口战役、收复晋西北七县城、大青山游击战、冀中曹家庄遭遇战等大小战役、战斗近百次。解放后历任兰州市警卫营副营长、公安军内卫第69团一营营长、甘肃省军区独立师二团副团长等职，在公安警卫战线上做出了突出贡献。1955年授大尉军衔，1962年晋升少校军衔，曾荣获华北人民英雄勋章、西北人民功臣勋章、八一奖章、三级自由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参加红军富平师

民国八年（1919）12月16日，康思俭出生于流曲镇尚义村上康堡（今属忠惠村）一户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随父亲康振荣在铜川陈炉镇扛活谋生。时逢民国战乱，寄人篱下的生活奔波，让他苦闷不堪。1937年1月，红二方面军进驻铜川陈炉镇及富平流曲、到贤、美原、薛镇、曹村、底店等地集结整训和"扩红"。关中特委亦派出得力干部，在红军帮助下于各乡镇相继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协助组建红二方面军"富平师"，当地青年参加红军空前踊跃。

康思俭亲眼所见红军军纪严明士气高涨，官兵态度和蔼，不打人不骂人，还帮助老百姓干活。他觉得这才是穷人的队伍，遂萌生了参加红军的想法。但父母觉着儿子年龄太小，去队伍上很不放心。在康思俭的再三说服下，父母只好勉强同意，并嘱咐他去薛镇找舅表哥徐东海。舅表哥原名徐文彦，小惠杜村人，在红军"富平师"新兵连当连长。第二天早晨，康思俭告别父母出堡城门一路北上，步行十多里路赶到薛镇土木坊，报名时不会写字，还是别人替他代签名字。徐连长见康思俭聪明机智，便将他留在连部当警卫员。入伍不久即开始"习文练武"新兵集训，新兵杨选才（忠惠村人）是连队文化教员，他经常利用训练间隙教康思俭用树枝在地上写字认字。是年4月初，康思俭所在新兵连随红四师移防庄里镇以北的觅子店，不久红军"富平师"缩编为红二军团"新兵补充团"。

关于红二方面军"富平师"的创建过程，原陕西省政府参事胡希仲（胡景翼独子）在《我的挚友》文中说："为壮大抗日武装，贺总命我组建富平师，朱瑞帮我筹划，解决武器，招募子弟兵。此时，忽然接到杨虎城的来信，言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被迫出国，约我随行。"1937年1月"富平师"成立时，师长孟伯谦，富平窦村人，早年参加红军；政委金如柏，江西永丰人，长征老红军，原红二军团第六师宣传科长。下辖三个新兵连：红四师驻地薛镇新兵连连长徐东海，原陕甘游击队红军；红六师驻地底店镇新兵连连长赵石英，小惠忠惠村人，原陕甘游击队红军；红六军团驻地曹村镇新兵连连长王方民，小惠果坊人，曾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长。全师共有富平籍新兵1000多人（大部分阵亡于华北抗日前线），连排干部多数为陕北老红军。4月初，孟伯谦私自逃往西安投靠了国民党，总指挥部遂决定将"富平师"缩编为红二军团新兵补充团，团长王志英（王方民胞兄），陕甘老红军、原曹村抗日救国会主任；政委颜龙茂，江西莲花县人，原红二军团民运部干部。4月中旬补充团建制撤销，新兵全部充实到红二军团第四、第六师。康思俭被分配到第四师十一团一营三连八班当战士，团长张新华经常给部队讲军事战术课。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合作，全面抗战开始。8月25日，红二方面军在富平庄里镇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第四师改编为第358旅第715团，康思俭在第715团三营十一连八班当战士，时任连长杨皮祥（湖北人）。原补充团团长王志英因身染重病，留在家乡以教书行医为掩护做地下交通工作。原新兵连长王方民、徐东海、赵石英等，因年龄偏大去延安抗大学习。

抗日火线入党

1937年9月初，八路军120师在富平庄里镇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后，随即出征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九月底，康思俭所在部队第715团抵达晋西北神池地区，"十月参加忻口战役，715团在宁武、原平、崞县、平社和忻口之间作战"（摘自康思俭手记）。

