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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宗真聪明，看古代国库时如何防盗的,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漠以秋生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藏银有绝招的故事1

在科技发达的现代，造币厂、银行等存放大量资金的地方，往往安装有监控视频、探测仪等设备，确保资金不被外来人员以及内部人员盗取。

那么，在清朝，没有现代社会的设备，保存全国税收的户部银库，是如何确保银两安全的？

那时候银库也有一套严密的制度来防止现银流失。银库设管库大臣一名，由户部侍郎兼任，管理人员由郎中担任；郎中之下有库书数人，库兵12人。库书不能进入银库，只有库兵可以。

清朝银两。

库兵进入银库之前，不论是寒冬还是酷暑，必须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进去。走进后，里面有准备好的衣服可供蔽体。待库内作业完成，库兵还得把这套衣服脱下，再一丝不挂地出来，防止夹带银两。

这还不算完，库门放着一条板凳，库兵需抬腿大步跨过，看看大腿内侧藏没藏银；之后，双手朝上拍掌，口里叫“出来”二字，检查胳肢窝和嘴里是否藏银。

尽管如此，人的智慧无穷，偷银的办法总是有的。据多次盘查银库的官员何德刚在其回忆录《春明梦录》中介绍，有库兵练有肛门藏银的绝技。库兵用猪肉润滑银锭，然后塞入肛门，一次性竟可偷80两！由于银的分量比较重，塞入体内后，只能保持半个小时，时间久了就容易露馅。

清朝银库复原图。

寒冬时节，也有专门的偷银办法，那就是茶壶夹带。茶壶随人出库时，必倒水验视，冬天天冷结冰，银锭冻在剩余的茶水内，也就能躲过检查。

另有文献记载，也有库兵用水桶夹带银锭的。1892年，工部尚书祁世长的家丁邢顺，在银库大堂门外看到库兵挑着水桶走出时桶底脱落，里面有银锭掉出，邢顺当即报案。此事记入《清实录·光绪朝实录》，皇帝就此下旨：“此案情节支离，难保非库兵等勾串舞弊，著刑部提集库兵茶役等严行审讯。”

清朝银两。

此案如何处理，未见下文，野史记载，当夜即有人找祁世长说情，此事不了了之。

银库弊案的根由即在此，团伙作案，上下串通，即便一个库兵，也有他的靠山。在晚清腐败的体制里，这种情况几乎难以避免。库兵的所作所为，监督官员能一无所知？利益勾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库兵的偷盗不过是小打小闹，那些管库的大员，下手更贪婪。比如在称重时做手脚，重出轻入，或者向解送、提取银两者索取贿赂，方法多得很。

清朝地丁银。

银库管理混乱，是公开的秘密，但因为内外勾结、上下沆瀣一气，真正被揭发出来的非常少。为数不多的一次，当属1843年库丁张诚保偷盗银库案。此案因管理银库的大小官员分赃不均，闹起矛盾，无法掩盖，终于传到道光皇帝耳中。

道光帝龙颜大怒，派人追查，这一查不得了，银库竟然亏空900多万两，实在触目惊心！朝廷每年都派出大臣核查，竟无一人揭发，连皇帝都觉得匪夷所思：“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抱愧良深”。

道光帝狠狠处理了一批责任人，已经死去的也受到了经济处罚。但这又能怎样呢？银库的腐败直至大清灭亡，也未能解决。

藏银有绝招的故事2

从古至今，大部分人的生存目的都是为了追逐金钱与地位。

当面对利益时，很少有人能够不为之心动。尤其是当底线不牢又恰好遇上体系漏洞时，往往基层的岗位上都能滋养出大贪之人。

在清朝，就有一批职位特殊的人，他们与钱财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大胆地做着“损己也利己”的事情。

这些人被金钱冲昏了头脑，将利益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最终的下场也只能是自己吞噬早已酿成的“恶果”。

这个职业就是：国库的库丁。

朝廷给他们开的工资非常的低，甚至接近于没有工资，仍然不少人趋之若鹜。

究其原因就是：只要能够担任这个职位，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有一只脚踏入了财富的门，做得越久可以捞到的油水就更多。

