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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光辉照我心——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创作传唱的故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故事的傍晚歌词含义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几十年来，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激荡了几代人的心扉。它的歌词质朴感人，旋律优美，表达了人民对党的深情，是流淌在人们心中的经典歌曲和难忘旋律。

1958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那如豆的煤油灯下，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25岁青年矿工姚筱舟写下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心曲。

姚筱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筱舟一口气写下3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随后，他用与焦坪煤矿同音的“蕉萍”为笔名，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三百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他在摘抄时，还对原诗做了“点石成金”的修改：删掉了原诗中后4句，把“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这使这首诗主题更加鲜明，更具有音乐的节奏感、更适合谱曲。

雷锋因公殉职后，全国人民掀起学雷锋热潮。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践耳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

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践耳，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A-B-A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

作曲家的创作，往往寄托了其内心蕴蓄的情感。战争年代里，朱践耳曾加入苏中军区前线剧团，后来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任乐队队长与指挥。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送往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在党的关怀下，他从一个文艺青年成长为音乐大师。《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旋律里，倾注着他对党的满腔感恩之情。

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早春，上海在文化广场召开7000人参加的学雷锋动员大会。就在大会开始前的20分钟，上海歌剧院领导交给任桂珍一项紧急任务，要她立即学会并在大会上献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她接过歌谱，轻声哼唱了几遍，一转身就登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声刚落，现场便响起春雷炸响般热烈的掌声。

巧的是，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她15岁便加入我军战地宣传队。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在抗美援朝炮火燃烧的坑道里，她舍生忘死，为最可爱的人歌唱。1956年，她调入上海歌剧院，对党始终感恩在怀。可以说，任桂珍即兴唱响《唱支山歌给党听》，前期准备不只是20分钟，而是几十年人生经历和丰厚的感情储备。

当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任桂珍的歌声时，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被吸引住了。她多么想演唱这首歌曲，表达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共同心声啊。1963年，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才旦卓玛的名字和这首歌一起通过电台传到千家万户。1965年，这首歌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响彻大江南北。

几十年来，这首歌在大大小小的演出中被人们无数次唱响。2019年，它光荣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这首歌又作为开场合唱亮相。

为什么《唱支山歌给党听》能经久不息地回响在万众心上？最根本的原因是，它表达了全社会最普遍的思想情感和人民共同的心声，正像著名音乐家柏辽兹所说“音乐是心灵的迸发，对伟大的音乐来说只有一种真正的特性，那就是感情”。（解放军报记者 袁丽萍）

来源： 解放军报

有故事的傍晚歌词含义2

聂耳母校昆明长春小学学生正在演出情景剧，传承聂耳家风。记者郑博非摄

“聂耳是我们的学长。”在昆明五华区长春小学的课堂上，一群学生大声说道。一个世纪前，聂耳在长春小学前身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度过四年的初小时光，然后升入高小。

今年，是人民音乐家聂耳110周年诞辰。时光无法倒流，自强不息的精神生生不息。

聂耳短暂的人生仅23年。他没受过正规音乐教育，20岁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小提琴。但他那激越高昂的歌声，久久激励中华儿女“前进！前进！前进！进！”

时光如流。追思中，人们不禁探寻，聂耳怎样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自学成才的他何以成长为人民的音乐家？

昆明西山聂耳纪念馆内雕塑。记者杨耀萍摄

谱写不朽人生的绝响

昆明滇池畔西山上，聂耳纪念馆古朴安静。走进其中，萦绕着激昂的旋律——“你的歌声唤醒了一个民族起来抗争”。诗人艾青这样评价聂耳的音乐。

《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年轻而短暂的一生中最后的作品，也是他不朽人生的绝响。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致力于聂耳及其作品研究，他认为“加入中国共产党，对聂耳一生道路的选择、艺术的升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3年1月，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两年间，他创作了大量不朽的作品，其中包括与田汉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5年，当聂耳听说要拍影片《风云儿女》动员民众投身抗日，他立即去找夏衍拿到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夏衍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是聂耳的入党监誓人。

聂耳念了两遍歌词，对夏衍说，“作曲交给我，我干！”他重复了一遍，又说，“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夏衍后来回忆，聂耳永远不知疲倦，不论什么工作都“抢”着去做。

说干就干。聂耳潜心构思，不断吟诵《义勇军进行曲》简短铿锵的歌词，感到“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一句不是很顺，与友人交换意见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末尾，顺应旋律在“前进，前进，前进”之后加上“进！”

“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后来，田汉在著文中，高度肯定了聂耳对《义勇军进行曲》做出的修改。