10月13日，忻口战役打响。次日，第715团从崞县大牛店南下，奔袭忻口以西的南大常庄、北大常庄、永兴村的日军。这里驻有日军混成第1旅团堤支队700多名鬼子，铁甲装备精良且战力凶悍。这对枪弹简陋的第715团来说，无疑是一场恶战。是日深夜，一营首先向南大常庄日军发起攻击，随后二营、三营也立即向北大常庄之敌进击，很快占领了北大常庄，并乘胜攻入永兴村。康思俭和战友们冒着日军密集的子弹勇敢冲锋，将敌人压制在村内。日军以坦克、装甲车增援反扑，敌我双方遂展开逐屋逐巷的争夺战。战至翌日拂晓，我军撤出战斗。该团"在南大常村、北大常村、永新（兴）村歼敌百余人"（康思俭手记），击毁坦克、装甲车各1辆，缴获各种枪械100多支，我团有数十名战士负伤或牺牲。接着该团又在卫村消灭鬼子5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60多支，战斗中康思俭被鬼子机枪子弹击中肩膀，形成贯通伤。

永兴村破击战，有力地配合了二战区驻阎庄部队的防御作战，遏制了右翼日军进攻忻口的嚣张气焰。在战斗中，年仅17岁的八路军战士康思俭，因作战勇敢多次受到连长杨皮祥表扬鼓励，并经指导员戴启云介绍，于当年11月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康思俭生前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对于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新战士们来说，既兴奋又害怕，尤其是碰到刚才还说说笑笑的战友就突然中弹身亡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经过此次战斗锻炼，鼓舞了抗日热情，提高了战士们的积极性与战斗力。"太原失守后，715团在太原以北的自家庄、王封镇、杨家井等地防御作战中，击退敌人多次进攻，迫使进扰之敌缩回据点。是年12月，三营十一连连长杨皮祥在一次战斗中阵亡，胡云卿接任连长。

1938年2月18日至27日，八路军120师对同蒲路北铁路及平社火车站发起破袭战，拆毁铁路20余公里，炸毁鬼子军用火车3列，切断了敌人的铁路交通。27日，日军分别从忻口、太原出动鬼子约2000多人，企图南北夹击驻关城镇、石岭关、平社地区的八路军主力。是日黄昏，我第715团奉命对田庄以西的鬼子发起攻击。傅传作率一营向高村车站猛烈追击，唐金龙率二营在西高地东南侧袭击敌装甲车，陈刚率三营追击日军至北白村附近，乘敌集结混乱之机，突然火力袭击。三营十一连在向敌人冲锋时，八班长不幸中弹牺牲，连长胡云卿当即任命康思俭为八班班长。康思俭满怀为战友报仇之恨，带领全班继续勇敢追击敌人。在715团的猛烈攻击下，日军遭到重创后乘装甲车仓皇溃逃。3月，康思俭所在部队"先后参加了晋西北粉碎日军围攻及收复岢岚、河曲、保德、偏关、五寨、神池、宁武等7座县城的战斗"（摘自康思俭手记）。是役，八路军取得了反围攻作战的胜利，开创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新局面。

挺进大青山

1938年5月，第715团列编李井泉支队，奉命开赴绥远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6月，第715团在雁北地区清水河县的台子村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当鬼子军车进入伏击圈，王尚荣团长一声令下，步枪、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车上的鬼子慌作一团。二营、三营的勇士们端起枪勇敢向敌汽车冲去，鬼子纷纷往车下跳，有的还没等跳下车就被击毙。鬼子哇啦哇啦的嚎叫企图反扑，康思俭所在三营冲上公路与敌展开白刃战，有的战士索性抡起大刀砍向鬼子。一阵拼刺刀后敌人大部被歼，还有十几个鬼子躲在车底下抵抗，战士们冲上去用刺刀结果了鬼子的狗命，并活捉了4个鬼子。随后又在赵家堡反击日军偷袭，击毙鬼子50余人。第715团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雁北地区军民的抗日热情。