他们看上的不是这个职位，更不是那点微薄的工资，看中的是能够获得的捞钱机会。

一旦身处这个岗位，他们可以接触到从全国各地上缴来的银子。

在清朝，每年各地都会上缴很多的税收，但大部分都是一些碎银，乱七八糟的，也就不好判断实际到底是多少。

为此，朝廷干脆把上缴的税银，拿去融化重新炼造出大的银子。而这回炉重造必定有损耗，从而也就给了有心之人钻空子的机会，负责铸造银锭的就是库丁。

他们可以在工作的过程中，随手抓一把碎银藏在自己的身上，只要不是很多，根本不会被发现。

长此以往，库丁也因此攒下不少的财富，开始吃香喝辣，全家致富。

慢慢地很多有心之人也发现了这一职业所带来的油水，很多人都想当库丁。可要想当库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常百姓更是不可能有机会去竞聘，只有满人可以。

因为财政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的命脉，清朝又是满人执政，所以必定是满人亲自来掌管才信得过。

并且，这个职业实行三年一任制度，每次大概有50名左右，一年当中国库大概会打开九次左右，一年“偷走”二三十万白银可以说易如反掌。

据史料记载，道光二十三年，国库本应存有1200万两白银，结果只剩下290万两。 也就是说，有九百多万两白银失窃，相当于当时朝廷收入的四分之一，最后一查就是库丁干的。

所以说，这个职业是公认的富得流油！

另外，据说要想当上银库库丁，向官员行贿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行贿金额最低也要一万两的银子，才能顺利任职。

即便是这样，也不会打消他们当库丁的念头，因为一旦能成功任职，这区区几万两银子根本不算什么。毕竟这些库丁后代大多也可以当上库丁，继承性很强，也意味着他们的财路更长久。

当然，清朝皇帝也不是傻子，面对那么多的银子难免会有人动歪心思。

为了防止贪污，清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也想了很多办法来制止。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银库每逢搬库，无论严寒酷暑，都要求库丁脱得一丝不挂，裸体从堂官前鱼贯而入，入库后穿上预先准备好的工作服。

搬运完毕，脱下工作服再光溜溜而出，至大堂前再次接受检查。

检查时，库兵要平伸两臂，露出两肋，两腿微蹲，并跳起来张嘴学鹅叫，这是为了防止库丁们把银两藏在嘴里、鼻子里、耳朵里。如果发现银子立马就人头落地，没有的话就可以顺利回家将银子据为己有。

即便如此，库丁还是有办法能够私藏携带碎银出去。

他们偷窃的方法可以说是花样百出，最典型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谷道藏银”。

就是将银子包上猪油通过肛门塞入体内，如果用点松骨药，据说一次最多能塞80两，能忍受30分钟。

这招是要吃苦头的，而且要常练习。哪怕他们在晚年的时候会得一种叫做脱肛痔漏的病，为了这唾手可得的银子，也顾不得菊花残，满身伤了。

因为库丁这个岗位可以继承，所以“库丁”家族的人从小就要训练做一个会赚钱的库丁，练习肛门藏银的功夫。

最初是用油抹在鸡蛋上面，再塞进去，然后慢慢地升级到鸭蛋、鹅蛋等，时间长了，技术也就越来越好了。

终极目标是练到可以塞10粒十两重的铁丸进去，就算成功了。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是非常痛苦的，许多人都坚持不下来，坚持下来的人，都是赚得盆满钵满。

即便是老了之后，会患上脱肛、痔漏，过着凄惨的生活，他们也心甘情愿！

而这种“自伤一百损敌一千”的藏银方法，实在是让人佩服，真的是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

而那些看守银库的官员也并非不知道，只不过是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库丁成功偷出来的银子，也有他们的份，何乐而不为。

第二个办法是“茶壶带银”。

即，每次去工作时库丁是可以带水进去喝的，久了之后他们发现，到了冬天因为气温太低水会结冰。

所以他们就想到把银子放到装在冷水的茶壶里，等到出去的时候茶壶已经结冰了。

等到出库面临检查无论怎么摇都不会有响声，因为银子已经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除了以上奇招，他们还发明了“猕猴盗银”法。