聂耳废寝忘食，经过两个月酝酿，很快拿出了初稿。这时传来消息，反动当局要逮捕他。党组织为保护这位年轻有为的革命文艺战士，批准聂耳从日本去欧洲、苏联学习考察。赴日前，他带着《义勇军进行曲》曲谱，边唱边打拍子，征求了音乐界同仁、青年学生、工人等很多人的意见。

在日本，聂耳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曲子的修改，及时寄回上海。1935年5月，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大江南北。

革命的精神和力量，对于聂耳的创作至关重要。吴宝璋说：“在疾风骤雨中，聂耳找到了正确的奋斗方向，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1928年，16岁的聂耳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加入中国共青团。1930年7月，聂耳从云南省立一师毕业，本已准备就业，却因被反动当局列入抓捕黑名单，不得已离开昆明到了上海，在一家商号当伙计。1931年商号倒闭，聂耳考入当时有名的明月歌剧社。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事变企图侵占上海，兵荒马乱中，聂耳冲到战火硝烟处拍摄日军军舰遇险，侥幸逃脱日本兵抓捕。

在明月歌剧社，虽然受到老板黎锦晖的赏识，但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之际，聂耳对明月歌剧社歌舞演出充斥着闲花野草、卿卿我我的内容，没有反映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极为不满，处于苦闷中。

这时，在“左联”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介绍下，聂耳加入“左联”。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生来就是为社会做事的，趁年轻要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

1932年6月后，他发表文章批判明月歌剧社“所谓歌舞的成绩”，与黎锦晖分道扬镳。事后，聂耳曾对黎锦晖说：“我不过希望你改变改变作风罢了。难道你丝毫没有感觉到时代已经不同，靡靡之音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吗？”

“聂耳单纯但不简单。他忧国忧民，胸怀国家和民族。《义勇军进行曲》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与这样的特质极为契合。”吴宝璋说，“我们无法想象，一位缺乏这样特质的音乐家能够写出《义勇军进行曲》。”

母亲是第一任音乐启蒙老师

聂耳短暂的一生跌宕起伏，风云激荡。21岁至23岁，他创作了40多首乐曲，无数中华儿女唱着他谱写的歌曲走上抗战第一线，《毕业歌》《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卖报歌》等至今脍炙人口。音乐家冼星海称他为“划时代的作曲家”，郭沫若撰诗称他为“民族的天才”。

如果说，聂耳一生中有一首最深情的歌，那一定是送给母亲的。聂耳母亲彭寂宽是云南峨山傣族人，爱唱花灯、民歌小调。无数个夜晚，母亲抱着聂耳边唱山歌边讲故事，把音乐的种子播种到小聂耳的心里。

聂耳一生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昆明度过。在昆明的日子，艰苦而幸福。

昆明甬道街聂耳出生地内景。记者杨耀萍摄

1912年2月15日，聂耳生于云南昆明。当时，他的父母在甬道街租下一间小楼，开了一个小医馆，取名“成春堂”。往后经年，成春堂数度搬迁，艰难维系。

岁月沧桑，甬道街聂耳故居如今仍保留着原貌，一把窄陡的木梯立于阁楼下。当时，聂家六口人住在二楼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里，只能在接近屋顶处搭建一个小阁楼，作为孩子们的睡处。阁楼低矮，孩子们睡觉时只能爬进去，直不起身。

聂耳4岁时，父亲积劳成疾，离开人世。母亲挑起生活的重担，刻苦学习考取行医资格，继续经营成春堂，白天挂牌行医，晚上替人洗衣服补贴家用。

1922年，聂耳一家搬至昆明端仕街44号院。聂耳跟着邻居邱木匠学会了吹笛子，跟小学音乐老师学拉二胡，弹三弦、月琴。有一年春节，他和两个哥哥凑压岁钱买了一支笛子、一把胡琴，借了一把月琴，就这样组成了家庭小乐队。

初小毕业，因没钱买童子军制服，不能在本校升学，聂耳被分到求实小学。他成绩优秀，担任了学校学生乐队指挥，参加了几十场演出。母亲托人介绍，兄弟仨还去学习洞经音乐，这让聂耳演奏民族器乐的技艺有了长进。

他跟“院坝邻居”、云南省立一师附小音乐教师张庾侯学习小提琴和吉他。张庾侯曾著文回忆：“我向朋友借得一把小提琴……聂耳有时也在大门口站着听，我见了他便拉他上楼找同学玩，他拉提琴，我按风琴，一人一样，也就无师自通地奏起来了。”

初中毕业，聂耳考入云南省立一师。入学住校需自备被盖，可家里是弟兄三人合用一床破旧的被盖。亏得一位亲戚知道这事，借给聂耳被盖，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虽然家境困顿，但聂耳学习用功，多才多艺，为人热心，活泼幽默，长成翩翩阳光少年，爱情的种子也悄悄萌发。

