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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红岩英烈，“回家”了,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上游新闻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红岩精神的人的故事1

6月24日，“弘扬红岩精神争做时代新人——让烈士回家”暨“红岩精神 电力传承”系列主题活动在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举行。

现场通过讲述电力英烈故事、情景剧展演和服务队风采展示等，将11位先烈的英雄故事和革命精神送回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以此缅怀红岩英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岩精神。

11位红岩英烈“回家”

在当天的红岩英烈文史资料交接仪式上，红岩联线管理中心赠送了11位红岩英烈的文史资料，共同缅怀英雄的革命壮举和伟大精神。

在这些英烈当中，许建业、刘德惠、何敬平，刘祖春、周显涛等5位同志都曾在电力公司工作，在开展地下革命斗争中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高官厚禄的利诱招降和种种酷刑折磨，他们不折不挠、宁死不屈，先后在浮图关、渣滓洞壮烈牺牲。

1949年11月，国民党在溃逃重庆前夕，制定了破坏四川、重庆各地厂矿企业的计划，卢树清、彭子清、高元成、李小丰、蒲心国、彭桂林等6位同志，为保护重庆电厂免遭破坏，光荣牺牲。

红岩先辈们在风雨如磐的峥嵘岁月里，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展开顽强斗争，舍小我成大我，舍小家为大家，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凝结和践行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和传颂。

他是《红岩》许云峰的原型之一

本次活动现场，还展示了电力英烈许建业的故事。他正是《红岩》小说中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之一。

1937年，许建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邻水县特支书记。当党组织需要许建业离开家到新的环境、新的岗位开展工作时，虽不舍家里人，但他并未退却，毅然远走他乡。

1947年，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许建业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应组织要求，许建业以重庆电力公司地下党支部建立的至诚实业公司为据点，担任至诚公司会计主任。

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许建业在磁器口接头时被捕，面对敌人的劝降和酷刑，许建业始终咬紧牙关，不肯吐露半字。特务头子徐远举不甘刑讯失败，甚至将许建业绑上老虎凳。

此时的他已是遍体伤痕，奄奄一息，可他仍怒视特务，喊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任何事情你们都休想知道！”

1948年7月22日，许建业被公开枪杀于重庆肖家湾刑场，年仅28岁。临刑前，他沿途高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激昂、从容不迫，连押送他的敌人都被他无惧死亡的气魄所震撼。

抗战时期“怒吼剧社”今恢复

在活动现场，还展播了“怒吼剧社”情景剧，并为剧社恢复成立授牌。

据了解，“怒吼剧社”成立于1937年，是重庆市第一个抗战业余话剧社。社长是中共党员陈书亮和电力工程师余克稷，成员有三分之二都是电力职工。

剧社以戏剧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动员民众积极投身抗战洪流，坚定必胜信念。

此次表演的情景剧《怒吼之城》，重现了何敬平铁窗诗篇、护厂运动、胡世合事件，展示了在重庆革命斗争史和红岩精神的形成过程中，电力英烈留下的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和伟大精神。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周雄表示，在重庆，刘德惠等电力共产党人，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电力先烈何敬平在渣滓洞狱中留下《把牢底坐穿》的传世诤言；电力工程师余克稷创办的“怒吼剧社”在陪都奏响了抗日救国的主旋律。先辈们坚守的理想信念代代相传，成为奋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的力量源泉。

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

有红岩精神的人的故事2

他是大盐商家的“少爷”，也是小说《红岩》中英雄许云峰的人物原型；他是渣滓洞里英勇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满腔柔情的赤子。他就是罗世文，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烈士。

罗世文，四川省威远县人，1904年出生在当地一个颇具盛名的大盐商家庭。但就在他出生那一年，由于清政府横加税额，其父破产入狱，而后病死狱中。罗世文自幼丧父，受尽歧视和冷遇，但他牢记母训，发愤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罗世文与堂弟罗世良、罗世法等十余人组织起“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1923年夏，罗世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重庆地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4年，罗世文与杨闇公、萧楚女等人发起“四川劳工互助社”等进步团体，为重庆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5年夏，党组织决定派罗世文赴苏联留学深造，并在出国前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罗世文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参与领导了江津、荣（县）威（远）、广汉、梁山、德阳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兵变。1933年，罗世文和廖承志一起到川陕根据地工作，由于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过批评，遭到非法关押。长征途中，在被人监视的情况下，他们同红军战士一道，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直到长征胜利，才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得到平反。

