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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有关国旗的故事呢(有哪些有关国旗的故事)

2023-02-23 20:44:01 技术常识4 建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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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国歌诞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政协君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哪些有关国旗的故事1

国旗、国歌、国徽是国家的象征。拟制国旗、国歌、国徽是新政协筹备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在广泛征集、深入协商的过程中,新政协筹备会切实尊重人民意愿,彰显民主精神。国旗、国歌率先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在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义勇军进行曲》高亢嘹亮!

《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复字1号-38号图案

公开征集

1949年6月16日,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旗、国徽及国歌之方案”被列入重要筹备内容。会议决定由第六小组承担拟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的任务。马叙伦担任组长,叶剑英为副组长,由于叶剑英还担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事务繁忙,后增加沈雁冰为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成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刘王立明代)、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

7月4日下午,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8人组成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会议决定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起草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征求启事,由小组会修正后提交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通过。征求启事经周恩来修改后,又向毛泽东、朱德、李济深、张澜、林伯渠等新政协筹备会常委广泛征求了意见。

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在显著位置刊登征求启事。国内其他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纷纷转载。征求启事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投稿者有工、农、商、学、兵各个阶层以及一些学者、艺术家和高级领导干部。至8月20日,收到国旗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朱德等人提交了自己设计的图案,郭沫若8月24日在第三次小组会议上提交了设计图案),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国歌632件,歌词、歌谱694首,意见书24封。

审慎遴选

1949年8月5日下午,马叙伦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大家对已收到的国旗设计稿进行审看,认为投稿中大部分是意见式的简略图,多以星斧镰之各种画法所组成的图案。会议决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顾问;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家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

8月18-20日是第六小组确定的选稿日期。第六小组在北京饭店413号会客室设立了临时选阅室。所有应征的设计稿集中陈列于此。8月22日上午10时,马叙伦在临时选阅室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初选出国旗设计稿16幅、国徽设计稿4幅提交第六小组再度审议。讨论时,梁思成提出将来国旗颜色要规定“号数”的问题,因为艺术家把颜色分成几百种号数。翦伯赞建议由国家制成国旗的红布,就叫“国旗红”。这应该是“国旗红”的首次使用。

在收到的稿件中,有一份8月11日收文编号为1232,在全国应征稿件编号为1305的来稿。作者是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曾联松。遗憾的是,他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当时并未引起注意。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应征图案

8月23日,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对应征作品进行初选、评审,还搬来钢琴试弹试唱,最终选出几件作品提交第六小组审议。

8月24日上午,马叙伦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国旗方面,将进入复选的17幅图案(似临时增加1幅——笔者注)进行编号。梁思成等代表反对一些在左上方留白四分之一的图案,“同美国和国民党的旗子太相近了。”大家一致认为“初选第十一号”较好,红白二色分配适当,制作容易,红星在角上方,旗不飘开亦能看见,样式亦与其他国家无雷同,配色美观,在意义象征上也适合征求条例。白色象征光明,红色象征革命政权,红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为慎重起见,会议决定将复选中选的方案提请常委会讨论审核(后来常委会没有讨论,只是传阅了一下——笔者注)。

初选十一号国旗图案

国歌方面,歌词复选提出13件,复印后提供给常委会参考。为便于提意见,作者名字一律不公布,而是用第六小组的登记号代替。进入复选的国歌方案中没有《义勇军进行曲》。因复选提出的歌词尚未臻于尽善,仍由文艺专家继续拟制。

国徽由于收到的作品太少,没有可采用的。马叙伦认为:“国徽问题只能提出参考,不能决定”,决定另请专家拟制。

8月26日,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周恩来对马叙伦提出表扬:“第六小组马老的成绩很大,国旗收了1000多件。”马叙伦说:“国旗,已相当完成了。”即指初选十一号而言。“国歌虽收到几百件,可取的也很多,但是只能作为普通的革命歌子,作为国歌是不够的,现在选出了13份送给大家看,请常委会决定。”“国徽在请专家画,半个月才能搞成,画好了再给大家看。”

但是,对国旗“初选十一号”方案也有人提出反对。陈嘉庚明确提出3条反对意见:一是该形式与印尼的相似,只印尼旗没有星,我们增加一星;二是上头白,在太阳底下看不见;三是没有表示工农联盟之义。他认为征求国旗启事,要体现工农为基础之含义,而有斧头、镰刀或其他表示工农之图案却一律不采用,这是有悖民意的。郭沫若解释说,第六小组不采用斧头、镰刀是怕与苏联国旗相似。陈嘉庚表示如若有此原因,那么就在报上说明,再征求一次,此次新政协不决定国旗,等以后再决定。陈嘉庚的意见报送给了周恩来。