8月初，李井泉率大青山支队由右玉县出发，从杀虎口越过长城，进至绥远凉城县南的厂汉营。日军闻讯，派出两个日军联队、两个伪军骑兵师共5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围攻我军。一天，李支队长正在一处高地指挥部队突围作战，突然一发炮弹嗖地飞来，警卫员张继昌急忙把首长推向低洼安全处，炮弹"轰——"的一声炸响，张继昌连同他经常骑的那匹大白马一起被鬼子的炮弹炸死了。警卫战士何福林（美原镇北街人）目睹了张继昌牺牲的经过，每提起此事都泪眼汪汪。战后，李支队长嘱咐康思俭说："革命胜利后，一定要找到张继昌烈士的亲属。"1969年康思俭回到老家富平，终于在到贤庄镇村槐园堡找到了张继昌的亲属，并出具了张继昌抗战牺牲的证明。

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的指挥下，很快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偏关县贾堡休整。几天后，李井泉率主力部队再次挺进大青山。康思俭所在第三营作为先头部队，在陈刚营长率领下沿山地间道昼伏夜行，于8月26日晚突然向天城村日军据点发起袭击，出其不意歼灭鬼子100余人，炸毁汽车10余辆。三营完成牵制敌军的任务后，迅速随主力北上蛮汉山太平寨。不久，大青山支队主力继续北上，一营继续留在蛮汉山坚持游击战。9月初，王尚荣团长指挥二营和三营，首战陶林城告捷，再战乌兰花予敌以重创，又在固阳—武川公路阻击日军，掩护支队机关人员转移至九峰山。此后，二营留在九峰山坚持游击战，王尚荣率三营进军绥西。10月初，康思俭所在三营冒着鹅毛大雪进至石拐镇，乘敌不备发起突袭，缴获了长短枪300余支及大量弹药等物资。月底又夜袭陶思浩，迅速切断敌电话线，一举占领了火车站，并活捉了伪镇长。

康思俭生前回忆大青山战斗经历时说："我们715团所在的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仅有四个月，在10倍于我之敌的统治区极为艰苦困难的环境下，坚决执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历经近百次战斗，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剿灭土匪数十股，取得了武装斗争的重大胜利。回想起往日的战斗岁月，一切都历历在目。在战斗中，自己作为一名排长，时刻想的是：坚决服从命令，带领全排奋勇杀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别的都不多想。我如此，别的战友也如此。"

幸遇白求恩疗伤

1938年12月，第715团、第716团归建第120师（代号"亚洲部"）直接指挥，奉命开赴冀中抗日前线。此时，第715团（代号"亚五团"）各营建制亦有所调整：三营营部及九连、十连与一营三连1个排、二营六连1个排合编为游击队，由一营副营长邹凤山带领留在大青山坚持抗日；

原三营十一连各排补充到一营和二营，康思俭任一营三连排长，时任连长田德龙，营长唐金龙。1939年1月初，第715团（缺三营）由大青山出发，历雁北、跨太行山，长途行军历时月余，进入河北境内。2月6日，部队在新乐县城与长寿火车站之间通过平汉铁路，9日下午到达深泽县以东的中央村、苦水村。部队稍事休息，又继续向东开进，于深夜抵达深县（今深州市）东北之北周堡。部队原计划在这里宿营，地方干部报告说，附近王庄、邹村昨日又新增日军500余人。此时正值日军对冀中地区进行第四次大扫荡，敌情态势十分严峻。我715团为避开与敌正面冲突，遂向深县县城东面的邢家庄、穆家庄转移。

2月10日拂晓，一营刚赶到邢家庄，即遭遇由邹村出动的1000多鬼子的突袭。各连迅速占领村边要点，利用房屋和临时掩体英勇抵抗，连续打退日军在坦克、装甲车配合下的数次冲击。战斗非常惨烈，三连排长康思俭率全排阻击敌人时，被子弹击中下颚负了重伤，连长田德龙连忙喊来担架队，唐金龙营长将缴获的鬼子军大衣盖在康思俭身上，说："康思俭，马克思不要你，马上送你去师救护所。"我军寡不敌众，二营遂由穆家庄沿道沟移至大田庄组织防御，掩护一营节节抗击并向南转移。此时，王庄鬼子援兵赶到，日军在坦克和炮火掩护下，连续向我大田村阵地冲击。二营利用房屋沟坎做掩护，坚守阵地顽强抗击。战至16时，我军主动撤出战斗，在北杜村集结后向东北方向转移；两路日军会合后亦向大田庄之南的护驾池方向撤退，战斗遂告结束。这是该团进入冀中平原打的第一场遭遇战，与日军激战9个小时，毙伤敌130余人。我一营二营亦伤亡惨重。

