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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作到运营，不用动不动就说摇滚,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南方都市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故事的客栈古筝谱子1

1995年出生的春风，是闷饼的主创兼吉他手。

胡椒是经验丰富的乐队经理人。

我们在“粤队——广东乐队新势力”专题第一期中提到很多业内人士会觉得，“这几年的广东新乐队很不一样”，但具体有哪些不一样，以及为什么不一样，都很值得展示和研讨。南都记者近日专访资深经纪人、巡演经理胡椒，以及广东新锐乐队代表闷饼Moonband主创兼吉他手春风，试图从这两位从业者身上，探出一些究竟。

胡椒和春风是协作关系，胡椒是闷饼Moonband的执行经纪，但旗下还有一众新老乐队；春风除了在闷饼Moonband，还有另外的工作。胡椒和春风也算是“两代”广东乐队人，胡椒曾是吹波糖乐队的贝斯手，近些年专注做厂牌、做巡演、做音乐节；春风乐队之外的工作，也和演出有关。

旅游管理专业出身的胡椒从2009年左右带乐队巡演的时候，“巡演经理”这个工种还不明朗，他一开始带诸如大话梅乐队，也有帮忙的性质。现在旗下除了闷饼Moonband，还有沙漏、堆填区、机械懒猫、Power Milk等新生代，以及吹波糖、六道母等资深乐队。

胡椒开始带乐队巡演的时候，闷饼Moonband还没有成立，但春风回想，闷饼Moonband从中学的时候开始做，到今年也第9年了，虽然只是发过两张相对正式的专辑，虽然他自己也才刚刚从大学毕业两年。

采写：南都记者 丁慧峰

实习生 张圣博 杨晓鑫 张熹珑

软着陆

即便没有那么严谨，也不害怕去表达

春风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和几个同学一起玩乐队了，直到主唱九日在高中的时候加入，闷饼Moonband才更为成型。读中学的时候在肇庆，圈子相对更小，春风跟一个老师学吉他，认识了主唱九日之后才知道这位老师是九日的姐夫。

玩乐队的过程还算顺利，大家原本是小学同学，初中和高中都不在一个学校，主唱九日是乐队另一位吉他手加减的高中同学。差不多2013年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制作人伍绍维，春风回忆当时他刚从广州学艺归来，在肇庆的livehouse做调音师，经常一起玩就成了朋友。

2016年的时候，闷饼Moonband在伍绍维的帮助下出了第一首作品，然后一直合作到现在。当时的春风，已经在广州读大二，成员各自在不同地方，有在佛山、阳江，也有的留在肇庆，春风笑说，好在当时大家都没有离开广东。

2015年开始在广州读大学，春风没有和当时的广州乐队有太多接触，因为感觉很多人都在玩“核类”和重型，看起来比较凶。春风说大一大二的时候没有好好上课，周末还是会跑回肇庆，晚上经常用电脑做编曲，搞到早上四五点，逃了很多早课。

Moonband这个名字最早在2012年就有了，后来合计应该有个中文名，就用了谐音叫“闷饼”，最早期他们有参考玩日本的数字摇滚，但实际上做不出来，也有学习“东京事变”，选取了一部分和声，早期也喜欢过Explosions in the Sky，很多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他们现在也在听秘密行动，以及返回头去听The Chemical Brothers，学习做一些电子乐的尝试。闷饼Moonband的代表作《Dear Mary》《便利店女孩》等清新悦耳、明亮灵动，春风说，可能是因为乐队没有什么包袱，也就不会那么保守，即便是没有那么严谨，也不害怕去表达。

2017年《便利店女孩》那张EP做出来，春风说还是有东西想写，还是想做不一样的歌，并由此坚定了做音乐的信念。现在在“抢耳音乐”就职的春风，做演出策划，还自学了设计，自学了做手摇柠檬茶，没事儿的时候，还自己琢磨合成器和电子乐。

闷饼Moonband几个乐手现在都辞去了原先的正职。春风说得很实在，在肇庆随便打个工的话，工资还不如演出，乐队几个成员也都不愿意放弃演出。现在大家有了基本的共识，打工什么时候都可以打，演出可能就这一两年能演了，错过了就真错过了。

创作观

没有太多的“出圈”焦虑，但担心演得太多消耗自己的歌迷

春风回忆，第一次和胡椒合作是在2019年年底，在中山的一个商演，当时是先试一下，实际沟通过后确定合作关系，从2020年年初正式合作，包括闷饼Moonband签约老狼主理的厂牌麦田音乐，胡椒也是作为丙方去协调。现在胡椒也是乐队的执行经纪，负责演出等相关事务的对接。