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监狱中，罗世文和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组织了临时党支部，带领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1946年8月17日，敌人放话说要将罗世文和车耀先转移到南京监狱。罗世文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表示：“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8月18日，罗世文和车耀先一起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罗世文和车耀先的骨灰从松林坡挖出来，隆重安葬，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们题写墓碑碑文。

曾任罗世文家乡威远县史志办主任的冷国文参与了罗世文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告诉记者：“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阅读罗世文那鲜为人知的故事，深切感受他英勇无畏的革命风范的同时，我还看到了一个更加可亲可敬的罗世文。”

罗世文重情，他对同志、难友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心护理。他对母亲也怀有一片深情。由于长年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罗世文没有时间回家去看望母亲。母亲思念儿子，每天就朝门口望着大路叫：“自元（罗世文小名），你还不回来呀？” 1944年中秋节，身陷囹圄的罗世文从亲友口中知道这事后，倚着铁窗，写下《无题》一首：“慈母千行泪，顽儿百战身。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情。”

（新华社记者童 芳）

有红岩精神的人的故事3

青春绛烟锦江畔

——革命烈士江姐的故事

锦江边的华西坝,走出了许多为民族解放、民族复兴奋斗的英杰,在新中国的曙光被白雾笼罩的战争年代,国立四川大学内,一个叫江志炜的女学生,老是穿着海昌蓝布旗袍外罩一件紫红毛线衣,普通又朴素,却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转来的学生一样,顶着一头时髦的波浪卷。

此时的校园内,锦江水侧身过,风雨静悄悄,谁也不知道,这个圆脸的矮个子女生就是后来名震全国的江姐。江志炜不是江姐真名,她的真名叫江竹筠,江志炜是庞佑宗想办法给她弄来的高中文凭上的名字,没有高中文凭,就没办法报考大学。当然,这是后话了。

江姐

江姐是1920年生人,出生地是四川省富顺县自流井永和村江家湾(现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姐村),穷苦人家,8岁那年家乡大旱随母、弟逃荒投亲到重庆舅舅家。

后来江姐就一直活跃在重庆,在这里上学、入党(1939年经戴克宇介绍秘密入党),开展工作,要不是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办事时被特务跟踪,川东地下党组织出于对跟她假扮夫妻的彭咏梧(中共重庆市第一委员)同志的保护,江姐会不会被派到国立四川大学秘密开展群众性的学生工作还不一定。

1944年春天,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共两党之间仍旧暗潮涌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姐在当年5月告别了对她来说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雾都重庆,乘车撤往成都。

成都有她儿时的好朋友何理立,两人在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时就要好。何理立也是党员,比江姐早些时候撤来成都,江姐一下车便直奔城郊的金牛坝驿运管理处,去寻找老朋友兼战友何理立。在金牛坝驿运管理处,江姐又结识了和何理立同宿舍的党员王珍如,她们都有共同的信仰,后来“三人行”,一如既往地择善而从,共同进步,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

至于庞佑宗,自然也是地下共产党员,到了成都的重庆银行,被安排在九眼桥附近的办事处工作,不远就是望江楼。当三个年轻女性为江姐如何找到掩护职业犯难时,是庞佑宗建议让江姐考九眼桥边的国立四川大学。

江姐向组织打了报告后,不久便收到组织认同的回信。通过两三个月的紧张复习,江姐如愿通过考试,进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专业学习。四川大学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江姐的入学登记表,牛皮纸上个人信息若干,可以找到何理立、庞佑宗二人的名字,“现在通信处”填写的是“外西金牛坝驿运管理处何理立转”,“保证人”一栏填的是“庞佑宗”,而登记用的寸照正是开头提到的卷发形象。

江姐入学登记表

关于这头卷发,原四川大学史地系学生、学生运动骨干赵锡骅《江姐在四川》有这样的文字:“我们那些女同学,一般都梳双毛根,穿素色的旗袍,夏天才穿浅细花的短袖旗袍……特务们说‘女的梳双毛根,男的穿草鞋,都是共产党。’江姐听了,就把头发烫卷了足子,还略涂口红,再穿上一双半高跟皮鞋”,江姐“只有夏天,穿过一件白底蓝小圆点花短袖旗袍”,其外很多时候都是穿着普通不过的海昌蓝布旗袍,她上学是靠舅舅资助,个人生活十分朴实勤俭,学校的《公费生膳食补助领取清册》上还有她的领取记录,花钱去烫头发,纯粹是迷惑那些虎视眈眈的国民党反动派。

