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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斯诺和跨越90年的中美友谊之桥,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参考消息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信任的名人友谊故事1

（文/蔡馨逸）

在战火纷飞的20世纪30年代，一位美国女性只身来到中国。她翔实记录了中国革命的故事，为外国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深入细致的视角。她参与创立工合组织，组织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让当时许多流离失所的难民逐渐有饭吃、有衣穿。

她就是海伦·福斯特·斯诺，她用一生的时间把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为中美人民架起一座友谊之桥，并让这座桥一直向未来延伸。

近年来，在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的推动下，海伦的侄孙亚当·福斯特在美国创立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在海伦的故乡继续她未竟的事业。

了解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

1907年9月21日，海伦·福斯特出生在美国犹他州一个律师家庭。她酷爱阅读、运动和探险，从小立志成为一名写作者环游世界。高中时，她钟情于文学和写作课，担任学生会副主席，这些都为她后来的写作生涯和社会活动奠定了基础。

1931年，当23岁的海伦得到一个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机会时，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只身前往上海。

海伦到达上海第一天便结识了早就崇拜不已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在1932年的圣诞节，海伦与斯诺结为伉俪。随后几年，斯诺夫妇一同结交朋友，游历中国和写作，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愈发深刻，并投入中国革命和抗日的洪流之中。

1936年6月，斯诺秘密去陕北访问，数月杳无音信。9月海伦终于得到斯诺的消息，邀请她共同考察西北。

由于当时蒋介石加紧了对陕北苏区的封锁，海伦到了西安便无法继续北上，只好返回北平。在北平的家中，海伦迎接了丈夫的回归，帮他整理誊写从西北带回的珍贵笔记。在阅读这些笔记时，海伦意识到，她自己必须不惜代价做一次类似的旅行，了解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

1937年4月21日，海伦再次乘火车奔赴西安。当时，斯诺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而她也因外国记者的特殊身份被军警和便衣“重点关照”。由于不甘心被困旅馆，海伦跳窗逃走，随后在几位外国友人的帮助下前往延安。

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她就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他们相互握手、寒暄。因为看过斯诺的笔记，海伦对毛泽东已十分熟悉和亲切，而初次见面的朱德则给海伦留下“富有同情心，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的第一印象。

除了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海伦对延安的一切都很好奇。她采访了许多士兵、农民、妇女、儿童，还有作家丁玲。这让海伦的作品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名人录，而是囊括万千的延安画卷。

在延安时，海伦写了27本笔记，拍摄了300多张照片。其中一张延安古城的照片极为珍贵，保留下来1938年日本轰炸前的延安城的样貌。

1938年，她和斯诺在上海重逢。尽管身处日军狂攻之下的上海，海伦还是完成了其经典著作《续西行漫记》。

“忘年交”将海伦研究作为事业

出于对健康和安全的考量，海伦于1940年底离沪返美。离开中国时，海伦不曾想到她在30多年后有机会再次回到陕西，认识一个叫安危的年轻人，更不会想到这个年轻人会把她视为生命的写作与中美友谊传承下去。

1966年，刚大学毕业的安危被下放到延安南泥湾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1971年又被调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写讲解词。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资料室里，安危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外国人撰写的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

“海伦去陕北苏区的经历很惊险，她一到西安就被特务监视尾随。为了甩掉‘尾巴’，她翻窗逃出宾馆，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才逃出西安，到达红军驻地。”书中描述的比电影还要惊心动魄的西北之行，让安危记住了这位极具冒险精神的女性——海伦·斯诺。

1978年9月的一天，已担任陕西省外办首席翻译的安危在一份外宾名单中看到海伦·斯诺的名字时，他高兴得几乎叫起来：“这是我一直敬仰而无缘谋面的美国作家呀！”

当时海伦自筹经费率领一个电视摄制组重返中国，安危作为翻译陪同摄制组到西安、延安等地访问。

在相处中，海伦对安危的印象颇为不错，称赞他不仅英语说得好，还了解30年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她在中国的经历。

回国后，海伦主动给安危写信，并寄来了新写的文章。在300多页的书稿里，海伦记叙了1978年重返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字里行间都是她对中国的感情。拿到这份珍重的书稿，安危立即摘取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之行的篇章，翻译成中文并发表在《延河》杂志上。

此后，海伦不断把著作和手稿寄给安危，希望能在中国翻译出版。

1982年，安危前往美国，到海伦家中探望后，他决定把翻译和研究海伦的著作和生平作为事业。

那年9月，安危随同陕西省友好代表团访问美国，顺道拜访海伦·斯诺。“那天，海伦穿着邓颖超送给她的中式丝绸外衣，笑嘻嘻地站在门口欢迎我们。我先向她介绍我的上司，她却迫不及待地给了我一个拥抱。见到她，我又高兴又激动，也感到非常震惊。”安危说。