据说，当时是这样的，银库为了避免偷窃，就驯养了几只猕猴看守银库。

某天有个库丁发现，猕猴非常喜欢模仿人的动作，因此“库丁家族”就想到一个损招。

让猕猴吸食鸦片，等到猕猴上瘾之后，培养它去偷银子换鸦片。于是当猕猴犯烟瘾的时候，就会去偷银子，慢慢地就成为库丁盗窃库银的得力帮手。

虽说这一系列骚操作，让库丁搞到不少钱，但他们也有“自费打工”的时候。

要想不被人知道他们挣了大钱完全是不可能的，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们肯定有办法搞到钱，所以才能吃香的喝辣的。

于是一些不怀好意的家伙就开始对他们下手了，专门蹲着库丁，然后冷不丁去撞一下他们，甚至可能都没撞到，也会赖着他们，说要么给钱要么见官，典型的“碰瓷”。

“碰瓷者”之所以能屡屡得手，就是看准了库丁工作时间是有限制的。

如果去晚了，很可能就不让进去了，搞不好这个富得流油的肥差也就没了。

所以库丁即便是不情愿，但只要提的银子不多，通常都会满足这些“碰瓷团伙”，结果反倒助长了碰瓷者的猖獗程度。

不过也有一些不服气的，凭什么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卖命钱，就轻易地交给这帮无赖。

于是他们就花钱雇镖师，来保护自己，一旦有不长眼的家伙闹事，镖师咔咔一顿就给解决了。

一开始，这个办法效果显著，但到了后期没有了碰瓷者滋事，镖师能挣到的银子就少了。

于是镖师和碰瓷者就在私底下串通好，一个装样子吓唬库丁，一个装样子保护库丁，事后镖师给点银子给碰瓷者，大家“皆大欢喜”。

想想，清朝时期的库丁也是蛮可怜的，那么卖力甚至不惜搞残自己，才得到的一丁点银子，还没来得及捂热就被贼惦记上了。

因为这些“碰瓷者”就像狗皮膏只要出门就会被撞到，哪怕是雇佣了镖师，也根本解决不了。谁能想到自己花钱雇来的镖师竟然和“碰瓷者”背地里密谋一起敲诈自己。

清朝时期的社会百态实在令人唏嘘感慨，大概这种“损己也利己”式赚钱方式就是对“人为财死”的最好诠释吧！

藏银有绝招的故事3

来源：解放日报

在“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非遗扶贫”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如何打通从“非遗”到“扶贫”间的步步难关？上海高校如何为中西部地区“扶智”“赋能”？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探索出的解决之道，是一系列跨界融合的“加法”：传承人＋设计师、老技艺＋老字号、非遗创新＋非遗传播……最终，一个个“1+1”达到了“∞”的效应，而这一系列“加法”，也为未来的乡村振兴和非遗活化提供了借鉴。

果洛学生+上海老师

3月底的顾村公园，樱花盛开，云蒸霞蔚。樱花掩映的公园东北角，上海大学的创新教育基地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依湖而立。

阳光照进宽敞的织绣教室里，十几位来自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的年轻人，正围在来自上海美术学院的老师身边，学习如何用牦牛绒制作创意手工艺品。

工作桌的一头，堆放着一团团柔软的牦牛绒原料，是他们刚刚从2200多公里外的家乡果洛带到上海的。不一会儿，在上海老师的巧手中，经过清洗、染色、压制、造型等一系列工序，原本深棕、浅棕的牦牛绒变成了一朵五彩斑斓的“花”。几位女学员拿在手上爱不释手，不时放在胸前比画，有的还当作头饰比在头上。

青海果洛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盛产牦牛。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漫山遍野的牦牛进入了脱毛期。轻抚牦牛的头颈和背部，或用梳子慢慢扒梳，就能收集到大量原生态牦牛毛。