对于和麦田音乐的结缘，春风说得益于当年草台回声做的一个数摇合辑，相关工作人员后来跳槽到了麦田音乐，老狼想要签约广东乐队，就在中间拉了线。虽然签约了麦田，但春风还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老狼。

闷饼Moonband现在并不缺少演出，反而还有意要减少，因为太多主办方喜欢搞拼盘演出，来到广州没有更合适的乐队，就觉得找闷饼不会错，也导致乐队在广州的出镜率太高。春风有自己的忧虑，乐队没有新作品持续在同一个地方演太多，对自己的歌迷是一种消耗。

因为现在长期在广州，也经常演出，春风会看到持续冒出的广州新乐队更多是在秀技术，尤其一些“核类”技术都很好，但缺少一些必备的精神表达，听一两首歌会很爽，听多了就会困。闷饼成立九年，1995年出生正值当打之年的春风已经在考虑瓶颈和突破的问题，到现在这个阶段，对音乐的要求也苛刻了很多。

现阶段的春风，更看重人本身的味道，就像他研究合成器音色，但又不想做得太过冰冷，也会很程序化地写歌，但反复听几次发现内涵不够，便会主动放弃。作为乐队的主要创作者，春风也会考虑歌曲传唱度的问题，但没有太多的“出圈”焦虑，因为知道自己眼里的流行歌和大众喜欢的流行歌是两个东西，距离甚至无法弥补。除了春风，整个乐队也都还在学习，自己去研究MV，去研究灯光，自己做VJ，自己买道具和布景，全都是自己做，也可以省点钱。

去年发了新歌《法蘭西斯賓館》，但春风并不满意，感觉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而是被各方压力推着去发布新东西，因为有了新歌才可能有新的演出，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春风笑说，现在写的新歌就是在抨击这种状态，检讨自己，自我反思，接下来就是要把事情做好，因为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还不努力就是浪费了以前的时间。

说起广东乐队新势力的特性，春风思考了一下，认为广东乐队更注重旋律性，而不是歌词的表达，可能跟受香港流行音乐影响有关，相对来说没那么“直给”。春风也有些无奈，因为现在很多要求，无论是公司还是乐迷，都希望音乐能“炸”，要“好蹦”，他说现在很讨厌“摇滚”这个词，动不动就说摇滚，哪有那么多摇滚。

春风直言不讳，现在的年轻人已很难理解上一辈的摇滚，各种矛盾没有在身上激发出来，硬要谈摇滚就会变味，也没有什么意义，“还是表达我们这一代人能写出来的东西就好，真诚一点”，春风说现在的新乐队很少再苦大仇深，虽然大家也并不容易，但为了愤怒而愤怒，自己就觉得不够真诚。

运营观

为了赚钱做音乐不是不对，而是没意思，做音乐只是喜欢，恰好能赚到钱，才是好逻辑

春风是创作人，胡椒则是经理人，大约2008年退出吹波糖乐队之后，他更多的精力就是在运营和执行上。因为有很多很好的经验，除了自己的乐队，包括太合、摩登天空、街声都会聘请他担任巡演经理，有很多乐队的巡演路线和规划，都是胡椒统筹完之后直接执行。

胡椒说这得益于自己做旅游管理，很多同学也都在机酒的行业里，对于乐队来说，其实巡演成本很高，能省一点是一点。胡椒在2009年开始做巡演经理的时候，国内几乎还没有这个工种，很多东西不规范，他最早是在香港，带过香港的乐队，也带过日本乐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除了带乐队，做演出策划，胡椒还做过430音乐节，从第一届的300人做到第三届的一万多人，十多年摸爬滚打，积累了很多经验。之前的SD Livehouse孵育了堆填区等乐队，和闷饼Moonband的合作，胡椒也是希望，能够帮他们再上一个台阶。

胡椒说看中闷饼Moonband，是因为乐队很扎实，本来就可以稳定发展，大家的思维也比较一致。相比照沼泽、与非门这样的资深乐队，胡椒认为闷饼Moonband虽然有了一些歌迷，但经历尚浅，很多事情还不能自己决定，与非门阿庆除了做音乐还做很多活动，沼泽也有自己的音响工程公司，因此可以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见解，闷饼Moonband就要去想怎么发展，怎么让自己厚实一些。

但与这些“前辈”乐队相比，胡椒也认为，诸如闷饼Moonband这样的新乐队，思想更为开放，表达也更为自我，当下想到什么东西就赶紧写下来，现在做demo的技术也很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录音，以前的乐队也有很多想法，但技术跟不上，现在的新乐队已经不用再为硬件发愁。