让他震惊的是海伦当时的处境。麦卡锡主义使她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也没办法靠写文章赚钱。她独居在一间1752年修建的小农舍里，每个月只靠100多美元生活，因为没有车，买生活用品都得靠邻居代劳。可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放弃写作。

“海伦说，她写作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中美两国的子孙后代。”那次见面后，感动、同情和敬仰长久占据着安危的心，“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多做些她期望做而她本人又无法做的事情”。

1985年9月，安危获得到美国访学一年的机会。在这一年中，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去拜访海伦·斯诺，帮她整理和翻译从中国带回去的手稿、资料，也了解到了她为人处世的原则、思想和追求。

回国后，安危翻译出版了海伦·斯诺的《我在中国的岁月》《延安采访录》《毛泽东的故乡》《中国为民主奠基》等著作，撰写了大量有关海伦·斯诺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的论文，并举办国际研讨会和展览。

1991年，他在西安发起成立非盈利群众性学术团体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主要任务是通过翻译出版、学术研讨、纪念活动和对外交流，传播斯诺夫妇的生平和著作，弘扬他们“务真求实”的精神，传承和发展老一代革命家和斯诺夫妇亲手缔造的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

“研究中心成立前，海伦特意嘱咐我，不要叫‘海伦·斯诺研究’，她和埃德加·斯诺是个两人工作队，名字最好叫‘斯诺研究中心’。”安危说。

安危最后一次见海伦是在1995年8月。当时她身体已相当虚弱，躺在床上无法坐起来，一见面就拉住安危的手不放。“在那次谈话中，她多次重复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民，我希望中国越来越好’，她希望年轻的一代，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继续努力。”

1997年1月11日，海伦在睡梦中去世。10月，中国人民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为她举行了纪念会。海伦的好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陆璀曾说：“海伦是架设中美人民友谊桥梁的先锋。愿这友谊之桥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架桥”之人远超过“竖墙”之人

“两个斯诺帮助我们走向世界，架了一座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桥梁，斯诺研究也要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安危说。30多年来，从西安出发，以“斯诺”作为牵引线，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继承了中美民间交往的桥梁。

在西安，一座红色花岗岩的“中美人民友好纪念碑”自2004年屹立至今，它的背面镌刻着自1996年到2004年美国环球志愿者服务队在陕西服务过的1100位志愿者的名字，凝聚着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1996年，应安危等人的邀请，美国环球志愿者组织的主席和经理首次来到陕西，经过考察后向陕西派出志愿者，服务范围包括英语教学、社区建设、企业培训、爱心工程捐建等。截至目前，共有150多个团队、2500余名美国志愿者来到陕西。

在这些志愿者中，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们亲眼看、亲耳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中国。2019年时任美国环球志愿者组织主席巴德·菲尔布鲁克访问西安时说，回顾中美两国人民走过的征程，“架桥”之人总是远远超过“竖墙”之人。

“架桥”精神的火种代代传承

2016年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落户西北大学，特地邀请海伦·斯诺的亲属参加揭幕仪式和“两个斯诺的中国情结”国际研讨会，参观海伦和斯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揭幕仪式非常隆重，有很多媒体到场报道。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海伦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位置。后来我阅读了她的书，还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改变了我。”海伦·斯诺的侄孙亚当·福斯特说。

实际上，经历过麦卡锡时代，很多美国人都与亚当·福斯特一样，对海伦·斯诺在中国的故事知之甚少。“就像人们对海伦不了解一样，许多美国人对中国也缺乏足够的了解。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海伦的事业，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事业。”这次中国之行，让亚当·福斯特与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有了成立基金会的想法。

两年后，在美国犹他州的一间小酒店里，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代表团和亚当·福斯特搭建起基金会的基本框架，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主任胡宗锋第一个为基金会捐款1万元人民币。随后，亚当·福斯特用这笔捐款在犹他州注册成立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由他担任基金会主席。“今天基金会成立了，也许它还很小，但相信它会越来越好。”在给中国朋友的电话中，亚当·福斯特难掩激动。

在研究中心和基金会的共同推动下，海伦纪念日系列活动、线上课程、大型图片展等以海伦·斯诺为切入点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中美两国展开。2021年正式成立的“西北大学-南犹他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进一步拓展中美两国的了解和友好交往。

2021年是海伦来到中国90周年。亚当给习近平主席写信，回顾海伦为美中民间友好所作出的贡献，表示将继承海伦促进美中民间友好合作精神，为美中人民交流互动搭建桥梁。

2022年1月27日，习近平主席复信亚当·福斯特，高度评价了斯诺夫妇积极推动中国工合运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

看到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认可自己家族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亚当说：“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及其事业得到了来自美中两国人民的巨大支持，这是国际友谊的体现。”

