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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彭湃齐名的方志敏，他干革命的方式有多“另类”？,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栩然说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革命前辈的故事有几个1

文 | 陶叔

首发 | 陶然纪（ID：taoranji2022）

发布 | 栩然说（ID：xuranshuo）

有读者提出想看方志敏的故事，今天就为大家讲讲陶叔眼中的方志敏。

最近曝光出在方志敏烈士的故乡江西省的“周公子”事件。这种制度蛀虫妄图以家族传承霸占国家资源，是对所有革命烈士牺牲奋斗的辜负。

通过重温方志敏的事迹，大家共同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建设革命先辈所追求的“可爱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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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一首新诗发表在《新月》杂志上，引起了文坛的轰动。

这首诗就是才子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该诗从描写康桥的景色入手，表达了对康桥（即剑桥大学）所代表的英国文化与繁华美景的仰慕、沉醉之情。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的心态。

对比落后、动荡的祖国，眼前的这个西方国家的景色安谧、惬意得仿佛不真实。如果能成为这幅荣景的一部分，即使只是一条水草，又何妨？

能写出如此浪漫的词句，徐志摩毫无疑问拥有一个浪漫的灵魂，善于发现异国景色之美，更有本事将之转化成文字之美。

这个浪漫的灵魂除了制造唯美的文字，更拥有汹涌强烈的爱意，因此风流韵事不断。正是为了奔赴一位美丽女性的讲座，他选择以当时极为奢侈的飞机出行，却坠机而亡。可以说是浪漫至死。

但是，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人，他也拥有一个浪漫的灵魂，却是用来发现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之美，用最饱含深情的文字来赞美祖国这位母亲。

他同样拥有汹涌强烈的爱意，他将爱用来抚平母亲的创伤。为了不再让同胞流泪哭号，他战斗到最后一刻，流尽最后一滴血。

就是在1928年，这个人发动弋横起义，创立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他就是：

方志敏。

01

1899年，方志敏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一家老幼终年劳作，只不过勉强维持温饱。

这样的家庭咬着牙借债，断断续续供天资聪颖的方志敏上学。最终他在1920年考上了位于南昌的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考上了省城的学校，但是方志敏并没有去追求“人上人”的生活。从小目睹劳动人民的苦难，让他疾恶如仇，极具反抗精神。

方志敏出生的时代，中国早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他在成长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座大山对人民的残酷压迫。

方志敏后来回忆说：

“在这长夜漫漫，天昏地黑的地方，我生活着，我受着压迫和耻辱地生活着；我长大起来了；我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我渴望着光明”。

作为一名普通学生，方志敏与逼债的劣绅、制造冤案的巡官、腐败的留洋校长做过坚决的斗争，但是根本改变不了什么，最终自己也被学校开除。

1922年，辍学后的方志敏来到上海成为一名“沪漂”，寻找能够半工半读的活计。

当看到公园门口高挂的“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牌子时，他的心被彻底刺痛：

“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还能生存下去吗？”

从未放弃过抗争的方志敏，也因为找不到出路而异常苦闷。

直到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1924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与党的事业结合，他才真正找到了奋斗努力的方向，体会到了斗争胜利的滋味。

入党之后，方志敏最先选择的斗争对象就是盘踞在农村的封建势力。

1924年11月，他在南昌郊区创建了江西第一个农民协会——杨子洲农民协会。1925年夏，他又在家乡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建立了赣东北第一个农协，开展“打土豪、减租减息”的斗争。

那些祖祖辈辈被土豪劣绅欺压的乡亲，终于在农民的儿子方志敏的带领下翻身做了主人，扬眉吐气。

也正是因为方志敏参加革命时就选择从事农民运动，因此虽然他入党时间较晚，却成为我党最早的三位“农民大王”之一。

党内最早的农运革命家是彭湃，他是在1922年开始做发动农民的工作。毛泽东曾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提出《农民问题决议案》，但他实际从事农运则是到了1925年2月。方志敏比彭湃晚了二年，但比毛泽东早了几个月。

在方志敏的领导下，至1927年，江西全省共有7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60万人。

在将农民组织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后，方志敏终于实现向帝国主义“亮剑”的宿愿。

这就是1927年爆发的“收回九江英租界运动”。

该运动的起因是当年的1月6日，英国水兵殴打码头工人事件。当工人纠察队进行反抗时，英国人派出警察镇压。为了应对九江市民举行的示威游行，停泊在长江的英国军舰竟然开炮恐吓。

