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励志的故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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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塑载道 以像传情,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人民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图①：《问道——孔子问道于老子》之老子。 图②：《问道——孔子问道于老子》之孔子。 图③：《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 中国美术馆供图 2021年9月，我创作的青铜组雕《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矗立于希腊雅典阿果拉广场。在爱琴海的阳光下，两尊青铜雕像分立东西，面向彼此：苏格拉底挺拔健硕，孔子温文尔雅，二人侃侃而谈。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曾说，“苏格拉底和孔子是人类的两张面具，面具之下是同一张人类理性的面孔”。孔子代表着东方的温良恭谦，苏格拉底则象征着西方的理性品格，他们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和希腊间伟大思想的对话似春风化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将为人类文明提供更多可能。 写意雕塑凝聚中国文化之“意” 南京师范大学是我艺术生涯的重要起点，徐悲鸿、傅抱石等很多大师都与之渊源深厚。我上学时临摹，例如《掷铁饼者》《大卫》《持矛者》等石膏像，都是徐悲鸿当年从法国带回来的。南师大不仅美术系好，中文系和教育系底蕴也很深厚。心理学家高觉敷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著作，文史学家唐圭璋、孙望等都曾在那里执教。我虽然就读于美术系，但一有时间就到中文系和教育系听课，得到多种文化的滋养。 我在大学学习阶段，醉心于印象派色彩、用笔的写意性，并将其与我自小就喜欢的书法、中国画进行比较，获得更多对“意”的理解。1996年后，我到欧美学习雕塑与陶瓷创作，接触了不少西方艺术家，他们对中国艺术非常钦佩，认为我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1998年，我回国后在南京大学担任教授，创建美术学科。在这期间，我重访敦煌、大足、麦积山等地，考察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国文字的生成及其不同书体的演化、中国画及雕塑都非常重视“意”的表达，这种“意”直抵灵魂深处。我认为，艺术应该回归到本体，即通过客观物象来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而不是把表现客观物象作为目的。为此，我提出了“写意雕塑”。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美术家要找到支点，才能在世界艺术史图景中立定文化坐标。“写意雕塑”的概念建基于我对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所进行的研究。写意雕塑的“意”，就是中华文化之“意”，通过形来写神，达到形神兼备，将中国哲学、文学、史学的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以及中国造型艺术中的书法、绘画、雕刻等意象融入雕塑。写意雕塑同时吸收了西方写实主义的精华，借鉴了20世纪以来西方视觉艺术革命中所建立的艺术新样式。所以，它意在融汇古今中外，打通艺术类型隔阂，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概念。在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它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彰显出一种由内而外的文化张力，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与现代创造的载体。 用雕塑艺术“为时代造像”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立志塑中华历史人物像以立时代丰碑。为此，费孝通先生曾为我题字：“得其神胜于得其貌”。他告诉我：“塑像，要抓住神。”这带给我莫大的启示，也让我坚定了一个理想：用可视的形象，把那些不可视的、写在书本里的、口口相传的民族历史展示出来，让每一尊雕塑都能映涵时代精神，体现时代坐标。30多年来，我潜心于斯，塑造了数百尊“中国人”像，从老子、孔子到鲁迅、陶行知、袁隆平等，他们从历史长卷中走出，以无声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艺术是沟通人们心灵的桥梁，人们在对美的感知中展开思想与情感的交流。通过塑造中华历史人物，可以表现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却始终自强不息、奋勇前进的情操。大概正因此，季羡林先生将我的创作称之为“为时代造像”。 在雕塑“中国人”像的创作过程中，我深感一个民族如果要向前走，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是不行的。我为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塑像，希望年轻人在与这些人物的每次“对视”中，都能感受到人生的价值和力量。 令我所感动的是，这些塑像不仅在国内受人敬仰，在国际上也广受欢迎。近30多年来，我创作了近600件雕塑作品，其中有50多尊雕塑立于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的符号。2009年，韩国建立“吴为山雕塑公园”，将我创作的老子、孔子等中国贤哲塑像陈列于釜山仁济大学校园。2012年11月，我的作品到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巡展。在布展过程中，意方工作人员看到老子像，立即放下手中的机械工具，用人力将“老子”抬到高高的展架上，以表达他们对这位东方哲学家的敬意。2014年3月，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我创作的《虚怀若谷——老子》塑像前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中国。” 2020年1月，意大利达·芬奇博物馆立起一组大型雕塑《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由我创作的这组雕塑展现出达·芬奇与齐白石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艺术家相视相望、彼此倾听的场景，东西方文化于此对话，象征着人类文明情感的交流。作品揭幕时，全场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意大利国歌，传递出人们对文化共融、艺术共创、人心共通的需求与呼唤。 发挥艺术作品的美育价值 2014年下半年起，我和中国美术馆同仁开始策划“典藏活化系列展”，将许多放在库房里甚至在课本上都有，但是观众看不到的原作展示出来，满足人民对美的需求。例如，2017年我们举办了“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悉数亮相。展期正值冬季，天气寒冷，观众依然排起两公里长队等待入馆。