3月4日，美国犹他州通过了“纪念海伦·福斯特·斯诺生平及成就决议”，决议肯定海伦·斯诺在美中两国的生活，表彰她在中国担任战地记者时所做的工作，纪念她获得的奖项和荣誉以及精神遗产，并将2022年8月定为海伦·斯诺到访中国91周年纪念月。

“此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海伦·斯诺作为一位记者、作家和人道主义者所展现的‘架桥’精神，在其故乡得到官方认可。”胡宗锋说，未来，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会把“架桥”精神的火种一代代传承下去，传播到大学生和更多青年人中间。

1978年，海伦·斯诺（右三）访问陕西。（受访者供图）

来源：参考消息网

有信任的名人友谊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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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4日上午，建国后第一次回到湖北武汉的毛主席正在东湖宾馆办公。

此时，一辆小汽车缓缓停在了宾馆门口。

只见汽车上下来了一位瘦弱的老人。

他没有头发，带着一副黑框眼镜，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去。

到了宾馆大门，警卫把他拦了下来，问他是干什么的。

老人刚想解释，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突然站出来，紧握其双手：

“李校长！您好！主席吩咐过，除了他上厕所以外，随时都可见您。”

说着，他就搀扶着口中这位李校长上楼见毛主席。

见到主席，老人颤颤巍巍地说：

“润...润之！不不不！主...主...”。

“鹤鸣兄啊！主席什么主席！党一大的时候你是中央局宣传主任，我叫过你主任吗？快坐下！”

毛主席赶忙上前打住老人的话，邀请他落座。

而此人就是共产党早期创建者和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李达（中）和毛泽东、王任重（右）

“鹤鸣啊！还记得湖南自修大学吗...”

两人刚坐下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交情......

创刊办学 宣扬真理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

与会代表无不怀着满腔救国热血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也就是在这艘船上，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中央宣传主任李达。

话虽如此，但是李达在这之前创办的一系列红色刊物早就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达，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生于湖南省零陵县的一个佃农家庭。

因为当时清政府软弱无能，与外国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

而其赔款，大部分都是压榨人民得来的。

这就使得农民的赋税越来越严重，一年的收成还不够缴税。

李达就曾亲眼目睹过身边很多人活生生饿死。

自家虽然能勉强过活，但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也正是年少悲惨的经历，让他心中早早就燃起变革强国之思想。

后来，他于1909年考入京师优级示范。

在这里，其接触到了从未接触过的新思想。

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包括李达在内的万千中国人带来了马列主义。

这就像一把利剑，斩断了困扰他许久的思想束缚，让其找到了救国之路，开始全心钻研马克思主义。

在这期间，李达发表过不少相关文章。

李达

3年后的11月7日，上海党组织创建了我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

这份刊物第一次高举“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

在当时，它就像一颗星火，点燃了如同干草般的广大爱国青年，使得革命烈火开始熊熊燃烧，照亮黑暗的社会。

而此刊主编就是李达。

同时，毛泽东也是众多“干草”中的一员。

他非常迷恋这份刊物，自然也十分崇拜主编李达。

因此，在一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便主动找到李达讨论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

“你好鹤鸣！你认为中国革命最缺的是什么...”

“润之兄，我认为当今中国革命最缺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理解......”

两人越聊越投机，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等问题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至此，毛泽东和李达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

这场会议后，1921年8月，毛泽东为在家乡宣扬革命新思想，于湖南长沙建立了一所专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湖南自修大学。

只不过大学是创建了，可是谁来负责教学的任务却成了大难题。

教学任务事关重大，要想吸引学生们来听课，就必须要找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出名的人。

毛泽东思来想去，想到了前些日子刚刚见过的李达。

毕竟当时，凭借李达的名声，再加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说办就办，毛泽东马上写信给好友，邀请他来担任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

李达当时正在上海忙活着红色刊物的事情。

只是收到朋友的来信后，他非常高兴。

一方面，他感激毛泽东对自己的才能的肯定；

另一方面，其也的确想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点实事。

于是，他欣然答应了这份差事，向党中央辞去了宣传主任一职，将《共产党》刊物交给自己信任的人，远赴湖南担任起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一职。

湖南自修大学旧址

李达自从当上校长后，就把学校当成了家。

吃在学校、睡在学校；

没日没夜地编写教学手册和大纲；

亲自为工农青年们上课、传播先进思想，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

李维汉、夏曦、郭亮、夏明翰等都曾在此地学习过。

同时，他还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学术领域，为以后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非但这样，为使革命思想更快、更广传播，李达和毛泽东于1923年4月创建了《新时代》校刊，并一同担任主编。

有了这个平台，李达发表过很多著名文章。

《何谓帝国主义》、《收回旅大敬告国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都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轰动。