英国人的暴行彻底激怒了九江人民，游行与罢市声势更加盛大。方志敏亲自带领农协积极参与这场斗争。

1月13日下午，九江示威群众一万余人，在国共两党的组织下，冲破军警的阻拦，一举占领了九江英租界。

通过不懈地抗争，九江英租界连同汉口英租界被武汉国民政府无条件收回。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是中国收回外国租界的发端，也是国共第一次合作高潮的伟大胜利。

取得了反帝反封斗争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但是方志敏并没有被冲昏头脑。

虽然他并非党中央成员，没有亲身经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国共两党的高层较量，但是，方志敏通过长期观察，发现国民党与压迫中国人民的两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民党不会与人民站到一起，两党终究不是一路人！

所以，方志敏很早就在思考“国共合作，当然是不会长久下去的；什么时候会分家呢？分家时，共产党该怎样做呢，是不是要来一个暴动以打倒国民党呢？现在党该怎样准备呢……”这些问题。

这样的思考在当时的环境中非常难能可贵，标志着方志敏已经成为一位成熟的革命家。

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西省内白色恐怖降临，方志敏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志敏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潜回家乡，坚定地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02

与我党早期领导武装斗争的许多革命家不同，方志敏走出了一条非常“另类”的道路。

01一场“计划外”的另类暴动

方志敏回到弋阳县后，因为劣绅纠集白军放火烧屋，满腔仇恨的群众纷纷向他请愿要求举行暴动。

方志敏受到鼓舞，决定到邻近的鄱阳县将共产党员胡烈担任团长的警务团拉来弋阳，作为暴动的基本力量。

但在到达鄱阳县后，他发现该团已经被反动派控制，胡烈被撤职，其中的共产党员也被清理。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想尽办法才搞到了十条枪。

虽然没能拉到部队，鄱阳一行却有个重大的收获，他遇到了省委的特派员。从其口中得知“八七会议”的精神，以及发动秋收暴动的决定。

方志敏迅速将枪运回弋阳，并决定在秋收时节发动暴动。

但是，劣绅带领白军再一次发动了进攻，方志敏不得不带领同志们躲进了深山。

秋收暴动的时间最终错过，同志们商定调整到年关再次发动。

为了壮大暴动的队伍，方志敏秘密前往隔壁的横峰县组织当地农民。在那里，他动员了数千人的农民革命团。

而当接近年关时，土豪劣绅逼债逼租到了高峰，不堪逼迫的农民纷纷要求提前发动暴动。

方志敏仍想按计划进行，以做更多的准备。但是，一场意外却触发了这次暴动。

意外发生在1928年1月，横峰县派出委员下乡收捐，当收到一个干小煤窑的农民革命团长处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该委员逃脱了煤工的围堵，并扬言要到县里请兵来捉人。

这一叫嚣激起了群众的怒火，敲锣集合了数百人，准备与县里白军作战。

方志敏被紧急叫去指挥。当他赶到时，聚集的革命团员达到了上千人，形势已箭在弦上。方志敏当即决定：“努力做去，暴动吧！”

这样，一场准备并不充分，也并非党中央计划的暴动，就在农民的革命热情催动下轰轰烈烈进行了。

参加暴动的革命群众，对豪绅地主开展了清算，烧毁借字、契据、租约，劈仓分粮，还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反动豪绅。

在起义影响下，周边村庄纷纷响应。几天之内，起义区域就扩散到弋阳、横峰两县，范围达百余里，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共六七万人。

但是这场暴动毕竟准备不充分，武器装备太差，在反动派的强力镇压下，弋横起义坚持了两个多月最终失败。

方志敏带领暴动组织起来的队伍，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依靠这支基础武装，最终建立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在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方志敏同样闯出了新路。

02别具一格的根据地发展模式

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在建立时，依靠的武装力量往往都有正规军队的基础。

如毛泽东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基本力量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周逸群、贺龙开辟湘鄂边根据地，则是依靠贺龙拉来的军队旧部。

而赣东北根据地则完全是白手起家，就是由当地的工农武装搞起来的。

但是根据地要发展，没有正规的军队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方志敏摸索出一套将工农武装整顿成正规红军的做法。

在整顿的过程中，方志敏十分重视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制定出完整的规章制度，针对农民战士的自由散漫和起义白军官兵的军阀作风进行严格管理。硬生生带出来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

