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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开国大将中位列第三，深受毛主席器重，三次钦点他担任要职,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懂点历史赵富贵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勤奋坚持故事的名人1

我们都知道，在开国大典的时候我国有十大开国元帅，他们是毛主席的心腹，是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领军人物。

当然每一个英雄的背后都有一个支持者，在建国以后，我国还授勋了十大将军，他们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听党指挥，坚定不移跟着党走。

有这样一位将军，他被毛主席钦点三次都委以重任，每一次都能不负众望，完成任务，他也是彭德怀元帅的左膀右臂，他的心腹爱将。

在任何危难之际他都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义正言辞，他的聪明、果敢，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刻。

无论是对党的事业还是对家庭，他都能做到正义无私，他有着传奇的一生和不朽的功绩，他就是开国大将——黄克诚。

也许并没有多少人了解他，或许也有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没关系，接下来让我们讲一讲他的卓越一生。

只唯理，不唯上

黄克诚从小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在上个世纪，新中国没有解放之前，人们大多都是贫苦的，更不要说学习了，直到九岁起，才靠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开始上学。

黄克诚自己本身也十分的努力，他考入了当时的师范学校，在学校，他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国共合作期间，他参加了一场由中央组织的政治演讲，在深知当下中国的水深火热后，毕业结束，毅然决然参加了北伐战争。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很顺利，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黄克诚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始从事地下工作，一年之后，参加了当时由农民组织的起义。

黄克诚一直都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当时因为“左倾”运动的错误，支持“右倾”遭到了排挤，后来，跟随朱德元帅等人一起上了井冈山。

在一次率领部队返回的途中，黄克诚与队伍走散了，他回到了家乡藏匿了一段日之后，决定去上海找寻组织。

在一次会议上，黄克诚发表党中央要攻打中心城市不妥，认为带有一定的冒险而受到了组织的批评。

之后又接受党中央的任务，开始进行“反围剿”在战斗中，他多次能够出色的指挥部队完成任务，但也差点因为自己的视力不好遇险。

却又因为自己的谏言被认定为“右倾”主义，几乎被撤销了一切指挥事务，转而到了军部当秘书。

在恢复职位后，又对中央组织攻打主力城市而反对南下，但意见并未接受，在长时间的战斗中也没有攻克，部队伤亡严重。

多次请求中央下令撤退，但并未批准，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带领着部队开始撤退，以免被全军覆没。

后来又在会议上提出“左倾”错误，受到多次罢免职位，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又被党组织授命参加战斗。

失败后的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黄克诚又率领部队冲出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在顽强的抵抗下击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并掩护军队渡江。

组织撤销命令后，又多次率领部队参加战役，然而却每次因为自己的直言不讳多次受到牵连，一路被贬，最后成了一名普通战士。

之后，彭老总在会议一下多次劝说，让他“少放嘴炮”，但黄克诚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该害怕说实话，就算因此受处分也不能畏惧。

这让彭老总感叹道：你的骨头比我还硬呢，一直到了陕北一带才开始接受任务，又重新率部参加战役。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现还是需要听一些制度来保持军队的秩序，这一建议被党中央采纳。

在之后的战斗中，黄克诚每次都以优异的指挥能力来作战，他所带领的军队，也渐渐地成了一只纪律严谨的优秀部队。

不仅在敌后方建立了根据地，还打通了两大战区的联络，他鼓舞群众发动武装力量，增加抗日队伍，同时还对土匪势力进行清除。

他指挥了多次大规模的战斗，扩大了根据地，解放了大部分地区。

但黄克诚一直都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他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在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对当前局势进行了分析研究。

尤其是在东北地区，他认为这一战略要地，应该得以重视，派大部队前往驻守，才能扩大战略目标。

在他的建议下，中央决定派出部队，他们日夜兼程，渡河，越岭，终于抵达了东北地区。

而当时的国民党武装力量强盛，如果继续向大城市向前推进恐怕不妥，于是他们打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方便持久战。

在黄克诚任职期间，他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方针，领导革命力量，建立民主政权，就在其苏联红军撤离时一举歼灭国民党的伪军。

成功收回了多个大城市，也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毋庸置疑黄克诚有着出色的领导能力和执行能力。

在中央的重用下，多个职位干部，让黄克诚也越来越严谨，他建立了完善的军队规章制度。

在建国以后，党中央对他的出色能力更是不可否认，连续委以重任，解放后的新中国有着大批残存的武装势力，比如：土匪。

长时间的压迫让当地人民生活窘迫，中央决定让黄克诚进行清剿，同时也对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改善，组织群众意识。