一时间，湖南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狂潮。

许多湖南爱国青年上街游行，抗议军阀的反动统治。

农民也纷纷响应号召，组织起了联合会，共同抗议当局赋税过重。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同时也引起反动势力的关注。

同年11月5日，由于害怕新思想的传播会动摇反动统治的根基，湖南军阀赵恒惕以无端理由将《新时代》和湖南自修大学查封。

就这样，仅仅创办了两年多的湖南自修大学不得不关闭。

但是李达对于革命理论的传播才刚刚开始。

新时代刊物

说到这里，两人对视一笑。

毛主席喝了口水，皱着眉向李达说：

“鹤鸣啊，你对党做了不少的贡献，怎能说走就走啊。”

“润之兄，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了解的！我对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的忠诚！可......”

李达一时间欲言又止，思绪仿佛回到了那一天......

坚持真理 狠心脱党

两人说的事发生在1923年夏天。

当时全国革命浪潮高涨，国民党和共产党有意团结起来共同打到军阀。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达受党第一书记陈独秀的邀约赴上海共同探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事宜。

一阵寒暄之后，陈独秀开门见山地问道：

“鹤鸣啊，你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得很深刻，我想问问你对于我们和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意见。”

“仲甫兄，我个人认为我党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不宜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因为...”

“你不同意？现在孙中山先生已经明确表明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你为什么不同意！”

李达话还没说完，陈独秀就狠拍了一下桌子。

“你懂什么！”

紧接着，他“啪”地一声把茶碗摔到了地上。

李达见陈独秀如此蛮横不讲理，一句话没说，不顾周围人的劝阻直接起身了离开了屋子。

甚至等回到长沙，他直接中断与中央党部的联系，擅脱离了党组织。

不过虽然负气“出走”，但李达仍在湖南当地党组织继续发光发热。

那段时间，他身居群众之中。

其一边给农民和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此帮助组织发展新人，一边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直到1927年3月，李达才再次被请“出山”。

彼时，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党中央急需宣传革命思想，让更多的革命人才加入革命队伍，以便进一步扳倒北洋政府。

于是，毛泽东把目标对准了占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在武汉市武昌红巷13号建立了中央农讲所。

为的就是帮农民普及革命理论和知识，指导农民运动。

这时，他又想到了湖南的老朋友李达，便再一次邀请他来农讲所任教。

有了上次合作的经历，李达爽快地答应了毛泽东的第二次邀约。

李达擅长理论，在讲台上给农民们讲解社会科学概论。

毛泽东擅长实践，亲自领导农民们去开展运动。

两人一静一动，配合得十分默契。

在一起正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可以说这两人基本上撑起了早期农民运动的半边天。

中央农讲所旧址

与此同时，随着孙中山先生病逝、国民党右派逐渐掌权，国共合作变得越来越不稳定，随时都有崩塌的可能。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让李达去争取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唐生智。

他是一个著名的爱国将领，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多次公开声讨蒋介石。

李达自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毫不犹豫地应接下这个任务。

1927年春天，他动身前往武汉拜访唐生智。

两人见面后，其先是有意无意地透露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

然后，李达还把话题引到蒋介石反革命这件事上来。

听到这儿，唐生智也明白他是什么意图，就笑着对他说：

“李先生，有话但说无妨！”

见状，李达就直截了当地说：

“润之先生和我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你干不干！”

“革命我当然干了！”

唐生智拍了拍胸脯。

唐生智

就这样，李达三言两语就把唐生智争取了过来。

随后，二人回到长沙参与筹办了国民党省党校，唐生智任校长、李达任教育长。

这所学校，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的，但实际是为我党培养政治干部，更为之后土地革命的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聊到这里，李达的眼眶突然微微一红，低着头向毛主席说：

“自武昌一别，不知过了多久都没有见过润之兄了。”

“鹤鸣，我晓得。只是，这段时间真是苦了你了...”

潜心钻研 旧燕归巢

虽然李达在武昌做成了很多大事，但这也招致了地方军阀的关注。

因为多次组织农民运动、还在报纸上对旧势力进行口诛笔伐，当地军阀都非常痛恨李达。

他们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并计划在湖南和湖北两省范围内通缉他。

不过好在我党情报能力厉害，通缉令还没发出就被截获。

于是，组织急忙安排李达连夜逃出武昌，并于1927年冬天到达上海。

从此，李达就开始长达20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他先后辗转上海、泰安、北平、张家口、桂林、广州多地担任多个大学的教授。

但无论怎么伪装，每到一个地方，其都会被国民党特务监视、被反动势力威胁。

甚至有一次，李达在台上演讲。

刚刚讲到一半，他就被猖狂的特务拖下去一顿毒打。

那一次，其锁骨和臂骨都被打断了。

而无理搜家、搜身更是李达那段时间的“家常便饭”。

可即便在这种环境下，他还是一直坚守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上。

期间，他发表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等多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极大影响了中国革命风向。