运用当地的“非遗”工艺牦牛绒制作技艺，果洛牧民们将牦牛毛制作成牦牛绒帐篷、地毯或小幅挂饰，但受技艺所限，制作出的牦牛绒产品类型仅限于寥寥几种。正巧，2015年，PACC举办过一个国际交流营，一位澳大利亚设计师把当地的牦牛绒制作方法教给了学院老师，于是，老师转身把它手把手教给了来自果洛的学员。南北半球对同一原材料的两种制作方法，就在这个小小的课堂上奇妙地“碰撞”在一起。

这是2021年果洛州玛沁县传统工艺技能培训班中的一堂实践课。这批皮肤黝黑、笑容羞涩的藏族学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上海，但他们并不是PACC接待的第一批来自果洛的学员。

早在2015年，文化和旅游部会同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了“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上海大学成为首批研培院校之一。6年来，上大已为来自青海果洛、新疆喀什、贵州遵义、四川阿坝等地的1000多名学员进行了非遗传承培训，其中包括12次整建制非遗扶贫教学班。

非遗技艺扎根于一方水土，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品类不同，技艺各异，仅果洛一地，就有拉加藏靴、班玛藏香、班玛黑陶、传统藏银、藏族手工编织、德昂洒智书法、唐卡绘画等十余个项目。来自不同项目的非遗传承人群为何要集体到上海学习，而且一待就是两周到一个月？他们究竟学些什么？

PACC公共教育主管郑珊珊拿出一张课程表，上面既有牦牛绒产品制作这样的实践课，也有《平面构成》《色彩的故事》《装饰图案基础》这样的基础课；有《非遗传统与设计衍生》《传统手工艺的时尚实践》这样的专题讲座，也有参观宜家工厂、江苏张家港牦牛绒制作企业这样的考察课程。除此之外，学员们还参与了在顾村公园举办的樱花节非遗体验公共交流活动，与上海市民面对面。

“我们的课程设置有三个目的——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我们会利用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文化优势，拓宽学员的眼界，对他们进行跨界创作训练，培养他们的文化传承能力和综合创造能力。”郑珊珊说。

即便是牦牛绒手工艺品制作这样的实践课程，研培班的重点也不仅仅是传授工艺，而是开拓他们的眼界和思路。“牦牛绒能否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除了毡毯外还能不能做成挂件、包袋等等？现代美学的思路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新的想法，催生出新的设计。”

“现代人”+“古代人”

研培班努力帮助大山、高原、边疆等贫困地区的非遗传承人开阔眼界、提升能力。但要打通从“非遗”到“扶贫”之路，研培班的学习仅仅是一个开始。

要借助非遗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解决“非遗”在当代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要过的第一关是“审美”。

对广大普通受众而言，提起非遗，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非遗传统技艺，很难绕开“土”与“俗”的第一印象。随着我国飞速地从农业大国进入工业大国，文明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大众审美也产生了极大变化。要让非遗重回当下，必然需要从当代社会的审美角度来创新地继承非遗技艺，让非遗技艺用美的方式演绎当代有品质的生活。

如何让非遗在活态传承中焕发出当代美的风采？上海美术学院师生探索出的一个手段是“提炼元素”。

师生们对非遗手工艺项目的纹样进行记录和梳理，既是文化抢救，也是学术研究。在此基础上，邀请设计师介入，在全面了解非遗技艺与文化的基础上，和传承人一道进行再创作。

2017年的果洛研培班，来了位学员名叫段松文。他是一位银饰锻造传承人，从事这一行已经30余年，最擅长的是腰带花银饰。腰带花是藏族妇女佩戴在腰间的半球形金银饰品，纹样题材多是花卉。段松文制作的腰带花，纹样细腻精致，很有韵律感，让上海美术学院的师生一见倾心。

腰带花纹样博大精深，变幻无穷，师生团队一头扎进了纹样记录和梳理工作中，然后进行再设计、再创作。几番讨论后，大家决定用“格桑花”这个IP对纹样进行提炼。每年夏秋之际，寓意幸福的格桑花在高原恣意盛开，因而被视为藏族文化的象征。确定“格桑花”这一概念后，设计团队又根据花瓣数量继续设计了不同纹样，并进行了内涵阐释：三瓣格桑花寓意福禄寿三宝加护；四瓣格桑花寓意地水火风四大调和；八瓣格桑花寓意得八方菩萨加持……