在工作结束时，他还在管理地区提出了一些建议，进行改良，交给了毛主席，在后续的工作上也提供了经验基础。

在之后的几年里，黄克诚就像一块砖头一样，哪里需要哪里搬，确实，这也很符合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品质。

在军队建设中，毛主席钦点黄克诚进行整顿，他知道黄克诚搜带领的军队一直都是纪律严谨，整风优良，所以才派黄克诚进行军队保障工作。

当然，黄克诚也不负所托，现代化军队的建设黄克诚无疑是奠基人之一。

为人民服务

黄克诚一直都是一个严谨，有纪律的人，他一直把共产党员的身份放在第一位，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工作上。

记得有一次，黄克诚和家人一起逛街，在到了一个百货大楼时，想到单位给发了张参观券，妻子想进去看看。

以为黄克诚不会进去，就觉得要不算了，没想到黄克诚同意了，他说：我们不要惊动里面的人，自己看看就行了。

这时的黄克诚可以说是位高权重，这样一位大将军来商场可以说是补丁与现在的明星逛街了，一定会有人来围观。

黄克诚在任何方面都很低调，衣着朴素的他时不时的看一看商品价格，又询问工作人员粮食能否供应齐全，等等一系列问题。

旁边的工作人员也认真回答说：“没什么缺的，粮食和其他商品都很充足。”

在听到回答后，黄克诚也满意的笑了，“看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挺高啊。”

这时一旁的妻子才明白，原来不是陪她逛超市的，是来搞暗访的。

在一旁的货架上，妻子看到了当时参加革命前最爱吃的东西，距离上一次吃也过了十来年了，本来想买一个来着。

黄克诚看了一下价格，连忙说：“算了，这也太贵了”，可妻子说：“这东西平时也见不到，我也爱吃，再说给孩子们也尝尝吧？”

一番交流后，黄克诚就是不愿意，此时的小女儿抓着他的手开始撒娇说：“爸爸，我想吃。”面对最喜爱的小女儿，黄克诚还是没有同意。

他说：“如果我们不吃这个，今天也不会饿死，既然不会饿死，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吃。”

他在教育自己的小女儿，他说：买一个这个东西，都够老百姓买好多斤粮食了，我们可以把钱留着，去帮助别人。

即便作为大将军的孩子黄克诚从来都是公私分明，在他家里也有许多家规。

在很多事情上，都会优先考虑老百姓，当然，这也离不开妻子的支持。

其实在一直以来的作风下，黄克诚的心里早就把人民放在了第一位，这是他一直以来作为共产党员的素养。

不仅如此，他本人也十分的珍惜战友，在战争时刻，每一次都会有伤亡，有一次，战友受伤，黄克诚打电话给他，毫不客气地命令他赶紧出院。

想着平时一直很体贴下属的黄克诚，战友的心中有多少疑惑.....就为他：“为什么？”

黄克诚面无表情地说：“服从命令!”

伤还没有好的他，一头雾水，无奈地只能跟着大部队继续前进，其实，我军一直都有这样的设定，如果受伤严重就会被留下养伤，无法再继续跟随。

黄克诚提前知道了上级要转移战区，放弃根据地，他不想自己的战友也被留下，他很欣赏这位战友的才能。

一直到跟随部队出来，战友原来才明白黄克诚的用意，从起初的不近人情到最后的良苦用心。

是啊，我们的这位大将军也确实不太会说，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

鞠躬尽瘁

在一次会议上，彭老总因为当时的“左倾”收到了批评，在形势非常敏感的时刻，有不少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保持自己的态度，很少有意见。

但黄克诚哪里能见识到这一场面，他本来就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再加上这还是自己曾经的上级，哪里能忍得了。

他为彭老总言词，认为不该受到批判，最后周总理他们都出来劝说，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不该如此。