因为同样热爱音乐，张庾侯的亲戚袁春晖跟聂耳情投意合。聂耳常常为她演唱伴奏，相约爬山、看风景。聂耳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够把C（注：袁春晖的代号）从我的“想念”中除去，我不可能把C从我的“爱慕”中除去……

天妒良缘。1930年7月，为躲避反动当局抓捕，聂耳被迫离开昆明到上海，从此与袁春晖再没机会见面……

“随时不忘的是‘读书！’‘拉琴！’”

到上海后，聂耳顶替三哥在“云丰申庄”商号当起了店员。辛劳的工作之余，他坚持学英文、日文，阅读书刊，看戏剧和电影。靠着帮好友张庾侯、廖伯民在上海租影片到昆明放映，年底聂耳得到了100元酬金。

“逸乐影院送我一百元，取来以后的分配非常简单，汇一半给我慈爱的妈妈，一半是买了一个小提琴和一些零件。”聂耳在1931年初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年，他19岁。

此后，这把小提琴一直陪伴着聂耳。“若没有旁的事来烦扰，我是会不吃饭、不睡觉，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的。”

这把小提琴，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见证了聂耳音乐创作从起步到渐入佳境、迈上巅峰。“不断地练习，旧的指头硬结退去，加上了新的痛。手指分家地持弓，现在才把它合作起来。不曾用惯的小指，现在才学习运动。可怜！”

商号倒闭，聂耳考入明月歌剧社，他每天练琴六七个小时，琴技大有长进，很快成为剧社第一小提琴手，还被大家称为“拼命三郎”。聂耳挤出微薄的生活费，找到一位意大利私人教师学习，还想办法观赏音乐会，欣赏名曲，阅读音乐作品和音乐理论书籍。

钻研中，创作灵感涌动，聂耳开始尝试音乐创作。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做了两个口琴曲，还不错，通通只费了一点多钟。……有时吹口琴自来调真好听得了不得，始终没有记录过，以后必须把纸笔预备在面前才能吹，这真是取不完的作曲资料。”

一串串动人、激昂的音符勃发于风雨中、阳光下、大地上……一次，清华大学东北同学会为抗日义勇军募捐而举办游艺会，邀请当时在北平的聂耳参加。演唱《国际歌》时有人捣乱，还往台上扔石头，钢琴伴奏都被吓跑了，聂耳却毫不畏惧地拉琴，坚持完成演奏。

东渡日本的聂耳一边学日文、练琴，一边观摩日本音乐、戏剧和电影，仅两个多月，聂耳已能说日语。聂耳在1935年7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明天开始新计划，随时不忘的是‘读书！’‘拉琴！’”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写日记。

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浴场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山海呜咽……几经辗转，聂耳的骨灰终于在1937年魂归故里，安葬在昆明滇池畔西山上。

昆明西山聂耳墓聂耳雕像。记者郑博非摄

聂耳墓前，安放着汉白玉雕成的云南山茶花花环，寄托着家乡人民对音乐家永远的怀念。墓后屏风墙上镌刻着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首句为“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

一排排柏树挺拔苍劲，聂耳雕像巍然矗立，静静注视着沧海桑田。

夏日清风，滇池之滨的西山凉爽宜人，男女老少悠然游览。行至聂耳墓前，人们肃立、鞠躬。

音乐如同一根长长的丝线，将历史与现实牵连。

校园里，孩子们动情排演讲述聂耳故事的情景剧，小聂耳民乐团激情演奏《金蛇狂舞》等经久不衰的作品，缅怀“聂耳学长”。（记者杨耀萍、郑博非、王明玉）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有故事的傍晚歌词含义3

作者：李艳玫

又到一年毕业季，又一届“00后”大学生开始收拾行囊，走出校门。已经工作多年的你，又“失学”多久了呢？眼看着同学换成同事，课桌换成办公桌，作业成绩单换成业绩报告……每每一到毕业季，有没有恨不得启动时光机，重回校园岁月的感觉呢？回首校园生活，是否还记得曾经感动一代又一代人的校园歌曲呢？

上世纪80年代

小调乡村风，民谣唱心声

“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在身旁这棵小树……”时隔多年，再次听到旋律轻快活泼的《校园的早晨》，50岁的张威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

“1983年至1986年，我读初中。印象里，学校里有一个大喇叭，几乎每天都会播放《校园的早晨》，歌声响彻整个校园。”张威说，即使很多年没听过这首歌，但当旋律响起，他依旧可以完整唱完。

《校园的早晨》是一首校园歌曲，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国。诗人高枫在辽宁大学晨练时，看到了校园内的晨读景象，便触发他写下歌词，后经著名作曲家谷建芬谱曲，全国传唱。“青春活力的旋律让《校园的早晨》如春风拂面，给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以激励。”张威说。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的校园歌曲也正向大陆蔓延，叶佳修、罗大佑、刘文正等歌手被熟知，《外婆的澎湖湾》《童年》《兰花草》《踏浪》《乡间的小路》等校园歌曲在大街小巷此起彼伏，萦绕不绝。