在2018年夏季举办的“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上，来自61个国家的224件艺术珍品同时亮相，毕加索、达利、珂勒惠支等艺术家的作品也在其中。为满足观众热情，我们将参观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并举办“美术馆之夜”，邀请歌唱家、演奏家、朗诵家表演，有声有色推动美的传播。 中国美术馆的库房是国家的文化宝库，如同银行存款要产生利息，我们要对艺术作品进行梳理和展览，走进人民心中，通过优秀的艺术作品教育、鼓舞、激励人民，这就是巨大的“利息”。这不仅是作品的活化，也是“人”的活化。与此同时，中国美术馆还在不断充实馆藏，尽力收藏优秀的艺术创作。一个民族要向前发展，要记住曾经走过的路。优秀的艺术作品是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艺术家把握时代、反映人民心声、用智慧记录历史的结晶，体现出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对河山的热爱。中国美术馆珍藏着大量这样的作品，这些出类拔萃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近年来，中国美术馆通过策划举办高质量的展览，活化经典、吸引观众、弘扬精神，让美融入生活，尽最大可能发挥艺术作品的美育功能和社会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美术馆向世界许多博物馆和美术馆送去慰问，得到的回复同样充满温度。可以说，大家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这场疫情在世界范围发生，所有人都寄居在一叶扁舟之上，我们应相互理解、相互协作。文化交流可以带来情感的融汇、思想的互动、价值的共鸣。而文化交流的本质，是心与心的交流。我们要用美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在相互尊重中，使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为世界共享，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生成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长) 版式设计：蔡华伟《 人民日报 》( 2022年06月12日 07 版) 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之争，如同野火，三五年就要重来一次。对峙的场景，和几十年前的经济学非常类似。 反复出现的人文与科学方法之争，对于双方的成名学者来说，其实只会愈加坚定原先所秉持的观念----人很难被说服。对于涵泳社会学未久的学子和青椒来说，却容易因双方文字的随意和模糊而无所适从 ---- 年轻人很容易追随。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关键时点，如果方法之争因缺乏彼此尊重而只是增加了彼此成见和茶余饭后的谈资，就只会反复地撕裂学科。 尤其是，当争论是建立在彼此缺乏真正理解的基础之上时，道统之争会容易降格为意气之争。起码，要有深度了解、不断了解对方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去批评。轻飘飘地一句我们也做过定量、我们也从定性走出的说法，不能掩饰这种基础的匮乏。费孝通励志的故事有哪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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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局外人的角度看，这或许仍然反映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不成熟。实际上，仿佛是双方彼此潜意识中的不自信，才带来了表面上的激愤言辞和近乎率性的批评。这也预示着中国社会学要与世界对话，要形成真正的中国气派、学派和流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学是什么？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社会学。但无论何种定义，社会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人群，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人是复杂的，人和人群的行为，既是可观测经济社会现象的因和果，又是不可直接观测因素的果和因。这复杂的程度，使得社会学诞生一百多年来，用以诠释世界的理论和用以检验理论的模型，始终充满了悖论和争议。
但复杂不等于不可化约。理论也好，模型也好，都是对现实社会学的高度抽象化。也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如何应对研究对象的异质性，其关键不在于寻求某种足以一统江湖、唯此独尊的大杀器，而在于倡导一种观念、方法和实践上的学术包容。这包容的精髓，乃是放弃兼并、尝试兼容、不分高下、并驾齐驱。
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和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甚至文学、诗歌一样，再也无法用单一的门派、方法、路径、理论来定义或统领。起码在我看来，孔德、涂尔干以降，社会学就有如细胞分裂般派生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的气象。有趣的是，我们居然在一百多年后，还在为这两种秉性不同的社会学进行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辩论。
我们认知上的误区，不难理解，或许可以上溯到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费孝通先生。
“人文科学”悖论
费孝通先生是一百年来为数不多的可以和世界进行对话、曾经站在全球社会学前端的中国社会学者。
即便在和社会学隔绝数十年后，费老仍然异常敏锐地捕捉到社会学发展的一日千里。在后期的研究中，费老对于社会学曾有过明确的重新，这就是著名的“人文科学”。因为不是学术论文，所以这里我略凭记忆来阐述和发挥。
问题在于，如果人文和科学偏偏是两个难以兼容的野兽，那么，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又有多大的增值效果？在赛伦盖蒂草原上，把两头狮子用铁索捆绑在一起，它们只会撕咬，打不过一只鬣狗。解开铁索，让两头狮子威风凛凛地并肩作战，可以所向披靡。
为何费老的“人文科学”只是一个愿景？理由再简单不过：人文的方法论，和科学的方法论，大相径庭。个人虽可以尝试兼容不同的方法，但作为群体智识体系的社会学本身，人文和科学方法本质上有不可兼并之处。这本是一个老掉牙的论题。但话说回来，越是老生常谈的，越是会三五年再来一次争吵。这大概是因为，方法会形成道统，而道统总是渴望唯我独尊。
我是半个社会学人和文字工作者。对于科学和人文，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无法给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精确定义。我也早已忘记多年前那些社会学方法论的课程，因此下面只是说出自己的粗浅的理解。
科学依靠实验，数据，图表，模型，证实，证伪，复制，是这些方法，让我们的对身外之“物”的知识日益渊博，建立起对可观测的世界越来越清晰的了解。而当代的社会科学，主要就是透过样本和数据，用所能找到的最贴切的模型，来对流传着的理论、观点进行反复检验，从而解释和预测世界。卡尔波普，对于科学的证伪特征，有很好的论述。无法被证伪的，不是科学，是哲学观点。