便捷的同时，也会导致精致的缺失，以及空洞和容易受到潮流的影响，胡椒带过很多乐队，很明白很多乐队为何第一张专辑最好，因为是经过时间打磨的有效积累，第二张第三张就容易程式化，尤其当下短视频平台的流量吸引，让很多创作者也会挣扎，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从运营者的角度，胡椒还是建议创作者把爱好和职业分开，一旦成为职业就会容易疲惫，也看到很多从业者，只是稍微懂一点就迅速入行，迅速出来赚钱，很多人都是为了做而做，不是为了喜欢而做，为了赚钱做音乐不是不对，而是没意思，做音乐只是喜欢，恰好能赚到钱，才是好的逻辑，如果恰巧碰到市场缺少这种类型，大家听了之后很兴奋，就能火起来。

胡椒也看到一些资深乐队，成员本来都有很好的技术，却反过来和新乐队小朋友“抢饭碗”，就有些大材小用，如果乐队的音乐没有进步，没有创新，至少不会引发同行的认同感。胡椒说自己现在听年轻乐队做的音乐，做得好就会用心推荐，反倒一些资深乐队，态度和作品都不好恭维。

除了独立乐队，胡椒也给一些主流艺人做过演出经理，有很多奇葩的现象就在眼前，比如一个已经成名多年的歌手，如今也在走livehouse演出，但聘请的乐手很容易弹错，6首歌眼睛都离不了乐谱，这样完全没有用功的演出，还是不要玩了。

前一阵胡椒还带闷饼Moonband参加了一个嘻哈演出的拼盘，一个说唱歌手带了乐队，结果上台前没有排练过，吉他手从头到尾假弹，鼓手从头到尾不在点上，就是在瞎搞，本来是嘻哈厂牌做的演出，来的很多都是嘻哈的歌迷，结果闷饼Moonband演完，很多歌迷都转向乐队了。胡椒说如果主办方、经理人不懂音乐，做演出就是砸了自己。

尽管近些年因为综艺节目催火，到现场看演出的年轻乐迷在增多，但在胡椒看来，《乐夏》这样的节目停办也不是坏事，再这样下去只是对乐队的消耗，难道要让所有的乐队都去节目讲故事卖惨吗，乐队的事情还是要乐队的市场自己来决定，乐队的歌迷也最好让乐队自己来培育，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能有良性循环。

有故事的客栈古筝谱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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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征组歌》又名《红军不怕远征难》，是开国上将萧华将军所创作的一部辉煌而又不朽的红色经典史诗。

1916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东街萧屋村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的萧华，12岁参加革命，13岁时就担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5岁时便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政治委员，17岁时担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后改称红一军团第十五师，仍任政治委员)，率领少共国际师7000余名官兵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抗日战争初期，22岁的萧华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人称“娃娃司令”。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才39岁的萧华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64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当年接替病故的罗荣桓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患了肝炎，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养病。萧华爱好读书，更喜欢诗词歌赋，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养病期间，他制定了一个“休息”方案，就是白天读书、练字，晚上写点想写的东西。萧华想到，1965年10月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对于讴歌长征，他早有所动，只是由于长期以来日以继夜地忙碌于工作，无整块时间集中精力动笔。于是，萧华便决定利用这次养病的“天赐良机”，根据自己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运用文艺作品的形式，对两万五千里长征来一次集中的概括和总结。

这期间，萧华名为养病，实无闲暇，在他住的那幢小楼里，夜间常常灯火通明。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连续十余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脑海里总是映现出长征途中的那一幕幕战斗场面。当时写作的情形，用萧华自己的话来描述，再生动不过了。他说：“我写长征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泪的。”

为了用诗歌这一文学形式来真实反映长征这一人间奇迹，萧华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步骤地进行着艰苦的构思。他还广泛浏览古今诗词，学习锤炼语言和推敲韵律。经过几个月的呕心沥血，深思熟虑，边写边改，终于完成了12首气势磅礴、令人振奋的诗歌创作。后又经过多次征求词曲专家们的意见，进行了近10次大的修改，这才摘取了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一句诗为总题目，将组诗取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

二

1964年11月，萧华找来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和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总团副团长晨耕，请他们将他写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谱成乐曲。当时，他要求两个团各搞一台节目，于1965年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时演出。他说：“我不是让你们合作写一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曲，总政歌舞团要搞一台带舞蹈的大合唱，战友歌舞团可以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不一定写成12首曲子，也可写成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曲，把这12首诗的意思融进去。”为了让作曲者更好地发挥艺术创造力，萧华还说：“你们可以根据作曲的需要，改动部分词句。”由于萧华有言在先，这样两个歌舞团后来各自搞的版本的歌词也就略有不同。例如，第一曲《告别》中，战友歌舞团的是“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总政歌舞团的是“紧紧握住红军的手/捷报早日传故乡”。

