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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礼物有什么故事作文(特殊的礼物有什么故事)

2023-03-09 21:36:01 技术常识4 小白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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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有爱·温情故事】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融媒土左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特殊的礼物有什么故事1

土左旗大小事// 尽在“融媒土左”

“爸爸生日快乐，盼您早日回家！”

11月18日，在土左旗察素齐镇太平村平房区域值守的土左旗医疗保障局干部赵雪峰收到了一条女儿文文发来的信息。

原来，这一天是赵雪峰的生日，由于赵雪峰从疫情防控之初一直在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文文特别想念爸爸，所以在居家期间文文特意画了一幅画为爸爸送来特殊的“生日礼物”。

记者了解到，察素齐镇化肥厂宿舍楼小区是赵雪峰包联的第一个小区，疫情防控期间，他24小时值守在防控点，为辖区内居民答疑解惑、物资保供，作为党员的他，时时刻刻彰显着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

赵雪峰表示，这是他过得最简单的一个生日，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虽然没有生日蛋糕，也没有和家人在一起，但是在抗疫一线跟“战友们”共同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觉得十分有意义。

同样，与赵雪峰一同奋战的还有另外一位党员“战友”李华，他也是土左旗医疗保障局的干部，李华身患心脏病，在2019年10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在手术恢复期内的他，计划在今年国庆节期间去北京复查身体，由于疫情来袭，李华毅然选择带病上岗，扛起责任，承担起了包联小区负责人的职责。

从10月5日开始，他俩全天候值守，协助社区核酸检测、分发回收抗原检测试剂、为居民送物资、清理垃圾，每一个环节都做细做精，切实当起了居民的“勤务员”，得到了小区全体居民的认可和表扬。

由于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得当，包联小区降为了低风险小区。11月6日，按照察素齐镇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二人又来到了太平村平房区域，承担起了防疫、值守、巡查工作。

声明：土左旗融媒体中心原创稿件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融媒土左”微信平台

编辑：李坤育｜初审：杨鑫

复审：阳光｜终审：李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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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礼物有什么故事2

题图：1946年，周恩来、邓颖超在南京梅园新村30号院内

《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是一部从亲属角度近距离观察、记叙世纪伟人周恩来的文献性著作。作者为周总理的侄儿，他从亲历者的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叙了周恩来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侧面和工作情景。用许多感人至深的细节，印证并丰富了众口传颂的周恩来精神。

本文摘自书中第一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周尔均著中信出版集团

七伯在欧洲勤工俭学和在中共南方局工作时，与我祖父和父亲互有通信，还赠给父亲一些精致的工艺纪念品。父亲一直视若无价之物地珍藏在身边。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博物馆不知从何处得知父亲存有这批珍贵历史文物，特派杜魏华、李慧庄两位同志到上海家中看望父亲，希望他把这些珍品捐献给“历博”珍藏，最好是原物，或者由他们复制后归还。本来父亲很舍不得，正巧我出差在沪，特地同我商量。我说，七伯是党的领导人，他的遗物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应该给以支持。父亲接纳了我的意见，同我一起精心挑选了文物，交给杜、李二同志，请他们复制留馆后将原件退还。

以上文物，特别是七伯的欧洲来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一致认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对此，我逐一作简要诠释并附原件照片，以飨读者。

■信件

第一件，七伯在南京辞别二伯父（即我祖父）、在上海乘邮轮抵达欧洲后不久，于1921年初从英国写给二伯父并转六伯父的一封长信，行文流畅，字迹秀丽。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一段话：

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地大北京四五倍，人口多七倍，交通复杂，人种萃聚，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七伯信中这一段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后，引起国内研究党史学者的极大重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周恩来思想生平的专家金冲及，在他的重要著作《周恩来传》中特地全文引用，此后，又为其他多种著作所引用。金冲及认为，七伯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初衷，就是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学习，英国当时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之缩影”，那里的实际情况，正是七伯所企望的“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事实上，他在英国和法国，先后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约三万五千字。从中得出结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正是这种现地考察和研究，帮助七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潮和“主义”进行推求比较，又通过在欧洲期间从事革命运动的实践，最终认定，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重要创建人之一。