人文依靠思辨，批判，创作，勾画，想象，阅读，提炼，是这些方法，让我们的身内之“心”日益丰富，对不可直接观测的情感、道德和精神世界具有越来越深邃的体验。人文化成，兹事体大。但我们不要忘记，人文同样在简化世界和历史，把有限的人世和无限的内心归类为美的、善的、恶的、丑的，正义的，邪恶的，自由的，奴役的，简单的，复杂的，静止的，变化的……只不过，人文方法对世界的高度浓缩，更为灵活和个人化。比如，文艺作为人文的一种方式，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毛主席也说过，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科学学者的方法是外显和进化的，他们永远以方法的进步为自豪。这是因为，方法的进步，会带来科学的开疆拓土。所以，科学的方法道统，在于“变法”。比如，你在Nature或者Science上不会看到物理学论文大段引述牛顿、生物学论文大段引述达尔文。在一篇量化社会学分析里，也不会有大段地韦伯或吉登斯的原话。这些前人的积累，有的作为共识性的知识基础存在而不必赘述，有的作为一个观点存在但和当下的研究旨趣无关。一旦你在一篇量化论文里抒发胸臆、伤春悲秋，胸怀量化道统的审稿人觉得你不专业还卖弄。
人文学者的方法是内隐和稳定的，或许这是人文学者较少提到方法甚至回避这两个字的原因。但问题在于，引申发挥也好，诠释勾勒也好，浅吟低唱也好，有学问处皆有方法，也不可能不需要方法。只不过，人类精神的永恒特征和地域性，促成了人文的传承血脉；而方法的心灵限度，形成了这种稳定性，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传承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所以，人文的方法道统，在于“不变”。譬如你会发现，任何时代你都对李商隐或《金刚经》进行天马行空的诠释并对诠释的内容不负责任；你可以和苏东坡一样大量出韵地填词，然后宣称自己也是那种“曲子中缚不住”的人物。但你一旦不小心使用了非人文的方法，比如你打算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来告诉大家苏东坡的出韵率是多少，马上就容易遭到同行的怀疑----似乎方法的变，就天然会破坏你作品的人文性，哪怕你原是个学富五车的文人。
如果真有“方法主义者”的话，社会学里的科学学者和人文学者有着大致同等的概率：科学追求方法的极致进化，人文追求方法的极致永恒。开个玩笑，某种程度上，或许人文学者更接近天然的原教旨“方法主义者”。或多或少，每一位人文学者在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朱熹，不断鼓励自己“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只不过，很多事情加上主义二字，就变得不太好听；很多事情加上人文二字，显得玄幻而充满格调；而很多事情加上科学二字，显得可信但冷冰冰。没有办法，科学就是这样汉子，人文就是这样性情！只是，好的人文研究者，会清楚自己诠释和理解世界的限度，如同好的科学研究者，会清楚自己模型的前提和假设。
因此，我们应该尊重彼此在方法和旨趣上的差异，并深刻理解这种差异始终无法通过吞并、兼并、一较高低的方式来实现消融。历史如此，现实如此，未来还是如此。这样，人文和科学，各有各的方法。方法不是万能的，只尊重自己的或自己擅长的方法，是万万不能的。
实际上，在个体层面上，克制方法的自负，尊重不同方法共存的现实，甚至尝试新的手段，不难做到。陈志武教授在新近的一篇随笔中说，量化历史讲习班的前几期，迎来的是国内史学界众多学者的怀疑甚至悲怆的斥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鼓励自己的学生去听一听、学一学。谢宇教授，甚至尝试了离开回归模型来梳理动员汉时代的中国士大夫。新的、异域的方法不一定是好的，但不去了解新的、不去了解异域的，一定不好。
这样看来，费老的“人文科学”也好，或者倒置成“科学人文”也好，这些偏正结构都有些勉强、模糊、因暗示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可能而滋生彼此吞并或者区分高下的野心。因此在我看来，社会学中的人文研究和科学研究，可能不需要用一个词来概括。
我们应该直面社会学总体学科内部的差异和分工。我们应该让尘归尘，土归土，人文的归人文，科学的归科学。纯科学的研究可以是社会学，纯人文的研究也可以是社会学，有人文味道的科学研究，或者有科学味道的人文研究，我们更加欢迎。但是，这里面绝没有天然的高下贵贱之分，没有附着在研究模式上的虚幻的优越感。
我在想，如果费孝通先生当年说，社会学分两种，一种是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是作为社会科学的，那么，今天这些烦恼和争吵，或许少很多。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其实才是一个学科真正百花齐放的样子。
因此，“人文科学”或许是个费孝通悖论。
社会学的“法”、“理”和“情”
走出这个悖论，放弃融合的野心，告别无谓的争吵，需要对社会学研究活动的过程进行抽象解剖。在我看来，方法，逻辑，和个人的研究力，是这个过程的三个抽象要件。
方法只是一根“杠杆”，作为杠杆，显然越长越完备越好。人文的“法”和科学的“法”，都是杠杆，没有高低之分。而所有的杠杆需要“支点”，就是逻辑。没有逻辑，没有因果机制，再好的方法也没有价值。最后，撬动杠杆的那双手的“力量”，取决于学者个人理解社会的透彻度。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引述并扩充渠敬东教授的话，做学问必须“讲理”和“动情”。这里的“理”，就是基于逻辑的社会机制，就是研究的支点；而“情”，就是对社会现象的深刻体验、敏锐把握，对社会个体和群体命运的悲悯与感同身受，就是撬动杠杆的力量。有情和理，用传统的人文之法，自然是好的人文研究。有情有理，用最新的科学之法，也必然是好的科学研究。
但我要强调的是，我理解的“情”，是一种综合的、多维的力，而不仅仅是人文学养，还包括科学素养和个人意志力。而且，“法”、“理”和“情”这三大要件之间，彼此并不具有相互表征的能力。
比如，使用科学方法的齐眉棍，不代表没有研究者无人文“情”；使用人文方法的方天戟，不代表研究者无逻辑之“理”。又如，当“情”中的科学素养占得多，你会更容易在“法”中选择Stata和R，选择模型回归，但这不代表你的“理”、不代表你的逻辑就一定犀利。而如果你的“情”缺乏人文素养，即便使用最先进的“法”，有着强大的“理”，离最好的研究仍然有距离。同样，当“情”中缺乏科学素养，你可能更容易忽视现象背后的“理”，或者习惯于一套自己视为当然的“理”，甚至也有可能让你对本领域的新“法”或者其他领域的“法”视而不见，从而失去学术突破的机会。
再有，“情”是多元多维的，它的内在构件之间相互奥援补充，了无贵贱高低之分。研究对人文学养要求高，不代表缺乏数学头脑是一种光荣；研究对科学素养要求高，不代表不读书却可以振振有词。好的“情”，高的“研究力”，乃是由深厚的人文学养、极高的科学素养和铁一样的意志力所共同构成的。任何一个维度的过度缺失，在社会学领域，恐怕都会影响我们去取得持久的成就。这一点，社会学和文学、哲学不同，和一般自然科学也不同。
那么，这说明社会学需要“通识”学问吗？也不尽然。我不一定知道什么叫做通识，但我知道什么肯定不是通识：只知道埋头统计原理与只知道浸故纸堆一样，都不是通识。最理想状态的最好的社会学研究，大概应该是“通识”的，但很难很少。而纯人文、纯科学，一样可以做出很好的社会学研究。作为个人的能力，我们可以追求“通识”，但“通识”要求通的是人文与科学，而不是仅仅通文或者仅仅通理。
文理需要贯通，视野需要开阔，这大概才是“通人”。
新近的争论
在很多领域，人文学者的怨气，来自于对传统体系有被边缘化危险的深深担忧。
我深信在中国的人情社会，没有“士”的情结，学者群体不会为轻易为一个争执反复发声。对于人文学者而言，这是一个道统问题，是学科延续生命的问题。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毕生努力的方向是死胡同或者式微。因此，向这些为自己热爱的领域公开发声的学者，我们应该致以深深的敬意。