随后，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四位作曲家在萧华原有的12首诗中选择了其中的10首，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将10首诗分别描绘成10个环环相扣的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四位作曲家还匠心独运，巧妙地把中央红军当年走过地区的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完美地揉合在一起，运用到谱曲创作中，初步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以讴歌中央红军排除万难，不怕牺牲，最终获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的革命精神。

1965年4月，晨耕、生茂、唐诃、遇秋四位作曲家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萧华汇报了《长征组歌》谱曲的进展情况。四个人逐段试唱，边说边比画边唱。当他们汇报到合唱段落时，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萧华听后觉得还满意。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便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上午给他们四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尽管这四位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音乐家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萧华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萧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遇秋深有感触地说：“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三

从杭州回京后，四位作曲家就开始酝酿写总谱了。由于晨耕担任歌舞团的领导工作，平日公务繁忙，过去又没有专门学过五线谱；生茂多年来一直醉心于“抓旋律”；唐诃没有进音乐学院深造过，驾驭不了这样大的作品，这样，写总谱的这个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科班”出身的遇秋肩上。

遇秋，姓李名遇秋，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1940年，11岁的李遇秋进了“抗中”学习。在经历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他学会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称为“快活的百灵”。后来进入“抗敌剧社”(战友歌舞团的前身)，被领导发现是棵“好苗苗”，于是便指定专人教他识谱、作谱，拉手风琴。

《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初正式开始排练，曲谱边排边改。战友歌舞团推出最强演出阵容，担纲演出的有该团主要演员马国光、贾世骏、马玉涛。那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有一次看完排炼，他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后期创作正值1965年盛夏，李遇秋的创作环境就是在战友歌舞团的一间只有3平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屋里热得像个“锅炉房”。有时热得受不了了，他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只披着一块湿毛巾。那时他全仗着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写、改。人们对《长征组歌》中的很多唱段至今犹闻在耳，恐怕很少有人了解这其中凝结了李遇秋的多少心血。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排练，1965年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萧华第一次审看了由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遇秋谱曲，著名指挥家唐江指挥的《长征组歌》。他看完演出后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演出是成功的。”

四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正式公演。

《长征组歌》在首都汇报演出时，周恩来接连三个晚上去看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周恩来对几位作曲者说：“萧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周恩来还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

随后，《长征组歌》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巡回演出20多场次，场场爆满，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1965年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对剧组人员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之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长征组歌》的主要歌曲就迅速地传唱开来。当年就在全国各地演出5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

《长征组歌》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庄严宏伟却又耐人寻味。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可谓是中国合唱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

总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也相继排练成功，于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为当时在北京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了两场，演出非常成功。当时周恩来和萧华观看了演出。周恩来问萧华，这两个版本哪个更好？萧华说，各有千秋。“总政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曾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成舞台艺术片保存下来，但由于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拍摄计划夭折。后因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没有再公演过，其中的歌曲和音乐也就没有流传开来，因此鲜为人知。据当时参加“战友版”《长征组歌》演出的马子跃评价，总政歌舞团的节目很壮观，很有气势，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乐的交响性也比较强，运用的美声唱法和西洋音乐元素非常丰富。

1966年春天，战友歌舞团《长征组歌》剧组忽然接到随周恩来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看了剧组的汇报演出。周恩来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总觉得还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李遇秋说：“你们回去再修改一下好吧!”出国前，周恩来再次看了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

五

1967年春天，那正是“文革”中乱哄哄的季节，“万花纷谢一时稀”。一次，贾世骏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在他唱了两首歌之后，周恩来向他招手，亲切地喊道：“贾世骏同志，请你过来一下!”贾世骏立刻来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亲自递给他一杯茶，然后用他那累得沙哑了的嗓子说：“教我唱唱《过雪山草地》好吗？”贾世骏真怕累着了总理，就说：“您不是已经唱会了吗？”周恩来说：“再和我一起唱唱，纠正纠正。”于是贾世骏也就立即哼唱起来，周恩来打着节拍，也跟着唱了起来。当他们唱完一遍之后，贾世骏兴奋地说：“总理您唱得一点也不差呀!”周恩来笑道：“你再唱一遍，我熟悉熟悉。”于是他们又哼唱起来。

周恩来为什么对《过雪山草地》这一曲情有独钟？这大概是缘于他当年过草地时命悬一线之原由。

1935年6月的一天，中央红军在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的恶劣，一下子病倒了。病情来势凶猛，接连几天高烧不退，不能进食，后又昏迷不醒。医生根据白血球增高、皮肤蜡黄、肝肿大等症状，诊断周恩来患的是阿米巴肝脓疡，这种病在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当时的环境无论是穿刺抽浓还是开刀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只能用局部的“冰冻”把炎症退下去。取冰得派人到60里以外的雪山上去背，医生把战士背回来的冰块装在袋子里，放在周恩来的脏肝部位。过草地时，毛泽东指定由红三军团负责用担架抬着周恩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决定扔掉两门迫击炮(当时整个中央红军只有8门迫击炮)，这样即可腾出20多名战士轮流抬着担架过草地。彭德怀把“担架队长”这一极为重要的职务交给对周恩来感情很深的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