毫不夸张地说，其为之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甚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都奠定了深厚基础。

历经多年的漂泊后，1947年春天，李达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回到家乡湖南，并于湖南大学法律系任教。

可令人悲痛的是，时至今日李达仍然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

而这其中，不让他公开发表演讲更是成为其革命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无奈，一心要散播真理的李达就把自己家当成讲堂。

其邀请进步青年们来家里，给他们讲授先进思想、鼓励他们参与革命斗争。

1948年11月19日，正在办公室翻译稿件的李达收到了一封来信：

“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

看着那狂放的字迹，李达就知道这是毛泽东给他写的信。

“‘公司’指的不就是党组织嘛！”

他会心一笑，明白这是让他快点去北平，回归党的怀抱。

有意思的是，收到这封信后的李达由于过于激动，把桌子上的墨水都打翻了。

不过片刻欣喜之余，他又想起一件事情。

当时，湖南党组织正在争取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

就算是归心似箭，他也决定要先帮党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之后再走。

为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程潜，李达多次找到他的秘书和部下。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其不仅给他们讲述马克思主义理念与和平建国的思想，还再三向几人保证，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

就这样，李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理论知识，不断地同化、吸收程潜身边的人，为之后成功策反程潜、和平解放长沙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完成任务后，李达向毛泽东写信，正式表达了自己回归北平的强烈愿望。

毛泽东收到信，立即催促中共华南分局，尽快把这位离党多年的老同志接回来。

1949年4月16日，组织见时机已经成熟，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安排下，李达和几名护送他的同志在凌晨两点连夜离开长沙。

因为当时中南部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完全解放，从陆地上前往北平会有诸多风险。

为安全考虑，华南分局决定先送李达去香港，然后再经水路抵达北京。

抵达香港后，这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久负盛名的大师在党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华南局也非常注重李达的安全，选择了一条安全的水路去往北平，并派了200多人在途中护送。

终于，经过近一个月的水上颠簸，李达一行人乘坐英国商船于5月14日抵达天津，然后辗转到了北平。

虽然已经脱党多年，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党内的地位。

在抵达北平当晚，就有多位担任党内要职的同志登门拜访李达。

周恩来甚至为此专门为其举办了欢迎晚会。

李达在工作

仅仅三天后的5月18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向老朋友李达发了请帖，邀请他来家里叙旧。

收到请帖时的李达正在写文章。

看到毛泽东的邀请，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笔，连忙穿好衣服驱车赶往毛泽东的住所——双清别墅。

一路上，李达心里五味杂陈。

“他与毛泽东多年未见，很想跟他畅聊一番；

但是自己当时一气之下脱离了党。

这会不会影响二人之间的感情？

......”

抱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李达敲开了毛泽东的房门。

“鹤鸣兄！你这是...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事实上，李达早已患有胃病，加上一路操劳，衰老得非常厉害。

毛泽东开门后就被其苍老的容颜吓呆了。

“润之兄，你也没好到哪里去！”

听闻老友的玩笑话，李达不愿告诉他事实，便开玩笑道。

“哈哈哈哈！快进来！快！”

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拉李达进屋。

看到其举止与20年前一模一样，李达心里瞬间轻松了许多。

两人刚一坐下，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问：

“鹤鸣，武昌一别转眼已经20年了，你这20年是怎么过来的啊！”

“润之，我去了上海...”

李达把这些年经历的苦闷一点点地讲给了毛泽东。

讲到动情处，两人都不禁潸然泪下。

李达借此机会向毛泽东说出了他20多年来的心结：

“润之啊...我当年一时冲动离开了党，也没有跟随你们一起长征，我真是惭愧啊！”

“你这20年做出的成绩不比长征差！我们是身体上的长征，而你是思想上的长征！”

毛泽东拍了拍李达的肩膀。

双清别墅

困扰李达20多年的心结被毛泽东一句话就解开。

从那之后，李达彻底向老朋友毛泽东打开了心扉，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到了深夜。

突然，李达的秘书敲门进来对毛泽东一阵耳语。

主席这才知道他患有严重的胃病，需要早点休息。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再加上回家路途遥远，他就让李达睡到自己的床上。

“这怎么能行！我去让秘书再找一个房间！”

李达连连摆手。

“之前在武昌农讲所的时候，咱俩没少睡一块吧！怎么？20年前行，现在就不行啦？你就安心休息，我去批改文件。”

毛泽东说着就把李达往床上赶。

就这样，李达在毛泽东的床上睡了一夜。

谈到这件事，两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李达也打趣道：

“我是不是第一个在你床上睡过的人啊？”