而这些担忧，被量化学术考评体系所进一步点燃。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推行同样的评价系统，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催化了社会学内部的门户之争。尽管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尽管对校长、院长的火气，不应该发到对面的同行之中，但批评和反驳的情绪，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
最初，当争论发生的时候，双方乐此不疲的，是对彼此的方法局限性的无限放大。无论是人文还是科学，定性还是定量，仿佛一个小小的缺口，就注定了这个方法的阴暗未来。
擅长人文方法的学者，习惯于宣称对方忽视了人的复杂性，是冷冰冰的社会学，是对舶来方法的滥用。而擅长科学方法的学者，习惯于指责对方缺乏科学的思维、逻辑和勇气，在草率的概念中故弄玄虚，迷失于粗糙的故事和个案却浑然不自知，更不具有验证自己观点的能力。这样下来，其实也算打个平手。人文学者享受传统大儒的自我期许，科学学者享受考评体系的额外报酬。你有所谓论文，我有所谓思想；你有影响因子，我有众多粉丝。
但新近的争论似乎升格了。
坚持自己所擅长的人文方法的学者，尤其是一批非常优秀的学者，在陆续把目光转移到中国的经史子集中去的同时，开始宣称对方的科学学者并未真正拥有理解中国的“情”。缺乏人文学养和对这片土地的深刻理解，会使得一切基于中国的量化研究降格为对西方学术的机械复制与模仿。甚至，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复杂性，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不适用缘起美国的社会学计量方法的重要理由。据说，这叫做中国社会的均质性不强，因此回归模型没有用武之地。
坚持自己所擅长的科学方法的学者，在错愕于人文学者的不依不饶、反复开衅之后，在用静默表示不屑之后，也开始新一轮的思想反击。他们批评对方乃是因无力与世界进行学术对话，然后转身逃避到中国古典文献的某个角落来自我神圣化，而这几代人普遍的文化断裂，使得这种方法仅适用于极少数学者，并难以成为学科的传承方式。而回避世界的代价就是，再精致的学术和再真挚的情感，也会逐渐褪色成为夹缝于历史、文学与社会学之中的无法被批评和传承的文字。也因此，科学学者对人文学者那种倾向于把学术与爱好、方法与智识、文采与品位等概念混一起来的做派和缺乏来由的优越感开始不满。
科学学者甚至嘲笑，中国社会复杂性不适合均质方法的观点，几乎可以断定是对当代计量方法过于陌生而导致的误读：甚至不用谈模型本身，起码，美国社会的种族、移民、文化复杂程度远超中国，而美国背后的安格鲁萨克逊文化脉络上承地中海的希腊罗马，中继欧洲大陆和不列颠，和中华文化具有同样灿烂的历史。
从一个公允的角度，没有哪一位中国学者，可以轻易地断定，其他学科中的学者，对中国不具备深刻的了解，或者仅由于这种了解的相对缺乏，就会使得研究失去了价值。少读了几本原典，没有参与过田野研究和问卷收集，不一定代表个体心智和中国事实之间的联系真的变得脆弱。实际上，没有哪一位学者应该自我设立一个虚幻的高度，然后来俯视其他人解读中国的智识活动：情绪化的批评是简单的，反身性和反思哪里去了呢？
更何况，每个人穷其一生，都只了解了中国的片段，可以是历史，可以是当代，可以是文化，可以是数据，可以历史多一点，可以当代多一点，可以抽象多一点，可以具体多一点。恰恰是这么多社会学者的众人之“私学”，才成就了中国社会学的天下之“公学”。想到这里，我们应该为自己在社会学中的地位而感到惭愧而不是自喜，应该对自我之外的知识存有相当的敬畏。
学者各有千秋，各有偏好，各有性情，但作为研究力的“情”，是个组合。恰恰是这个组合，构成了学者们人生模型中的随机干扰项。这些“情”上的些许差异，最终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各类学者头衔组成的科层体系。但学者和学者之间，其实真的本没有太大的差异。在上方的，应该感恩和谦卑；在下方的，应该努力和淡定；在一个海拔上的，大家应该携手共进。
我们真的不能说定量研究者的“情”就低，好比我们不能说定量研究者的“理”就高。我们更不能对着彼此说，你们因为读线装书少导致人文素养不足，所以你们的研究肤浅不堪且注定肤浅不堪，这就好比我们不能对彼此说，你们因为数学差、没逻辑，所以你们的研究就是故步自封的呓语。这些都不是最有效的批评，是一时的兴到之语，有点关公战秦琼。文字公开表达出来，有撕裂学科、加深成见的危险。
在历史的世界里汲取营养，在国际的平台中借鉴思考，在当代中国的转型激流里进行田野与数据分析工作，都是同等重要、严肃而不可或缺的事情。但如果说不进入古典世界，就缺乏从社会学角度了解中国的基础，是不是有点绝对？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不进入社会分层、流动，不进入社会网络和人情，不进入婚姻、家庭的观察，等等，就失去了社会学的学科准星和本原意义：我们治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学？放置到历史学和哲学中，我们那些为之自喜的新思想和新发现，是不是会有让这些学科从业者嘲笑的危险？
如果一定要这样说，那么只能是：愿意做这种社会学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做这种社会学的，命运牵着走。
历史的限度
池田大作问汤因比，如果有选择，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汤因比回答是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西域新疆。
每个人对都历史充满好奇和憧憬。但确实历史既是一个谜团，也是一个宝库。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那是灵魂深处的根基血脉，是学问江海的雪山源头。甚至历史本身，比现实更富有魅力和光环。但我也要说，即便是在科学精神渗透到骨子里的量化研究者来说，历史也是那么深富魅力：起码，它可以为我们提供绝好的纵贯样本和分析工具。
比如我就特别喜欢用历史数据来做看起来很炫的工具变量。不是工具变量炫，是历史数据本身就很炫。
因此，历史对于社会学中的人文和科学具有同样重要的潜力，历史不是人文或者科学哪一派的禁脔。开发有先后，这是题外话。
但在人文学者提出回归历史且谴责科学学者历史素养不足之时，我们也必须提醒所有人关于历史的限度。
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费老，都热望历史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潜在价值。
费老甚至说，“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
当然，费老不是说，只有文化研究才是社会学；费老也没有说，不回归历史的社会学就不是好的社会学；费老更没有说，量化的研究无法回归历史！
但是这里引出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在文化而不是文明的意义上，中国历史本身是否具有完整的延续？第二，当代以及下几代社会学者群体是否具有驾驭历史的能力？
如果历史长河中文化的脉络并不清晰，甚至断裂了，那么，典籍和史料中的思想、事件和规律，可以为理解21世纪的现实中国提供多大的帮助？帮助或许有，是否有我们预期得那么大？
不用上古，当你回归到卫青、霍去病少年出征大漠的汉代，当你回归到安禄山哥舒翰胡人开府守边、长安城里胡姬当垆劝酒的唐代，你是否觉得社会分层流动和移民的格局和今天截然不同？当学者穿越到春秋战国食客三千的养士时代，穿越到《世说新语》里名士风流让你倾心不已的魏晋，你是否觉得当年的小国分治、学者养成与今天的大国治理和学界风俗大相径庭？更遑论那些崖山之后可有中国、煤山之后可有华夏的悲怆追问？甚至，生物学意义上，在历史的车轮碾碎了我们祖先中那些激烈的、莽撞的、危险的、可以慷慨赴死的基因之后，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确信这个群体千年下来仍然保持一样的心灵？
