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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级考试大把气象名词“上线”，“秋老虎”翻译成“autumn tiger”对吗？,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故事的英文翻译1

来源：【交汇点新闻客户端】

“秋老虎”“一叶知秋”“一年之计在于春”，你们是怎么翻译的？12月10日下午，2022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一结束，考生们发现今年考题中出现大把的气象专用词语，“五花八门”的翻译瞬间上了热搜，有人将“秋老虎”翻译成了“autumn tiger”，还有人将“一叶知秋”翻译成了“a leaf knows autumn”，那这些算不算错呢？

“秋老虎”其实不是“秋天的老虎”

12月10日当天，被考生讨论得最多的翻译词汇是“秋老虎”。不少人望文生义，那就“秋天的老虎”，翻译成“autumn tiger”吧！也有人在嘲笑这是“中式英语”：“秋老虎”里虽然有个“秋”字，其实还是和夏天有关，翻译成“after summer”会更合适。也有网友给出了类似于“Indian summer”这样的表达。

其实，要弄懂“秋老虎”怎么翻译，首先得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秋老虎”是我国民间对立秋后重新出现短期炎热天气的俗称，一般多发生在8、9月之交，持续日数约7-15天。

因此，表达出“秋老虎”的“热量”，其实是最为妥当的一种翻译方法。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系主任张晓甜告诉记者，“秋老虎”国际上普遍的正统表达是“afterheat”，“Indian summer”这种翻译方法偏美式了一些。

张晓甜补充，考生们直译的“autumn tiger”虽然“望文生义”，只要加一句解释，反而能让自己的翻译出彩起来。“考生们可以在‘autumn tiger’后面补上一句，‘在我们中国，很多人都这样通俗地称呼’。这时候，考生的翻译会给人一种‘讲述中国故事’的感觉，这是翻译‘信雅达’原则的另一种体现，有了人文气息。”

“春暖花开”“一叶知秋”，这些气象词汇要这么翻

除了“秋老虎”，考生们还在“春暖花开”“一叶知秋”等短语的翻译上栽了跟头。“我想不出什么词了，只好写‘flowers open themselves’”。一位考生自曝了自己在考场上的“灵机一动”。对此，张晓甜表示，“花开”有对应的单词“blossom”，“春暖花开”里，含有对考生词汇量的考查，翻译不出“花开”，肯定是要丢分的。

另一个短语“一叶知秋”，有考生给出了一个很长的句式，“When we see a fallen leave we know that autumn coming。”这位英文相当不错的考生，翻译“秋老虎”也是写的短句，“ the coming back of the hot season”。这种翻译方式，张晓甜表示了认可。“中翻英的过程中，如果是学术翻译，那么肯定是简短更好。但在一些科普性的大众读物中，通过一些句子的组合，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这种翻译方式也是可以的。”

张晓甜举了个例子，中文里的“好久不见”，曾经是学生之间开玩笑的译法“long time no see”，现在在国外已经成为常见的固定搭配。“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理解，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英语能够成为交流的工具。因此，纠结于语法和搭配之外，同学们不妨更加重视一下译文的可读。”

复习备考不妨多关注“中国特色”

一位机灵的网友在考完四六级后感慨，冬奥会开幕式没白看。“当时满屏的24节气，都有对应的英文翻译，立秋是‘Beginning of Autumn’，立冬则相应是‘Beginning of Winter’，我牢牢地记住了！”

记者盘点这几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题发现，每一年考卷中的亮点，都充满了“中国特色”。2019年的“四世同堂”“出淤泥而不染”，2020年的“春节团圆饭”，2021年的“大运河”“都江堰”，再到今年的节气“立秋”“立冬”，不少考生都在这些词语和短句的翻译上丢了分。其实，主动了解、学习并运用相关专有名词的英文表达，不仅能帮我们应对外语考试，也可以帮助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建设成就触达更深，传播更远。因此，考生们在复习备考时，不妨多关注一些“中国特色”。

记者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 2022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顺利举行，江苏共有91.9万考生报名参加。全省各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认真部署考试组织和疫情防控工作，在确保考生身体健康和疫情防控安全前提下，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组织工作。各考点进一步细化完善组考防疫方案，多次摸排考生情况，备足防疫物资，确保考生健康参考。

本次四六级考试工作疫情防控严密有序，考试组织安全平稳，151个考点考风考纪整体良好，未发生失密泄密、群体违纪舞弊事件，圆满完成考试组织任务。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相关部署，江苏省本着“考生为本，能考尽考”的工作原则，确定除12月考试外，在明年春季学期开学组织一次加（延）考，由高校自行选择考试方案，满足考生参考需求。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杨频萍

编辑: 蔡姝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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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事的英文翻译2

51岁的金晓宇第一次使用智能手机是在今年年初，那是母亲生前用过的手机。通讯录里除了母亲的老朋友之外，他开始有了自己的联系人——同学、老师、翻译同行和记者。

去年冬天，父亲金性勇在殡仪馆向杭州本地媒体拨出那通电话，这些联系才得以发生，“你们能不能写我儿子的故事？我儿子是天才，他现在精神病院里，他妈妈今天刚走了。”

他口中所说的儿子金晓宇是躁郁症患者，也是译者。在疾病没有侵袭的时间里，金晓宇待在20平米的房间里，自学英、日、德三门语言，译著22本，却鲜少人知。自从他高中确诊后，父亲金性勇的生活轨迹也跟着改变了，照护生病的儿子成为最重要的事。