布满沼泽的茫茫大草地，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四起，时而大雨滂沱，时而漫天大雪、冰雹骤降，人们每走一步都是极其艰难，何况还要抬着担架？陈赓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兵站站长杨立三亲自轮换抬担架的战士。体质非常虚弱的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走出草地后一头栽倒也病了。过了草地之后，周恩来身体渐渐复原，他开玩笑地对陈赓说：“你曾救过蒋介石的命，现在又救了我的命!”1954年，时任中央军委财政部部长的杨立三因患脑癌逝世，周恩来担任主祭。他无论如何也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上一程，并走在右边最前头执绋引棺。由此可见，过雪山草地这段经历对周恩来来说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六

“文革”后期的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共和国重现“艳阳天”。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这部作品几经磨难，复排重演，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是10年浩劫后期呼唤长征精神的一个壮举。在拥有近2000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两个月内连续演出了40场，而且场场都座无虚席，报纸和电台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连续报道，《长征组歌》再一次轰动了全国。邓小平在审查时，亲自动笔，将《突破封锁线》一段中的一句歌词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进一步突出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当时，周恩来病重正在医院动手术，但他仍然惦记着《长征组歌》，他在看了电视转播的实况演出后，又派工作人员去索取演出的实况录音。临终前，周恩来还念念不忘《过雪山草地》一曲中的“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那句歌词。

1995年，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受萧华将军夫人王新兰和很多老领导、老同志的共同委托，由总政歌舞团著名指挥家胡德风策划，对《长征组歌》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将军在审看了新版《长征组歌》之后称赞说：“老版本本身就很好，现在经你们加工后，就更加锦上添花了!”

从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首演成功到今天，《长征组歌》已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其中的许多唱段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部受到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倾注和凝聚了几代艺术家心血的作品，以她那深刻凝炼的词汇，清新动人的优美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长征组歌》在国内外巡演总场已达1000多场，观众多达数百万人次，堪称中国音乐史和中国演出史上的一个奇迹，被称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

有故事的客栈古筝谱子3

她握梳子的劲道似一股力量支撑着她的手不停运作，头上传来咔哧咔哧的声音，就像她年轻时喊过的劳动号子。他觉得，这样的奶奶，始终有能量在她声带里积蓄着，让她随时都能高歌一曲。

2011年8月，云南弥渡县朵祜村，李彩凤在山坡上唱歌。受访者供图（白正学 摄）

文丨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吴兴发

►本文5735字 阅读10分钟

2022年7月3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寅街镇朵祜村，唱了一辈子山歌的李彩凤最终停止了歌唱，终年79岁。

李彩凤从会说话时，便会唱调子了。在朵祜村这一彝家山寨，放牛放羊、上山砍柴、找对象，大家都要开腔唱山歌。歌声是他们表达情感最普遍的方式。

195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五朵金花》到云南取景，时年16岁的李彩凤被选为情歌对唱场景中的群众演员。当时远近村寨的许多人都知晓了这个唱功了得的少女。

十年前，李彩凤被选为“弥渡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守灵的那三天，二儿子李毕在家中灵堂循环播放《放羊调》、《小河淌水》、《黑七腊白》等母亲唱了一辈子的弥渡民歌。在他看来，母亲具有穿透力的歌声唱出了许多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母亲走了，我的伤痛深如峡谷。”李毕回忆，小时候，没有电灯的夜晚，李彩凤时常抱着他或兄弟在火塘边烤火，嘴里不忘哼唱着《摇篮曲》。

用李毕的话说，唱歌是母亲与生俱来的技能。传唱弥渡民歌，亦是她躲不开的命运。

她的《小河淌水》，有少女般的天真

在涉及弥渡山歌《小河淌水》的论文、民歌书籍中，歌唱家龚琳娜曾不止一次见过“李彩凤”这个名字。龚琳娜也爱唱《小河淌水》，2020年3月，她终于去往这首歌的起源地——位于云贵高原西部、大理州东南部的弥渡县采风。

那是龚琳娜第一次去弥渡。云南当地的一名记者告诉她，如果想听地道的《小河淌水》，一定要去拜访朵祜村的李彩凤老人。年近八旬的她住在同彝族人的歌喉一样高亢的高山上。

乍暖还寒的初春清晨，身着彝族服装的李彩凤站在村口迎接龚琳娜。村寨比意料中还要干净，村里人对李彩凤都很尊敬，龚琳娜思忖，老人的晚年生活应该很幸福。

村里2017年建成的彝族传统文化传习所，砖木结构，其中有两间属于李彩凤。看着传习所内配置俱全的桌椅板凳，龚琳娜心中一暖，“能感觉到国家对这类民间艺人的重视。”