与7年前的那次彻夜长谈不一样。

现如今，李达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说几句话都要休息一会。

毛泽东见状便快速地结束了交谈，然后亲自派人把李达送了回去。

在那之后，他曾经在公开场合多次夸赞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和不怕反动派的“黑旋风李逵”。

由此可见，主席对李达的评价之高。

后记

到达北平之后，组织很快恢复了李达的党籍。

并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等职务。

李达

1966年8月24日因病逝世，终年76岁。

李达不是征战沙场的开国将军；也没有亲手杀过一个敌人。

但是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勇气在理论战场上英勇奋战，为我党牢牢地坚守住了理论阵地，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让我们为这位伟大的理论斗士致敬！

参考文献

[1]汤汉梧,吴权.毛泽东召唤李达“归队”[J].湘潮,2016(11):21.

[1]尹家民.毛泽东与李达:对话四十载[J].湘潮(上半月),2015(11):50-55.

[1]陈汝财.1927年李达在武汉的革命活动——李达与毛泽东在武汉的交往[J].理论观察,2018(02):75-77.

有信任的名人友谊故事3

前言

有一种战友，叫“革命战友”

有一种交情，叫“生死之交”

在新中国将帅中，有两位莫逆之交，他们从相识到相知，再从相知到生死与共，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革命战友”，什么是“生死之交”。

一、战争年代的至交

杨成武与聂荣臻相识是在中央苏区。

杨成武从小就参与“暴动”，在1929年就跟随老师张赤南参加了闽南古城的暴动，自从投身革命后，杨成武的进步很快。

随后的两年里，杨成武成功担任红一军团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成为政治委员不久，便遇到了聂荣臻。

图|聂荣臻（前）与杨成武（后）

当时的聂荣臻刚从上海白区来到了中央苏区，正在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

在第四次的反围剿运动中，聂荣臻来到了杨成武所在的师团，由于该团的团长当时不在，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聂荣臻和杨成武便一起亲临前线指挥相关工作。

杨成武所在部队与其它红军兄弟互相配合，成功取得胜利，同时还抓捕了地方59师长。

事件完美解决后，聂荣臻夸杨成武所在的32团，说他们在没有团长带领的情况下表现得很好，并且大夸杨成武是模范团政治委员。

杨成武回忆曾经，说第一次见到聂荣臻时，他个子高高，穿着咖啡色皮夹克，面容白净，看上去英俊文雅，像个大学教授。

在1932年3月的时候，聂荣臻任职红1军团政治委员，因此杨成武便长期在聂荣臻手下工作。

杨成武是我国名将，在红军长征中，他作为团政治委员先后与多名团长一起率领红2师第4团多次作为冲锋在前的先头团，一路过关斩将，参与了许多著名抗战。

在这期间，聂荣臻对杨成武赞赏有加，也少不了对他的关怀。

在一次战役中，杨成武腿部负伤，聂荣臻知道后特地交代红2师师长，不要把杨成武寄养在老乡家里，一定要抬着杨成武走。

在红军部队精心照料下，杨成武的腿伤没过多久就痊愈了，也正是因为聂荣臻的要求，才能使得杨成武在未来的路上能屡建战功。这一切都离不开信任。

在杨成武腿伤康复后，在红1军团首长聂荣臻的带领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赢过了多场战役，屡建战功。

在过草地时，红四军在充满各种可怖陷阱的草地里作为先锋团为全军踏出了一条北上道路。

杨成武巧妙用兵，在天险腊子口战斗中一举突破天险，正因如此，聂荣臻曾用“腊子口一开，全军都走活了。”来评价此次战役。

在走过长征路的期间，杨成武与团长都感染上了伤寒，在路上，团长抵不住病痛折磨，不久便去世了。

图|腊子口战役

杨成武的病情也逐渐加重，很多日子都处于昏迷状态。

聂荣臻得知情况后心里十分担心，便来到杨成武的床前握住他的手对他说病会好的，我们还要一起去打击日寇。

杨成武被聂荣臻的这番话激励着，泪水湿了眼眶，最终他凭借强劲的意志战胜了病魔，再次奔赴在抗日前线。

二、坚实的革命友谊

在杨成武伤病好后，抗战再次爆发，此时的杨成武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开始走向华北战场并参与了平型关战役。

杨成武的此次任务为打缓，在打缓任务开始前，聂荣臻认真交代杨成武需要注意与需要做的所有事情，随着杨成武打缓任务的圆满完成，平型关战斗也取得了胜利。

平型关战役结束后，115师与八路军总部南下，聂荣臻奉命率领骑兵营、师教团队、独立团等三千人在晋察冀临时省委的配合下，迅速在晋察冀打开局面。

聂荣臻很需要杨成武的独立团，他的独立团是开辟晋察冀根据地的主要力量。

在之后的日子里，聂荣臻率领杨成武等部到达阜平后向八路军总部提出，将杨成武带领的独立团扩编成第一师，下面成立三个小团，需要把基本的军队构架搭起来，然后日后再慢慢充实兵力。