媒体由此关注这对父子。几个月后，父子迎来久违的好消息——金晓宇应邀加入了省翻译家协会；有出版社慕名而来，给他涨了稿酬；还有，他失明的右眼得到了医治。

但当旁人渐次离去，父子俩的生活便重又回到沉默中去。危机感始终笼罩着他们。每天，金晓宇拼命抢时间翻译；而金性勇战战兢兢地照料儿子，更加忧心日后子无所依。

沉默的家

在金晓宇家里，最鲜明也最易忽略的是一种特别的沉默。

七月以来，杭州接连发出高温预警，天气燥热，屋外蝉鸣阵阵，喧天响，但饭桌上的父子很安静，只有头顶的吊扇吱呀吱呀转。

金晓宇先打破了沉默：“今天的虾几乎每个都是活的。”他边吃饭边低头说。这家人的每餐饭几乎都有虾，以及黄瓜、番茄蛋汤，因为金晓宇爱吃。

父亲剥着虾，没看儿子：“是吧。多少钱一斤？”

“23。”

“可以。”

每天午饭开始，金晓宇都会说起早上买来的菜，这是他们一天之中少有的对话。父亲不明白金晓宇询问菜价的心思——他担心父母不在之后，无法翻译和自理，两三年前开始训练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然而，父亲以为儿子无聊瞎问，也简单应答。

这不奇怪，金晓宇的情绪不着痕迹，常常被忽视。他高中时患上双相情感障碍症，常年服用镇静药，长着一张没有情绪的脸。就连汗水淌满了脸，他抱怨说“热死了”，只是皱了下眉头。他很少笑，笑起来扬起嘴角，不过三秒，迅速收回。

不过，平日和他接触最多的民警提醒我，金晓宇表情木讷是好事，如果主动说很多话，说明要犯病了。

将近30年，他被“养在家里”，很少与外人接触，说话会结巴，不停搓手，只有面对父亲才能放松。

父亲金性勇，87岁，正好大了儿子三轮。他有一对长寿眉，笑起来很慈祥，算得上健谈，却和儿子说不上话。父子俩相依为命，却各自孤独。

走进他们生活的底层旧屋，会先经过一个朝南的小阳台，以前母亲曹美藻的缝纫机就摆在这里，在她没生病的时候，父子俩总能看到她坐在这里做衣裳，缝纫机踩得“哒哒哒”响。她去年年末过世之后，家里彻底陷入了沉寂。再往里走是一个昏暗杂乱的客厅，也是金性勇的卧室，与儿子的房间仅一墙之隔。

父亲的生活作息围绕着儿子。正值小暑，天亮得早，五点多，虽然金性勇还躺在床上，耳朵已细细辨别儿子屋里的动静——最初是铁架床发出嘎叽嘎叽的声响，应该翻身起床了；之后是“滴”的一声，应该关掉了空调；再后来，凳子磕磕碰碰，屋里有了灯光，他无疑是走出了房门，进了厨房。

自从母亲生病卧床后，金晓宇主动承担了些家务活，早起烧水、准备早饭。等一切准备就绪，他凳子一拉，准备坐下用餐，父亲便起身跟过去。

7点左右，金晓宇出门散步锻炼、买菜，一个小时后回家，把虾做好，他就进屋开始潜心翻译了。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之后一整天他不会出家门。

午饭便是父亲的任务了。一般在9点半，金性勇拖着吃力的步子走进厨房，不知身体哪里出了问题，他的脚浮肿得厉害。这天，他准备把猪蹄加进盘里蒸，结果筷子不小心掉在了地上，他低下身子，望着筷子，迟疑了几秒，缓缓弯下腰，捡了起来。

对这个岁数的老人来说，做饭已经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平常金晓宇要是住院了，他就去社区食堂打一个盒饭吃一天，但只要儿子在家，他一定会做饭。

怕做饭晚了，儿子的午休时间也要推迟。父亲直到做好饭，留在锅里保温，才坐到沙发上喝一口水。等听见儿子开门的声音，他又走过去盛饭、端菜。

午饭后，金晓宇会继续关起门来翻译，偶尔传出他读外文的声音。隔着一堵墙，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文学书、读报、写东西，累了便坐着打盹。

两份同情，一份父爱

金性勇曾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文字，取名《父与子》：父子在一起的快乐融合了最无私的爱和充满信任的友谊。

我们不无伤感地发现，儿子成年之前的这段时光，或许也是这两个男人一生中最亲密的时光。

但金晓宇说，他性格的改变，也许从眼睛受伤就开始了。

那一年，金晓宇6岁，哥哥金晓天9岁，父母是工程师，一家四口住在天津的家属大院里。

那天，父母去上班之后，金晓宇和哥哥到邻居家玩。在他看小人书的时候，邻居小孩举着气枪，一支铅笔从气枪里飞射而出，打中了他的右眼。第二天，做完了晶体摘除手术，眼睛看不见了。

金晓宇一只眼受伤之后，一家人的生活看似平静，水面下却波澜起伏。金晓宇说，那时起，母亲便经常说眼睛不好，学理科不行，显微镜也看不了，于是他一上数学课就说话捣乱。后来他还会偷拿同学抽屉里的卡片，逐渐厌学。

为了他能好好上学，六年时间里，母亲为他转了三次学，但是他到了六年级，厌学反而严重了。

1984年，金晓宇小学毕业后，在天津生活了22年的金性勇决心带着一家人离开，到杭州生活，因为“心里面伤心，他的眼睛是在天津丢的”。

在金晓宇印象中，他换了新环境，学习状态挺好，但是初三又开始厌学逃课，每次不去就是一个星期，到了高中喜欢上围棋之后，开始“大段大段”地不去上课。

到了高中，金性勇发现，儿子脾气变得“古怪”，生气的时候会摔东西。金性勇带着儿子去医院检查，确诊了“躁郁症(也称为双相情感障碍症)”，他至今记得医生的话：这个病来得快、去得快，治好以后很可能复发。