9月14日上午,马叙伦在北京饭店东餐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国旗设计问题。马叙伦说:我们把上次全体会议选出的国旗图案送给毛主席与中共中央看了看,研究结果,初采用国旗图案十一号修改图案,后觉得初十七号图案好……并且毛主席说,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陈嘉庚继续对初选十一号方案提出反对意见。会议经投票,11号图案(4票)、17号图案(7票)。这两个方案,连同国徽图案两张,提交常委会参考。会议决定把来稿中较好的图案印成小册子,分送给全体代表分组讨论,并把所有应征稿件在中山公园陈列展出。马叙伦强调说:国歌在正式大会赶不出,也可以晚一点。国旗必须在正式大会上讨论通过……国徽希望能在会上搞出来。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在即,第六小组全体成员深感责任重大,又召开了若干次的座谈会,反复讨论、审阅。在最后几次讨论会中,先后由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等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在应征来稿中,也有人提此建议。《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于1935年,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它诞生于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不仅是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号角,也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成为二战期间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战歌之一。

20世纪30年代,电影《风云儿女》海报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的制定工作移交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由第六小组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

全体代表再次讨论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里,宣布会议的任务之一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在会上,马叙伦向大会报告了第六小组的初步意见:“国旗的应征稿件可分为四类,有镰锤交叉加五角星的,嘉禾齿轮加五角星的或不加五角星的,两三种颜色的横竖条加镰锤、嘉禾、齿轮或五角星的,这三类及其变体都不足取,第四是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而加以红色或五角星者及变体,长处是简洁,这一个形式,较其他各式似乎更好些(如复字第一号,即初选十七号修正图之一)。国歌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间内可以完成。国徽图案的投稿大多数不合体制,可供参考采择者仅四五式。”从这个报告可见,当时仅国旗有初选方案。

9月21日,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设立6个审查委员会名单,其中一个是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共55人,马叙伦为召集人。第六小组的工作也在继续。他们从应征国旗稿件中选出38幅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供全体代表讨论。编号从复字第1号开始编排。曾联松设计的图案编号为复字第32号,稍作修改,去掉了原设计图案中的镰刀斧头。据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说:“经第六小组讨论删去。我还在原稿上写上了‘去镰刀斧头’五个字。图案其余部分未做修改。”

9月22日,马叙伦在北京饭店东餐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通报了一个事项:纪年和国都地点经全体会议主席团指定,由第六小组负责研究。会议决议:国都建于北平,北平改北京;纪年采用公历;国旗采用复字第三号(即初选十七号图,根据郑考度之图案修正后制成)或复字第四号(即初选十一号修正图)。

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举行《关于国旗国都纪年的意见》分组讨论会,共分11个小组,应到647人,实到466人。代表们讨论非常热烈。国都、纪年意见较为一致,国旗分歧明显,代表们较为集中地讨论了复字第三、四号,但是也对其他的图案提出了意见。由于受第六小组所发意见的影响,使得代表们意见没有充分表达。宋云彬代表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当天讨论的情况:第六小组推荐“复字第三号”“复字第四号”,“余对此两幅图案均不满意,发表意见,大致谓我们的国旗应该是红的(红色象征革命),此为先决条件,第四号图案三分之一为,与此条件不合,第三号图案将一面旗割裂为二,尤为不合,与其就第三面第四面两幅图案选定,不如选‘复字第一号’。按复字第一号之图案与第三号相近,但一条横线较细,并不通到底。发言者甚多,以赞成采用第一号图案者为多数。讨论不采表决形式,由各人自填写意见表一份,汇送第六小组参考。”他认为“第六小组推荐复字第三号及第四号之图案,先予人一种暗示,实为不妥。”

当晚七点,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第六小组)在勤政殿第二会议室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对讨论结果进行总结。

9月24日,第六小组提交一个讨论报告。从报告看,关于国旗的讨论最为激烈,争议也最大。关于国旗,讨论的综合意见是:

(一)各分组征求意见的结果统计,赞同复字第三号者最多有185人,其次为复字第四号129人,复字第一号112人,复字第二号77人。总之,大多数的代表都同意红旗角上有一星及一黄条的类型,认为较好者共342人,惟对于星的颜色,黄条的粗细、位置、长短及象征的说明略有不同意见。

1.大部分代表不赞同参考资料说明中“象征中国为黄种人与和平”。因以皮肤颜色来分人类是不科学的。同时,最近两世纪来,帝国主义者特别以此来表示其种族的优越感,并且国际上皆以白色象征和平,故此说明应加以修改。

2.黄条象征中国经济文化发源地之黄河。亦有部分人不同意,因黄河只是汉族的发祥地,并且黄河又为中国的忧患,所以此说明不妥。

3.有部分人不同意星的五角是象征中国五亿人口,因人口是逐渐发展的,可以用此来象征星光普照大地。

4.红色不但象征革命,而且象征劳动。

5.有部分人不赞成黄条贯穿的,因好像是把红颜色——革命给分开了。

(二)有人主张不应避免用镰刀斧头,否则工农即无法表明。

(三)主张采用复字第十五号有张治中、邵力子、陈劭先等18人,并且严景耀说燕京大学的学生多数是赞成复字第十五号图样的。

(四)主张采用复字第三十二号的有胡厥文、李烛尘、雷荣珂等15人,但四个小星可略向下移动些。

(五)洪深提议国旗选用第28号,惟须增加一颗星,其理由有12大条。

(六)罗隆基提议,红旗中有一白色五角星以象征和平。

对于国旗图案本组根据二十三日之分组讨论时各代表所提出之意见,又制成修正图案四幅。

在报告中,第六小组给出的建议是“今天我们与艾青同志商量,觉得还是复字第四号为好”,并将意见上报给主席团。在报告附件中,有四幅综合了代表和专家意见新修改的国旗图案,其中三幅采纳了四颗小星环绕大星的构思。