也有一些人是觉得他们的关系可能是太好了，黄克诚却说：并非出于私情，只是自己和彭老总的思想、作风比较一致而已。

黄克诚将军的直言性格让他没少受委屈，在当时政坛动荡时期不少人保持了沉默，自己也而被受到错误处罚。

在部下被当成反革命分子被处决时，黄克诚清楚地知道他是清白的，就把人藏了起来，人来抓的时候，黄克诚告诉他们：人早就牺牲了。

那场会议上一个错误的决定让黄克诚将军承受了20年地冤屈，后来也是这位部下主动站出来澄清了这一事实。

再到后来，这位部下含冤入狱，在牢中身患重病，没有办法，他们找到黄克诚来商量，黄克诚没有丝毫犹豫地就把他送到了医院。

在家人的陪伴下，这位部下十分地感动，眼里流出了泪水。

在之后的那一年代里，黄克诚也受到了摧残，直到那一时期结束，黄克诚才回到了党中央，恢复身份，官复原职。

那时的黄克诚已经是耄耋之年，年轻时候地战争早已让战士们地身体千疮百孔，黄克诚也不例外。

但他作为一名有担当有责任地老党员，即便重病缠身也在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在认为自己已经无药可医地情况下，他拒绝了治疗。

无论身边的亲朋好友怎么劝说，他就是不肯接受，在他的心里黄克诚认为：既然已经不能为党和人民服务了，那也就不需要了，不能再浪费国家的资源，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这确实很否合这位老将军地性格，哪怕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在为百姓着想，医护人员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强制给他治疗，可当黄克诚醒来时，就把管子给拔了。

拖着早已油灯枯尽地身体为革命事业的建设耗尽了最后的心血，离开了党和国家。

黄克诚将军无疑是一位了不起地共产党员，他的耿直，他的正义，不偏向于任何人，只论对错，这是他的优秀品质。

在革命事业地道路上，正是有着像黄克诚将军这样地领导者、革命者，永远把建设新中国放在第一位。

或许在那个年代，他的心思永远在党的事业上，正所谓：无以大家，何以为小家。

有勤奋坚持故事的名人2

“两弹一星”元勋钱骥：我辈甘当铺路石

徐惟微

事业就是生命。

甘当铺路石。

没有目标，生活便失去意义。努力达成目标后，人的精神也随之饱满充沛。

——钱骥

人物简介

钱骥（1917.12.27—1983.8.18），男，江苏金坛人。中共党员，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理化系，并留校任理学院物理系助教。

1943年钱骥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照

1947年起，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二部（581组）副主任。1965年，任中国科学院科学仪器设计院（651设计院）党委委员、业务负责人。1968年，调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党委委员、业务负责人、设计部主任。

1979年，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七机部科技委委员、通信卫星副总设计师。同时任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北京市科普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1983年8月，钱骥逝世。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钱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主要贡献

早期从事地震学研究，参加了我国地震观测台站网的建立和我国地球物理科学长期发展规划的编写。

1958年起，参加组建空间物理研究机构；探讨人造卫星的基础研究课题；开展我国人造卫星方案探索研究；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等理论研究；负责与组织小型热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设备、中小型离心机、振动台设备等研制；负责领导探空火箭头部空间物理探测仪器、跟踪和数据处理设备的研制，使探空火箭多次发射均获成功，获得了丰富的数据与资料；参与制定星际航行发展规划，提出多项有关开展人造卫星研制的新技术预研课题，为我国空间技术早期的发展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

1958年，赵九章（右一）率中科院大气物理代表团访苏，右二为钱骥

1965年以来，提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报告，组织编写《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组织并提出几百项预研课题，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负责组建卫星总体设计机构，是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同时，为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

东方红一号卫星

1974年后，主持修订“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方案和“实践二号”科学卫星方案；重视广播卫星、气象卫星方案探讨，组织预研、情报分析研究、成果鉴定、资料归档等工作。

1964年，发表《气象火箭测高空风的方法》，通过试验获得成功，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是1985年“东方红卫星和返回型卫星”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奖者之一。

1980年5月22日，七机部五院首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合影（前排右起：屠善澄、钱骥、王希季、杨嘉墀、孙家栋、吴鹏、金建中）

人物故事

战争的洗礼——

“屈原”“苏武”“华佗”？

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两党的斗争立即激化。随着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人们竟然在日本投降原因这样的问题上，也不顾中国人民自身奋战整14年之久的历史事实，以一派亲美者说是美国原子弹的作用，一派亲苏者都说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结果而争论不休。

据钱骥写的一份总结资料，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流传甚广，说的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重庆各界知名人士曾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活动中有一项目为猜谜语。其中有一谜语为：日本投降原因（打一中国古人名）？有一“聪明”的亲美人士猜为“屈原”，意谓日本投降系屈服于美国的原子弹；而另一“更聪明”的亲苏人士则立即反对说：“不对，是‘苏武’！”意谓是苏联的武力使然。