从此，金晓宇开始每年至少住院两三次，当时还没医保，每次住院一两个月要花费万把块钱。这个家庭开始为钱发愁。正巧，第二年，金性勇作为儿童用药科室副主任被派驻泰国，他珍惜这个机会，妻子也鼓励他去，因为可以拿国内外两份工资。

正是他出国的两年里，儿子的求学心态屡屡出现问题。1990年，金晓宇放弃参加高考。没多久，又想继续念书，复读一年后考上了杭州大学外语系，但因为档案中有缺课记录，没录取，转入浙江树人学院读国际贸易专业。刚读了半个学期，他不适应学校环境，病情发作，醉酒后，跑到学校老师的车上乱蹦跳，被送进了医院，不久辍学在家。

在异国，金性勇最记挂的是金晓宇，为此曾邮寄过一张明信片，鼓励儿子“去奋斗”：

记着我的话，去奋斗......世事短如春梦，父子情如蚕丝，从不计较苦劳心，万事委托儿命。幸遇二儿及第，况逢吾有转机，来年合家又相聚，天伦之乐已定。

“没啥感觉，”金晓宇回忆，“看了就放一边了。”

此时，大儿子金晓天刚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考进银行工作，基本不需要父母操心。金晓宇对父亲说，你对哥哥是爱，对我是同情。金性勇听了伤心，他告诉金晓宇，“因为你一个眼睛不太好，我同情你。你生病，我也同情你。但你是我儿子，我也爱你。两个加起来，比哥哥还多。”

慢慢地，金性勇发现自己和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根本不听话的，确诊之前，我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更无解的是，儿子变得不太说话，笑容也越来越少了，一发脾气就砸冰箱和电视，把房门踢出了窟窿。

“轻生”与“退养”

金晓宇不是没有想过自杀。

他肄业后，曹美藻为他报了浙江大学英语系大专的自考课程，之后，又托关系为他找了书店的工作。

在金晓宇的叙述中，那段日子很难熬。他当时没有主见，全听父母安排，去做柜台营业员，负责帮顾客找书和收银，需要与人交流，但他的性格不善于跟人沟通。他挣来的钱，又全部上交家里，开始觉得工作很没意思，“脑子胡思乱想，精神可能出了问题。”

他感觉自己没办法继续工作，但是母亲又为他找了另一家书店工作。金晓宇回忆，“我不去上班，我妈妈坚决不行，死也要出去，要上班。”

那一天，金性勇听到扑通一声响，跑了过去，看到儿子坐在地上，才知道儿子本来准备把皮带系在窗户上轻生，幸好皮带没扣紧，断了。此前，金性勇在泰国的时候，晓宇也轻生过一次，吞了大量安眠药，难受得倒在地上，后来被母亲发现送医院洗胃。

金晓宇说，第二次轻生后，父亲便决心把他“养在家里”，母亲想管也没办法了，他开始在家里看书、自学语言。

为了兼顾儿子和赚外快，金性勇夫妇先后从原单位“退养”，这一选择的好处是，名义上提前退休，但可以照常拿工资。此后，曹美藻每天去证券交易所炒股，而金性勇外聘到小工厂做新药开发的工程师，工作灵活自由，方便照顾儿子。

张兰芬是曹美藻的好友，她记得，那段时间曹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她曾特地从苏州赶到杭州看望，但每次曹都对她说，“我小儿子怕见生人”。两人每次见面都约在宾馆，她难得去过曹家里一趟，只见过金晓宇的背影。

在相近的时间里，张兰芬从曹那里得知，她的大儿子金晓天不告而别，出国去了澳大利亚，没有音信。

在父母看来，破碎又难以启齿的生活，对儿子金晓宇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感觉人生有点幸福，”他说，“没人管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过，这一时间他面临新的压力。他不愿被认作“啃老”，为了证明自己能养活自己，他仍会关注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曾四次出门找工作，去过印刷厂、网页设计公司、旅游公司，但因为精神和能力的问题没留下来。最远的一次，他精神出状况，一个人跑到横店去找英语方面工作，此前他听说母亲的大学同学在这家公司，当时他英语和日语都可以，面试通过了，但还是被父亲带回了家。

那段时间，父母也找了一些医药和油漆方面的论文，让他翻译，他很愿意做，但是活非常少，他一年大约也只能翻译一万字，少的时候只能挣600块。

当时，他想这辈子能翻译一本书也值了。

翻译与疾病

多年之后，在金晓宇的世界里，翻译成为最紧要的事，因而电脑是他最珍惜的东西之一。他节俭，夏天睡觉经常不开空调，但担心电脑发烫坏掉，每次翻译空调都开着；不翻译时，他担心落灰，电脑和主机上会盖一块碎花白布；父亲也发现，他每次发病从不碰电脑。

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船热》，这个机会是母亲为他争取来的。2010年，曹美藻去南京大学参加同学会，老同学得知金晓宇做过一些翻译工作，为他牵线了南京大学出版社。

不久，出版社寄来了一本小说集。金性勇记得清楚，本来出版社只想让金晓宇翻译一章试试，但儿子拿到书就开始关门翻译，除了吃饭、上厕所很少出门，只用了两三个月就完成了整本书的翻译，“基本上不需要查字典就翻出来了。”