除非你研究古代社会思想史。但是，这又回到那个问题，治的，还是标准的社会学吗？
而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是不是社会学者都必须从启蒙读物开始重新一轮古汉语的训练和养成？既有的教育体系，能否招募和培养出具有迅速阅读和领会古籍的大量人才？即便是引入精英教育，如果我们消耗一代最优秀社会学人的心力和汗水来建成这样一个师门传授体系，所获得的新知和思考，是否一定有我们预期的那样激动人心？
当把回归历史作为一种个人爱好和志向，那虽千万人吾往矣。但如果在学科的层面来实践这个工程，指导自己的门生，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类似的追问。
有趣的是，这些问题对于定量分析者来说，似乎反而没有那么关键。因为在数量分析的世界，不同样本，不同历史，不同文化特征，恰恰是我们需要追寻并可以控制的变量。中国的历史数据，和国际数据一样，拓展了我们的样本丰富性和代表性，提供了因果推断的更大可能。这其实只是因为，定量分析并不需要预先假设，过去时代的精神、现象和规律，可以千年一贯延续到今天，可以为理解今天提供根本的源头和参考。
我宁愿相信，三千年、五千年以来，无论是流传下来的大名，还是默默泥土一般逝去的生命，都有着和我们时代格格不入的特点。否则，如果历史就是今天，你怎么让我去敬畏历史，如何能去追念那些在历史中消失了的催人泪下的忠、义、仁、孝和文采？
分家和考评
人文和科学分家，岂不是化解问题最简单的方法？
历史不是没有过先例。斯坦福人类学系在90年代末，按照科学和人文的标准进行了分家。但十年不到，人类学科学学者和人类学文化学者，还是走到了一起，系科重新合并。因为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世界还是叫他们人类学家。从学科的总体命运角度，学科内部的门户之见，显得那么无关紧要。
而分家对于中国式考评更没有用。因为无论你分到哪里，你还是法学旗下的社会学，还得接受学校层面、学部层面整齐划一的考核体系。
那么不考核是否可行？问题在于，不考核，不用CSSCI和SSCI来导向，我们的学者花五年写出来的发表在非C刊的文章，是否真的会是好研究？
十年一剑，关键要看是什么人在磨。发表在C刊的不一定是好作品，但连C刊都没有发表的，有多大的概率是好作品？发表在SSCI的不一定是好作品，英语也显然不代表全世界，但在英语世界里都没有你的声音，中国气派与中国特色体现在哪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是说关起门来才是民族。走出去的民族，才是世界的。
更重要的，文采和音韵固然难以跨越语种，但社会学的思想，从没有理由不去翻译和表达。因为我们不是写诗，我们是在做社会学。如果我们自己的思想真的不可以翻译，那么我们是凭什么去阅读和理解哪些全人类共同的人文智慧？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宾诺，莎笛卡尔，阿奎那，康德，休谟，洛克，黑格尔，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这些重要名字的既抽象又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道”，哪一个不是通过跨域语言的小小门槛，才达到一种世界的高度的呢？
在连小说都可以翻译、连莫言都可以得诺贝尔奖的时代，为什么我们的学者，少有进入世界舞台的心志？我不相信翻译成英文之后，中国社会学家的洞见和智识，就难以得到承认。有发表偏见的存在，更不能够使之成为放弃的理由。何况，起码在英语世界的重要期刊上，我们早已多次看到过关于中国的非量化研究，并慨叹于其中的细腻和微妙。它们的作者，有外国人，有中国人，他们深具情理，把真实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置于聚光灯下进行周密而直指人心的解读与诠释。他们在传播思想，而不是为把思想束之高阁而孤芳自赏。
其实，关于对考核的批评，我不无赞同。但我不认为放弃考核是一条出路。
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整体道德水准和诚信体系，尚不足以让我们相信，仅凭对学术的爱，仅凭有大学的存在，学界就可以产生好的作品。而在这样的人情社会，一种考核体系更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让大家接受有一个公开透明和激励上进的规则。而需要慢慢改进的，是根据门类和方法差异，对考核体系的细节进行优化。怎么优化，才是值得发声的地方。
改变一刀切的考核，是真改革。放弃考核，不能说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在温饱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担忧糖尿病，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道与术
这个题目，还可以改为，理论与数据，问题与方法。
但是我特意用最激烈的对比方式表达出来。因为我要大家一下子意识到，看起来，“道”是高冷的、智力的、思想家的。而“术”，是粗鄙的、体力的、工程师的。换句话说，不少人觉得，理论是伟大的，数据是琐碎的；问题是重要的，方法是次要的。
这些看法是社会学里巴顿将军式的情怀，思想萦绕在18/19世纪，而躯体不幸游走在20/21世纪。但我很喜欢，因为这些看法本身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在社会学领域的体现。那是题外话。
但我想问，什么是理论？
如果理论就是观点、想法，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理论家。我们都有各种观点，甚至奇思妙想。但理论不同。理论必须是一个体系。
在韦伯、涂尔干时代，这个体系是这样建立的：深思善怀的社会学家，对种种社会学现象的历史脉络、当代特征行分析和观察，提出假说、观点，然后用雄辩的抽象思维力量，结合博学强记的事典，来自圆其说。比如，韦伯采取的是横向体系的方法，从宗教到伦理，从经济到社会，从西方到中国，韦伯大开大合，万夫不敌。而涂尔干略微收缩战线，集中于社会分工、失范，而他的体系总体上更多体现了纵向构架，开始使用量化的方法：除了雄辩和事典，还需要数据来为自己的观点说话。这些理论家，都是一个体系的首倡者和不竭不休的捍卫者。
什么叫捍卫？我好几次见过戈德索普以80多岁的高龄，在讨论会上为他的阶级图谱怒发冲冠、激动不已。理论是一辈子的事业，才值得老爷子这样的冲动。
而那个逝去的年代，社会学只是一个草创的学科。因此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师，他们其实没有太多真正意义上的门徒，甚至没有太多人把他们的书和文章当回事。他们大多身后成名。对于理论的建立和捍卫，它们都是凭借一己之力。
那个时代的理论，是孤独者的游戏。
但是今天不同。
进入20世纪下半叶，社会学的发展在专业化的轨道上突飞猛进。专业化，意味着知识系统化的拓展和传承。于是有了专业期刊，有了学业系科，有了学生和弟子，有了同行和门派。而在这个大时代，理论的构成，已经不仅仅是孤独者垄断的游戏。
我承认，即使在新的时代，也不乏绝顶高手如科尔曼、吉登斯、布迪厄等等继续着理论独行侠的探索，但他们或许是美、英、法的传统理论家的绝唱。而越来越多的理论构建方式，是一人当先、纵向团队作战。
什么叫做理论的纵向团队作战？
首先，假说、观点的提出者，进行理论的初步展示和构建。然后，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就是，如果这个关于社会的理论是真实的，就应该得到检验。因此，首倡者必须用事实说话。于是，他会用案例或者数据来支持他的观点。因为单纯靠语气的雄辩，和具体的案例，已经无法征服知识层次日趋完备的社会新受众：这个世界都见识过韦伯和马克思了，你觉得你能轻松提出一个让大家服膺的理论吗？
