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国少年的故事(爱国少年的故事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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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少年 中国故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日报客户端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11月24日上午，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希望出版社承办的举 “烽火少年 中国故事——《行走的学校》新书分享会暨‘一带一路’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在线上成功举办。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胡彦威，副总经理、总编辑孟绍勇，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赵新中，希望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琦、等出席会议。朱永新、郭义强、海飞、徐德霞、谭华、崔昕平、王宇等教育界、出版界、评论界、儿童文学界、版权贸易界专家先后发言，对《行走的学校》一书做出精彩点评。 《行走的学校》是一部儿童小说，由江苏作家邹雷创作。小说以新安旅行团的真实历史为题材背景，成功塑造了刘纪宇、章枣、丁捷、童牧等英雄少年形象，描写了烽火年代的新安旅行团为“民族生存奋斗”、为把“中国来改造”行走实践的故事，表现了新安旅行团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韧不屈、勇于实践的优秀品质，展示了新安旅行团对中国少年儿童运动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凸显了教育在救亡图存运动中对少年成长的重要意义，引领新时代少年以英雄为榜样，胸怀家国，砥砺成长。 该书是希望出版社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出的一部少儿主题精品力作，甫一出版，就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读周刊》一周热荐书单，相关报道被学习强国号转载，版权成功输出至“一带一路”国家阿联酋。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谭华） 我父亲一直强调， 大家一定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事业才能走得更远。 于辛 · “两弹一星”功勋于敏之子 格致论道第86期 | 2022年9月17日 北京 与良师益友相伴 陈征：特别荣幸今天能请到于辛老师，从家人的视角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遥远、神圣的重要科学家们，在生活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请您先跟我们讲讲于先生的故事。 于辛：我觉得要了解我父亲，应该从他的青少年时代开始讲起。在我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生活在动乱中，生活在日寇的侵略时。当时我们是国弱民穷、民不聊生，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在天空飞过。爱国少年的故事有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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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于敏
在这种环境下，我父亲感到无力救国，认为只能好好地去学习科学知识。所以，在他心里从小就埋下了科学救国的种子。
▲于敏与父母合影
在他小学毕业以后，离开家乡芦台镇，高中考入了天津市的第一中学。那时第一中学是天津非常好的一所学校，但是由日本人管理的。所以不到一年，父亲就申请转学到了当时的一所民办学校——天津木斋中学。
在高二时，他参加了木斋中学的综合知识考试。这个考试中，高一、高二、高三所有的题都出在一起，他考得非常好。有一位叫刘行宜的老师非常爱才，看到了我父亲的成绩，觉得在木斋中学会耽误他，就推荐我父亲去天津的耀华中学。
去耀华中学需要担保，他就给我父亲提供了担保。当时我的爷爷身体不好，收入也比较低。可耀华中学是个富家子弟的学校，从来没有收过穷学生。但正因刘行宜老师的担保和父亲出色的成绩，耀华中学破例收下了他。
我父亲进入耀华中学以后如鱼得水，耀华中学的图书馆让他印象特别深刻，藏书非常多。耀华中学的语文老师，在讲解历史和古诗时，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历史价值、作者的环境等均会讲明，让他学会了看问题一定要高屋建瓴，要从全局的角度去看。
耀华中学还有一位数学老师赵伯炎先生，他教会了我父亲做学问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每道题要了解怎么解、有几种不同的解法，要前后融会贯通。所以，耀华中学初步培养了我父亲的学习思路和学习方法。
在1944年临近毕业时，我的爷爷因为身体不好，只能把工作辞了，回到老家休养。这个时候面临着高考，对我父亲来说也就面临着失学。父亲在耀华中学的同学陈克潜先生知道了后，把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陈范友先生，陈范友先生所在的公司决定资助我父亲上大学。这样我父亲才考入了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有一件事情对我父亲影响非常大。在1949年快毕业的时候，他考取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但却得了伤寒，当时错误的救治使他患上了肠穿孔。
▲于敏（后排左一）和同学们在北大理学院荷花池
北京大学教务处知道后，让他从传染病医院转入北大医院。在北大医院，张金哲先生给父亲做了手术，成功抢救。但手术后治疗还需要阿莫西林（青霉素），那时价格很贵，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他没有钱。是北大的老师、同学们募捐，买了青霉素给他打进去，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在救治过程中，需要输血，北大的同学们排着队验血，血型跟父亲相同的赵凯华先生、孙亲仁先生给他输了血。同学们也自发排队轮流照顾父亲。这样，1949年10月1号，我的父亲在病床上听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段故事？因为我的父亲多次跟我们提过，人要学会感恩。在当时日本兵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的环境，更要有爱国精神，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科研生涯的三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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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辛：北大毕业以后，他考取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他的方向是量子场论的研究。1951年研究生尚未毕业时，因为家里很穷，胡宁先生推荐我父亲去了刚成立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在近代物理研究所里，我父亲跟大师们在一起，也是如鱼得水。