然而同时，她不禁有些伤感。李彩凤这样的民间艺术家都年事已高，龚琳娜担心，随着这些民间艺术家的过世，一些声音、一些旋律可能也会随之消逝。民歌的传承面临着断层的危机。

因此，她很珍视此次拜访。

李彩凤邀请她去老屋坐坐。在火塘边，李彩凤唱起了《放羊调》、《摇篮曲》、《小河淌水》等多首彝族民歌。她时而摇头，时而轻轻闭上眼睛，时而挥动手臂，银制头饰碰撞出沙沙的响声。间或冒出的咯咯哒哒的鸡叫声没有将她的情绪打断。

火塘上烧着的那壶水不断升腾出白色雾气，扑到二人身上，很快又被李彩凤唱歌呼出的气息搅散。龚琳娜膝盖上摊开着笔记本，以便及时记录谱子、旋律和发音。某些她听不懂的彝语发音，就用拼音代替。当这位同样专注民歌传承的后辈对李彩凤唱出自己的理解时，偶尔，李彩凤也会指点两句，“后边这两排多拖一点……”

听李彩凤唱歌，龚琳娜听到了放松的唱腔，如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情感饱满而内敛。在寻觅各处独特声音的途中，龚琳娜见过不少老人，李彩凤的真实纯粹让她深觉可贵。人如歌声，歌声如人。

当李彩凤开嗓用彝语唱《小河淌水》时，龚琳娜心生震荡，觉得眼前坐着的根本不像一个老人，“她的表情神态更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神采奕奕的。虽然声音苍老了。”

唱歌之余，李彩凤乐意提起一些往事：年轻时乡亲们经常约着上山砍柴或者放羊放牛，一去就带着好几天的干粮。高山上的生活艰难而单调，全靠唱歌来解闷。

歌里有他们对爱情的向往，对大自然的赞颂，以及旺盛不息的生命力。

“所以会产生像《小河淌水》那么浪漫的歌。”依照龚琳娜的解读，“月亮出来亮汪汪”就像姑娘的眼睛“亮汪汪”，讲的是月亮，其实唱的是自己。

听到李彩凤离世的消息，龚琳娜委托朋友送去了花篮和礼金。在探寻非“千人一声”的声音地图里，她庆幸自己曾拜访过这位纯朴的民间艺术家，记录下来一些应当记录的声音痕迹。

“再过几十年，这批老年人老去，这样纯粹的民歌，恐怕只有音乐学院的课堂上才有了。”曾有人在龚琳娜发布的李彩凤视频下方评论。

2020年3月，云南弥渡县朵祜村。李彩凤（图左）在家中火塘边给龚琳娜（图右）唱歌。受访者供图

从乡间农妇到弥渡民歌传承人

李彩凤出名得晚。

54岁以前，李彩凤算是彻头彻尾的乡间农妇。

年轻时虽当过卫生员、话务员、县花灯剧团的独唱演员，但劳作一直是她不变的底色。养鸡、放羊、砍柴，家里的一亩多地还种着荞麦、小麦、玉米、豌豆等农作物。

9岁丧父的她懂事得早，身为长女，早早便帮着母亲操持家中大小事务，照顾弟弟。日子过得苦，唱山歌成了她为数不多的乐事。

195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电影《五朵金花》到云南取景，时年16岁的李彩凤被选为情歌对唱情景中的群众演员。尽管影片中没有她的特写镜头，当时远近村寨的许多人都知晓了这个唱功了得的少女，听闻她的彝族名字叫来香。

见过她的人四处讲，来香是朵祜河畔女人中的女人。

朵祜村村委会主任李华昌是李彩凤的远房亲戚，自小叫她舅妈，从家步行六七分钟就能到她家。“她做的饭菜很好吃。”李华昌儿时就知道，李彩凤家里面由她说了算。

在李华昌眼里，李彩凤是朵祜河畔女人中的汉子。女人能做的活她能做，男人能做的活她也能做。民族刺绣、剪纸手艺在村里是一绝，勤劳能吃苦，干农活也得心应手。“个性强势，很有正义感，心直口快，在村里碰到看不下去的事情，别人不敢说的，她敢说。”

时年16岁的李彩凤被选为电影《五朵金花》的群众演员。受访者供图

去世前一个月，在大理州人民医院住院的李彩凤还惦记着一个盲人邻居，她无儿无女，76岁了，是村里知名的“五保户”。李彩凤委托另一个邻居给她送点饭菜，担心她挨饿。

不久前，当着李彩凤面，李华昌打趣道，“你是女汉子啊。”年轻时能背动两三百斤柴火和粮食的老人乐呵呵地笑，“没办法的事情。” 直至去年，她还坚持每天上山砍柴，以锻炼身体。