设计出纹样后，再进行“混搭”。段松文与设计师何然的跨界合作皮具系列，绛红色的包身搭配银白色格桑花图案的包扣，顿时呈现都市朋克风格；再将大大小小的纹样与雪纺、丝绒、蕾丝等各种服装材质结合在一起，同样别具一格。此后，“格桑花”藏银锻造服饰系列每年在上海设计周等展览中定期发布，广受好评，并进入了拍卖渠道。

“活态传承非遗技艺，需要两只眼：一只是现代人的眼，一只是古代人的眼，进进退退，穿越历史。”上海美术学院教授、PACC运营总监章莉莉说。

非遗传承人代表的是“古代人的眼”，来自各行各业的设计师无疑是那只“现代人的眼”。开启融合跨界新模式，打通审美的古今之隔，就不难催生一批在国际舞台上受到瞩目的作品：

海派旗袍设计师苗海燕和鞋履设计师张金玹，牵手缂丝传承人郝乃强，推出包括缂丝高定礼服、旗袍及女鞋的“桃花源”系列，古代皇家御用的缂丝技艺在现代复活出了青绿山水的中式美学；时装设计师秦旭牵手“90后”羌绣传承人张居悦，以羌绣独有的十字绣针法和图案完成了一件名为“大山之托”的黑色法式礼服。而这件耗费团队两个月的心血之作确实不负重托，走出大山，登上了法国时装设计周的舞台，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非遗之美。

大而全+小而美

用非遗手工艺制作体量大、制作细的现代作品，不受人工制作时间和投入成本的限制，章莉莉将其比喻为非遗界的“高定”，主要用于展览、展示、展演。然而，非遗技艺若要通过生产得到活态保护和发展，仅靠“高定”还远远不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70后”东阳竹编传人何红兵非常迷惘。

何红兵的父亲何福礼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何福礼曾主持长6.19米、高2.68米大型竹编精品《九龙壁》的编织工作。《九龙壁》采用了150多种编织手法，包括何福礼独创的“鳞形编织撮花”“双条丝串藤细花龙”“人字花纹分色龙”等多种编织技法，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并被列为国家工艺美术珍品。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何福礼精心制作了一条长2465米、龙身163节的竹编巨龙，轰动香江，被列入吉尼斯世界之最。

何红兵继承了父亲精湛的竹编技艺，却也陷入了烦恼：手艺再出众也超越不了父亲这座巅峰；继续精雕细琢传统的大象、麒麟、老虎、龙船等大型工艺品，无人问津。要博人眼球，似乎只有往高里做、往大里做。

不少身怀绝技的非遗匠人都曾遭遇何红兵的困境：几十年精湛技艺打磨的作品，在各种工艺大赛上博得人们的啧啧惊叹，但始终进入不了大众视野，无从在市场上立脚，其最终归宿不是工艺美术馆就是博物馆。

毫无疑问，非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但如何将非遗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转化为商业价值？何红兵的转折，发生于2016年参加的PACC举办的研修计划“一竹一世界”项目。

那年夏天，PACC组织了一批荷兰设计师，来到竹乡莫干山，与当地竹编艺人碰撞出了一场艺术风暴。

来自荷兰的两位产品设计师艾瑞克·曼特尔、依冯·劳力森，有现代化、国际化的眼光和创意，但从没有接触过中国的竹编。在莫干山，他们遇到了竹编技艺大师何红兵，激发了创作灵感。双方尽管语言不通，但几张草图互相一画，三人的眼睛都放光了，在房间里一讨论就是好几个小时。

过去，从何福礼到何红兵，制作的竹编都是原色竹编。但荷兰设计师独辟蹊径，把一根根竹子劈成细条，用植物蜡染的方式浸泡染色，逐一编号，随后进行设计造型，制作成中西合璧的彩色竹灯，既可当作艺术装置，又能作为家居用品。