接下来，对这个初步理论的支持者或者怀疑者，将对其进行非常严苛的评论和检验。通过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案例，不同前提，不同模型的反复检验，一个理论的体系逐步百炼成钢。比如，证明了统计关联，不等于因果关系。证明了因果关系，不等于可以证明机制的链条就是如此简单，还要考虑中介效应和调解效应。即便证明了这所有的，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否可以拓展到其他地区，还要确保样本对于总体的代表性。如此等等。在这个时代，不是哪一篇文章横空出世，而是一批一批的文章，让真正的社会学学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这可不是智力流水线，这是壮阔的集体智慧的奔流和叠加，而不是个人英雄的孤芳自赏。
从方法论意义上，基于反事实因果的定量分析的普及，标志着当代社会学首次具有了超越和挑战传统理论的能力。如果没有记错，韦伯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已有人提出定量的反证。问题在于，随着历史数据的积累和大数据的出现，再宏大的观点，除非是玄之又玄、名之又名的社会哲学概念，否则都将逐一过堂，面对数据的验证大考。但结果并不值得恐慌，这就好比，量子力学超越了牛顿力学和狭义相对论，一点不影响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伟大。因为他们是旧的学者，不需要用新的标准来度量。
回眸上个世纪，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到林南的社会资源，到边燕杰的强关系，哪个真正的社会学理论不是经历了反复的淬火才得以站稳脚跟？这些理论，从林林总总的观点、假说中脱颖而出，站到了历史的潮头，依靠的不仅仅是提出者的智慧和灵感，还有后来众多检验者、评判者、数据收集者和问卷调查员的智力与体力贡献。
还是那句话，理论个人作坊主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我希望通过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譬如，假想有位学者提出一个爱情收入效应论：大学谈恋爱越多，将来收入越高----毫无疑问，提出者可以找到若干种理由来进行传统的自圆其说（爱情锻炼人际交往、提高应对异性指数、自控能力、对外貌的重视度……），甚至进行个案访谈，可以整整写一本书。但是，亲爱的读者，您是愿意直接相信这是理论，还是觉得要用让各种数据来严格检验下这个奇思妙想是否真的具有因果解释效力呢？
想想手工业者的时代，想想当时英国的手工业者对工厂和蒸汽机的诅咒。说恶魔，不是杜撰，是英国最动听的一首主旋律歌曲《耶路撒冷》的歌词。但工业时代来临了，手工业者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不过，你是不是仍觉得格兰诺维特等的名字离我们想象中的理论大师还有差距？是的，那是因为你有幸和这个时代真正的理论家生长在同一个年代，所以你才不觉得他们太过重要。好比奴仆眼中无伟人。太近了，要耐心等时间走远，才能看得清真正的理论家。
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从事旧式作坊的理论研究者，都是向夕阳下韦伯、涂尔干的背影的最后致敬。但我们需要这样的致敬和致敬者。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社会学不可或缺的一支。但我们也深知，个人的克里斯玛和学术的怀旧，不是通往理论彼岸的唯一道路，甚至也不再是最宽阔的大路。
当然，如果你立志做社会思想家、社会观念家，那么另当别论。因为思想、观念都是你个人的，可以不接受检验，但理论，那些established的理论，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只有通过检验才能树立起来。
谢宇教授说，非实证无以研究社会，其实是个激烈的版本。真实的意思是，不检验，无以证明理论。而实际上，哪怕是看起来很难检验的假说，很多都有检验的可能。我甚至向周飞舟教授提过关于量化丧服研究的可能。他热爱杜诗，让我猛然知道社会学者中有人和我具有一样的嗜好。
如果非要用“道”和“术”来表达的话，在今天，定量的“术”可以更好地证“道”。那些宣称可以不通过“术”，不通过数据和模型来检验的观点、假说、思想，往往难以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站得住脚的理论，不是“道”，而是只是“观”。
并非说“观”一定不好。但我们得厘清“道”、“术”和“观”的差异和关系。
“观”，要观自在，要象观世音那样心如故，不是每个“观”都能成为“道”。
“术”，是数字般若，是证“道”开悟的法门，是云在青天水在瓶，是当头棒喝，是一苇渡江的那片草。离开它，难得度。
“道”，是波罗蜜，到达理论的彼岸，成就理论的功业。
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社会学，“观”很多，“术”不够，“道”太少。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问题与方法，就非常清楚。问题无非是“观”，而检验方法是“术”，经过检验了的问题，有可能将来成为“道”。
定量分析者，或者科学学者，并非不能提出大量的“观”，而是他们所提出的“观”，都已经过了预先的筛选：在这个行业内，必须用在手的数据可以加以检验的才可以提出，否则，提出却无法检验，何益之有？而数据，是那么稀少。反之，定性研究者，或者人文学者，可以相对自在地提出各种“观”，但他们很少意识到，如果想到成为“道”，他们最需要的恰恰是“术”。因此，提问题难，提可以被检验的问题更难，提可以被现有数据检验的问题，难上加难。
作为方法先驱的费老
在这个升级的争论中，最为奇妙的是，费老作为当年社会科学的前驱先锋者的身份，仅仅因为他的社会学时代还没有应用统计回归技术，就被人们淡忘了。有趣的是，人文学者甚至用费老提出的“人文科学”来作为武器，批评科学学者的乏人文性。
但我们得公允。比如，大家否忽视了费老偏正结构概念的落脚点：人文的科学，还是科学，不是人文。我不相信费老没读过卡尔波普，而把科学与学科混同起来。
有趣的是，今天人们习惯于把费老看作一位饱读诗书和充满浪漫人文气息的学者，并试图从他对江村或花篮瑶事无巨细的描写、记录和计算中，努力辨识出传统大儒的气息。
其实，这些恐怕多半是对费老的误读。我不知道有多少社会学家意识到，在世纪之交，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研究，恰恰是当时最为前沿的实证研究，使用的是不折不扣的非传统方法方法。费老的实地观察、描写、记录、统计等田野方法对传统人类学方法所带来的冲击，不啻今天门限回归、工具变量、面板数据、倾向性匹配、空间模型对社会学传统方法的震撼。
一点也不奇怪，马林诺夫斯基奉守坚定的实证主义，素来视人类学为科学，其民族志和田野方法，坚定地依赖于具体而非玄臆的证据。马氏的人类学，是基于统计图、族谱图表等高度科学化的“术”上所建立的“道”。费老之所以能够与世界对话，原因岂不是就一目了然了吗？
掌握了新的“术”，才能让费老证了“道”。科学方法，是把费老推向那个历史高度的决定性因素。倘非如此，费老那些居住在江村的亲友，那些老名士、新进士，那些对江村比费老有着更长时间浸的人们，为何没有能因为对文脉的熟习和诗词的得心应手而提炼出真正的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费老也是个方法主义者，那么OK，我们也不妨都来做个方法主义者。当然，费老的故事，和经济学的故事一样，不是圭臬。但故事会给我们启发。
结语
社会学是那么包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包容万象、复杂繁复的领域，又越应该有河汉分明、不需混淆之处。譬如诗歌，千门万户、品流繁杂，但从功能上，孔子早就加以区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兼具人文教化、社会交往和改进治理的多维价值；从创作方法上，有古风，有近体，规则不同，性情不同，各自擅场不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何尝不是如此？