村里人都说，54岁是李彩凤生命的分水岭。

1997年，时年54岁的李彩凤闯入央视记者的镜头，她清亮天然的歌声自此从偏远山区传进更多人的耳朵。

李华昌回忆，那个年代，弥渡县内山歌唱得好的人并不罕见，但太多人一面对镜头就无法自然歌唱。而李彩凤性格开朗、胆子大、不怵镜头，加之颤音出众，因此被央视节目组选中。

2006年1月5日晚间，北京大学百年讲堂，“聆听云南”音乐会现场，在俄罗斯爱乐乐团的伴奏下，李彩凤用彝语独唱起被称为彝族英雄史诗的《黑七腊白》。这首她从8岁便会唱的民歌，讲述了南诏国第一代王细奴逻（黑七腊白）由牧羊人成为国王的故事。

整场演出结束后，台下师生不停喊“老妈唱得不过瘾”“再来一首”，李彩凤又返场唱了一首彝族情歌。歌毕，李彩凤举着话筒说，“今天晚上我在这里想说两句话，北大的全体师生，我会留给你们深刻的印象。”

说完，李彩凤泪流满面。多年后，回顾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她说当时流下的是高兴的泪，激动的泪，忘不了的泪。

那次演出由二儿子李毕陪同，两人都是第一次去北京。在毛主席纪念堂参观时，李彩凤哭了。李毕说，抛开老一辈人骨子里的情结，母亲是感激唱歌给她带来的全新经历，“毕竟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在那么大的舞台演出，第一次到首都。”

在李毕看来，置身通讯发达的商业社会，原生态的东西逐渐成为后视镜的风景，愈走愈远。“在母亲的歌里，找不到丝毫的商业气息。一些山歌唱出的是普通大众的情感。”

2011年5月，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李彩凤被选为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有时候，李毕觉得母亲似“中魔了”一样，将传承人这个身份看得太重，正式收了16个传承弥渡民歌的弟子，到各个学校唱民歌、普及民间艺术，“想要做更多的事情。”

2006年1月，李彩凤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受访者供图

最好的母亲，最好的奶奶

在儿孙们眼中，李彩凤是最好的母亲，最好的奶奶。

纵然自己仅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她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在大儿子李强看来，母亲的思想格局完全不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

“在大山里，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很难出山了。”她不止一次跟儿子们强调，要靠读书来打破命运的桎梏。后来，四个儿子相继走出大山。两个定居县城，两个在外务工。

李毕忆及，约40年前，在弥渡县一中念初中时，李彩凤为了给他凑生活费，一个人背着重达100多斤的6根椽子，从朵祜村出发，步行36公里到了县城。在市场、在街边，她用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叫卖着椽子。一根卖7毛钱，最终卖出4根，余下2根寄放在熟人处。揣着钱，李彩凤小跑着给住校的儿子送去。没聊几句，不到晚上7点，李彩凤就打着手电筒返程了。为了省钱，她舍不得在县城住宾馆。

那时县城和朵祜村之间还不通公路，来回72公里，全靠走路。山路有多难走，他再清楚不过。一些细节他不忍细想。少年的李毕，看着母亲1米5几的背影渐行渐远，心中很难过。他想，途中，母亲一定唱了不少调子。

2014年4月，李彩凤和二儿子李毕一起参加活动。受访者供图

1999年9月，李彩凤的幺儿子因意外去世。两个月后，李毕的儿子李润泽出生。为尽快消解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愁云，李毕将母亲接到县城生活，让她帮忙照看新生命。这一待，就是13年。

在弥渡县城，李彩凤的汉语口语水平突飞猛进。一来李毕的爱人是汉族人，听不懂彝语，为避免儿媳妇误会，老人在家中同儿子交流也用汉语。二来弥渡县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之地，担心孙儿听不懂彝语，唱民歌哄孙儿睡觉时，李彩凤也改用汉语。她跟小孙儿说，她属羊，他属兔，属相很合，两人可以一起吃草。

打记事起，李润泽就特别喜欢奶奶一边唱歌一边背着他颠来颠去。《放羊调》和《画匠歌》是奶奶常给他唱的童谣。他能在奶奶的空灵唱腔中感受到安宁，“像小孩子喜欢听下雨声。”