聂荣臻领导杨成武和其独立师团进行了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也在大龙华战斗中取得了可观的胜利。

还缴获了日军大量的机密文件，聂荣臻表示，缴获日军这些文件比缴获日军大量军械、大量大炮的价值更大。

这些文件经过党组织秘密送往延安，成为党组织制定抗日斗争策略的重要依据。同年的十一月，杨成武击毙了日军第二旅团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击毙的最高日军将近，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抗日神话。

图|百团大战

之后，杨成武率部参加了知名的百团大战，并成功度过了华北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往后的日子里，杨成武继续抗战，在解放战争时期，杨成武依旧在聂荣臻的指挥下行事。

他率领部队转战华北地区，参与或指挥了正太、清仓、大清河北、石家庄、太原等多方战役。他们在华北地区苦战了十三年。

在水火交融的革命岁月里聂荣臻与杨成武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三、残酷战争下的英雄人物

晋察冀根据地是八路军人口最多，物资最丰富，军事力量也最强的根据地。

在1939年的战役中，让日军付出了两千多人伤亡的惨痛代价，阿部规秀便是丧命于此。

对于日寇来说，晋察冀根据地无疑是眼中钉，必须要突破这层防守。

在进行正式攻打之前，日寇对我方情报进行了细密的调查。

直到二战结束后，日军档案逐步解密成功，我们发现，日寇对我方根据地的内容一清二楚，甚至是曾经以为瞒过了日军的事情，日军也全都知道。

1941年日本情报部第二课的文件《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情报收集计划》中，从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入手几乎把晋察冀上上下下分析了个遍。

除此之外，日寇还在各个村庄城镇收买汉奸，不断地扩大侦查网，这给八路军带来了不少阻碍。

收买的汉奸通常都是本地农民，他们文化基底薄弱，生活困难，日军就趁虚而入用官爵、钱、粮食来收买他们。

在抗战时期，有贫农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抗日行列，也有“识时务”的贫农，成为了日寇留在中国的眼线。

这些汉奸和一般的本地人民没有区别，他们都说本地话，他们都衣衫褴褛。

很难用肉眼辨别，也正是这群汉奸的出现，让八路军在晋察翼根据地的活动，变得更危机四伏。

图|冀中区“五一”反“扫荡”

在1941年5月，五一大扫荡开始，那是一场残酷的扫荡。

日军对冀东冀北等地区发起进攻，还对平西挺进军进行了扫荡。

此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切断晋察冀分区的八路军退往外线的道路，压缩八路军的行动空间。

7月9日的时候，日军下达了关于晋察翼的作战命令，预计的发动时间在八月二十日，这个时候的日军已经摸清楚了晋察冀的部队司令部的位置。

但这个时候的八路军遇到了难题，根据地的内部发生了瘟疫，疾病加上日军的攻击，如果战争爆发，必定会让此次战役死伤无数。

汉奸们将根据地瘟疫的事事无巨细地告知了日寇，日寇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便毅然决然发起攻击。

但是日军的扫荡并没有什么组织规划，他们的部队都是日军旅团和师团一级组织，互相之间几乎没有统筹协调，物资储备也有限，因此扫荡期限通常为一个月。

面对这些来者不善的日寇，在八路军物资充足，兵力强大的情况下，会和他们来个硬碰硬。

但如果兵力不足，物资武器缺乏，八路军便会部下层层机关，尽量减少兵力的损耗。用正规军与敌人周旋，伺机进攻他们的补给君和后排。

在8月13日，日军的进攻正式开始。规模达到了七万余人，这场大型战斗开始前，日军严密地封锁了交通线，假意进攻东南方向，实则掉头直冲西北向聂荣臻所在的阜平杀去。

这个时候的阜平有上万人马集中，转移困难很大，又遭遇日军的四年围剿，如果再不有所行动，晋察冀根据地恐怕真的会全军覆没。

但危局之中拥有破局人，聂荣臻与杨成武便是这样的破局人。

杨成武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在杨成武的带领下，虽有波折，但总体还算安全。

战争是无比残酷的，大家都说慈不掌兵，但是杨成武为了百姓的安危，明知风险很大，还是愿意拼上一拼。

就因为这样，杨成武带领由一百人组成的难民，向不可预测的方向前进了。

图|八路军

在扫荡中，日军战斗经验丰富，在多方面分层分进夹击，杨成武则带着士兵和难民们左突右冲，因为难民军队抗战经验匮乏，杨成武为了提高胜率对于地形能利用就利用。

于是，杨成武派出一部分人组成队伍利用有利队形从正面或者侧面杀敌，拖住敌人的行动，监视敌人。

主力队伍一般情况下不与敌人直接接触，以适时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还可以保证兵力不会过大受损。