康思俭负伤后因失血过多，躺在担架上一路昏迷不醒，中途又换乘马车行走了一天一夜，于11日下午到达120师战地医院——河间县东北隅屯庄村真武庙。不一会儿，一位高个大鼻子外国人来到康思俭身边，仔细检查了伤势，叮嘱医生护士做好术前准备。翻译告诉康思俭说："这就是白求恩大夫，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抗日前线的。一会儿，白大夫将亲自为你做手术……。"战地手术室内，白求恩大夫已准备就绪，师卫生部曾育生部长亲自陪同。护士将康思俭扶上简易木板手术台，白大夫亲手为康思俭刮脸、清创，又拿来一个小白布包放在他鼻子上，渐渐地进入麻醉状态。子弹头深嵌于康思俭的下颚骨内，手术过程颇费周折。时间一长麻醉效果减弱，康思俭隐隐感觉下颚非常疼痛，但他硬是坚持着始终没吭一声。做完手术后，白大夫向康思俭竖起大拇指，夸赞他真是好样的！还把从颚骨里取出的子弹头拿给他看，使他紧张的心一下子轻松许多。第二天，康思俭排长和其他几个伤员一起，被转移到大牛庄一户老百姓家里养伤。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白大夫每天都到康思俭住的院子查房，指导护士换药，询问伤员们的饮食起居。有一次，他还风趣地拉着大个子康思俭比身高，还赠送给康排长一张照片作留念。每当伤员出院归队时，白大夫总面带笑容送行，勉励大家英勇杀敌。

1939年12月，八路军120师奉命回师晋西北，康思俭随战地医院一同前往，时任战地医院院长金孔喜。

转战晋绥

1941年1月，康思俭伤愈出院，被分配在晋西北军区（后改称晋绥军区）警卫营一连二排当排长。是年9月，军区机关由兴县孟家坪小善村移驻蔡家崖村牛家大院。1943年10月，康思俭所在军区警卫营参加了甄家庄歼灭战。在抗日战争局势极端困难的时期，康思俭和战友们忠实地履行使命，保证了军区首长的安全。1946年，康思俭率警卫排在兴县东南黑茶山开荒种地。在这里，他和战友们亲历了黑茶山"四·八空难"的善后过程。

4月8日上午9时许，康思俭带领全排正准备去田间劳动，突然听到天空传来一阵飞机轰鸣声。当天山里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战士们根本看不见飞机的影子。不一会儿，就听见远处传来"轰"的一声巨响。由于处于战时，这声巨响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后来还是山民上山砍柴时，才发现了飞机残骸。军区首长接到报告后，当即命令康思俭带领全排赶往出事地点警戒。

康思俭生前曾回忆说："我排驻地到飞机出事地点有二三里山路，山背阴处的积雪尚未化完，黑茶山侧峰南坡上散落着飞机残骸。我立即让各班散开警戒，保护好现场。当天夜里，军区首长和晋绥公安局谭政文局长等骑马赶到黑茶山。第二天，我们排协助军区来的医护人员在山上搜寻烈士遗体、清理遗物，并将遇难者遗体移至岚县机场附近的一座古庙里。医护人员为遇难者换上了整洁的八路军军服，遗体上覆盖着党旗，直到这时我们才知晓遇难者是博古、王若飞、叶挺等人。4月17日，移送遇难者遗体去往岚县机场，军区、行署首长和沿途部队官兵及当地群众含泪为烈士送行。12时许飞机轰鸣升空，向延安飞去……"