他一直没忘记，6岁那年奶奶曾牵着他在洱海边散步。那一年，他的脖子上长了一个淋巴瘤，压迫到神经。医生说，手术难度较大，但若不尽早手术，会危及性命。听罢，李彩凤落泪了，在儿子和儿媳作出决定前，她带着孙儿从州医院出来，去了洱海边。她牵着孙儿的手，指着洱海，说了好些话，但早已模糊在洱海的风里。李润泽只记得，那一天，奶奶哼唱的调子和以往的不同，曲调悲伤而凄凉。她的步调很快，牵着他走了很久很久，当他走不动的时候，她就背着他回了医院。

懂事之后，李润泽才知道，原来奶奶的劲儿也会使完，也会感到劳累。

针线活做久了，她的眼睛会不舒适，拿针的手会微微颤抖。六七年前，李彩凤因心肌缺血住了院，脸浮肿着，眼神空洞，眼皮耷拉下来，嗓门也变柔了。他第一次觉得，奶奶是真的老了。

不过，衰老的奶奶依旧能和一手带大的孙儿心灵相通。大学期间，李润泽经历过一次误诊，医生称他心脏存在严重问题，可能活不过三个月。他闷在心里，不敢告诉家人。但同家人的日常联系一直没有中断，父母没有觉察到他的任何异常。令他讶异的是，奶奶在电话中听出了他的不对劲。再难掩饰，他告诉了奶奶一切。很快，李彩凤独自一人出村坐高铁去昆明，找到孙子学校，劝他再去大医院做检查。

“那是她第一次坐高铁。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她是怎么买票的。”李润泽不避讳地说，奶奶在家族的地位很高，但自己一直是她的“心头爱”，是她最坚定维护和偏爱的后辈。13岁之后，每次回村里探望奶奶，奶奶都会跟他分享最近见了哪些人，同他们聊了什么，以及外出演出遇到的有意思的人事物。有时候，她也会关上门同他聊一些家长里短和小八卦，并叮嘱他，“不要跟其他人讲哦。”在李润泽看来，这是奶奶“小女生”的一面。

幼年李润泽坐在山坡上听奶奶李彩凤唱歌。受访者供图

天地都是她的听众

早在29年前，李彩凤便为自己备妥了棺材。

家族自留地边缘自然生长多年的高大杉松，交由村里的木匠打制，就成了一口厚实的棺材。6年前，她亲手缝制了一套彝族上衣、裤子、围裙、发饰，放在屋内指定的位置，家人都晓得，那是“百年之后”要穿进棺材的寿衣。

确诊结肠癌的第42天，7月3日23时43分，李彩凤在朵祜村老屋隔壁的新水泥房内去世。头一天下午，尚在大理州人民医院肿瘤科住院的她强烈要求大儿子李强将她接回老家。大家都说，她应该是有所预感，想落叶归根了。

弥留之际，三个儿子都陪在她的身边。生命的最后瞬间，她看了大家一眼，闭上眼睛就断气了。走的时候，眼角无泪。“走得很安详。”李强回忆，母亲出院前两天都还在病房里给护士唱她唱了一生的《放羊调》。

7月5日下午，穿戴着整套彝族服饰的李彩凤躺在那口杉松棺材内，正式同彩云之南的一切告别，葬在了79年前比她出生的位置更高一些的山坡上。

6月下旬的一天，正在紧张备考的李润泽瞒着父母，偷偷坐高铁跑到医院看望奶奶。见到孙儿的时候，她又惊又喜。她招待孙儿去医院餐厅吃饭，点了红烧肉、土豆炒腌菜、番茄炒鸡蛋、炒青豆、萝卜排骨汤。全是孙儿喜欢吃的。饱受癌症折磨的她其实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但在孙儿面前，那一顿她还是吃了少量饭菜，“想在我面前表现得已经好转了，让我安心学习备考。”

在医院花园散步时，李润泽牵着她，她对他说自己还能再坚持五六年，等他找到工作再走。他安慰她别想那么多，“没做过坏事的人肯定能长寿的。”

离别前的十分钟，祖孙俩没怎么说话，静静地吹着洱海的风。在那十分钟里，李润泽豁然了悟6岁那年奶奶的心境，正如此时此刻的自己。上出租车前，他紧紧抱住了奶奶。那是二人现实生活中的最后一次相见。她走后，父亲告诉李润泽，她为他留了一套亲手缝制的彝族服装，指明给他未来的未婚妻。

李润泽曾无数次看过奶奶梳头，哪怕她的头发粘在梳子上一把一把地掉，他也并不觉得她老了。

她握梳子的劲道似一股力量支撑着她的手不停运作，头上传来咔哧咔哧的声音，就像她年轻时喊过的劳动号子。他觉得，这样的奶奶，始终有能量在她声带里积蓄着，让她随时都能高歌一曲。

李毕后来查过，令母亲毕生难忘的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观众厅共有2167个座位。其实，她的舞台广大得多。从小到大，彩云之南的山山水水都加入过她的混响。

天地都是她的听众。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8日 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