这支军队于1930年7月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十军，下辖3个团，另编一个特务营。全军2000余人，后扩编为3个旅及特务团，达6000余人。

同时，他还带领将士对作战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包括“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围点打援，截断给养，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等。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游击战法了。

拥有了战斗力强大的红军，赣东北根据地不断击退敌军的“进剿”与“围剿”，在1932年扩展到跨越闽浙赣三省，共计52个县的地区，人口100余万，游击区人口近千万。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将这种就地依靠工农武装发动暴动，再组建正规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模式，称为“方志敏式”根据地，与“朱德毛泽东式”并列。

方志敏就是依靠必胜的革命信仰与对人民群众强大力量的信心，赤手空拳地闯出了农村武装割据的一条独特道路。

1928年4月，方志敏任弋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至1932年12月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开始了全面的建设。

而在根据地的建设方面，方志敏更是创新不断，做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

03别开生面的根据地建设方式

根据地要持续生存并扩大发展，找到稳定的经济来源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为了搞到经费，各根据地红军一般是采用“打土豪”与“筹款子”两种方法。

“打土豪”就是打下土豪的碉楼后将其浮财分一部分给参与革命的群众，其余则充作军费。“筹款子”是向城镇的工商户分派要上交的款项或物资，类似于收税。

但这两种经济来源都不稳定。土豪毕竟有限，越打越少。而工商户也不能太过频繁派款，否则会影响军民关系。

方志敏领导下的闽浙赣苏区，率先升级到了苏区经济的2.0版本。

苏维埃创办了规模不等的煤矿、铁矿、木炭厂、锅炉厂、造纸厂、榨油厂、被服厂等许多工厂。这些工厂除了满足军需，还能供应群众物质生活，同时也成为稳定的财源。

有了工厂的产品供应，苏区的商业日益活跃。苏维埃公布了贸易政策，保护贸易自由。另外还创立了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红币”，开办了消费合作社、红色商店、红色饭店。

商品不仅在苏区内流通，还向外部出口。

早在1929年，闽浙赣苏区就开始对外贸易，是当时六大苏区中最早实行对外贸易的。1931年8月开始在各县设立对外贸易处，在信江北岸设立船舶检查所，畅通了陆上、水上对白区的贸易，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1931年11月，闽浙赣省成立以后，税收就代替打土豪筹款子成为苏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种包括土地税、货物出口税、货物通过税、营业税等。

更有创意的是，1933年闽浙赣苏区发行了第一张红色股票，购买者可以凭票获得股息。最初定的目标是为银行增资扩股10万元，作为战争经济动员。结果发行超过14万元，超额完成了任务。

闽浙赣苏区还在土地改革、社会事业上都进行了成功的探索。苏区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为嘉奖方志敏“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卓越功绩，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授予他红星勋章一枚。

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全苏二大”上，毛主席又在报告中将闽浙赣称赞为“苏维埃模范省”。

同在该年1月，方志敏被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委员，从此成为党中央的一员。

方志敏因其超前的思维与扎实的工作，成功跻身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集体。如果他不牺牲，真不知道他还能创造出多少让人惊叹的成绩。他的过早牺牲实在是太可惜了！

03

然而，因为进入中央时间较晚，方志敏对政治全局的理解有所欠缺。

当王明、博古等留苏派占据中央，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后，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央出现了错误，而是非常欢迎转变为执行国际路线。

这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是非常普遍的思想。

他们参加共产党干革命，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穷苦人翻身求解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标，让中国从此摆脱落后状态。

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最可效仿的就是苏联。夺取政权，将中国建成第二个苏联，是大家的真诚愿望。

因此，当获得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等人掌权以后，他们提出的政策与做法，方志敏是很难进行怀疑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方志敏执行李德等人发出的军事指示，采用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硬打阵地战等战术，虽然遭受很大的损失，他也只是感叹敌我之间的装备差距，并没有意识到中央的错误。