彭光涵回忆说,在国旗设计方案的选择上,虽然经过反复的讨论甄选,仍然分歧较大。第六小组推荐的“复字第三号”和“复字第四号”尽管赞成的人数比较多,但反对者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他们主要认为这类图案有“分裂”之感,特别是当时南方还有一部分地区没有解放,有南北分家之嫌。吴藻溪还专门给周恩来写信,反对第六小组的建议。

鉴于反对声音颇大,简洁大方的“复字三十二号”又引起关注。

丰泽园一锤定音

开国典礼在即,但国旗、国徽、国歌等一些重大事项尚议而未决。1949年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名单均是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商定的。毛泽东还特意删去了几位中共党员的名字,而添加上几位党外和文化界人士。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出席了座谈会。

当天晚上8时,座谈会开始。毛泽东先拿着事先准备的大幅“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图案,开宗明义地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之斧头镰刀。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因此,我们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赋予了这幅五星红旗图案崭新的含义,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陈嘉庚说:“我从东北回来就很关心国旗的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所讲的第32图案。”

梁思成说:“我觉得第32图很好,而且与军旗也不相差很大。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经过讨论,确定复字32号图案作为国旗方案。

当天晚上,根据马叙伦的提议,座谈会又讨论了国徽、国歌、国都等问题。

关于国徽,鉴于大家对提交的国徽图案均不满意,毛泽东说:国旗决定,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关于国都,大家都赞成建都北平。至于名称,黄炎培提议不改为好。毛泽东说,“还是改一个字好”,遂改名北京。

关于纪年,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世界公元纪年。

关于国歌,大家讨论也非常热烈。会议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

马叙伦: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制作不出来,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张奚若、梁思成:我觉得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她的完整性,我主张曲词都不修改。

徐悲鸿:该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

郭沫若:我赞成暂用她当国歌。因为她不但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民也会唱,但歌词修改一下好些。

黄炎培:我觉得词不改好些。

田汉:我觉得该曲是好的,但歌词在过去它有历史意义,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这词并不是聂耳写的,我们因写完了一段词就被捕,因此就用聂耳名义发表。

周恩来:要么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毛泽东: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

座谈会在与会者高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结束。

9月26日下午,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国旗拟采用复字第32号图,并改正其说明: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根据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邀请专家另行拟制;在未制定正式国歌以前,拟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代之;国都拟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纪年采用公历;将会议内容报告给政协全体会议主席团。

9月27日下午3时,马叙伦代表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了报告。会议上,周恩来主持通过了关于国歌、国旗的决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赞成的请举手。——请放下。不赞成的请举手。怀疑弃权的请举手。——有一位弃权。我们现在以绝大多数通过以《义勇军进行曲》为我们现在的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赞成的请举手。——请放下。不赞成的请举手。怀疑弃权的请举手。——弃权的有两位。绝大多数通过以五星红旗为我们的国旗。

9月30日下午,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上,展开着一幅巨大的五星红旗。这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义勇军进行曲》中闭幕。


原文刊登于2022年7月14日《 人民政协报 》 第 9 版春秋周刊

作者:李红梅(单位:中国政协文史馆)

有哪些有关国旗的故事2

人生如戏,各自精彩

在中国众多企业家中,曹德旺算是一个异类。

一面是一掷千金、慷慨大度的慈善家,一面是一毛不拔、斤斤计较的资本家,一面又是独来独往、重家爱国的企业家。

他好吃、贪杯,身材肥胖,不苟言笑,很早就腰缠万贯,却还能数十年如一日凌晨四点半起床,第一个赶到公司,古稀高龄还坚持每天工作。

很多人称曹德旺是商界最通透、最聪明、最复杂、最富戏剧性的人,恰如其分。

低眉行事,怒目经商,家国情怀,敢做敢言,早已成为他身上抹不去的标签。

也许,正是这种真实中掺揉的复杂,才叫人生。

01 风起于共和国初年

若非一场意外,曹德旺本该是阔少爷出身。

1947年,上海滩花花世界风雨飘摇。明眼人都能看出,民国政府不行了,离开方为上策。

“永安百货公司”的股东曹河仁买了条货船,把所有家当打包运回老家福清,妻儿随自己搭乘客轮。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好消息是全家安全回闽,坏消息是货船被风浪打翻,万贯家财沉入海底。

好在妻子陈慧珍还有些嫁妆首饰,勉强能在乡下盖一栋两层小楼。

时运艰难,来帮忙的工人被国军抓了壮丁,家属每日来要钱要人,曹河仁万般无奈,只得返沪重操旧业,留下妻儿为质,吃了上顿没下顿。

陈慧珍是地主千金,极好面子,即便在最艰难的时期,家里依然一尘不染,孩子们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

“不要和人说我们家一天只吃两顿饭,也不要说肚子饿,没有人会同情你,要有骨气。”