对何红兵而言，彩色竹灯的编织技艺并不复杂，一人一天就能制作10-20个。外形小而美、制作快又多的竹灯，很快在网上打开了销路。

“在非遗进入市场的流通环节过程中，通常通过两种方式与消费对象实现链接：一种是高级定制，然后通过展览、拍卖或收藏等形式，产生更高的艺术价值，形成较为独特的‘非遗+艺术’；一种是非遗资源里提炼出来的文创产品，它的目标受众是喜爱传统文化又喜欢原创手工艺品的普通公众。”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PACC执行主任金江波说。

经过此事后，何红兵也转换了思路，一面继续做传统的精工细雕的“大而全”竹编作品，一面推出了类似彩色竹灯这样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的“小而美”产品。他明白，把非遗技艺融入普通人的生活需求、融入日常的衣食住行，是将非遗的艺术价值转变为商业价值的途径。

老技艺＋大平台

随着“脱贫攻坚”战役的步步推进，从2017年举行的“贵州遵义扶贫研修班”开始，PACC开始思考转变工作重点：在已经设计了供展览传播的优秀作品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推出有市场、能销售、好制作的产品？

“要打造富有美学价值的非遗+文创或者是非遗+艺术品，一方面找知名的设计师来合作，一方面还可以发挥上海的平台优势，推动传承人与成熟品牌合作。因为他们熟悉市场需求，恰好能与传承人互补。”金江波和同事们想到了另外一种“加法”。

在PACC的穿针引线之下，来自贵州遵义的非遗技艺和上海的传统老字号企业成功“牵手”。

PACC找到了上海东浩兰生集团，共同策划了“凤凰自行车＋遵义藤编”项目。遵义藤编制作的前车篮和后书包架，安在上海人熟悉的凤凰自行车上，混搭出了田园自然风的城市自行车。一辆自行车，藤编手工的制作量不大，成本可控，好看别致，用户也买得起。2019年11月，这款特殊的自行车亮相进博会，立刻引来公众关注。

用赤水竹编制作成礼盒，里面装上海派点心，取个吉利的名字“竹报平安”，这就是“哈氏食品＋赤水竹编”的牵手成果。去年上海“五五购物节”，这款精致大方的竹编礼盒篮一亮相，立刻收到了两批订单。研修班学员、传承人卢英华回到赤水，一面带动当地贫困户紧急制作，一面整合生产线，大大提高了产能。

老手艺与老字号相加，为老字号提供更多文化内涵；产品经过市场检验，又为老手艺从业者增加就业，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目前，这个合作模式已经吸引英雄钢笔、上海牌手表、老凤祥等越来越多的老字号品牌加入。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推动非遗传承人群对接市场的方法。那就是发挥上海这个“文化码头”的平台优势，让来自大山、高原、盆地的非遗作品走入进博会、中国艺术节文创产品博览会这样的大型展会，让非遗传承人群直接感受市场温度，逐渐把握市场脉搏。

由PACC联合其他机构共同主办的上海国际手造博览会，每年秋冬都会举办，至今已办了6年。每年博览会的“非遗扶贫”区域内，都会辟出果洛专区，传承人携掐丝唐卡、藏银、藏香等一一亮相。

掐丝唐卡传承人夏尼第一年参加手造博览会时，带来了大幅掐丝唐卡作品，每幅价值在万元左右，结果参展观众只是围观，就是不买；第二年，夏尼带来的产品是小幅掐丝唐卡，除了传统的宗教题材，也有其他生活类题材，每幅千元左右，最后卖掉了5件；第三年，在章莉莉的建议下，夏尼改良制作了一批小幅圆盘掐丝唐卡，色彩更加丰富，价格降到了两三百元。这一次，不仅两大箱样品被抢购一空，还收获了一批订单。

创新＋传播＋创业

像夏尼这样，自从参加了一次研培后就与上海结缘，几乎每年都来上海的非遗传承人，并不在少数。同样，每年暑假，上海美术学院的老师们也会成为“空中飞人”，到青海、贵州、新疆等非遗传承点一一回访。