但交稿之后，图书却迟迟没有出版，金晓宇度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他重新陷入了“没本事”的危机里。父亲的日记本记录了他当时的状态——出院后，连着两顿饭不吃，药也不肯吃；熬夜打电脑游戏；直到看他吃了药，“总算过了一关”，“大家平安无事睡去”。

金晓宇的第三本译作《嘻哈这门生意》从译完到出版也拖了很久，最严重的时候，他几天不吃饭，肠胃黏膜破坏，甚至想一死了之。

遇上难翻译的书，同样让他痛苦。

至今为止，他觉得最难翻译的书是《好兵》。这是英国作家福特写于二十世纪初的代表作，他刚读第二段就陷入了生僻词汇的迷宫。于是，他决定先把单词一个个摘出来，结果单词还没抄完，他住院了。

他无法掌握疾病出现的规律，所以在他的翻译日程里，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他“玩了命”翻译，直至累到身心俱疲，住院为止，彻底放下翻译。这倒让他感觉到轻松了，“在医院里等于休息。”

相比之下，简单的书，他一两个月就翻译好了，但一交差，他会马上投入下一本书，不留休息时间，防止身体出现状况。如果等不到新书，他就学习新一门外语。

躁郁症来势凶猛，随时可能剥夺他的正常生活。金晓宇始终如履薄冰，“翻译的过程中，我祈求简单一点；校对的过程中，我祈求顺利一点；不翻译的话，我祈求学习时平安一点。”

这一点，在金性勇的记忆里，也形成了一个规律，儿子在翻译完手头的书，接不上下一本书的时候，容易发病。翻译成为他生活秩序的支点。

但金晓宇自己的解释是“混日子”，他计划译著数量最好达到从出生到去世之前，每年一本。虽然开始翻译时，他已经是中年，但他想现在一年两三本，仍能追赶上。等到了60岁，眼睛不行了，再放缓至一年一本。

危机与跋涉

更紧迫的危机是，金晓宇担心如果父母身体不好了，没人照顾自己，生活无法保障，他也没办法继续翻译。因此，他更加着急赶进度。

自从2018年母亲生病之后，金晓宇的危机感更加强烈了。在此之前，曹美藻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其后又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直到摔了一跤，只能卧床，身体情况越来越差。

他开始买菜、洗碗，尽一个儿子的义务。但这不只是为了照顾母亲，也是为了培养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为了让三餐有规律，他每天在日历本上记录自己吃了什么，一记就是六年，“防止到时候我一个人就没人管了。”

金晓宇的多本译作都是与出版人杨全强合作。在杨全强的眼里，金晓宇的交稿速度非常快，“在出版界，碰到拖稿的是大多数，他永远提前交稿，比其他译者都快。”

作为资深出版人，杨全强十多年前就有一个期盼，那就是翻译本雅明文集《拱廊计划》。他介绍，这本书涉及德语、法语、英语多国语言和知识背景，英文版有900页，体量和难度很大。他把这本书的翻译交给了金晓宇，“首先质量有保证，其次时间有保证。可能找其他人要5年，晓宇可能2年内能拿出初稿。”

在金晓宇看来，翻译的快乐在于通过阅读获得新知。父亲难得见证过儿子快乐的瞬间。在翻译《狗女婿上门》的时候，他在厨房听到儿子在房间“哈哈”大笑。在这个家庭里，笑声是稀缺品。等儿子从房间里出来，他一问才知道儿子刚才看了相扑比赛。

金性勇还注意到儿子特别在意外界的反馈，他的译著在图书馆上架了，会告诉父亲；网上译著评分高了，也告诉父亲。最让金性勇印象深刻的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一书，一位读者原本认为金晓宇翻译有误，之后特意买了原著对照，发现金晓宇翻译得比原文更好，纠正了评价，“感觉他很高兴。”

杨全强这样评价金晓宇的翻译水准，“有些译稿我要花10倍的时间处理，但他的译稿正常编校没有问题，他是比较专业的译者。”

但金晓宇自认能出这么多书有运气的成分，“翻译稿酬也不高，又不能评职称，别人不愿做这行，其实很多书是别人不愿意翻译的。”

除了早年翻译医学化工材料，金晓宇再也没让父亲参与译稿的编校。这是金晓宇唯一可以掌控的自由。过去的生活里，父母对他的人生“包办代替”，充斥着束缚：父亲因为他逃课下围棋生气，撕掉了他心爱的围棋书；母亲三次自作主张给他转学，转学之前怕他出去淘气，把他锁在家里。

父亲现在则更像是儿子助手，帮忙跑邮政收外文样稿、翻译完打印样稿、寄出样书。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金性勇冒充儿子的名义与出版社编辑对接。杨全强有时分不清谁在和他说话，“他们就是二位一体，谁跟我联系都一样，都是关于稿件的沟通。”

现在，金晓宇正在翻译的书讲秘鲁一带的历史和考古学知识。他说，有机会的话，想去南美洲旅游。但转念，他又觉得不可行，“这都是现在异想天开。”因为他一出门受累，精神就集中不了，容易发病，只能留守在20平米的房间里。

隔阂与连结

最初见面采访的那几天，我有点紧张。父子俩难得说话，却容易“擦火”。

面对儿子，这位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开饭的时候，金晓宇看到桌上多了一双筷子，没好气地问，“你到底想干什么？”