多年以后,曹德旺每每提及母亲,总会落下眼泪。

曹德旺是次子,本没有名字,姑且称之曹二。8岁那年,因交不起5毛钱学费,一直没去上学,是村里的先生出面,说学费晚点交没关系,还给他起了个大名。

两年后,父亲曹河仁返乡,经常花生米就酒,给孩子们讲述自己的辉煌往事,灌输基本商业知识。

“有多少能力,就办多少事。等你们懂这个道理,老子肯定早就死了。”

初一那年,曹二偷偷去河里游泳,被学校通报批评。少年血气盛,极为不服,偷偷跟踪蹲茅坑的教导主任,爬上围墙,滋了对方一泡尿,闯下大祸。

就这样,他13岁就辍学在家放牛。

古诗词里,放牛娃本代表着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曹德旺并不开心。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曹家本就一贫如洗,家里的大人又不会务农,日子过得极其艰难。

母亲陈慧珍饿出浮肿病,从此落下病根。

若干年后,在自传《心若菩提》中,他这样写道,“放牛的日子,让我在幼小的年纪就体验到底层百姓受欺凌的滋味与成人世界丑恶。”

大哥曹德淦倒是争气,17岁就当上公社中学的代课老师。托学生家长的关系,给二弟安排了个轻松活,数树坑,每天能赚5角钱。

可惜曹二死性不改,趁水库放水偷偷截水捞鱼,犯了“薅社会主义羊毛”罪。

工作丢了,只好跟老爹去贩货。每天凌晨2点起床,骑自行车载300斤货,赶在6点前到水果批发市场,这样的日子熬了4年,曹二已经二十来岁。

彼时,陈慧珍病情益重,给二儿子说了门亲事,姑娘是娘家村的陈凤英,大字不识几个。曹德旺本有对象,但碍于母命,只得分手。

婚礼只花了20块钱,十分简便。

新婚之夜,曹德旺冷漠地对陈凤英说,“我不会欺负你,你也别想着欺负我,咱们互不干扰。”

蜜月刚过完,他把发妻的嫁妆全部变卖,又找几个发小借钱,盘了块地种白木耳,偷偷运到江西鹰潭出售。第一笔买卖赚了800块钱,在当时算得上巨资。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彼时,全国严打投机倒把行为,曹德旺第四次到达江西时,一出车站就被民兵扣下,货物全部被没收。

赔了本钱不说,还倒欠村里人1000多元。

刚回到家,一个个债主来势汹汹。曹德旺急得每天以泪洗面,几乎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无路可走之际,陈凤英出面向村民保证,自己留在家里不会跑路。

曹德旺这才被放出村子,只身前往明溪打工还钱。

心灰意冷中,他只想老老实实做工,绝了做买卖的心思。工地教导员是曹家老相识,先后安排他当炊事员和食堂采购员等美差,月薪100元,比县委书记还高,过起了两年风光日子。

施工队解散后,托关系去莆田一家农场做栽果苗,机缘巧合下结识了琯头镇山兜农场的场长王以晃,被招揽去当果苗推销员。

第一年,没什么成绩,王场长却还是给他发了1万元工资,曹德旺既感激又愧疚。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他四处拼命推销果苗,两年下来居然赚了6万多提成,时人称“苗木界一把手”。

那还是1975年,连“万元户”这个词汇都没出现,六千张10元的钞票能厚厚地铺满床脚。

曹德旺觉得,自己可能要出息了。

02 八面玲珑闯荡江湖

1976年春,明溪天降大雨。

在农场跑业务的曹德旺滞留此地,在酒桌上结识了两个被收容“教养”的知识分子。酒是男人友情的催化剂,一声声“哥俩好”中,三人萌生出做水表玻璃的念头。

借着大哥曹德淦在政府工作的关系,10月,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启动筹建,但厂长由政府派人来当,两个好哥们搞技术,曹德旺只能做个采购员。

那个年代,物资流通主要凭指标,极为考验采购员的人际关系和手腕。

为了扩大业务,曹德旺把床脚的钱一沓沓取出,整天泡在澡堂里请人喝茶吸烟,结交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员,混得很开,谈笑间就能完成销售目标。

有时候,别家单位搞不定的指标,都会来找他帮忙。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他人生的大事:春风得意的曹德旺,遇见了此生难忘的红颜知己,一度甚至想抛妻弃子。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

女人24岁,是公务员,有两个孩子,在事业上帮助了他很多。两人相处很是默契,都觉得找到了知音。

那还是80年代初,社会风气比较保守,不忍佳人遭受非议,曹德旺给发妻写了一封信,坦诚自己的感情,并提出离婚。

当曹德旺回到家中,陈凤英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平静地说,“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这一天迟早会来。你把三个孩子和村里的房子留给我就好,别的我不要。”

听闻此话,曹德旺愣了一会,看着这个老实巴交的村妇,良心突然倍感煎熬:如果不是发妻不离不弃,默默撑起这个家,自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

一个是他深爱的,一个对他有恩,无论选择哪个都很痛苦。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曹德旺抽调了100个家庭做起社会调查,发现并没有完美的家庭,再恩爱的夫妻也会不断争吵,即便自己和情人结婚,也避免不了。