但是，作为拥有丰富革命经验的领导人，方志敏对一些具体做法察觉出了问题。

尤其是临时中央派来的代表曾洪易（后叛变，建国后死于狱中）在赣东北搞肃反扩大化，大批革命同志被捕被杀后，方志敏从最初的不理解到挺身而出进行抵制，并因此遭受处分。

不过，他只是将出现冤假错案归因于曾洪易个人素质差，并未对中央政策质疑。

方志敏作为我党早期的优秀领导人，尚不能自觉发现打着国际路线旗号的留苏派中央所犯的错误。由此可见，毛泽东扭转全党的认识有多难。在毛泽东付出艰辛的努力与殚精竭虑的筹划后，中共最终走向成熟并实现独立自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当时党中央的一系列错误造成各个革命根据地被敌人攻破，红军被迫长征。方志敏则在中央的错误指导下，带领新组建的红十军团，离开闽浙赣苏区进行外线作战，遭受惨重损失。

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本已突围的方志敏为了带出更多队伍，代替粟裕重新走进了包围圈。

1935年1月29日，因队伍溃败，方志敏被俘，解往南昌关押审讯。8月6日被敌人杀害。

04

方志敏短暂的一生，除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所代表的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

他的精神世界通过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著作得以全面展现。

通过这些著作，方志敏的精神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01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革命

方志敏作为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追求个人的安逸生活，而是选择投身解放人民的革命事业，正是出于对这片土地和生育他的人民的最深沉的爱。

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能最大程度惠泽多少人，这才是博爱的真正意义。

有的人很有才华，但是他的才华只为了自己或身边少数几个人谋取利益。这种精致利己主义者，在任何时代都不少见。

这种人发展到极致不仅不会向祖国与人民奉献爱，还会对自己的国家充满怨恨，总是用极端的情绪对待社会与人民中尚存在的落后问题。

他们的心，只愿成为扎根于西方淤泥中的一条水草，不要指望他们为祖国与人民做出什么实质贡献。

只有心中装着人民，心怀大爱的人，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02依靠人民，相信人民

方志敏的革命过程中充满艰辛，但是他始终对革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心。

无论是赤心空拳搞暴动，还是别具一格建设根据地，方志敏依靠的都是充分发动群众，始终为人民利益着想。

革命者从人民中获得强大力量，人民在革命政权庇佑下安稳生活。方志敏领导下的苏维埃，打造出了人民政府的模范样板。

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方志敏依靠人民为政权建设做出了无数创举。如今要解决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抵制蛀虫的滋生与破坏，同样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接受人民监督，从人民中获得前进的力量。

03为人民工作，始终与人民在一起

方志敏干革命是为了人民，做共产党的高官管理政府依然是为了人民，他做到了始终如一，没有任何私利，坚守清贫作风。他甚至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置办，生病了连一碗白米粥的特殊也不愿享受。

老一辈革命者没有想过私利，更没有料想过会有一天在人民的国家，在他的家乡会出现脱离人民的家族式特权阶层。这些人的言行与思想观念，毫无疑问是对革命先烈精神的背叛与亵渎。

共产党员运用权力，必须坚守为了人民的初心。只有与人民站在一起，才能被人民信任，受到人民的爱戴。

一切来自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这才是方志敏为之奋斗的人民天下，才能最终建成烈士们甘愿为之牺牲的“可爱的中国”。

最后再说一下方志敏的母亲，这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方志敏当上苏维埃主席后，他的母亲金香莲一直在老家生活。

老乡们见方家的日子过得太苦，便给金香莲出主意，你儿子现在是大官了，该去向他要一些。

老人家也觉得儿子出息了，于是就去找儿子要钱。

见老娘开口，方志敏心疼地握着老娘的手说：

“姆妈，我是当主席，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嘛，将来会发，现在没有。苏维埃刚建立，革命才有个起头，我们每日的饭钿才七分呢！”

方母听了，说：“晓得了，晓得了。姆妈这一趟没有白来，明白了仔是当穷人的主席，我苦点也舒心啦！”

方志敏牺牲后，许多年，金香莲都不愿相信。

解放后，眼看穷人过上了好日子，金香莲哭了，嘴里一个劲地说，好！好！

这是她为儿子革命胜利感动高兴。

政府在南昌给老人家安排了房子，请她搬去住。江西省长亲自刻了一块”方志敏母“的印章，送到金香莲手里。省长说，大娘！您如果有什么困难，要什么东西，随便您到哪里取，盖下这个章就行。

金香莲拿着这枚印章，珍藏了一辈子，却没有用过一次，更没有向任何人提过任何要求，一直过着简朴的日子。

有人劝她，现在条件好了，您该吃点好的，穿点好的。

大娘总是说，儿子做主席的时候，一天的饭菜才七分，吃得太好，心里不安啊。

英雄的母亲养育出了英雄的儿子，这才是最值得传承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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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辈的故事有几个2