这个故事传到钱骥耳里，他认为双方的答案都大谬不言，最正确的答案应是“华佗”。华者，中国也！佗者，负重也！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负重战斗，顽强抗战，牵制了日本70%以上的兵力，才使得美苏能以逸待劳，乘便给日本以最后一击。当然，由于当时持有他这种观点的人不多，而他又素有不轻易发表意见的习惯，因而，他只能在教研室里慷慨激昂地大谈一下“华佗”。

三家拧成一股绳

“善于把握时机，是钱骥的一种生活智慧。”杨照德说。

1960年冬，中央发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在聂荣臻主持下，中科院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共同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确定了科学家的根本任务、基本方针等，使科学家得以拥有“大计划下的小自由”。随着为科学家“脱帽加冕”工作的进行，中国科学界有了几分春风拂面的气象。

钱骥抓住机会，立刻向竺可桢等人再次陈述卫星研究工作特别是总体工作的意义，终使人造卫星技术预研工作顺利开展起来。1965年前后，钱骥又协助赵九章上书中央，这一次，党中央终于对卫星上天作出批示。那年春节后的第二天晚上，钱骥等人便迫不及待地到赵九章家里聚会，想到多少年的梦想就要付诸实践，大家都兴奋极了。

“581”组又忙碌了起来。这一次，钱骥负责技术抓总，他将卫星绝密任务传达给总体组的业务骨干，对大家进行动员并提出了设计原则。很快，报告、方案、设想接连出炉，在详实的资料基础上，中国卫星研制计划终于再次起航，明确要在1970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任务临时代号沿用“581”（后改为651），定为绝密级。

“581”组所有的成员都没有搞过卫星，制定研制方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要设计出合理方案，必须先对卫星重量等最基本的参数有所了解，这些信息又必须根据火箭的运载能力和卫星的具体任务来确定。然而，由于两弹相关工作都严格保密，别说“581”组成员，就连赵九章等科研带头人都对“两弹系”的火箭发展情况一概不清楚，只了解气象火箭的一些数据，不足以支撑研究。大家普遍感到，有关部门之间亟须进行必要的技术交底，“两弹一星”必须“三家拧成一股绳”。那么，怎么才能在保守国家机密的情况下顺利沟通科研信息呢？

钱骥的总体组再次发挥了作用。在与上级沟通、确定可获悉的秘密范围后，钱骥便经常率总体组成员出入各个系统研制单位了解情况，协调技术问题，召开技术协调会。在技术论证过程中，假如涉及不易把握的武器保密问题，也由钱骥等负责同志研究处理。通过在地球物理、天文、力学、自动化、生物领域中“穿针引线”，“581”组顺利确定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各分系统组成方案，并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

1970年4月24日21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饱经波折的“东方红一号”终于随“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581”组最终成功了。

1962年，钱骥（左）与赵九章在意大利米兰参加原子能与国际空间科学会议

我辈甘当铺路石

“事业就是生命”，这是钱骥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东方红一号”卫星腾空而起后，钱骥又带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研骨干先后研制了返回式卫星、科学卫星、通信卫星等，还提出了卫星通信的自主、保密安全等问题，扬起了我国空间科学技术的风帆。

顺境中，钱骥不断奋进；逆境时，钱骥更不忘初心，严格要求自己。“东方红一号”卫星即将大功告成时，在科学王国里纵横驰骋的钱骥却“帽子”满天飞。那时的他沉默寡言，不敢与别人说话，生怕自己有特务嫌疑而连累别人。随后，钱骥被赶下领导岗位，分到研究室当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他对此没有怨言，反而主动向接手卫星总体设计技术组织领导工作的闵桂荣倾囊相授。“东方红一号”上天时，被请上天安门城楼的有功人员没有钱骥，他在自己家中望向天穹，仍然为亲自参与、长期奋斗的目标终得实现而热泪盈眶。被平反后，钱骥无怨无悔，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又接连取得了多项重大科技突破。

1984年4月，誉满航天界的钱骥住进医院。病重期间，他仍放不下祖国的航天事业，时时阅读、了解着世界宇航的动向。所幸，我国卫星发展日趋顺利，给病中的钱骥带来极大安慰。4个月后，钱骥因患胆囊癌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参考文献

[1]杨照德，熊延岭著.钱骥[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2]齐琪.钱骥与中国卫星：一切从“581”开始[J].保密工作，2019，(11):70-72.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徐惟微

图源：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

供稿：绵阳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有勤奋坚持故事的名人3

苏兆征（1885-1929），是苏东坡的后裔，原名苏吉，广东香山县淇澳岛淇澳村人(今珠海市淇澳岛人）。

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著名领袖，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1908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