有一回晚饭，金性勇起身准备做蛋炒饭。金晓宇在一旁问话，他一听就知道儿子不高兴了，答应说不炒饭，转身进厨房，还是端起了锅。

“别跟在我后边好不好？”父亲恳求道。

“你是不是还坚持炒鸡蛋(饭)？”

父亲回过身来，没耐住性子，反问道：“让我有点自由，好不好？”

最后，父亲还是放弃了自己爱吃的蛋炒饭。

在这个家里，经常能够目睹一个父亲照护儿子的无奈。情况有时更严重。很早之前，有一次金晓宇病情发作，拿起敌敌畏对着父亲喷。他没办法，站着让儿子喷，等到儿子喷完，他去洗澡。

“我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出气筒，”每次儿子发过火后，金性勇也不会理论对错，“他开心了，我马上开心。”

他心里最清楚，儿子的病需要保持内心平静。于是，他提醒自己：不要凶他，不要骂他，更不要打他。

但这只是冲突的一种，有时能看见与父亲起争执时，金晓宇的无奈与无措。

7月16日，一大早，金性勇没吃早饭，准备出门体检，但金晓宇发现父亲卖掉了他的旧书，开始对父亲生气。

他把阳台上的一箱旧物品放到门外，故意问父亲：“怎么扔在这儿？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用，什么暖风器乱七八糟的全部不要了。”

金性勇拄着拐杖，站在门前：“你叫我怎么办？”

“我的东西呢？”金晓宇问。

金性勇锁上门，准备往体检的地方走。一旁的金晓宇没有退让的意思，他紧跟在父亲的身边，像是一定要讨要个说法，碎声威胁要把门打开：“东西丢了我不管，屋里的钱我全给你撕掉了。”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话。”父亲说了狠话。

“你正常，”金晓宇更火大了，“你把我东西都弄掉了。”

两人僵持了二十来分钟，金性勇站不住，在凉亭的椅子上坐下，金晓宇忽然走开了。之后，金性勇担心儿子要发病了，联系了派出所民警。他为儿子收拾好了住院的洗漱用品，呆坐了好一会，神色凝重。看体检时间快过了，他又起身出门。

即将到达体检中心的时候，金晓宇突然出现在父亲身边，看起来已经恢复平静了，他搀着父亲，帮忙找科室、拿早餐......

但当体检完回到家里，他看到父亲放在椅子上的行李，一下子又生气了，开始打电话给120，称父亲要送他去精神病院。半个小时后，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把他送到了医院。

过了两个小时左右，金晓宇打电话给父亲说，自己冷静下来了，又被接回了家。

张健是送金晓宇就医最多的民警。他说，父子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有矛盾，有时金晓宇因为和父亲争吵发病。

两天后，我和金晓宇聊起之前的冲突，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解释，卖掉的旧书有他高中的围棋书，还有自考的书，他很珍惜，“我这辈子就看了这么点书，他还给我都处理光了......”

金晓宇很无奈自己总是控制不了脾气，他猜测，有可能是遗传的缘故，也有可能是习惯。他想起以前父亲也会在家里发火，无缘无故打骂他。最深的创伤记忆是，上小学一二级，父亲教他写“多”字，他怎么也无法使这个字叠立起来。结果啪的一声，父亲一个巴掌下来，他的门牙被打掉了。

至于，两天前和父亲吵架时，他突然跑开，是担心自己会伤害到父亲。由于同样的原因，最近两三年，金晓宇都主动打电话给120送诊。这次到了医院又很快回来，因为他想到之前住院出来，母亲已经离开，他害怕再也见不到父亲，又赶紧出来了。

金性勇说，儿子生病之前，他脾气不好，有家长的威严，孩子必须听自己，不听不高兴。但儿子生病后，他意识到无法改变孩子的脾气，只能先改变自己，“他是父亲，我是儿子，这样的话还是不行。”

在张健眼里，金性勇溺爱儿子，有时候金晓宇犯病了也不告诉民警。最艰难的时候，金性勇一边照顾瘫在床上的妻子，一边照顾发病的儿子，但是他仍舍不得把儿子送医院吃苦。每次金性勇都对张健说，“我们可以照顾他，我们三个要在一起”。

相似的话，金晓宇在写母亲的回忆录里有过表达，“母亲、父亲和我三个人，三位一体”。

我问他，是什么力量连结了你们三个人？

“互相需要吧。”

金晓宇说，本来人是一个完整的木桶，但他只有一块长板，那就是缩在家里拼命学习，这块板发挥作用全靠爸妈——如果不是父母围了起来，木桶里的水一点也积不起来。

最后的棋

媒体报道前，周围少有人知道金晓宇在家里翻译。对门邻居阿龙说，这个家庭“无声无息”的，出门比较少打招呼，只有金晓宇发病送医院才会有动静。去年11月，他意外发现平常关着的前门摆放了一个花圈，才知道曹美藻过世了。

金性勇说，妻子走后，他虽然心痛，但感觉松了一口气，妻子走在他前面，不用担心麻烦儿子照顾了。不好的一点是，之前两个人分别有一个月五千元的退休工资，现在妻子的这部分没有了，给儿子留的钱也少了。

今年1月底，金性勇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他不想自己走后，在后事处理上给儿子带来麻烦，“他一个人，人家来帮我收，我到了那边，衣服也不要换了，拿走就行。”

我问，晓宇知道吗，他是怎么想的？

“晓宇以后会知道，我走了以后他会知道，”金性勇重复说，“我和他商量过，他不让我这么做，我说我决定了。他一般的话尊重我的意见。”