讲述者

：高雅茹，白银市青联委员，白银云创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主管，白银云创空间工会第一届劳动保护监督委员会主任。强国有我，青联先行，作为一名青联委员，高雅茹积极践行青联委员的初心和使命，以多种方式贡献青春力量，书写责任担当，用青春和汗水展现青年风采

肖焕章

【肖焕章】1915年出生在甘肃省靖远县五合乡板尾村。由于家境贫寒，少年时仅读过两年私塾，粗识文字，在家务农为生。青年时期的肖焕章，粗犷豪放、性格倔强，受到靖远起义、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斗争和红军长征路过靖远的影响。他变卖家产，参加红帮,联络一些贫苦农民，反抗当地的地主、恶霸。

1938年，23岁的肖焕章满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奔赴兰州，参加甘肃同乡抗日军人联合会。不久联合会被反动当局勒令解散，他又返回靖远。

1938年秋，中共靖远地下县委成立。未公开身份的县委书记岳秀山在县城万国炳家，约肖焕章商议开展游击活动事宜。作出以兴堡川为根据地，肖焕章在兴堡川一带活动；万国炳在国民党新十旅活动；联络和党有来往的杨连科在北山一带活动的策略。岳秀山领导三地活动。其口号是:“反对国民党政府抓丁、征收苛捐杂税”“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打土豪，分田地”“官逼民反，抗日救国”；斗争策略是：昼伏夜出，突然袭击，夺取敌人武装，打土豪，扩大革命势力。

按照岳秀山的指示，肖焕章把家搬回板尾沟，在兴堡子川以收羊毛为掩护开展活动，秘密策动农民，伺机暴动。岳秀山秘密来到兴堡川，和肖焕章一同在兴堡川、打拉池等地活动，月余后，二人分手。岳秀山交给焕章7支长枪。至1939年2月，肖焕章的队伍逐渐壮大，已成为有百余人、10多支枪的武装。

1939年5月间，国民党新十旅李贵清部换防，要派人将10支枪送往家乡固原。岳秀山得知消息，指示肖焕章半路将枪支截获。肖焕章组织精干兵力，迅疾赶往打拉池，乘黑夜全部缴获枪支。由于身份已暴露，肖焕章在靖远水泉、打拉池一带依托屈吴山，组织贫民公开和敌人进行农民武装斗争，不久队伍扩大到300余人。

1939年7月，甘肃省政府调集靖远、海西三县保安队、民团，马鸿宾2个骑兵团、杨德亮1个营等部队，“围剿”肖焕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肖焕章部被围困在雪山寺。他和起义队伍英勇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苦战两天后，肖焕章和部分队员利用滂沱大雨，乘机突出重围。40多名起义军战士被俘，20多名被杀害于靖远县城。

此后，肖焕章化名李汉卿，在榆中、平凉地区流亡。1940年冬，他潜回兰州找岳秀山联络时被捕。1941年，被判处死刑，后买通狱卒，同狱友禹兆南成功越狱。两人在临洮以开饭馆作掩护开展活动。1942年，他奔走于渭源、康乐、榆中、卓尼等县，联络各界人士，准备起义。

1943年1月，甘南农民起义爆发。肖焕章和王仲甲、史鼎新等参加起义军。起义军在临洮县进行整编，成立了西北农民抗日义勇军，下辖两个团，肖焕章任汉民团团长。在遭受敌军“进剿”后，义勇军转战岷县、陇西、渭源、漳县一带。肖焕章带领一路人马转战回临洮牙下集，与王仲甲部会合后部队整编，下设3个团，肖焕章任三团团长。3月后，农民起义席卷甘肃南部临洮、康乐、陇西、宕昌、通渭、皋兰等20余县，起义部队最多时达12万多人。在武都草川崖，组成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义勇军下设3路和1个番兵师，肖焕章任第一路军司令。甘南农民大起义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调集重兵，合力“围剿”。肖焕章在武都草川崖与敌人血战中，身负重伤，最后和数十名队员突围，与马继祖率部撤向临洮。甘南农民起义经历10个月后，于1943年底遭到失败。肖焕章潜伏于洮西地区，积极寻找党组织。