1921年与林伟民等在香港建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与领导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

此后苏兆征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27年被推举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

1928年当选为执行委员。1929年2月在上海病逝。

一、参与领导20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大罢工——省港大罢工

苏兆征的一生都和工运连在一起。

1903年，18岁的苏兆征到香港的海轮中做苦工，多年的船员生涯，让他走遍许多国家，对各国工运耳闻目睹，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大大开阔了眼界。

1921年3月，苏兆征与林伟民等组建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次年1月，苏兆征参与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任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海员工会代理会长等职。

在苏兆征的领导下，工人们拒绝了资本家及港英政府各种胁迫和诱惑，迫使对方答应工人条件，罢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苏兆征很善于与其他工会首领打交道，通过成功领导历次工运，威信越来越高，使他逐渐成为广东和香港工人的中心人物。

1925年春，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当选为执行委员。

1925年6月23日，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偕同广州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共10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

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街时，驻在沙面租界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士兵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停泊在沙面附近的帝国主义军舰也炮轰游行群众，当场打死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著名的“沙基惨案”。

惨案发生后，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苏兆征和邓中夏等人领导了规模宏大、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加强对罢工的领导，在广州召开广州、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大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苏兆征被选为委员长兼财政委员长，邓中夏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顾问和工人纠察队训育长。

苏兆征任劳任怨，克己勤勉，罢工开始的两三个月，从凌晨六点到午夜十二点无片刻闲暇，而党团必到十二点之后才能开会，往往开到两三点甚至天亮。

苏兆征事必躬亲，往往人都散了，他还在灯下办公。

同时，与政府接头，与各社会团体接头，参加群众大会以及各种会议……从而赢得了全国工人的信任。

罢工委员会运用罢工、排斥英货、封锁香港三项有力武器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并且组成了20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到各港口驻防，严密封锁香港。

交通断绝，工厂停工，商店关门，供应困难，物价飞涨，垃圾粪便没人打扫，香港成了“臭港”“饿港”“死港”。

在领导罢工过程中，苏兆征还表现对革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以及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深受广大群众的信赖与拥戴。

罢工工人称誉他和邓中夏是引导群众坚持反帝斗争的“两盏明灯”。

省港罢工期间，苏兆征密切关注和积极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进行。

1926年1月初，在苏兆征主持下，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他在会上总结了几年来海员工人英勇斗争的经验教训，号召海员进一步扩大组织，健全工会机构，进一步加强海员的团结和战斗力。

他在会上被选为全国海员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兼文书部主任。

同年5月初，在苏兆征等主持下，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

苏兆征在会上先后作了关于省港罢工问题和英国矿工罢工问题的报告。

到会代表对苏兆征在我国职工运动中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因而一致选举他为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委会委员长，成为全国工人所敬仰和拥戴的领袖。

省港大罢工后，苏兆征的名字在广州家喻户晓。

因为苏兆征，大家知道了苏维埃；一时间，“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儿子”的说法传遍广州：“这就是了，都是他们苏家的人。‘苏维埃’一定是苏兆征的儿子。”

在全国人民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省港大罢工持续一年零四个月，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组织严密、战斗性很强的10多万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省港大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治大罢工，在经济上、政治上给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的政府领导人

1926年1月，苏兆征在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

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苏兆征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成为全国工人拥戴的领袖。

1927年春，苏兆征到达武汉，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劳工部部长。

同年4月，苏兆征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同年5月，被推选为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主席。

同年6月，苏兆征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继续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8月，苏兆征参加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

会后，苏兆征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负责中央财务小组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举行。接着，党中央又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

苏兆征在上海与张太雷等制定广州起义的总计划和训令。

以张太雷为委员长，黄平（后叛变）、周文雍为委员，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

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张太雷等人动员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周文雍任总指挥的工人赤卫队，另外还发动了郊区的农民参加。

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起义开始，经过4个多小时的战斗，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大部被消灭。

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政府主席。

苏兆征当时因赴湖北领导工作，未能直接参加指挥广州起义，但由于他在广东广大工农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因而仍被选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在他到任之前，则由张太雷代理。

即使缺席仍能当选，足以说明他在工人和革命队伍中的声望之高。

邓中夏曾赞誉苏兆征在广州起义中的领导作用时说：“兆征同志实际上是广州公社的指导者之一，是东方第一个苏维埃的创始者之一。”