这封信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七伯从早期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成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演变进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重要情况：七伯这封给二伯父（我祖父）的信，原本有四页，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只有其中含有上述文字的一页。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父亲对把这封信交“历博”陈列一事十分慎重，要我认真阅看后提出意见。其余三页的主要内容是说，七伯已办好入学手续的爱丁堡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十分昂贵，不得不吁请父辈特别是与苏皖赣三省巡阅使王士珍素有旧交的六伯父周贻良（字嵩尧）从中斡旋，申请获取江浙地区的官费留学生名额。因此，信中不得不提出“良以个人立身、家庭荣辱，非恃实学不足以定功”的理由。我考虑，当时“四人帮”正气势汹汹地把“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七伯，这方面的内容如果公开陈列，有可能被他们利用，当作“批周公”的“反面”材料。父亲听从了我的意见，只把信中最重要的一页提供给“历博”，留下其余三页。

父亲还把这封信的后续处理情况告诉了我：思想守旧、曾认为七伯“离经叛道”的六祖父，并未为七伯筹划办理官费事宜，迫使七伯不得不中断英国的学业，转赴法国和德国寻找生路。这一转折，恰恰促使他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大道。业已赋闲在家的六祖父，所能做的是给七伯汇了一笔款项，先解燃眉之急，再谋后策。不过遗憾的是，几个月后六祖父就病故了。

1983年父亲逝世，我请假回上海家中处理丧事，将父亲珍藏的物件包括这三页原信，交给母亲程秀云保存，俟当时身在伦敦我驻英使馆工作的哥哥尔鎏回国后商同办理。母亲去世后此事未能落实。希望有一天，这封信的全部原件能作为完整的历史文献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第二件，七伯1939年6月22日从重庆曾家岩寄给父亲的家书。这封信虽然只有短短百余字，但七伯一改行云流水的书法，都是用端正秀丽的正楷书就，一笔不苟。凡是提及他生父、二伯母（我祖母）包括我父亲的地方，一律空格、抬头；自称“兄”“嫂”时，则列于右侧。在他生父生日的当天，七伯专门致信上海，向我祖母请安，同时表达对我父亲的思念之情，充分展现了七伯对亲情的关注和对传统礼仪的重视。

第三件，七伯1922年12月9日从巴黎寄给我父亲的明信片。这是一张漂亮的新年贺卡，虽因年代久远，纸质变黄，但仍可以清楚地看见贺卡上的文字。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22年12月前后，正是七伯策划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见朱德同志并介绍他入党期间。次年夏天，七伯就入住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专门从事党团工作。这个明信片表明，在建党初期的百忙之中，他还惦记着自己的润民弟弟。

■礼物

第四、五、六件，在欧洲寄给我父亲的工艺礼品。

当时共选择了三件交付“历博”：一件是银色金属质地的折叠式巴黎风景匣，匣内装有著名景点埃菲尔铁塔等几张照片；另一件是仿象牙质地的微型瞭望镜，从视孔中可以看到巴黎风景画；第三件是德文商标的图钉盒。

折叠式巴黎风景匣

图钉盒

望远镜

这三件工艺品，虽说是小礼物，但质地精良、制作精细，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想必价值不低。七伯在给我祖父的信中提到“初来此邦，人地既生疏，语言且多隔膜，置身伦敦则殊不知所何措手足”，他初到陌生的环境，用微薄的收入屡次购置珍品赠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我父亲，足见他对手足之情的重视！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父亲在晚年病重之际，对曾殷切关照他的七哥思念之情甚殷。为此他多次致信中国历史博物馆，要求他们履行诺言，在文物复制陈列后将原件退给本人，使他在离世前目睹珍贵原物，以解思念之殷。他还曾致信“历博”和我，委托在军负责办理此事。后来“历博”派人送来上述文物的复制品，要求原件留存“历博”，便于长期保管、陈列。这些往来信件至今我仍保存。我同在军商量后，把我俩的想法汇报给父亲：七伯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他的重要遗物都应作为历史文物由国家保存为宜。父亲接受了我俩的意见。不久他老人家病重去世，此事再未提起。