1946年9月，肖焕章在陕甘宁边区找到中共甘肃工委，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春，奉甘工委指示潜回陇右地区开展工作，担任陇右工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及临夏、兰州、临洮一带党的工作。1949年8月，陇右人民游击队成立，肖焕章任副司令，领导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参加了解放渭源、会川、临洮、康乐等县的战斗。

全国解放后，肖焕章任康乐县县长并代理县委书记，兼任人民解放军洮西军分区独立团政治委员。1950年，任甘肃军区警备第五团团长、军区司令部科长。1954年，任兰州市兵役局局长，后任兰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平凉军分区副司令员。

1979年5月10日，肖焕章因病在兰州逝世，终年64岁。

资料来源：白银新闻网

END

编辑 | 连小霞

责编 | 蒙淇蒙

校审 | 姜文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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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辈的故事有几个3

在我党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革命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时候并不是直呼大名，许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获得了“别名”、“雅号”。

毛主席曾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那时他就提出：“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

而现实中毛主席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周围的同学给他起了一个特殊的别名——毛奇。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毛奇正好还是欧洲著名的军事学家。

后来的革命岁月里，毛主席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军事上的造诣丝毫不比真正的毛奇差。

再如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由于身高并不出众，面对人生的起伏也表现出一种豁达，外宾们称其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其实类似的称呼还有很多，今天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它们的由来。

“胡公”

“胡公”是周恩来的别称。说起周恩来，大家一定会想到英姿飒爽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会想到风度翩翩的新中国外交官。

周总理向来温文尔雅，虽说身材瘦弱但是浑身上下换发一股伟人的气质。后来成为中国外交人员后，更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从来不留胡须，给人第一感觉就是个干净利索人。

可是周总理为什么会有“胡公”这一听上去比较粗野的别称呢？其实周总理有一段时间还真是经常留着胡子。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面对众多共产党员的牺牲我党决定暂时转移到武汉。

八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对于共产党员的搜捕力度逐渐放松，由于党政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开始返回上海。但是从此一直开展隐蔽工作。

毕竟在“四一二事变”中饱受了重大损失，我党认识到了情报部门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情报保卫部门。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央特科。周恩来积极地宣传了俄国地下工作者当年积累的经验，规定了“三任务一不准”，即想尽一切办法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严惩叛徒。不准在党内相互观察。

中央特科归中共中央直接领导，逐渐成为了我党重要的情报机构，在“白色恐怖”之下，保证了我党各组织的安全。

中共中央经常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从事各种秘密工作，当时的情况非常险恶。周恩来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更是国民党特务的重点搜索目标。

由于曾经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大革命时期又经常抛头露面，很过国民党军官都认识他的相貌。

当时为了掩人耳目，周恩来不得不留起了胡须，经常打扮成商贩、传教士等等，有了胡须做掩护，敌人很难认出他的真实身份。

1928年5月，当时周恩来等人要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会议。由于当时需要乘坐日本邮轮，所以周恩来留着胡须，并找来一身白色的西服，这身打扮一看就是个富贵人。

在大连码头上岸时，日本水上警察对周恩来进行了盘问，并要求他出示相关证件。周恩来从容镇定的将早就准备好的证件交给了日本水上警察，并声称自己是做古玩生意的商人。日本水上警察见周恩来气度非凡，的确像是个富商，之后便没再盘问。

上世纪30年代初，周恩来因为党政工作需求需要前往苏区，为了通过国民党的层层堵截，他通过留胡子，将自己打扮成牧师。

据当时周恩来的警卫员邱南章回忆，当时周恩来到达苏区后，满脸胡须，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很多老百姓都误以为他是外国人。

在那个时期，周恩来留的胡子多次帮助他隐藏了身份，从那时起，人们就都开始叫他“胡公”。

后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那段时间连一日三餐都不能保证，更别谈自己的形象了。由于当时没有刮脸刀，周恩来的胡须一直留到了“西安事变”时期。后来他去西安处理一些事务，才有机会将自己的胡子刮掉。

朝鲜战争时期，周恩来日夜操劳，积劳成疾，经过毛主席批准后，周恩来获得了两个月的假期，专门用来调养身体。

当时周恩来调养地点在大连的近郊，和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很多在朝鲜战场受伤的战士被送回大连治疗，这些伤员也有敌人受伤的俘虏。

这就给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出了个难题，一旦总理身份被认出，很可能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或者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于是警卫员就提议让周恩来留胡子，掩盖身份。