三、取出劳工部门10余万元全部存款，送给武汉失业工人救济所

1927年6月以后，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活动越来越嚣张。

6月28日晚上，发生了武汉驻军非法强占并搜掠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严重事件。

苏兆征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就这一非法行为向当局提出抗议，严正要求立即下令撤走军队。

尽管后来军队撤走了，但整个武汉形势并未改变，苏兆征对此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

当时正在武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就军队非法强占全国总工会一事征求苏兆征的看法。

苏兆征冷静地回答说：“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办公，谁晓得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为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中共中央有关人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对于从各地撤退到武汉来的干部，根据“凡能秘密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

不能返回原地原籍的，即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包括一些党外进步人士）派到南方工作。

此外还有一部分送到莫斯科学习”的原则，进行了妥善、周密的安排。

苏兆征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与有关同志一起，紧张地部署应变的各项工作。

当时，广东方面有不少干部、党员先后撤退至武汉，苏兆征及时妥善地安置了他们，据一位干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和李仁华、古柏三人步行经江西上武汉，到汉口中华全国总工会找到苏兆征同志，他介绍我们住党中央两广区委会所主办的逃难同志招待所……后来便由中央军委派回东江。”

6月间，一支由周其鉴等率领的农军500人从广东北江撤退至武汉，驻在徐家棚。

谭延闿主张将这支部队“归并第四军”。

张发奎则要将他们肢解补充第四军各部缺额。

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不受肢解吞并，经过苏兆征的努力，决定将这支队伍暂编为陈嘉佑所辖补充团。

不久，这支队伍便开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成为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的一部分力量。

鉴于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阴谋已呈表面化，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示威式地退出国民政府”。

陈独秀并未将此事告诉苏兆征，只是简单地询问他：“形势如此，你意如何？”

苏兆征回答说：“我要将已起草的《劳动法》提交国民政府讨论；国民政府必不能通过，我们发宣言，退出国民政府，领导群众反抗。”

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宣言，痛斥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行径，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领导中国人民将革命坚持下去，宣言还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以示抗议。

劳工部长苏兆征和农政部长谭平山联合发表《辞职书》，严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称其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揭露他们“使革命转入反革命的途径”。

在此关键时刻，苏兆征又在全国总工会内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及时将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干部转移到别地工作，同时当机立断将劳工部门10余万元存款全部取出，尽数送给武汉失业工人救济所，以免落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

四、“大家同心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

1928年4月，苏兆征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去苏联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苏兆征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8月，苏兆征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其间因为长期紧张的工作积劳成疾，突发阑尾炎，病倒在苏联。

1929年1月，苏兆征不顾医生劝阻，抱病回国。在白色恐怖时期，为了严守党的秘密，不增加党的负担，他既不肯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轻易告诉家人，也不愿意将病情告诉别的同志，耽误了病情，送到医院已经无法挽救，1929年2月25日晚，44岁的苏兆征因为手术过程中发生细菌感染，病逝于上海。

在生命弥留之际，虽然他已经非常虚弱，但仍然念念不忘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他以微弱的声音叮嘱前来探望的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同志，他说：“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要革命，等待我们去组织起来。”“大家同心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

苏兆征逝世后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悼念苏兆征逝世的第三十二号通告，说：“苏兆征同志在这几年的工作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的确是党的最好的指导者，他的革命精神是全党的模范。”

号召各级党组织开展悼念和宣传活动，“要一致地继承着苏兆征同志的精神，向前奋斗!”

各地党组织纷纷通过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导人。

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以及苏联、法国等一些社团组织也以各种方式悼念苏兆征。

虽然苏兆征生前多次掌管过财务工作，省港罢工期间有时甚至日进数十万元，但他始终恪尽职守，两袖清风，不谋私利，与妻子儿女过着清贫生活。

以至于他“身后极为萧条，寡妻幼子，无以教养”。

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各级工会在工人群众中，为苏委员长家属实行募捐。

应捐的数目,不定多少，只要是群众的志愿，本爱护领袖的热诚，一文一角，集腋成裘，当能救济他家属暂时穷困于万一”。

后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苏兆征亲属被送至苏联，委托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妥善安置生活。

苏兆征的高尚品质，被誉为是“每一革命战士之最好的模范”。

邓中夏1929年著的《苏兆征同志传》评价：苏兆征是香港与广东劳动群众的领袖，他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他是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袖之一，他是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2009年，苏兆征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作者：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分党组书记、主席 李忠运

来源：《工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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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17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