1947年5月，康思俭调到晋绥行署警卫连当连长。1949年2月，康思俭随武新宇主任调任晋南行署（驻新绛）警卫连连长。此间，康思俭曾意欲随老部队入川作战，武新宇主任对他说："组织上已决定你参加'西进工作队'，你要负责把这100多名学生干部安全护送到西安、兰州。"是年3月，康思俭随武新宇护送工作队西进，由新绛出发经稷山、河津、韩城、大荔，于月底到达临潼相桥镇。此时解放军正围攻西安，西进工作队遂暂住相桥休整。一天，武新宇主任对康思俭说，部队到你家乡了，你回去看看吧。康思俭这才骑上马，经关山、留古、流曲回到尚义村，见到了阔别13年的父母兄弟。

西安城解放后，西进工作队随即入城，留下一部分队员在这里参加新政权建设，其余队员由康思俭等护送，继续西进甘肃。从此后，康思俭一直战斗在甘肃公安战线上，先后历任省政府警卫连连长、兰州市警卫营副营长、甘肃武警二支队副支队长、甘肃独立师二团副团长等职，为巩固新政权和维护社会治安，做出了重要贡献。1969年，康团长从兰州"战备疏散"回到原籍富平，他离休不矢志，始终不忘初心，永葆军人本色，经常到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为大家讲述红军传统和八路军抗战故事，宣传和弘扬英雄主义精神。

今年是老红军康思俭诞辰100周年，写下这篇缅怀文章，以飨老英雄在天之灵，以激励后辈学为好人，奋发有为。（注：作者康贵平系康团长之子，康海宏为康团长堂孙）

有哪些老红军的故事2

63岁的王建国，每天往返家和赣州市人民医院回春楼之间，为照顾104岁的父亲王承登而乐此不疲。他熟悉父亲的口味，不时会做点红烧肉，这是王承登的最爱。父亲耳朵受过重伤，如果有客到访，王建国还会给父亲充当“传声筒”。

向北190余公里。赣州市干休所吉安服务站，104岁的曾广昌很享受的一件事，便是儿子曾铁牛推着轮椅上的他在院中散步。尽管腿脚不便，但曾广昌精神矍铄，谈锋甚健。每天傍晚，他都与儿子儿媳一起吃饭，聊聊家常，谈谈国家大事，其乐融融。

吉安再向北，九江市干休所。12月10日，杜江源像往日一样早起，煮了一小锅杂粮粥，蒸几颗小红薯，再来一两碟小菜，端到104岁的父亲杜宏鉴手中……

这就是3位104岁老红军的日常，是王承登、曾广昌、杜宏鉴幸福的晚年生活。

走近3位百岁老红军，我们发现，他们现在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但在他们身上却有着很多共同之处：健康长寿，儿孙满堂，一身红军传统，一门平民家风，“一身布衣见本色，一根手杖伴余生。”

今年2月1日，省军区赣州离职干部休养所吉安服务站工作人员给曾广昌过104岁生日。（资料图）

■ “永远不会对不起死去的战友”

新中国成立后，曾广昌先后任第十一纵一四四师、一六一师的卫生部部长，军委公安后勤卫生部医政科科长，1957年任军委公安121疗养院院长，1962年任济南军区第六野战医院副院长，至1968年退休。

尽管是领导干部，但在长子曾铁军的记忆中，父亲从不搞特权，“在疗养院当院长时，部队给他安排了小灶，都被他拒绝了。”

时间的指针回拨至1935年。长征途中，曾广昌随红军主力到达宁夏固原后，因伤无法继续行军，只好在当地一户老乡家中养伤。伤愈后，他一路流浪乞讨寻找部队，吃尽了苦头，最终重回革命队伍。

22年后，已是疗养院院长的曾广昌，收到了下属送来的一包人参。“快拿回去！”他将送礼者拒之门外，“我是苦日子过惯了的，享受不了这个东西！”

正值少年的长子曾铁军和弟弟妹妹私下叨咕，“有的干部子女有车接送，我们没有。部队给配了小灶，他也不要。不考虑自己也不考虑我们！”

时间一长，这些话传到了曾广昌的耳里。他将子女们召集到一起，试图和他们讲讲红军时期的艰苦。“又来上政治课了！”子女们嘟起了嘴。

“你们不要觉得自己是个老干部的子女，就可以搞特殊化！”曾广昌提高音量，“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永远不会对不起那些死去的战友！”