邓颖超将这一建议转达给了周恩来听后笑着说：“这还不简单？以前又不是没这样干过。”之后“胡公”这一别称便再次流行了起来。

“布衣元帅”

说起开国“十大元帅”，最低调的一个当属徐向前，如果不是穿上军装，别人很难看出他是一名元帅。在我军内部，大家都叫他“布衣将军”。

徐向前虽说一辈子都在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但是他自身却是出自一个书香世家，祖辈曾经是清朝的高官，和我党的那些“泥腿子”出身的军官不同。

后来家族没落，父亲也仅仅是个秀才，并没有继承祖辈的衣钵，日子也就开始越过越清贫，徐向前是徐家的第六个孩子，父亲原本给他起的名字是“徐象谦”，代表着谦虚内敛。

徐象谦在当地读高小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辛亥革命，在校期间他不仅成绩优异，还逐渐接触了革命思想。

由于当时新式思想、新式教育已经逐渐传入了中国，徐象谦所在的高小也已经开设了英语、物理、数学等课程。

父亲是个前清老顽固，平生只认可“八股文”，他认为学校教的那些知识并不是真正的学问，认为徐象谦不学无术。

所以就让他辍学，去一家书店打工。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进入了山西省国民师范学院学习，进而考入了黄埔军校。

在黄埔军校，徐象谦越来越觉得封建思想才是禁锢中国发展的主要原因，心里越来越想投身于革命，于是开始把名字改为了徐向前，指为了革命勇往直前。从此他也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由于徐向前身材瘦弱，而且还经常面带忧郁，一脸苦相，与当时黄埔军校其他学员斗志昂扬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徐向前却用实际行动向大家展示了什么叫做人不可貌相，各个科目的表现让同期的学员黯然失色，要知道当时他的同学可是有陈赓、杜聿明、胡宗南等后来中国的实力悍将。

1925年，徐向前从黄埔军校毕业，成为了一名国民革命军。但是军队里的贪污、腐败让他感到非常失望。

徐向前开始逐渐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对共产党的一些观点表示深深的认同，并坚信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两年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徐向前成为了红一军的副军长，当时红一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农民。虽说是红军的高级军官，但是他丝毫没有官架子，不仅与战士们一起吃住，自己更是一副清贫的样子。看上去和普通士兵没什么区别。

当时徐向前的军装经常缝缝补补，上面有好几个补丁。当时红军的军装衣兜太少，自己身为军长，好多文件需要随身携带。

于是徐向前又在自己的军装胸前缝了两个衣兜，看上去非常别扭。当时好多人都说，好歹也是副军长，这种军装也太影响形象了。但是徐向前从来不在意，还说这样的军装更加实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向前成为了129师副师长，在他的带领下，129师在敌后战场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给日军带来了巨大伤亡。

在解放战争中，徐向前在临汾战役中临危不乱，以六万人的兵力与国民党的十万大军周旋，并将敌军全部歼灭。其战术之高超令敌军将领都赞叹不已。

1955年，在我军的授衔仪式上，徐向前凭借资历、战功，成为了开国“十大元帅”之一。但是他丝毫为由因此而骄傲，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哪怕后来担任了国防部长，平时穿着依然非常简朴，授衔时穿的那身新军装永远在衣柜保存着。后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当时的徐向前已经80岁高龄，但是他依然经常活跃在作战部，参与对战争的策划和指挥。

由于作风简朴，“布衣”这一称号一直延续了下去，大家都称其为“布衣元帅”。

“徐老虎”

“徐老虎”是开国大将徐海东的外号。徐海东在开国“十大将”中排名第二位，仅次于“战神”粟裕，打仗非常勇猛，因此得此称号。

上世纪初，徐海东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家里连续六代都是窑厂里的工人，自己也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窑厂工作。

徐海东的童年受尽了磨难，虽说每天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但是家里依然难以满足温饱问题。

革命的烈火烧到了徐海东的家乡，在听说共产党的职责是解放中国底层人民的时候，他选择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跟着红军队伍到处征战。

由于从小就从事体力劳动，徐海东的身体素质远远要强于其他的，不仅高大魁梧，而且一身肌肉。刚刚加入红军不久，就被战友们称为“徐老虎”。

在战斗中，徐海东经常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线，哪怕是后来成为了军队的指挥官。红军战士们在他的带领下非常勇敢，丝毫不畏惧敌人的枪林弹雨。