因此，在我的心目中，在社会学的世界里，人文和科学，双峰对峙，二水分流。
走出费孝通先生“人文科学”的悖论，其实是再次向费老致敬。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不是割裂，这只是并存，我们必须客观。也因此，人文和科学向对方最好的致敬方式，并非匍匐仰视，而是公允。
对我而言，如果有选择，我仍然会选择定量研究，因为我由衷地确信这是社会学新的也更为宽阔的证“道”之路。但当我越确信，我对人文学者的尊重就越坚实，我也越羡慕他们在另外一条道路上所见证的精神世界。
费孝通励志的故事有哪些3
1935年12月里的某一天，广西大瑶山，天气如当时的局势一样，异常寒冷。
一对夫妻正在深山里做社会调研。丈夫身穿土布棉袄，但依旧遮不住那份儒雅之气；妻子紧跟其后，双手很自然地护住小肚。很显然，她有孕在身。
山路坎坷，越走越难行；不一会儿，他们就跟丢了向导，在茫茫大山中迷了路。
看着夜色渐沉，丈夫有点慌乱，哪知一脚踩空，掉进了猎人挖的陷阱里，脚部受伤，动弹不得。妻子很焦急，内心有个声音一直在叫：赶快救他！
于是，她安慰丈夫几句后，便独自一人摸黑下山，想找几个当地村民过来帮忙。
她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过。
因为夜太黑，地形又不熟，她慌乱中掉下悬崖，当场身亡。
丈夫悲痛欲绝。73年后，他躺在病床上嘱咐后人，把自己的骨灰分成两份，其中一份留给这位妻子，与她合葬长眠。
这个男人就是费孝通，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在人类学和民族学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在事业上，费孝通硕果累累，但在感情上，三起三落，费老先生算是尝尽了心酸之苦。
今天，费孝通老先生逝世17周年。
其实，回顾费老先生的一生，除了钦佩他对知识和学术的孜孜以求之外，他对爱情、婚姻的忠贞与执着，不仅在婚姻观上给后人树立了好榜样，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七尺男儿，在情感路途上经历坎坷后，依旧磨灭不掉内心的达观与柔情。
费孝通的爱情人生，注定是传奇。
01、崭露头脚的大才子，遭遇一生求而不得的挚爱
每个人都尝过初恋时的甜美与幸福，只是多数人的初恋梦，在现实里破碎，在记忆里封存。
费孝通也不例外。
1910年，费孝通出生于吴江同里的书香之家。彼时，同里有“杨柳松柏”四大户的说法，其中的“杨”指的就是费孝通的外祖父杨敦颐。
他的父母从小青梅竹马，琴瑟和鸣；在耳濡目染中，费孝通深知：爱情是个美好的东西，特别是两情相悦时。
小时候，费孝通体弱多病，还不爱说话，在学校老被同学们欺负。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被霸凌”的难题，爱子心切的母亲硬逼着费孝通去了振华女中。
苏州大名鼎鼎的振华女中，名副其实的“女儿国”，费孝通成了“万红丛中一点绿”。
振华女中
起初，费孝通度日如年；但很快，他却度年如日。
促使费孝通秉性发生180°大转弯的，就是在振华女中，他遇见了他的初恋——杨绛。虽然女同学们也爱捉弄憨憨的费孝通，特别是知道他转学原因后变本加厉，但自从认识了杨绛后，费孝通在振华女中的岁月，可用四个字来形容：苦中带甜。
杨绛性格很活泼，幼时就跟着家人四处搬家闯荡，曾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生活过，骨子里有一股韧劲。因此，在腼腆的费孝通眼中，杨绛就是白月光。
和其他女生一样，杨绛也爱捉弄费孝通，故意把他画得丑丑的。但费孝通不但不生气，反而看着杨绛闹，自己站在一旁笑。
他心想，能吸引心上人的关注，预示初恋成功了一半。
很快，初中毕业，两人就此分开，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就读。
有句话说得好，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费孝通认定了这个理，以为自己和杨绛，就像两根火柴，总有擦亮的时候。
于是，他把对杨绛的思念化作学习知识的动力，成绩不仅异常突出，而且14岁时就开始写文章发表，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大才子。
杨绛年轻时
回过头一看，真是造化弄人，谁能想到，后来名扬天下的社会学家，年少时的梦想是想当作家。其实，费孝通总是和自己喜爱的人与事擦肩而过，梦想如此，初恋亦如此。
5年后，费孝通在东吴大学再次遇见杨绛。
那时，费孝通阴差阳错进了医预科，而非心心念念的中文系；而杨绛刚好就读中文系。
杨绛和文学，都成了费孝通的执念。
重遇初恋，费孝通乐开了花，但杨绛心如止水。费孝通经常霸道地对人自称为杨绛的男朋友，把杨绛称呼为自己的“小女友”；但杨绛却避之不及。
费孝通幻想与杨绛能走父母的青梅竹马路线，奈何郎有情妾无意。多次委婉暗示被拒后，费孝通认“怂”了，直接弃医北上，转去燕京大学念社会学。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杨绛大学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自此遇见了自己的梦中情人钱钟书。才子佳人组合，让清华园沸腾起来。
杨绛和钱钟书
知道杨绛心有所属的那一刻，费孝通很痛苦，给杨绛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甚至亲自跑到清华园，细数这些年来自己的默默付出，证明自己更适合她。
但爱情就是这样，爱与不爱，强求不得。在杨绛的心中，钱钟书是王子，费孝通只是憨郎，再多的过往，都抵不过王子的魅力。
杨绛没有被费孝通说动，反而说了一句：“你若再这样，我们就绝交。”
费孝通哑口无言。
初恋再美好，但若无两情相悦，也只是一厢情愿。因此，他沉默良久后说了句，那就做普通朋友也行。
费孝通的初恋，终究不能像父母的爱情一样开花结果。
和大部分人一样，爱而不得的初恋，费孝通只能埋藏于心底深处；虽然心有哀伤和不甘，但并不影响费孝通的人生追求和继续寻找真爱的达观心态。
费孝通年轻时
02、志同道合的第一任妻子，成了一生过不去的坎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结为伉俪。从此，中国文坛上又多了一对神仙眷侣。
当所有人祝福这对新人时，费孝通却躲在一个角落里暗自神伤了好一会儿。但上天向他关上窗的时候，也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
初恋夭折后，费孝通全身心投入知识的怀抱，拜师世界级人类学家史禄国，深入钻研社会学及人类学。
这时，东吴大学的老同学发来邀请，希望费孝通能回母校参加同学聚会。
他犹豫再三，一直无法决定到底去不去。毕竟，东吴承载了太多的伤心过往。在那里，他弄丢了文学梦，也丢了“学医救国”的斗志，更弄丢了他向往的初恋。
但憨如费孝通，达观起来，没有什么伤心往事是过不去的坎。
他如约而至。
就是这个决定，让他遇见了自己的姻缘，打开了情感生活的大门。
到达聚会现场后，同学们非常热情，围着大才子费孝通谈古论今，交流学术心得。大家听费孝通听得入迷，他却对邻座的一位女孩看得入神。
这个女孩，名叫王同惠。
其实，王同惠也曾就读东吴大学，学的就是社会学，和费孝通在时空上稍有重叠。只是那时，费孝通执拗地围着杨绛转，眼里哪还容得下别的女孩。
王同惠倒是一直听闻费孝通这位大才子的故事，但因专业不同，无缘结识。
费孝通和王同惠
但时过境迁，费孝通再也不是当年的憨郎。第一眼看见王同惠后，费孝通便有了心动的感觉。他想着两人既然是同专业的，那就谈点社会学好拉近彼此的关系。
殊不知，在学术问题上，王同惠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根本不和费孝通唱合调。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竟然吵了起来。