这些曾在上海“孵化”的非遗传承“种子”，回到家乡后，开出了什么样的花？

去年7月，上海美术学院的回访团第三次来到了果洛，在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的玛沁县雪山乡阴柯河村，见到了卓玛吉、夸叶、花毛吉等学员。2019年，卓玛吉培训结束后回到当地，与20多户牧民组成合作社，一起制作牦牛绒产品。看到久违的上海老师，卓玛吉拿出几顶牦牛绒帽子，都是上海回来后制作的新产品，设计中加入了时尚的几何纹样，很受欢迎。

2019年暑假，回访团到达新疆。在喀什疏勒县洋大曼乡，2018年新疆刺绣研修班学员钱美荣开办的喀什丝路行科技研发有限公司，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钱美荣是新疆刺绣区级传承人，作品多次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在上海研培时，她被上海老师展示的跨界作品深深地触动，对色彩和图案有了崭新的认识。在研培班里，钱美荣还结识了另一位刺绣传承人敖热拉木加甫。敖热拉木加甫家住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到喀什要坐12小时的火车。新疆刺绣研修班结束之后，她毅然决定，跟随钱美荣，一起把疆绣传承发展下去，将洋大曼乡打造成新疆“疆绣”之乡。

在洋大曼乡，钱美荣和敖热拉木加甫携手对新产品的图案进行改良，把地域特色都运用起来，也把民族传统与现代设计结合起来。她们大力挖掘喀什11个县以及各民族的传统工艺，进行特色研发，打造当地的特色旅游文化产品，逐渐打出了知名度。

与此同时，钱美荣坚持给当地人培训刺绣技能。贫困妇女学会了刺绣技艺，在家门口的公司就业，就能顺利解决温饱问题。作为扶贫企业，钱美荣的公司目前已经解决工人就业340多名，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60多名。因为做工精美、样式独特，厂里出产的刺绣品很受欢迎，订单源源不断。

近年来，从上大研培班走出的非遗学员中，有不少钱美荣、卓玛吉这样的传承人，以非遗技艺创业带动地方就业，逐渐成长为当地扶贫攻坚带头人。

而他们这些年的成长，显然不是一次短期培训能够触发的。

对于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来说，非遗扶贫不是一次培训那么简单。而是由此出发，深入当地，建立工作站，定期回访，驻地创作，牵线搭桥，帮助运营。在一种非遗技艺、少数传承人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做“加法”，整合多元社会力量，重组生产关系，形成产业，最后形成一个“非遗创新＋非遗传播＋非遗创业”的可自我循环、持续发展的非遗跨界创新生态圈。如此一来，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源帮助传统工艺回归当代生活，非遗传承人得到尊重和收益保障，非遗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为了更快更好地形成这个生态圈，上海美术学院还在思考新的“加法”。

比如，老手艺＋新工艺。

“我们开发了牦牛绒披肩、袜子、拖鞋等产品，但也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在高原环境里，牦牛绒制品不会发生虫蛀，但到了上海这样的南方城市，牦牛绒在潮湿环境中很容易发生虫蛀。能否和企业一道研发新工艺，解决这个问题？产品性能优化后，就能开拓更大的市场。”章莉莉说。

比如，新产品＋新空间。

“不久前，我们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签订协议，计划在阿坝县神座村建设一个有本土文化底蕴与特色的美术馆村落。当地除了祭祀性场所外，缺少公共活动空间。我们计划，在农闲的时候把村民的生活场所改造成美术馆，帮助他们陈列、传播以及售卖当地的非遗创意产品。一所民居就是一座美术馆，村民也自然地成为馆长。在这个随季节变换的创意空间里，生活与艺术互相交融，为当地文旅融合的业态带来新的发展。”在金江波的计划中，能扶智扶贫的“非遗”，是传承人就业与创业的好载体，既能帮助他们获得文化自信，还能让他们走向文化自强，更能带动地方经济转型，为进一步的乡村振兴发挥更大的作用。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5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