1932年冬天，当时徐海东已经担任红25军74师师长，国民党的两个师将包括徐海东在内的两个团围住。

手下的副官劝徐海东带领部队撤退，徐海东大怒：“撤个屁，现在这种情况怎么撤？马上组织反击！”

话音刚落，徐海东就带着特务连冲了上去，两个团的战士也都开始向两翼运动，准备包抄敌人。

当时正是寒冬，徐海东扯下自己的衣服，赤裸着上身，身上不断地冒出白色的水汽。战士们看到师长尚且如此勇猛，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勇气，以劣势的兵力向敌人冲去。

国民党的士兵哪见过这种阵势，马上慌了神。狭路相逢勇者胜，徐海东带着两个团竟然打的敌人两个师找不着北。

这件事被传到了我军另外一名猛将许世友的耳朵里，许世友对此表示非常佩服：“老虎就是老虎，我不如他。”

后来国民党曾经悬赏徐海东的人头，结果价格竟然和朱德、毛泽东等领袖相等。

“徐老虎”虽说打仗勇猛，但是其实是个谦虚之人。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党中央慎重考虑，认为徐海东有资格被授予大将军衔。

但是徐海东却请求退出这次授衔，或者授予低一点的军衔。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以前，已经不能再为军队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了。

“徐老虎”的戎马一生，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当代刘伯温”

刘伯温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是朱元璋的军师。和刘伯承元帅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毛主席曾经给了刘伯承一个雅号——当代刘伯温。

刘伯承最开始在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毕业后成为了熊克武的部下，因为熟读兵法，思维敏捷，他指挥部队屡立奇功，在军队中颇具威信。

后来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辛亥革命。1916年，刘伯承又回到了四川组织反袁起义，率领第九旅讨伐北洋军，连续攻克了大足、渠县、新都等重镇。

刘伯承领导的第九旅令北洋军闻风丧胆。他经常前往一线指挥战斗，在一次作战中，右眼受伤，由于受伤部位靠近脑神经，刘伯承坚持不打麻药，后来被称为“军神”。这一段故事后来甚至被编进了小学课本里。

1923年，刘伯承又率领部队讨伐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战斗中，刘伯承再次受伤，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之后的日子里他便一直在四川养伤。

但是身处军阀之中，军阀内部的风气把他的报国梦想被击的粉碎。1926年，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无产阶级革命生涯。

在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带领部队多次扭转战局，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逐渐退出了一线部队，成为了军事学院的校长。

毛主席曾经夸赞刘伯承的功劳，称其为“当代刘伯温”。

“咬牙干部”

“咬牙干部”指的是宋任穷。宋任穷于1927年跟随部队进入井冈山，可以说是个老党员。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红军主力被迫转移。

宋任穷指挥特务连断后，由于当时国民党军的兵力太多，特务连很快被冲散。他咬紧牙关，经历了艰难险阻终于在1930年2月找到了红军。

抗日战争后，宋任穷奉命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1942年到1943年期间，日军经常组织大规模扫荡，对我军的根据地施行“三光政策”，致使华北地区民不聊生。

当时根据地还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旱灾、蝗灾、痢疾、霍乱等等时刻危胁着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宋任穷的女儿年仅一岁，就在饥饿中离世。虽说宋任穷非常悲伤，但是他依然带领手下仅有的200人坚守根据地。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他组织群众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牲畜都扛不住当时那种工作强度，不是累死就是饿死。宋任穷就带头用人力拉着木犁开垦荒地。

当时宋任穷的一条腿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已经溃烂。日军偶尔还会到村内扫荡，宋任穷就组织军民挖地道。

当时的地道四通八达，成功的将几个村庄连在了一起。地道内有通风口，内部构造非常复杂，既能防水，又能防烟。

地道内藏有武器和医疗设备，民兵们利用地道与敌人周旋，既减少了部队的伤亡，也保护了百姓。

在宋任穷的带领下，军民们挺过了抗日战争时期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当地的百姓纷纷称其为“咬牙干部”。

其实当时我党还有很多优秀的干部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别名”、“雅号”比如朱德被称为“红军之父”、彭德怀被称为“彭大将军”、贺龙被称为“贺胡子”。

当时我军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他们依然展现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谓的这些特殊的称号无一不展现出他们在群众心中的地位。

同时这些特殊称号也展现出了革命先辈们坚定的革命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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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13日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