作为一个父亲，最早金性勇帮助儿子翻译，只想让他“有饭吃”。现在他最大的担忧是，自己走后，儿子住在哪里？发病的时候，谁送医院？出院的时候，谁去接？

自从儿子确诊的三十年来，每次发病，都是金性勇送去医院，再接回家。在医院里，儿子每星期都会来一个电话，“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他心疼儿子。

在父亲的心里，不管是医院还是残疾人抚养中心，和家都是两回事。他不想让儿子住在外面。所以，他最后还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人在生活上照顾儿子，在他休息的时候，帮忙做些事情，为儿子留时间做翻译。

这几个月里，金晓宇收到了两封情书，一封寄自离异单身妈妈；另一封是一位父亲为患有癫痫的女儿写的。金晓宇尝试与对方联系过，前者说自己表白是个误会，后者因为两人都不主动，断了联系。

对他来说，现在找对象考虑的不再是爱情的问题，而是照护的问题，“不要把我的房子和钱卷走了......以后再离婚的话就麻烦了”。

他很少有过情愫萌动的时刻。最早有关爱情的记忆是幼儿园同学，那会两家妈妈打趣说，等长大了两人成亲。再后来，就是肄业之后在书店工作，一个店员漂亮能干，他心动了，但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不敢主动。之后的那些年，母亲劝诫，要先立业再成家，他再也没动过心思。

等到40岁，金晓宇翻译完10本书，父母给他安排第一次相亲。对方离异，和他同岁。来过家里一次，拿走两本译著，后来再没联系。

金晓宇认为自己没有谈感情的经验，不知道能相信谁，只要靠谱就行，“反正都能凑合过了”。

要是等不到儿子成家，金性勇只能狠心将儿子送残疾人抚养中心了，“我是无能为力，走的时候才想到这步棋。”

(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实习生 陈蕾 丁超逸 薛柯)

来源： 澎湃新闻

有故事的英文翻译3

2010年时，国内市场曾出现过一本名为《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你没读过的初版原型》的图书，引起了轩然大波。该书在封面上强调“当下通行的格林童话竟是屡经修饰后的第七版”，并以“揭开美丽的帷幕，还原人性的真实面貌”的字样为噱头。翻开内文，其内容更是令人咋舌，那些流传了百余年、烙印在一代代人童年记忆中的故事竟然满是“黄暴污”。

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几年前，市面上还存在过《成人格林童话》和《真实的格林童话》两本相类似的图书。实际上，三本书在内容上相差无几，都是脱胎于日本“写作组合”桐生操(堤幸子与上田加代子两位女作家)在1998年和1999年出版的两册《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不同的是，桐生操在序言中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说明：“我们参考了这些学者们不同的解释，在保留住‘初版’格林童话的残酷、粗犷的表现手法的同时，更彻底地挖掘出深藏在童话里的深层心理及隐含寓意，以自己的解释和表现手法，创作更为生动的《格林童话集》。”换句话说，桐生操的《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只是《格林童话》的一部同人文。

桐生操之所以能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吉原高志、吉原素子在1997年出版的《初版格林童话集1-4》日文译本。尽管《格林童话》是迄今为止被翻译成最多其他语种的德语文学作品，但长期以来广泛传播的版本都是以格林兄弟在1857年出版的第7版《儿童与家庭童话》为母本。两位日本学者的努力，第一次为日语读者完整呈现了这部经典在1812年(第1卷)和1815年(第2卷)首次出版时的样子。

在日语世界以外，想要便利地读到“初版格林童话”则尚需等待数年。直到201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才推出了由美国学者杰克·奇普斯翻译和注解的英文版《格林童话初版全集》。又过了几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

真正的初版故事

《格林童话》在1857年的最终版与初版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差异。

首先是篇目上的不同。在初版的第一卷中，格林兄弟一共收录了86个故事，第二卷中又收录了70个，共计156个。到了最终版，这个数字变为了200，另有10篇宗教传说。初版中的《细木工手艺人和旋工》《婆婆》《残篇》《夜莺和盲蜥蜴》《穿长靴的公猫》等被悉数删去，《好玩的保龄球与扑克牌游戏》《万能先生》《天鹅王子》《穿着绿大衣的恶魔》等篇目则被进行了替换，此外还有超过50个故事是初版中完全不曾出现过的。

其次在编辑体例上，格林兄弟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初版中，他们对每一个故事都做了细致的整理和考证，不仅一一注明了故事来源，还寻根溯源，从浩如烟海的民间童话及文献中捡索出相似的情节、地名甚至是一句话，并与相同类型的故事进行比较分析。在最终版中，这些长长的注释全部被拿掉了。

更重要的是在许多文本上，两版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有些是修辞上的变化。比如《玫瑰公主》的故事里，当王子吻下沉睡的公主后，整个宫殿都苏醒了。初版是这样描写的：“国王和王后也醒了过来，王宫里所有的人、马、狗、屋顶的鸽子、墙上的苍蝇和炉火都醒了过来。”最终版的描述则细腻得多：“这时国王和王后醒了，王宫里所有的人都醒了，互相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马厩里的马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体。院子里的狗跳了起来，摇了摇尾巴。屋顶的鸽子从翅膀下伸出脑袋，四下看看，朝原野飞去了。苍蝇在墙上爬了起来。厨房的火又燃烧起来，煮着食物。”有些则是内容的变换。比如故事《莴苣姑娘》，在初版中有一段充斥着性暗示的内容是这样讲述的：“就这样，他们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享受彼此的陪伴。仙女一直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莴苣对她说：‘葛索妈妈，为什么我的衣服变得这么紧？它们再也不合身了。’”而在最终版中，莴苣对仙女说的话改成了：“葛索妈妈，为什么你比王子重这么多？每次我拉他的时候，一眨眼的工夫就拉上来了。”