在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期间,江姐深知特别年代地下共产党员的职责,不仅专心学习专业知识,也通过社交自然地开展学生工作或潜移默化地影响对方,同寝室的黄芬就是受江姐影响深刻的其中一个新青年。黄芬的姐姐黄芳也在这所学校上学,俩姊妹经常带江姐上自己家里小聚,黄家姐妹的父亲黄仲伟系国民党九十五军参谋长,是位同情进步力量的爱国将军,是一支非常合适的拉拢团结的队伍,江姐打算通过争取黄家姐妹的方式影响到这位将军。1947年成都发生“六二三”逮捕事件时,黄仲伟在黄芬鼓动下,还出面保释了不少进步学生,这件事上江姐所作的群众工作多少是有一定作用的。

此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成都的进步力量在地下党组织下重新活跃起来,公开的和秘密的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45年5月4日,国立四川大学和成都各大学的108个进步团体,在华西坝草坪举行了数千人的“营火晚会”,倡导发扬“五四”精神,呼吁停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

成都几个大的学术团体都建立了秘密的民协小组,作为团体的领导核心。民协是地下党的助手,江姐为了便于在进步同学中开展工作,先后参加了女声社和文学笔会。女声社设在女生院,是团结教育女同学的进步团体,负责人黄立群是徐特立的外甥女;文学笔会就是江姐、赵锡骅都加入的一个进步团体,他们阅读、分享进步刊物,赵锡骅的回忆文中有提到,江姐经常细读的报纸是党的《新华日报》,读后还常写笔记或摘录,1945年11月11日是文学笔会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他们一行 “从望江楼坐船过河,到狮子山去,在农改所所在地的庙宇侧边席地围坐,讨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朗诵田间、艾青的诗篇”。也是在1945年,江姐转到农艺系,并按党组织安排与彭咏梧正式结为夫妇,他俩唯一的儿子彭云次年4月在华西大学附属医院出生。

1947年秋,江姐一家

江姐出月子后在校继续上了两个月左右课,就接到新的指令。中共中央在1946年7月20日向全党发出了《以自卫战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因为重庆地下党工作艰险,市委决定调回江姐到重庆,好协助彭咏梧的工作。秋季开学的8月,江姐托同学代为办理休学手续后,中断了在国立四川大学的学业。

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牺牲,江姐用一双柔肩,挑起丈夫的工作,站在领导川东武装斗争最前线。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在万县法院附近被捕,被关押在渣滓洞。敌人对她进行严讯逼供,给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等。

夹手指叫拶刑,是唐宋明清各代官府对女犯惯用的逼供招式,电视剧《还珠格格》里容嬷嬷一众拿一个拶子套进紫薇、小燕子手指再用力紧收所施的刑就是拶刑。早期介绍江姐事迹的文章中,还如实写江姐所受刑罚是夹手指,但是不久之后就被改成了用竹签子“钉手指”,张秀枫主编的《追寻历史的真相》专门提到,“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

1938年江姐入党在任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员时,1939年入党的刘德彬是暴动中心汤溪特支委员,正担任汤溪特支和下川东的联络员,又是政委的部下,当地方党遭到特务破坏后,江姐和刘德彬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被捕,又都被关在渣滓洞。后来,刘德彬在1949年11月27日成功越狱脱险,重庆也在30日全面解放,而这之前,江姐就倒在了离渣滓洞步行约20分钟距离的歌乐山半山腰(原为中美合作所军统电台),生命永远停留在了1949年11月14日,再也无法回到国立四川大学完成未完成的学业。

新中国成立后,江姐的事迹被写进小说《红岩》,又被陆续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均对她的形象作了深刻描写。

江姐牺牲70周年祭,四川大学把原国立四川大学女生院,也即江姐当年居住过的原址辟为江姐纪念馆,馆内“江姐”站在岩石上,身着旗袍,手捧书本,目视着前方,背景系国立四川大学老照片。在这尊汉白玉雕像的一侧,还种有一树不畏寒的红梅。江姐没有看到这盛世,但她化作一种精神,伫立在锦江边,影响了一代代新青年,“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耳畔《红梅赞》又响起。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5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