四、杨成武一举抓奸

到了夜里，以为摆脱了敌军的杨成武组织人们在山脚下休息。

并打算发出电报与各师团保持联系，但电报还未发完，就传来了敌人已经追上来了的消息。

无可奈何大部队只得立即撤离。

敌人是个大队，来势汹汹，徐信带着警卫连占据了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最后在严密的指挥下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

在敌人还没有在战火中反应过来的时候徐信便带人撤退，跟上了杨成武等人。

因为杨成武与日寇一直在兜圈子，休息停留的时间极短，日寇追上来的速度也快，没有时间发电报，因此一分区与军区总部失去了联系。

很多不明真相的同志都以为一分区已经被日军吞掉了。

时间一长杨成武就觉得奇怪，换作平时八路想甩掉日军哪儿有那么多麻烦，现在却一直被步步紧逼。

一直在被追着转圈圈的百姓也开始埋怨了起来，说杨成武是长坂坡的刘备，早晚会让曹操给追死。

每天没日没夜地被追也难免百姓会有这些想法。

但此时的杨成武已经开始怀疑，在这群难民之中有汉奸一直在给日军通风报信。

于是到了一处曾经打过硬仗的地方，杨成武决心要看看难民中到底有没有内奸，于是下令把口子封死，只准进不准出，果然这么一计划，日军便没有再追上来。

这样也验证了杨成武的猜想，难民里果然有汉奸。

可要从一众难民中找到汉奸可不容易，他们穿着同样的衣服，有着同样的口音，脸上也没有明显的身份特征。

图|八路军与群众

但天无绝人之路，在一众难民中，杨成武发现有一位乞丐的口袋很不一般，通常的乞丐口袋里都装着由各种粗粮混合在一起的白家粮，而被揪出来的乞丐口袋里却算是大米，哪个乞丐会那样阔气？

被揪住的乞丐没多久便跪地一五一十地认了罪，杨成武感叹了一句难怪日寇会跟得那么紧后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直接抓住了这个汉奸，大家终于可以安心地休息会儿，杨成武也能有空发出电报。

杨成武的聪慧也成了这次能逃脱日军围剿的关键。

五、岁月传真情

新中国成立后，杨成武一心放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上。

因为曾经赫赫战功，职位也是一路高升，1955年4月到1955年9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这个时候的聂荣臻长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代理总参谋长、副主席等职，且二人的工作往来非常密切。

在军委工作期间，聂荣臻对杨成武一直关照有加，也非常信任。

除了工作，在生活上这两位生死之交也互相关心，如果聂荣臻生病了，杨成武肯定会来看望。

如果杨成武生病了，聂荣臻也肯定会很关心。

在文革初期，杨成武因为过于劳累而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征，整天觉得天旋地转，甚至会直接晕倒，这个消息由杨成武的妻子告诉了聂荣臻。

得知消息的聂荣臻不顾秘书的阻拦，推迟晚饭时间也要去看望杨成武。

在文化大革命中，杨成武受到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残酷迫害，弄出了著名的“杨余傅事件”他们全家被关押监禁长达六年，三位亲人被折磨致死。

图|聂荣臻元帅

直到1974年建军节前夕，这件事件才终于平反。

在此期间聂荣臻为杨成武抱不平，直接冲进林彪家里直接质问杨成武到底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半天给出的理由竟然是杨成武不到自己那边去。

这让聂荣臻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居然成了杨成武被打倒的理由，多么荒诞。

后来杨成武从北京医院出院，在夫人的陪同之下，前来看望聂荣臻夫妇。

他们一起寒暄了很长时间，听说杨成武夫妇在这六年来的各种事后，聂荣臻深深地叹了口气，为之叹息。

在1991年12月29日，聂荣臻92岁生日过后不久，本身就身体不好的他病情日益加重，没过多久便逝世。

得知聂荣臻去世消息后的杨成武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他来到聂荣臻的灵前声泪俱下，久久不愿离去。

仿佛还在期待着，这位曾经的旧友能再次笑容满面地和自己打招呼。

结语

在5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杨成武所作的诗，诗里的一字一句都饱含情愫“撕肝摧胆噩耗来，顿失良师无限哀。运筹功勋铭青史，教诲深情记心怀”每一句话，都包含着对聂荣臻的不舍，悲痛与感激之情。

对于这个老人来说，革命战友、生死至交的离去，就像是掏空了他人生路上的一段最壮烈的记忆，挖走了他身上的一块肉。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10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