“中国台湾的校园歌曲旋律优美，既有时代气息，又贴近年轻人的心声。而且这些歌曲通俗易唱，听几遍后基本都会唱。”“70后”陈永军说，当年中国台湾校园歌曲在大陆传播，主要是由大陆歌手翻唱，其中最著名的有男女组合王洁实和谢莉斯、成方圆等。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罗大佑的《童年》，将浓郁的校园民谣风展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首歌传入大陆，经过歌手成方圆怀抱木吉他，辅以悠扬的口哨演绎，给青年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作为校园音乐的忠实拥趸，陈永军有着自己的见解。“中国台湾校园歌曲大多属于小调曲风，乡村气息浓厚，具有真情实感，无论是对景物、人物还是爱情的诠释都能给人以美感。”陈永军说。

关于校园旋律，“60后”“70后”还有着许多的记忆：叶佳修的《乡间的小路》，节奏轻快、曲调动听，歌词中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无限的向往；《外婆的澎湖湾》曲调流畅、歌词朴实，向人们娓娓道来童年的美好时光；《踏浪》旋律欢快，犹如一阵清风拂来，令人欢愉……

上世纪90年代

青涩忧伤风，纯粹留心底

“每当听到《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那些沉在心底的种种总会慢慢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令人怀念的校园生活和青春记忆在歌声中重现。”“80后”王敏说。

上世纪90年代，以“四大天王”为首的香港音乐与老狼为主的大陆校园民谣齐头并进，成为那个年代里的主旋律。校园民谣中带着青春的苦涩和淡淡的忧伤，还有对理想和未来的憧憬。

老狼是当时校园民谣歌手的代表之一，《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其经典代表作。他那低沉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加上诗情演绎，迥异于其他歌曲，迅速俘获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心。

另一位校园记忆的承载者是叶蓓，她与老狼等一起造就了校园民谣的巅峰时代。当年，叶蓓青涩而飞扬地唱着《青春无悔》，闯进了大众的视野。此外，《B小调雨后》《白衣飘飘的年代》《回声》等校园民谣，成为许多学子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上世纪90年代的校园民谣简单、纯粹，如同一股细腻的小溪，静静地流过我们的心底。”王敏说。

21世纪

个性多元化，流行乐受捧

水木年华《老屋》旋律响起，“80后”李人达青春回忆如潮水般翻涌而来。“2004年，我参加完高考。在宿舍里收拾行李，不小心将友人送我的玻璃杯打破，宿舍里刚好回响着《老屋》。我突然意识到，朝夕相处的同学就要分别，高中时代即将划上句号。”李人达说。

对于许多“80后”来说，他们的青葱岁月中相伴着水木年华的歌声。2001年4月，清华大学学生卢庚戌和李健组成水木年华组合，同年9月，发行首张专辑《一生有你》，歌曲《一生有你》《在他乡》迅速走红。

“2003年，我到广州上大学。有一天傍晚，学校广播站播放《在他乡》，异地他乡的游子心情油然而生。”“80后”陈国志说，如今再听，不仅能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让人重温那段青葱岁月。

进入21世纪，随着华语乐坛的兴盛，校园歌曲也变得多样化和个性化。“2002年至2006年，我在东北师范大学上学。那时，我们流行听张惠妹、周杰伦、梁静茹的歌，我个人最喜欢张惠妹，很喜欢唱《给我感觉》《姐妹》《站在高岗上》等歌曲。”“80后”王雯说。

“90后”韦尚婷在海南上大学，时常回忆起大学时期一起“疯狂”过的那些人，听过和唱过的歌曲。“羽泉的《奔跑》是每次校园社团活动都会唱的歌，因为这首歌每个人都会。”韦尚婷说，皓洁月光下，大家围坐在操场上一起谈天说地，唱歌游戏，十分欢乐。

有人说，“90后”的青春里，周杰伦的歌声必不可少。他的每一首歌，不光藏着自己的故事，也在很多人难忘的青春记忆中留下烙印。“周杰伦刚红的那几年，还是卡带盛行的时代。十几块钱的一盘卡带，要忍住放学不买零食，攒很久才能买到。”何雯雯是周杰伦的粉丝，如今还收藏着磁带、CD唱片。

如今，听着《简单爱》《晴天》《七里香》长大的“90后”，都渐渐告别了热血而又单纯的青春。当初那个穿着红色卫衣，刘海遮住眼睛的大男孩也已结婚，成了父亲。（李艳玫）

来源： 海南日报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16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