甚至在一些人物和情节方面，最终版也呈现出迥异于初版的样态。著名的《白雪公主》便是一个例子。初版中嫉妒公主美貌而欲置之死地的是她的亲生母亲，最终版里则是继母；初版中公主吃下毒苹果后被王子带回了宫里，仆人嫌每天抬着棺材遭罪，便把她举起来边骂边在后背上一阵乱拍，没想到反而救活了公主，最终版中则是在抬回宫的路上被树桩绊了一跤，意外震出了公主喉咙里的苹果。

事实上，透过这些差异可以清楚地看到格林兄弟的所有调整和修改，其实始终遵循的都是德国化、通俗化、文学化、儿童化四个标准。在他们剔除掉的那些篇目里，一部分是因为源自德国以外的口述传统，另一部分则因为故事过于阴森恐怖。而他们的改写，往往也是着笔于色情或有违伦理之处。至于对文体的精加工，杰克·奇普斯在其论著《格林兄弟：从魔法的森林到现代世界》中有过一个归纳：努力使故事在文体上更加流畅；注重清晰的结构序列；通过增加形容词、古老的谚语和直接对话，使故事更加生动、更加形象化；加强故事情节的行为动机；注入心理母题；消除可能降低乡村基调的元素。

初版面世后的非议

在《格林童话》的初版和最终版之间，格林兄弟还做过多次调整和修改。1819年、1837年、1840年、1843年和1850年，《儿童与家庭童话》接连出版过其它5个版本的全集，还在1825年、1833年、1836年、1839年、1841年、1844年、1847年、1850年、1853年和1858年出版过10个选本。

其实，格林兄弟一开始完全没有给这些故事动手术的想法，甚至反对这样的操作。在初版前言里，他们便开宗明义地诠释到：“所有的技能——说教、改良和对语言的艺术化把握——都会毁了这些故事。精致的书面语言在别处可能会产生高雅、鲜明、易懂的效果，在这里却适得其反，无法直抵核心。”

这一理念源自于他们收集这些民间故事的初衷，虽然结集取名为“童话”，但他们预设的读者实际上并不是儿童：“当我们回顾早期的德国文学时，发现其丰富性几乎没有被保留下来。对珍贵之物的记忆已无迹可寻，仅留下一些民歌和单纯的家庭故事。壁炉侧方、厨房炉边、通往阁楼的石梯、仍在庆祝的节日、远离喧闹的幽静牧场与森林，尤其是那些不受干扰的想象力，都化作了树篱，保护着故事，使它们得以代代相传。如今我们重新审视所采集的故事，我们打算提供自身当下的反思。”简单来说，他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挖掘德国传统的基础，进而重塑德意志的民族精神，

在当时的时代，格林兄弟并不是独行者。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面对分裂和贫弱的现实，以浪漫派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便发起了一场狂飙突进运动，旨在振兴民族文学、唤醒民族意识。1806年拿破仑的入侵进一步激起了这种民族情绪，许多人都投身到了对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中去，这其中就包括海德尔堡派的领袖人物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他们很早便开始采集古老的歌曲、故事和手稿，并在1805年出版了一部德国民间歌曲集《男孩的神奇号角》。格林兄弟的收集工作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正式展开的。

不过，初版《儿童与家庭童话》的面世却并未如预想般得到知识界的推崇，相反引来了一片不绝于耳的指责声。《民间传说，民间童话及宗教传说》的作者布辛就批评道：“从整体上来说，格林童话集是以意大利与法国的故事作为素材的，所以，意大利与法国的色彩太浓厚了，不能说是纯粹德国的东西。然而，格林兄弟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丽娜的童话集》的作者A·L·格林更是在自己的书中大加抨击：“文体太拙劣了。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从各个阶层来搜寻理想的民间童话讲述者，而是随便找了一个偶然出现的哄小孩的女人来凑合。讲述者那粗鲁的口吻被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上去，几乎使每一个故事都受到了损害。而且，由于既想照顾到学者，又想照顾到孩子，结果让哪一方的期待都落空了。所以，绝对不能说这是给孩子们看的书。”

就连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也不甚认可。在1813年初写给阿尔尼姆的一封信中，布伦塔诺写道：“两三天前，我买了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就整体而言，太让我失望了，一点都兴奋不起来。所谓忠实地记录下来的民间童话，没有任何意义，肮脏，故事又非常短，实在是无聊至极。”阿尔尼姆也认为，格林兄弟过于理想主义，对文学性故事和现代文学的评论过于悲观，他同时还认为《儿童与家庭童话》不是一本面向孩子的读物，因为它既没有给孩子看的插图，注释也过于学术化。

面对非议，格林兄弟在1815年第2卷的前言中给予了直接回应：“雨露造福大地万物，谁要是担心脆弱的植物会受伤害，只要搬到室内浇灌即可，总不可能要求雨露停止吧？任何自然的东西都可能是有益的，这也是我们想要传达的。顺便补充一句，我们发现任何一本有益于健康、充满启迪力量的书，很可能包含令人不悦的事物，《圣经》甚或位列榜首。”看上去，他们对自己的理念仍然抱有极大的信心，并不打算因批评而妥协。然而当1819年第二版出版时，种种迹象却表明他们正在做出调整。