想通后的曹德旺,最终还是没有离婚,还把财产全部转移到陈凤英名下。

若干年后,68岁的曹德旺在自传《心若菩提》对这段往事直言不讳,

“家是一个避风港,素昧平生的两个人能组成一家人,是缘分。”

对一位中年男人而言,能勘破人生中最难的情关,实属难得,他再也没有迷茫。

1983年,曹德旺本人在业内依然风生水起,玻璃厂却一直没什么起色,前后换了6个厂长,连连亏损,眼看就要倒闭。

此时,37的他已颇有实力,找了4个合伙人,以每年6万元的代价承包下厂子。

新官上任两把火。

第一把火,废除大锅饭。工人们的固定工资改为绩效制,生产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起来。

第二把火,制定全行业标准。彼时,各个单位各有标准,玻璃想卖出去,全凭销售员的个人关系。

他先跑到北京拜访一机部仪表局干部,后赶赴上海说服热工所所长。多番运作下,在当年全行业大会上,热工所宣布,以后各单位采购水表玻璃,厚薄均按建材部标准执行。

两大拦路虎解决,高山厂玻璃迅速销往全国,仅一年就扭亏为盈,大赚22万,曹德旺个人净赚6万元。

最高峰时,全国每年所需220万只水表中,有200万都采用的高山水表玻璃。

眼看事业越发红火,曹德旺想更进一步,合伙人却是小富即安:政策似月亮,每天不一样。咱们把钱分了算了。

劝不住几人,曹德旺另外找了三个合伙人,决定一起合资入股高山厂。

此时,大哥曹德淦已升至省里的处级干部。凭这份背景,高山镇政府同意出面担保,以房子为抵押,先向银行贷款8万元,再从南平市政府处借得3万,共出资11万,成为高山厂最大个人股东,占25%股份。

1984年,曹德旺去往南平途中,无意间得知汽车玻璃价格不菲。

那时,中国自己生产的汽车不多,马路上大多是进口车,想要更换玻璃,不仅麻烦,更是贵得离谱。大多是日本货,一块要6000元。

这太贵了,曹德旺突发奇想:高山厂能不能也做汽车玻璃?

事情处理完,他立马跑到上海找老朋友,耀华玻璃厂副厂长石宏藏,花2万买到一套快淘汰的旧图纸,并得到技术支持。又找银行贷款50万,引进一套芬兰设备,把水表玻璃厂改造升级为汽车玻璃厂。

仅8个月后,第一片成品出炉,售价只有进口货的三分之一,这在当时算是个大事。一时间,开修理厂的、做汽车配件的,一股脑涌向高山镇,每天找曹德旺进货的老板来往不息。

到1986年,高山玻璃厂利税超百万,产值近600万,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家伙。此时,曹德旺再次主导工厂改制,引进国企中汽华联、省外贸公司和美国、香港的公司,组成中外合资的福耀公司。

他带着技术员出国培训,大胆引进海外先进设备,福耀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平均40秒就能造出一片玻璃,成本50块,售价1500元,印钞机也不过如此了。

1987年,福耀玻璃有限公司成立。事业如烈火烹油,而曹德旺本人却遭到信任危机。

1990年,曹德旺动起了上市的念头。

一番运作后,福耀公司成为福建省试点企业。次年,福耀以1.5元每股的价格,正式向社会发行了1600万股股票。

彼时,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势头良好的福耀不愁股票卖不出去,股价很快涨到2.5元。但几个月后,坊间突然疯传曹德旺要卷钱跑路海外、福耀根本上不了市云云。

谣言愈演愈烈,要求退股的人越来越多。

曹德旺不胜其扰,狠心借了1000万高利贷,以个人名义回购了400万股。

利滚利的债务,让老曹如坐针毡。

他前往北京,找到中汽华联在福耀担任董事的刘虎生,后者亲自去找体改委的主管官员,才把问题解决。

1993年6月,福耀终于登陆A股,上市股价为44.44元,曹德旺手上的股票翻了二十多倍,还清所有债务还净赚2个亿。

但接下来的一系列操作,颇让人摸不着头脑。

1994年,福耀42%和旗下万达汽车玻璃51%的股份,被曹德旺卖给法国企业圣戈班,成为对方的子公司,曹德旺本人则带着家人办理移民美国手续。

彼时,他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赚的钱早就够花一辈子了,甚至一度想出家,何苦而为?

莫非传言不是空穴来风,老曹真要跑路,去国外享清福?