历经坎坷艰辛，从革命战火中一路走来的曾广昌依旧是那个曾广昌。质朴务实的本色、严守军纪的作风、为民服务的初心，在这位老人身上，历久弥坚，从未变更。

“十多年前曾老身子骨还硬朗的时候，出门都是自己拄着拐杖走路的。所里提出派车接送他，他每次都是拒绝，说不给组织添负担。前些年，曾老和所里的几位老人，还会相约出门去买菜。”曾老身边的军医王晟说，曾老身上的那种革命传统，也让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钦佩感动。

不开“小灶”、不坐公车的故事，同样镌刻在杜宏鉴身边人的记忆中。

新中国成立后，杜宏鉴先后任南疆军区后勤部政委、南疆军区生产管理处处长兼政委、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政委。

“爸爸当年在新疆三线厂时，食堂给他开小灶，他却把饭菜倒回大灶，和同志们一起吃食堂。”杜宏鉴的长子杜江源回忆道。

离休后的杜老，始终保持着一名老红军的本色，从不沾公家一点便宜。在九江市干休所书记滕荣华的印象中，杜老一般外出不叫公车，除了偶尔去医院或参加重要活动，老爷子很少麻烦组织用车。杜宏鉴常对子女念叨，不能因为有条件了就随便浪费。

杜宏鉴与小曾孙。（2019年7月摄）江西日报记者杨莹摄

■ “个人的成长进步要靠自己争取，不能给组织提要求、添麻烦”

工作岗位平凡，是3位老红军大多数子女的共同写照。

王建国是王承登的小儿子，如今的他常年陪伴父亲，照顾父亲。年轻时，王建国下放回老家吉安市富田镇当过农民，1975年接母亲的编，到了赣州市百货公司工作。下岗后，他和同样遭遇单位改制的二哥一起，合伙开出租车，直到前些年才放下方向盘，一心照顾父亲。

“我们都靠自己，就算下岗了老爷子也不帮忙找人，年轻时我们心里都有埋怨。”王建国说。

类似的情绪在曾铁军身上，则刻下了鲜明的人生轨迹。

1969年，曾铁军中学毕业后，正好赶上知青上山下乡，一心想留在城里的他却在父亲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他一定要我到农村去，我一赌气，就回老家兴国县崇贤乡太平村当知青去了，和农民一起插秧、犁田、挑粪、砍柴，这期间我一直生他的气，连过年都没回家。”曾铁军回忆道。

1973年，赣州市炼钨厂招工，曾铁军不和家里商量，报名当了炉前工。后来，曾广昌打听到老大在赣州，特意从吉安跑到赣州看曾铁军。上世纪80年代初，曾铁军从兴国县调回吉安，进了万向节厂当工人，干热处理。曾铁军再次向父亲提出能否换个单位。“他还是拒绝，说你们好好工作，努力奋斗。”曾铁军说。

1978年，杜宏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照说是管干部的，但杜宏鉴的子女、亲戚，却未能得到特殊照顾。

长子杜江源参加工作时，在新疆天山深处的一个三线工厂当工人，冬天大雪封山，连着几个月吃不到蔬菜。“我当时就想换个好点的工作，但父亲不为所动。”1975年，为了照顾母亲，杜江源回到南昌一家印刷厂当工人，1977年调到九江大桥船舶管理处，直到1998年从工作岗位上提前内退，一辈子都是一名普通职工，日子过得简简单单。

“个人的成长进步要靠自己去争取，不能给组织提要求、添麻烦。”杜老告诉记者，他5个孩子，工作生活都靠他们自己，自己确实没有帮他们。杜老的这种廉洁家风，贯以始终。如今，杜家的晚辈，虽然大多在平凡岗位上工作，但都干出了不错的成绩。

“有时候心里会怨父亲，当官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给子女谋个好工作。但有时又想，父亲是老红军，心里装的全是人民，是为人民谋福利，不是给家人搞特殊化。”杜江源说，想到这里，自己也就释然了。