“促成他们的修改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批评，而是一个契机。”吕宇珺是知名童话学者玛丽亚·塔塔尔作品《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的中文版译者，通过翻译过程中的相关研究，她发现格林兄弟对童话集的调整背后还有着更直接的现实因素。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的目的有一个根本的变化。本来是当作学术书籍出版，也没想着要赚多少钱。但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很糟糕，我记得其中一个人给兄弟写信的时候说，希望能够换一把写东西不腰疼的椅子，很落魄的状态。结果1812年书出版后卖得很好，他们其实是有点动心了。当然，他们挺倒霉的，碰到了非常糟糕的出版商，书很畅销但钱没赚着。”

出乎意料的畅销，与当时的另一个社会潮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国学者菲力浦·阿利埃斯在《儿童的世纪》一书中曾指出，在17世纪之前儿童并不被当作特殊的一类人或人生阶段，17世纪之后才逐渐不被视为微型的成人，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观念到18世纪才正式出现。而在《童年的消逝》中，尼尔·波兹曼也提出过一个观点：以口耳相传作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时代，儿童与成人共享各种信息，印刷术的出现则开始将儿童和成人区分开来。《儿童与家庭童话》的出现恰好与这种观念革新迎头相撞，尽管此前格林兄弟还认为没有必要为儿童设置专属的故事，但市场的回应却无比清晰地昭示着对儿童文学的需求和热情正在兴起。

穿过历史的童话

实际上，《儿童与家庭童话》在初版之前，还有过另一个“版本”。

1810年，布伦塔诺决定编一部民间童话集，他写了封信给格林兄弟，要求他们把收集到的童话都借给自己使用。哥哥雅各布·格林在一个多月后寄去了53个故事，但布伦塔诺最终却没有使用它们。直到1920年，布伦塔诺的部分遗物在法国厄伦堡的一个修道院图书馆里被发现，这份手稿才重见天日。

如果说对比最终版，初版《儿童与家庭童话》在文本上存在着不少粗糙之处。那么这份“厄伦堡手稿”则比初版还要简陋，字里行间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雅各布·格林的笔迹：“这里意思不明”，甚至有些篇目只是一个断篇或残章。

但正是这种草稿一样的状态，不仅更清楚地反映出了民间故事在口述传统中的原有面貌，也说明了格林兄弟推出初版《儿童与家庭童话》时已经对故事进行过修剪了——虽然他们在前言中“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没有添加任何情节，也没有任何润饰与改编”。依然以《白雪公主》为例：两厢比照之下可以轻易看到，初版的多处文字都更为准确、优美；在情节设置上，“厄伦堡手稿”的结尾中，公主的玻璃棺材不是王子带走的，而是她的父王，使她复活的方式也不是仆人泄愤的乱拍，而是医生们念起的咒语。

从1810年“厄伦堡手稿”算起，到1857年的第7版《儿童与家庭童话》，格林兄弟在这套童话集的编纂上花费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尤其是弟弟威廉·格林。1859年，就在第7版面世的两年之后，他与世长辞。不过，其留下的童话故事却并未随着他这个原著者的离去而停止被修改。

19世纪中期，《格林童话》传播到了克罗地亚，早期译本中的故事常常被改得面目全非。这一方面来自商业利益的驱使，另一方面也因为格林版本的童话带有浓重的德国民族主义色彩，使得尚未成熟的斯拉夫文化相形见绌。

与之相似，19世纪传播到西班牙的《格林童话》多处运用了归化策略，比如原著中的姜饼会被替换成当地的果仁糖，而且由于西班牙民众普遍信仰天主教，故事中的诸多暴力情节被弱化。在哥伦比亚的百余年传播史中，1955年以前备受青睐的是宣传天主教教义和道德准则的译本，之后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崛起，忠实于原版的译本更为流行。

作为德国的邻居，波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格林童话》发放了“禁止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书中体现的新教价值观与波兰民众信仰冲突。直至19世纪后期，波兰语译本才出现，但在大肆改编下更像是译者的创作。到了“二战”后，因为纳粹曾利用《格林童话》进行法西斯宣传，此书在该国再次被禁止。

在亚洲，《格林童话》也经历着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改造。19世纪末，日本的译本削弱了原著中严苛的惩戒，减少了对暴力与性的描述，着力宣扬优秀的道德品行；参照日译本翻译而成的朝鲜版本进一步抹掉了与性相关的情节，如《青蛙王子》中，王子与公主同住一晚的桥段全部被一场婚礼取代。

殖民时期，《格林童话》的英语译本已在印度传播。之后由儿童文学作家德瓦萨热翻译的印度语译本，则着力强化故事中女性遭受的暴行，旨在激起读者的怜悯，批判性别歧视、倡导男女平等。

而在中国，最早的译本可以追溯至1903年上海清华书局印行的《新庵谐译》，采用的是文言译法，充斥着古文腔调。稍晚，孙毓修主编的系列丛书《童话》也先后译介了8篇，文白混杂，且每一册的开头都加入了训诫说教。到了1960年代，这部作品被批判成了宣扬阶级合作和超阶级人性论、美化统治者丑化劳动人民的“毒草”，陷入了漫长的传播空白期。

然而这些具体历史时空下偏离原著的改动与处置，最终都随雨打风吹隐入尘烟了，只有格林兄弟倾注半生心血的那些故事依旧动人如初。正如他们在初版前言中写下的一句话：“故事仍在流传，人们喜爱享受故事而不需要任何理由，这正是口述故事的传统魅力所在，也是这项充满诗意的艺术与其他所有永恒事物的共同之处。”（徐鹏远）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故事名字有含义的英文翻译(故事名字有含义的英文)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9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