03 逐梦美利坚

曹德旺在美国买了块地,成立福耀美国GGI公司,从中国总部进货,再分发给美国经销商。

但这种模式在美国吃不开,三年亏了一千多万。

果断改为直销,“异地零售”变为“异地批发”,GGI立马起死回生,一年就把亏损窟窿补上,连续三年实现30%以上增长。

而彼时,福耀中国在圣戈班手下,连连亏损,股价一路下跌。原本,曹德旺的初衷是开拓国际市场,但于圣戈班而言,福耀不过是自己在全球三百多家子公司之一,不必要去其他小弟的地盘,做好中国市场就是全部任务。

直到1999年,曹德旺以原价买回圣戈班手中的福耀股权,血亏30%,重新成为福耀大股东。

这件往事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国际大公司,水平也不过如此,打铁还需自身硬。

2000年,福耀汽车玻璃占美国市场12.5%产品份额,利润却占25%,让美国本土企业痛苦不堪。同时,几十家中国玻璃厂跟随福耀大步进入美国,不断挤压本土厂商生存空间。

1994-2004年福耀玻璃股价走势,来源:Choice

事情的转折点在2001年。当年1月,美国政府换届,小布什接替克林顿上台,一改对华友好方向,中美关系逐渐紧张。

仅一个月后,美国汽车玻璃厂PPG等三家公司向美国商务部和贸易委员会举报中国公司“非法倾销”,多家中国企业遭到美国和加拿大反倾销诉讼,福耀是重点对象。

当时,中国刚刚加入WTO,大部分公司不咋熟悉国际规则,碰到这种事除了忍气就只能认怂。但按照规则,放弃应诉将失去至少5年出口权,未来整个中国汽车玻璃行业的出口都会受到影响。

曹德旺彼时的表现,出乎意料地“刚”。他不惜花费一亿多律师费,自己也熬夜学外国法律。先后打赢对加拿大和美国的两个官司,甚至还告倒了美国商务部。

“我没有倾销,不想在中国外贸史上留下不公平的先例,不想做千古罪人。”

“美国人就可以欺负人?就是倾家荡产,我要把事情捅大,让全世界评理!”

他还向PPG的老板讲解“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我们应该握手言和,合作双赢。”

对方也意识到,即便把福耀赶出美国,自己也没多少好处,人工成本高昂才是核心痛点。

双方干脆达成了合作,曹德旺本人也成为了中美邦交正常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彻底在大洋彼岸站稳跟脚。

很是享受了一把民族英雄的滋味。

也正是在这一年,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另一重身份:中国70%的汽车,全球25%的汽车,用的都是福耀玻璃,福耀已成了中国汽车玻璃的代名词。

中国70%的汽车,全球25%的汽车,用的都是福耀玻璃,福耀已成了中国汽车玻璃的代名词。

自己不再是曾经那个小商人,而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企业家,肩负着不容推卸的责任。

“移民是小人物做的,大人物有抱负,不能移民。”

“我们曹家移民,中国就没有自己的玻璃。”

这或许是他的本意,也或许是年近花甲想要落叶归根。思量再三,还是觉得决定放弃美国绿卡,回归中国国籍。并对三个儿女明确说道,不离开美国,就不能继承遗产。

“你们知道,中国政府对我有多少恩情?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福耀,这是中国的东西。”

这话应该是真情流露,老曹的发家史,离不开国内贵人们的一个又一个恩情。

他对事业的追求,也从单纯的赚钱,升级为“做中国人自己的玻璃”。

但危机很快来临。

2007年,全球经济连续数年高增长,北京即将举办奥运会,十七大即将召开,股市节节新高,全国人民热情高涨。

形势一片大好,曹德旺却嗅出不寻常的味道。

彼时,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家相继出台劳保法、环保法、公路法,已经影响到小微企业的生产成本。

曹德旺通过调研,发现出口小微企业的税后利润仅为4%-5%,成本增加远超盈亏平衡水平。随着征兆越来越明显,他立即展开福耀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救行动,在管理层的一片反对声中,停掉一切扩张性项目,断臂求生,关闭四条刚刚建好的孵化线。

按最初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若是为了预防危机,无法完成自2006年起每年利润递增30%的目标,作为大股东的曹德旺将被动让利7000万股,约22亿元。

这是一场豪赌。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当年,次贷危机爆发,金融危机蔓延至全球,美国车企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企业日子也不好过。

福耀因为早有准备,局面很快就好转。

2006-2010年福耀玻璃股价,来源:Choice

2010年,福耀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承诺在2016年底前在美国建成工厂,占地大概八九百亩,售价才1500万美元。

2014年,福耀收购当地工厂,命名为“福耀美国”。这只是福耀版图扩张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投资数亿美元。

代顿,这个因经济危机陡然间变得死气沉沉的小城市,立刻焕发出新的活力。

2016年10月,工厂首期竣工,很快就招满人,提供了超过6000个工作岗位。福耀美国为此举办盛大的庆典,曹德旺也远赴重洋赶来,代顿当地重要人士全部出席,想见一见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曹主席。

庆典很热闹,但曹德旺顾不得高兴。

国内,关于“曹德旺要跑了”的质疑,一度喧嚣尘上。

对此,曹德旺作出回应,“福耀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我跑出去干什么呢。”

“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较美国有优势的,只有劳动力。”

这番言论,激起众多民营企业家的广泛共鸣,在舆论上引起轩然大波。

但在美国也并不好混,福耀遭遇PPG头痛已久的问题:生产效率太低。

为了培训成熟工人,曹德旺特意从中国派出一批老人,手把手教导美国工友。但活好教,观念难改。美国人比中国人懒,纪律性差,到点就要吃饭,不愿加班,往往再过几分钟就能制出的合格玻璃,却因为急着下班作废。

反过来,美国工人则抱怨中国公司收入不高,环境不够安全,纪律太严苛。

不同的理念在现实中很快坍缩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美国福耀如何才能生产出满足需求数量的合格玻璃?