■家规

据我观察，七伯对周氏这个封建大家庭，如果按照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来区分，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对清朝以前的封建家族，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充分肯定祖辈中品行端正、廉洁自好的人士，强调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使对属于封建遗老的长辈，同样恪守礼制，尊敬有加。

例如，七伯十分敬仰高祖周元棠（1791—1851）的为人和他的诗作。元棠公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中秀才，后科场失意，以课徒为生。他一生甘守清贫，品行高洁，所著《海巢书屋诗稿》收录有134首诗词，七伯视若珍宝，始终放在床头枕边，时时阅读直到去世。

又如，七伯十分重视祖辈的历史沿革。1939年他去绍兴祭祖时，亲笔续写家谱，全凭记忆写下同辈十三位兄弟的姓名和所在房系。回到重庆曾家岩后，七伯向我父亲详细描述了此行经过和家乡亲友情况，并把带回的一份不完整的家谱交给他做系统校订。父亲整理好后，将正本交给七伯，自己留下了副本。新中国成立后，又将《周氏家谱》的副本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正本则不知去向。不过，父亲把他在重庆时写下的草稿和随后整理的一份更详细的家谱以及曾祖父周樵水（1819—1851）和夫人樊氏的画像（自樵水公后，周家近代逐渐由绍兴迁居淮安），都交给我妥善保存，作为家传的重要史料。

七伯对自己的生父周贻能，更是侍奉唯谨，挚爱至深。在严酷的对敌斗争时期，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时间孝欢慈亲、奉承于膝下，但只要有与七爷爷见面的机会，哪怕一时半刻，也要力争当面请安问候，随侍在侧。20世纪20年代以后，我家居上海、南京、扬州、镇江等地，七爷爷大都住我家中。七伯在从事地下斗争时，多次冒着被敌人跟踪追捕的风险，秘密来家看望生父。

我六七岁时，在扬州、镇江曾与七爷爷短暂相处，还记得他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忠厚长者，非常和蔼可亲，时常同我聊天，把七伯儿时和青年时代勤奋读书、立志救国、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卖国政府、领导地下斗争及尊敬、孝顺父母的情景，当故事讲给我听。我听得入神，印象深刻，至今仍仿佛记得，朦胧地感觉周家出了一个人物。

绍兴周恩来故居

“七七事变”后，七伯赴重庆工作，稍稍安定下来，立即把七爷爷和七妈的母亲接到身边，与七妈一起悉心照料。由于重庆气候潮湿，七爷爷身体不是很适应，在1942年7月下旬不幸病故，终年六十八岁。七伯当时正住院手术，生父去世的消息开始没敢告诉他，三天后他才得知噩耗。当时在场的童小鹏（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说：“从未见过你七伯这样伤心、激动，他听到消息，顿时跌坐在地，痛哭失声，严厉地指责你伯母：‘老爷子去世这么大的事为什么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谁无父母，何从报恩！’”尽管手术后没有痊愈，他仍彻夜未眠为父亲守灵。