63岁的王建国推着王承登散步。（2019年10月摄）江西日报记者朱文标摄

■ “工作上不贪图安逸，生活上不攀比”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艰苦朴素与家国命运间的关系，在老红军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杜江源多年照料父亲的饮食起居，对父亲的习惯再熟悉不过。“他生活极其简单，最怕浪费，一餐吃不完的菜，坚决不让我倒掉。家里的旧家具旧家电，只要能用的绝不让换。原来家里有个旧彩电，看了好多年他都不让换，后来要看大阅兵，他才答应换了个新的。”在杜江源看来，父亲的节俭，有时到了苛刻的地步。

甘祖昌将军的二女儿甘仁荣，在九江工作至退休。上世纪90年代，她听说九江干休所也有一位新疆离休的老红军，就第一时间找到了杜宏鉴。如今的她，还经常来看望杜老。

“第一次见到杜老时，看到他的装束，就跟我父亲一个样，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小老头，非常简朴。他们这代人奋斗一辈子，这些是刻在他们骨髓里的，不管现在生活条件怎么好，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们都不会忘。”甘仁荣告诉记者，杜老如今身上常穿的那件旧军装，也是当年在新疆时穿的，到现在有几十年了。

“我们兄弟姐妹5个总是‘红二代’吧，虽然身处各地，但走出去，人家都说我们比普通老百姓还老百姓。这可能就是我们父亲身上遗留给我们的家风，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吧。”杜江源说。

前些年，杜宏鉴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心里颇为担心。为了晚辈能一直正确处世为人，他不顾高龄，利用一切机会给子女开家庭会议，甚至开“电话会议”：“我一辈子为党工作，从没占过公家的便宜。你们做人做事，也要一颗公心，光明磊落，人生道路上不能走错路！”

“我没有什么遗产能给你们兄弟姐妹，但有一句话：虽然现在条件优越了，但工作上不能贪图安逸，生活上不能奢侈攀比，要努力做精神上的富有者。”杜江源说，这是父亲最常跟他们兄弟姐妹们说的一句话。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王承登的衣服永远是旧军装。有一次，孙子王侃把从日历上撕下的纸丢进垃圾桶，王老看到后，严厉制止，并说日历纸也可以再利用。

历经艰苦岁月，王承登不仅自己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常常教育子孙不能丢了这份优良传统。在王家，平常洗脸洗菜水不是立刻倒掉，而是倒进一个专门的桶里储存起来，用于冲厕所等用途。这个习惯，坚持至今已数十年。

而王老的习惯，也深深影响着回春楼里照顾他的医护人员。

“前几年王老腿脚还好时，只要天一亮，他就会走到护士站，用拐杖敲我们桌子，然后指指灯，意思就是要关走廊的灯了；看见有报纸乱扔，他说要收好，积攒起来可以卖点钱，给护士们买点水果吃……”说起王老俭朴节约的故事，赣州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副护士长刘艳秀印象深刻。

在九江市干休所书记滕荣华看来，杜宏鉴身上体现了老红军共同的特点：官位高不谋私，功劳大不显摆；一身布衣见本色，一根手杖伴余生。

■ “父亲教我们做人要老老实实，做事要勤勤恳恳”

虽说不帮子女找工作，但在老红军的家庭，严苛的管束却一点不少。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江南北，当工人的曾铁军产生了下海经商的想法，没想到曾广昌又摇起了头。“他说工人阶级最伟大，还是要好好当工人。”曾铁军说，他工作的工厂1999年倒闭，弟弟曾铁牛上世纪90年代退伍回家后进了当地物资局工作，没几年也下了岗。好在两个妹妹当了兵，依靠自己的奋斗留在了北京和福建。

“他一直用他年轻时当红军、要饭的经历给我们上课，要我们不忘本，老实干事业，当农民就老实当农民，做工人就好好做工人。”曾铁军直言，那时候，子女私底下对父亲的做法都感到有点过分。

半个多世纪倏忽而过。“现在回头想一想，我才体会到，父亲教我们做人要老老实实，做事要勤勤恳恳，一生受用。在工厂里上班的时候，我也年年是先进分子。”曾铁军告诉记者，到如今，也理解了父亲。

王承登的长孙王磊，如今是赣州市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一次选择，18年前，他与全日制本科教育擦肩而过。