当年,福耀母公司盈收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美国福耀却亏损4000万美元,曹德旺不得不每个月飞一次美国开会,搞得焦头烂额。

接着就是中国企业管理的传统三板斧,剔除刺头、管理层总部轮训、干部更换。

然后则是与美国工会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曹德旺甚至还专门花费 100 万美元聘请了一个“反工会咨询公司”,来灭“支持工会”的声音。

“在美国,有工会就不会有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工会,扭头就走,碰都别碰!”

无论如何,最后是福耀赢了,将中国管理模式融入到美国工人的生活中。到2018年,美国福耀终于实现盈利,与日渐式微的本土原生工厂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故事,后来都被拍摄进纪录片《美国工厂》,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投资,网飞出品,揭露出一个残酷的真相:美国传统的制造业规则早已跟不上时代。

而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福利和就业,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还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

“我不做房地产,因为我会做玻璃,这个生意让别人去做。他说好赚钱,好赚钱那让他去赚,一样的,我又不缺钱,我只要能够吃就行。”

04 心若菩提

2022年,曹德旺财富值33亿美元,在全球排1010位,国内排名也只有120位。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声望。

回想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成为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的首位华人得主。颁奖现场,他高举中国国旗说道,

“我是代表中国人来领这个奖的。”

“我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享受。”

“那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中国靠我们共同努力能强大起来,这是我真实的话。”

“但你说的这些,似乎跟你企业家的身份,不是特别相符。”

“你错了。企业家不是富豪,必须有这样的境界和胸怀,国家会因为有你而强大,社会会因为有你而进步,人民会因为有你而富足,这才是企业家该做的事情。”

一次访谈节目中,曹德旺笑着对主持人讲述自己理解的企业家境界。

他总说,自己的成功是时代造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开放前自己穷得像鬼一样。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2011年5月,曹德旺用父亲的名字,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捐出名下50%共计3亿股福耀玻璃股份,当年市值35.49亿元,开创中国慈善界先河。

之后的十年,基金会每年都会拿出股票分红,并少量减持捐出。

此外,曹德旺仅以个人名义的捐款数额,截至目前就高达110亿元。

大头在去年5月4日,曹德旺又豪捐百亿,建立“福耀科技大学”,以期为社会培养制造业人才。

每每听到有人说他是中国首善,曹德旺总摆摆手,“和袁隆平老先生相比,这些不算什么。”

去年底,有一张很火的图。

在企业家发展年会上,所有人都忙着社交,或聊天,或交换联系方式。唯有曹德旺一个人坐着吃东西,特立独行。

那些排着队,想向老曹套近乎敬酒的人,都一一被拦开。人们不禁感慨,只有曹总是真正来吃饭的。

其实仔细想想,并不意外。福耀玻璃已经占全球70%份额,他不需要刻意去结交谁,大有随心而为的底气。

纵观他这几十年人生,全是由一个个选择组成。割舍或保留,拒绝或接受。

但观其后半生,却始终坚守一件事。把快破产的玻璃厂做到世界第一,将中国玻璃带到国际。因为有他的存在,中国汽车玻璃进口的比例几乎为0。

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为中国留下了一座庞大的玻璃工厂,是当之无愧的玻璃大王。

“如果不是通过玻璃挣来的钱,送给我,我都不要。”

本文源自格隆汇研究

有哪些有关国旗的故事3

作为“共和国第一升旗手”的高红甫,退伍后,面对百万年薪的工作邀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拒绝。

高红甫为何会拒绝百万年薪?这背后又有什么隐情?本期的子牙童趣人物纪将带领大家了解高红甫的精彩人生,感受不一样的人格魅力。

接旗、转体、安旗、解旗、展旗、立正、敬礼,伴随着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而起。

作为升旗手的高红甫笔直地站在国旗下,望着飘扬的五星红旗,表情骄傲而又坚定。这是他在国旗护卫队11年,日复一日的工作。

然而在这11年的升旗中,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寒冬腊月,6200次无一失误,高红甫因此也被誉为“共和国第一升旗手”。

在这样的美誉下,他并不骄傲自满,而是将升旗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追梦少年,开始启航

高红甫出生于1985年,来自河南省安阳市滑县高寨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高红甫性格淳朴,为人正直善良,并且格外能吃苦。

年幼的他也没有什么人生志向,直到有一天,村里人和他说,他长得又高又壮适合去当兵,就这样一句玩笑话让高红甫内心有了奋斗的目标。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名勇敢、坚强、正直的军人”这是高红甫后来回忆自己从军旅程时说的话。

4岁的他看着电视机里阅兵的画面,眼睛里充满了向往,他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穿上这身军装,能够自豪地站在阅兵场上。

于是为了这个梦想,在17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的他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当兵的道路,经过层层筛选,他成功地进入了北京武警总队。