我们的这位七爷爷，一生偃蹇不得志，但他为人忠厚善良，任事勤勉，甘守清贫，不事逢迎。在七伯身上，我看到了七爷爷的影子。

再如，即使对当年勤工俭学时未能在申请“官费”一事上给予自己帮助的六伯父周贻良，他仍不计前嫌，恭谨如初。嵩尧公曾任晚清邮传部郎中、袁世凯秘书，是新中国成立后周家尚在世的七伯唯一的伯父辈。七伯特地邀请他来京相见，聘请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向他请教前清和民国时期政府机构沿革情况，供政务院参考。在嵩尧公八十大寿时，七伯还在西花厅为他设家宴庆寿，亲自下厨做了他拿手的两道淮扬菜：霉干菜烧肉和清蒸狮子头。六爷爷感动不已。

另一方面，七伯对周氏封建大家庭中的阴暗面则十分厌恶和痛恨，始终持否定态度。他不止一次同我们这些侄辈谈家史，要求每个成员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其中的“亲属关”（“家庭关”），就是要求我们同封建家族彻底划清界限。七伯尖锐地指出，我们周家历代虽然不属于富豪贵族和官僚资产阶级，但也是一个带着深刻印记的封建大家族。近代以来，随着这个家族的衰败破落，出现了一些纨绔子弟、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和种种不良社会关系。我们作为周家后代，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正是从继承家族传统中的优秀成分、摒弃一切封建糟粕和陋习出发，新中国成立初期，七伯、七妈向侄儿女们提出了若干具体要求，我们把它归纳成“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假日或出差时顺路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不得住西花厅；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七妈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体现了周家的家风和祖训，周到具体，一目了然，是我们今天传承学习周恩来精神的一个重要依据。

栏目主编：顾学文文字编辑：顾学文

来源：作者：周尔均

特殊的礼物有什么故事3

来源：央广军事·中国军号

近了，更近了……

看着自己在笔记本上标记的退伍老兵晚会倒计时，女兵白丹丹知道，这场送别演出将会是她告别军旅最好的礼物。

还记得参军入伍那年初到边防，白丹丹的心就凉了一半儿。一路上，眼看着房子越来越小、树越来越高、人烟越来越少，她开始有点儿慌张，但一想到之后能在国界线上巡逻，心里所有的不安，又很快烟消云散了。终于到了单位，得知自己被分到二线分队成了一名通信兵，白丹丹低着头久久不作声。她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失去了用脚步丈量国土的机会。

“‘文艺轻骑队’征集队员了，有意愿的同志抓紧报名！”一天，指导员的一句话，让白丹丹的眼睛瞬间一亮。成为“文艺轻骑兵”是不是就可以去一线营连巡演了？是不是就可以和界碑合影了？是不是就可以跟着队伍在国界线上巡逻执勤了？当这一连串的问题得到肯定答复，白丹丹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参选了。

因为从小学过多种乐器，还有不少表演经验，没过几天，她就收到了录取通知。

白丹丹至今记得，自己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一首组合唱——《请不要叫我女孩》。那天，她和“文艺轻骑队”的队友们一同来到了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瞎子岛上。演出开始的一瞬间，五彩斑斓的灯光在音乐声中不停闪烁。走上舞台，白丹丹看着战友们的笑脸，听着热烈的掌声，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在笑声和泪水中她唱完了这首歌。演出结束后，她把脚印深深地印在巡逻路上，在和界碑合照时，她笑得像花儿一样。

“把快乐带给哨兵，让歌声穿过哨卡，边防女兵的青春绽放在神圣的国界线上！”白丹丹有一个笔记本，每次演出结束后，她都会用写“正”字的方式记录演出场次，然后写下自己的感受。

而今天，白丹丹深情地打开笔记本，用心数着上面写满的每一笔。她知道，最后这一笔，是为送走自己而写的。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几年的军旅生涯一晃而过。退伍前的每个夜晚，白丹丹都在想，自己将会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登上送别的舞台，她因此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等待着天渐渐变亮。