谁也说不服对方，谁也不肯先放弃。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两人在热烈争论中，加深了彼此的印象。为了说服王同惠，费孝通借了笔记和书；王同惠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也做了许多功课。
随着探讨的深入，有一个思想在两人的心里萌芽：彼倡此和，天设一对。
很快，王同惠就被费孝通的学识与温雅所打动；而费孝通则被王同惠的体贴与细腻所感染。聚会上的欢喜冤家，聚会后不久便走到了一起。
可以说，王同惠的出现，抚平了费孝通空落落的心。学术上，两人结伴研究；生活上，两人相互温存。
1935年末，广西地区发来邀请，希望费孝通能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调研。
彼时，费孝通刚从清华研究生毕业，准备出国留学。但为了实地考察我国少数民族的生活风貌，系统地进行学术研究，费孝通决定奔赴广西。
费孝通年轻时
王同惠听闻后，决意要陪同前去。
虽然费孝通少时憨憨的，但成年后善识人心，他不想让心爱的女人被世人指点，或被贴上婚前不检点的标签。
于是，他们决定在出发前结为夫妻。
由于时间太仓促，费孝通没能给王同惠一个盛大的婚礼。但相爱的两个人，岂会拘泥于形式主义！王同惠对费孝通说，这场考察就是蜜月之旅，调研结果即为结婚礼物，而她刚查出来的肚子里的小生命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费孝通喜极而泣。
到达大瑶山后，王同惠不辞辛苦，充当费孝通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翻译，帮忙搜集了许多资料。
可悲的是，在一次野外调研时，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后来，费孝通被村民搭救。他恳求村民们找了七天七夜，终于在一处悬崖下，找到了一个已经闭目的怀孕女尸。
此时距二人结婚，不过百日。
可以说，费孝通和王同惠，仓促结缘，仓促结婚，仓促离别。对于妻子和孩子的意外离世，成了费孝通一生的痛，终生都跨不过去的坎。
03、执手相伴的第二任妻子，终是人生路上的大贵人
悲剧发生后，费孝通两次尝试自杀，但都未遂。
在第二次自杀被救后，他认定妻子身死魂在，于是决定重振精神，带着妻子的遗愿，认真整理她留下来的笔记，于1936年出版了《花篮瑶社会组织》。
在记录里，费孝通全面介绍了广西大山深处瑶族人民的生活习性、风俗等，并将其署名王同惠，作为献给亡妻的结婚礼物。
重情的人，即使遭受重重磨难，但总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刻。
再次经历情感之痛后，费孝通更用心钻研学术。短短两年时间，费孝通不仅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本土毕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硕士，还在英国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成为国际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大家。
1938年，英国欲花重金留住费孝通，但有情有义的人，毅然选择踏上归国之途，投入苦难的祖国怀抱里。
那时，中国正烽烟四起，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费孝通怀着一腔的爱国心，加入爱国运动中，奔赴云南大学任教。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去不返，旧人的伤痛总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弭，当费孝通走出王同惠离世阴影之后，一个淳朴善良的乡村女孩正好走进了他的生活。
她叫孟吟。
当时，孟吟刚从印尼回国，爱国心切，多次参加革命，全然一副大无畏的烈士形象。
费孝通初识孟吟，便被她坚毅的身姿所吸引。
但情感上有过伤痛的人，根本不敢轻易坠入情网；而且，妻子王同惠临死前那坚定勇敢的背影，一直在他眼前浮现。
好在大哥费振东的开解和孟吟的坚持追求下，费孝通渐渐松动了。至此，他有了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
1939年，费孝通与孟吟在昆明喜结连理。
由于时局动荡，战火频繁，费孝通夫妇只能搬家离开云南。在旅途上，费孝通迎来了第一个孩子。看着稚嫩可爱的女儿，费孝通思索片刻，取名费宗惠。其中的“惠”取自王同惠，以此表明对亡妻的怀念与尊重。
孟吟欣然同意。
费孝通虽然在感情上三起三落，尝尽了苦头，但他看中的每一个女人，都是如此贤良大度。真是应了那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孟吟的大度不仅体现在尊重亡妻上，在后来的艰难岁月里，她依旧对费孝通不离不弃，载浮载沉，同甘苦，共患难，相伴终生。
费孝通与孟吟，携手走过了55个春秋。
1994年，孟吟弃费孝通而去；84岁高龄的费孝通再次承受丧妻之痛。
也许，高龄的费孝通早已看淡生死，只是独自一人坐在窗前，眼前再也没了妻子的身影时，他的内心依然惆怅感怀。他爱过三个女人，依旧活在人世间的，只有同样高龄的杨绛了。
04、一生沉浮，不忘初衷
如果说，孟吟是费孝通生命中最感激的人，王同惠是他最难忘的人，那么杨绛无疑是他最执着的人。
费孝通少时就开始追求杨绛，中间经历两起情感悲痛，但他的白月光杨绛，依旧陪伴在她的王子身旁。
1998年，钱钟书病逝。
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在他们各自还未认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时，他们相遇了；当他们各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离世后，他们又相遇了。
于是，费孝通心里，又浮现出一丝初恋的甜味。
自从丈夫和女儿都离世后，杨绛独自一人过活。为了帮助杨绛尽快走出丧夫之痛，白发苍苍的费孝通经常爬楼梯，来到杨绛家中喝茶闲聊。
当然，他的身份是朋友。
起初，杨绛很高兴，老友相伴，确实缓解了心中挥之不去的孤独。但时间一久，费孝通来得越来越频繁。杨绛感知，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某一天午后，当费孝通走出杨绛的家门，背后传来一个声音：“楼梯太高，难走，以后就不要知难而上了。”
这个声音，和当年在清华园听到的声音，极其相似。
从此，费孝通再也不曾来过。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他躺在病床上，做了一个决定，嘱咐后人将他的骨灰分成两份，一份与王同惠合葬，一份与孟吟同葬。
纵观费孝通的一生，从学术成就与爱国情怀上来说，辉煌真切，不忘初衷，成了大师级的楷模；就情感生活而言，却遭受三起磨难，在每一份感情中，费老投入了真性情以及达观的心态。
也许每个男人在平淡生活之余都会执念心中的白月光，费孝通也如此。
他忠诚于他的两段婚姻，对妻子柔情以待，但他也忠诚于自己的内心。毕竟，年少时的情感挫折激励他成就更好的自己，就像他曾对记者说的那样：
“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都是因为小女友看不起我。”
憨如费孝通，铁骨铮铮，注定传奇。
（我是@忆子读书，欢迎关注我，一起读书，读好书，看不一样的世界。）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5日 星期日
版权保护: 【本文标题和链接】费孝通励志的故事有哪些 http://www.youmengdaxiazuofa.net/longxia8/772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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