在部队里,高红甫竭尽全力地训练,对待任务也格外认真,在进入部队的三个月之后,刚好遇到天安门国旗卫护队的选拔。

高红甫由于表现突出,成功地进入了国旗护卫队,成为了预备队员。就这样,高红甫开始了他长达11年的升旗生活。

君子慎独,卑以自牧

“君子慎独,卑以自牧”的意思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要按照君子道德标准做人,谦卑自守,这是高红甫的人生信条,这句话也始终鞭策着他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国旗护卫队里36人,只有一个升旗手,当时身在护旗兵队伍里的高红甫,望着台上的升旗手,心里有了波澜,他想要成为升旗手的信念就这样占据了他的大脑。

站军姿、踢正步、操枪功是国旗护卫队的三大基本功,看似简单,但要做到整齐划一,就需要经过艰苦的训练,要想在众人中脱颖而出,就需要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坚持四十秒眨一次眼睛;在头上顶砖头,在领口别上大头针,站军姿一站就是四个小时;在脸上放上蚂蚁,忍受蚂蚁不停在皮肤上窜动,也始终保持严肃的表情;

为了让自己的姿势更加标准,睡觉的时候不睡枕头,用木板绑住双腿,迈正步的时候腿上也会绑上沙袋......

经过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终于在2004年7月份那天,功夫不负有心人,高红甫正式成为了一名升旗手。

在成为升旗手之后他也没有放松训练,为了能做好升旗的动作,高红甫每天都要拿3公斤的哑铃练抛撒,在营区模拟旗杆下练砍旗。

经过数以万次的重复练习,他的胳膊时常发出钻心的疼痛,手上也时常被磨出血泡,然而他依旧咬着牙坚持练习,直到所有的动作都做到完美。

从护旗兵到升旗手的蜕变,高红甫用自己手上的茧子和身体的伤痛向众人展示了他在背后所做的努力。

不忘初心,不骄不满

2009年10月1日这天,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也是高红甫最难以忘怀的一天。

在阅兵仪式上,高红甫在国旗护卫队的最前方,迈着矫健的步伐,自信而又昂扬,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将手中的五星红旗放飞。

那一刻,他眼中饱含泪水,时间似乎回到了14岁那年,那时的他满怀期待地看着电视机里面的阅兵画面。

此去经年,他已经成为了国旗护卫队的一员,带领着护卫队完成了神圣的升旗仪式。庆典过后,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共和国第一升旗手”。

面对这个称号,高红甫表示不敢当,他说这是媒体和广大网友对他的认可,但他认为他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

尽管荣誉纷至沓来,高红甫对此却依旧保持初心,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着,从不骄傲自满,始终对国旗保持着一份敬畏和尊重。

国旗对于他而言,早已不再是简单的一面旗子,而是共患难的队友。国旗护卫队里的成员一提到高红甫,都是满口的赞赏,在他们眼中高红甫是全能的。

高红甫入伍12年,当了8次国旗班班长和代理班长,经历了6200次升旗仪式,实现了零失误的记录,被国家立为二等功。

在此期间他通过不断的训练和实操,针对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进行了详细的实验和整理,最终将升降旗经验整理成了一套训练方式。

还结合恶劣天气训练了“六步法“,研究制定了《升降国旗紧急情况处置办法十二条》,这些笔记也为后来的护卫队成员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拒百万薪,淡泊明志

2015年的一则新闻将这位“共和国第一升旗手”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退伍后的高红甫接到了很多企业抛来的橄榄枝,里面不乏高达百万年薪的工作,然而高红甫却拒绝了。

“人们仰慕你,不是你有多么伟大,而是你站在国旗下,是一名光荣的升旗手,是因为人们对国旗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这是高红甫父亲对他说的话。

这句话也深深影响着高红甫的选择,百万年薪,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对高红甫来说也不例外。

金钱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共和国第一升旗手”的荣誉。

对于高红甫而言,要他利用国旗去谋生,无异于剜心割肉、出卖队友,“只能为国旗争光,而不能沾国旗的光”这是高红甫在节目上给出的回应。

他将国旗比作初恋,从2003年的相知到这十一年的相守,他与国旗经历过大阅兵时的欢乐,也经历过汶川地震时的悲伤。

在这些欢笑与泪水中,国旗已经融入了自己的血液中,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要陪着国旗,一天是升旗手,一辈子都是升旗手。”高红甫退伍之后,最终选择留在了北京,留在了他心心念念的国旗身边。

褪去升旗手光环的他,如今只是一名普通的北漂,但是他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高红甫用自己的能力重新融入这早已脱节的社会,努力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国旗,而是选择游走在各大院校,为孩子们讲述国旗的故事,将国旗的精神传递给祖国未来的花朵们。

他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祖国的发展奉献一份力量。

如今的他,偶尔还会回到那熟悉的广场,望着飘扬的五星红旗,眼神清澈而坚定,一如往日追梦的少年,内心依旧保持着当初的热情。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有人为了金钱背信弃义,也有人为了金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而高红甫面对百万年薪却选择了拒绝,这一做法一经爆出,有人惊讶也有人唏嘘。对此,你怎么看待他的这种做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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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5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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