白丹丹退伍时的告别演出如期而至。舞台上，她身着没有肩章领花的常服，看着眼前的大红花和台下哭红眼睛的战友，她边挥手、边流泪，像第一次参加巡演一样，哭着唱完了整首歌。转身走下舞台，她用力在笔记本上写下“正”字的最后一笔，眼泪像脱了线的珠子，噼噼啪啪打在本子上。这一笔，就像一把小刀，在她的心尖划了一道名为“怀念”的口子。

退伍女兵白丹丹（前排左一）用一场精彩的告别演出为自己和退伍战友送别，演出结束后和战友合影留念（郑帅摄）

“演出终会有落幕，离别总会再相逢。”离队那天，白丹丹坚持在军乐队的方阵里，为即将离队的老兵们吹完那首《送别曲》。当她走出营门的一刻，没有音乐，但这份深藏于心、带着温度的礼物将会永远陪着她。

像白丹丹一样，老兵董继鹏也打算在退伍前夕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礼物。

“我想在巡逻路上照个相！”战友们谁都没想到，临近退伍，老兵董继鹏最想做的事情，竟然是在巡逻路上拍张照。

有人说，我们曾经厌倦的，终将会成为我们怀念的。出生在首都北京的董继鹏，习惯了多姿多彩的都市生活，刚刚走出大学校园，就穿上了军装。初到军营的那段日子，让他觉得每天都过得很煎熬。

他不喜欢巡逻路上的尘土飞扬，不适应边境一线的偏远闭塞，他曾说过，“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的日子度日如年。但是没想到，几年的军旅下来，他竟然感觉，当年那么多的不适应，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在这个偏远的边防连队里，他种过地、做过饭、烧过锅炉、也修过水电，甚至还当过代理班长。因为他性格随和、人很热情，新兵们都很喜欢他，有事没事都愿意和他聊天，大家常说：“名校毕业的人，果真是见多识广，不一样！”

一天晚饭后，几个战士围着他，向他打听大学校园里的故事：“班长，我们天天在这除了站岗就是巡逻，巡逻路上有几棵树、几座房甚至几只鸟，我们都快要数清了，跟我们讲讲大学里的新鲜事吧！”

巡逻路上没风景，似乎每名边防新兵都是这么想的。而如今，临近退伍，董继鹏本能地回忆起了自己第一次参加巡逻时的场景，尽管那时的他还不懂巡逻的意义。

有一回巡逻，董继鹏低着头跟在队伍后面走，突然，连长叫停了巡逻的队伍。大家正感觉疑惑的时候，连长指着眼前的杂草，和界碑正上方伸出的大树杈，严肃地说：“这肯定是巡逻的时候没有走到位！”紧接着，连长带着大家将杂草拔掉，又带头修剪了界碑上方的树杈，把界碑周围的环境整理得清清爽爽。临走时，连长说了这样一句话：“别人脚底下走出的是路，边防战士脚底下走出的是国界！”这句话，深深印在了董继鹏的心里。

从那天开始，每次走在巡逻路上，他都格外用力，就为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也是从那天起，他渐渐懂得了边防军人的平凡与伟大。

当兵这几年，董继鹏几乎每天都在巡逻路上往返，很少有机会去县城看看。那天，他找到指导员支支吾吾地说想去县城看看。指导员心里还疑惑，不买东西也不办事为啥非要去县里看看？但是为了满足他的愿望，指导员还是带着他到了县城。

看到董继鹏的手里一直拿着一台照相机，指导员特意问他需不需要帮忙拍张照，董继鹏笑着摇了摇头。在县城走了一大圈儿，董继鹏想明白一个事儿：驻地县城的景色再好，也不过是高楼大厦、人群和车流。这些场景，回家后每天都能看到，而那条窄窄的巡逻路，却很难再见到。实际上，巡逻路上并不是没有风景，而是官兵们已经把风景刻在了心里。

退伍前一天，连队专门组织老兵们乘车全线巡逻，董继鹏拿出心爱的相机、红着眼眶和熟悉的巡逻路合影留念，他要把这些珍贵的照片作为退伍的礼物送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