2001年夏天，王磊几乎同时收到了两份通知书，一份是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份是入伍通知书。“我当时比较犹豫，一方面想读大学，另一方面受爷爷影响，参军也是我从小的梦想。爸妈更希望我去读大学，但最后还是听了爷爷的话，成了一名军人。”——在王家，王承登一言九鼎，是名副其实的家长。

“说实话，参加了工作，还是有一点遗憾，因为我在高校工作，发现第一学历还是很重要，尽管我后来通过继续教育也得到了本科文凭，但毕竟不是第一学历，多少会有影响。”王磊同时坦言，参军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也一直以此为傲，“我感谢爷爷。”

■ “大家更应发扬红军时期优良传统，未来靠你们了”

自1972年从贵州省商业厅离休后回到赣州，王承登的足迹遍布了赣南的18个县（市、区）。他下部队、入企业、进院校，以自己为教材，不顾辛劳作报告。他希望通过讲述自己革命的亲身历程，激励更多年轻人，传承弘扬长征精神。

王承登将自己的报告之旅比作人生路上的“新长征”。“讲到激动时，他会挥舞拳头。说到动情处，他会眼中带泪。”王建国说。

不仅做长征精神的宣传员，王承登也一直保持了一名革命军人的传统。

同样是1972年，当时的赣州地委统一给赣州市的离休干部盖了42栋带院的一层住房，王承登家住第五栋。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每日清晨五点半，王承登就会准时起床，拎着一把扫帚出门扫地，扫完了屋前院后，就往远处帮邻居扫。

“刷，刷，每天清早，我们都是在屋外的扫地声中醒来的。只要不打雷下雨，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他坚持每天扫，扫了十多年，直到后来扫不动了。”在王建国看来，父亲对自己革命军人般的严苛要求，也自然而然感染了子孙后代。

有一回，王磊上班迟到，被王承登知道了。王老单独找到王磊所在的学校，请校领导对孙子进行批评处分。这种要求尽管近乎“苛刻”，却使得王家的后代一直保持了军人的传统和作风。

“你如果要问我家的家风是什么？老爷子所做的这一切就是我家的家风。”王建国说。

在杜家，杜宏鉴就地把自己所在的九江干休所，当成了革命传统教育课堂。

今年4月，杜宏鉴的老家——吉水县水南镇双坑村镇村干部和杜老的一些亲友，来到九江市干休所看望杜老。见到老家来人，杜老显得很兴奋，用家乡话与大家交谈。亲友们告诉他，这几年老家通了水泥路，搞了新农村建设，高速公路通到了家门口，杜老听后十分高兴。

“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胜利来之不易，要紧跟党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发展经济，党中央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农村发展大有希望、大有潜力，家乡的干部群众要抓住大好机遇，把家乡建设得更好。”离别时，杜宏鉴不忘一遍遍地叮嘱。

如今，尽管行动不便，但每逢亲友来，杜老都会不厌其烦地向晚辈讲述革命故事，告诉后人懂感恩、多干事、干实事，坚定理想信念，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014年3月，在吉安军分区为曾广昌组织的百岁生日座谈会上，曾老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对到场的宾朋说：“今天大家来给我过生日，我实在感觉到很惭愧。我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什么贡献，如果说有贡献，也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接着，曾广昌把目光转向在场的年轻人：“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大家更应该发扬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把国家和军队建设得更强大。未来，靠你们了！”

江西日报记者张天清江仲俞卞晔

有哪些老红军的故事3

7月20日，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内的云上乡愁书院里，老红军毕发斗孙子毕志刚正在讲述爷爷的故事，时间仿佛回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1935年，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毕发斗请假回家探亲，恰遇红军长征过柯渡。在柯渡，红军惩治了许多贪官污吏，开仓放粮，积极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得到了当地回汉群众的热烈拥护。

毕志刚回忆：“那天朱德总司令到回辉村看望回族首领后，回程途中遇到了我爷爷，我爷爷向朱德敬了一个军礼。”了解了一些他的情况后朱德说：“小伙子，我们是红军。你想不想参加红军？如果想的话，去邀约一些回族青年来，和我们一起北上抗日。”回村后，毕发斗立刻找来附近村庄的12名回族兄弟商量，越商量大家决心越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