但是，因为国家的需要，钱三强先生找到他，希望他转到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上。当时量子场论研究他刚钻进去，非常喜欢，但因为国家发展需要原子能事业，需要原子核理论，他觉得还是要转。
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他一干将近十年，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在1955年，由于他在原子核理论领域的出色研究，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在1959年，他和北大的杨立铭教授合作发表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1961年1月，钱三强先生又找到了我的父亲，希望他从事氢核理论的预研工作，父亲又面临着一次大的转行。因为在原子核理论上，他刚有所突破，且即将能有更大突破的时候，再次因为国家需要，他加入了氢核理论小组，开始了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
我的父亲多次跟我说，他非常喜欢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越抽象越好。但这几次转行，离抽象研究越来越远，最终转到了应用。事后他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课题，他不能有其他选择，必须全力以赴。
其实，1961年钱三强先生找我父亲谈话时，他还有一种想法，觉得我先把它搞完了，搞完了以后就可以回来。结果，从1965年10月的“百日会战”，到氢弹原理的突破，氢弹爆炸成功，中子弹的突破、核武器的小型化、武器化，到1996年我们国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他为了国家的需要，再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
改革开放后科学院恢复重建，1980年钱三强先生回到科学院时，多次找到我父亲，希望他到科学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但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核武器只是从无到有，离武器化、实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出于各种原因，核武器研究所的很多人员都离开了。在当时理论部的“八大主任”中，有四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物理科学家，其中，邓稼先先生到了院里从事领导工作，周光召先生调到了科学院，黄祖洽先生调到了北师大。如果父亲走了，这个队伍就又缺少了一个。这个时候，我国核武器技术正处于爬坡的关键时期，我父亲只能婉拒钱三强先生的邀请，继续从事国防核技术的研究，一干就是一生。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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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征：确实，刚才听于老师分享于敏先生的故事，非常感动，我也看到于老师的眼眶里闪烁着光芒。您能不能再跟我们简要分享一下，在您眼里，您的父亲于敏先生，在他和身边人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出的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质？
于辛：刚才说到了，我父亲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再分享几个小故事。在天津耀华中学的时候，因为它是富家子弟学校，我很好奇他的同学是否会排斥他，因为父亲是个穷学生。他说不会，因为同学们有不懂的问题，找他来解答，他哪怕再忙，也要先把同学的问题解决了，再做他的事情。
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父亲是个非常刻苦的人。北大的理学院，就是现在的红楼，离景山很近。当时暑假，我父亲没有多少钱，不舍得回家，所以就经常捧一本书，到景山的小山坡上，在亭子里凉快地看书。我记得他跟我说，他有一本《电工学》，看了几遍没看懂，正好利用这个时间看了三遍，终于搞明白了。
在工作中，很多叔叔跟我说，找我父亲问问题有“三不论”。就是找他时，不论时间，不论地点，不论是物理、力学还是其他领域，他都会认真地去解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问题无论深浅，他都从来不嘲笑人，都会很全心全意地帮助别人。
一位叔叔还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回他找我父亲请教几个问题，父亲十分耐心地解答了。转天，父亲又给他几张纸，上面有对这个问题的详细描述。后来我问父亲原因，原来他担心说得不清楚，所以晚上又推了一遍，把结果写在纸上交给了那位同事。
所以，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人，他研究的问题，甚至他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人家。
同时，他对工作又是非常实事求是、严谨的。在1966年12月28日，我国进行了第一次氢弹原理的实验，这次实验标志着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氢弹技术。在1966年12月27日晚将近零点时，也是实验开始的前一晚，程开甲先生找到了我父亲，觉得这个塔上有一个实验装置还没有屏蔽好，或者没有固定好。所以，两位当时非常年轻的大科学家，就在零下30多度的核试验基地，爬到了102米高的铁塔上固定装置，确保能够取得核试验的准确数据。
另外，我父亲也非常敬业。他经常教育我们，干事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从基础抓起。
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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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征：您分享的这些小故事都非常得精彩，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像您最后说到，您父亲也给您很多教导。也想请您分享一下，您父亲作为一位大科学家，对您有什么影响呢？
于辛：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谈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几句，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没有什么时间教你，你上大学要离开北京，去外地独立生活。我希望你要努力学习，要尊敬老师，要团结同学，在大学学习要打好基础，将来你才能走得更远。
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工作去向已定，被分到了研究机构。我父亲跟我说，你马上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工作中要努力、刻苦，研究工作要耐得住寂寞，顶得住诱惑。另外，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更要实事求是。这就是父亲教育我的一些事情。
陈征：非常感谢于老师的分享！最后，我想代大家向您问个问题：在您眼中，您的父亲于敏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他的同事们、那一代的科学家，在您眼中又是什么样的呢？
于辛：我的父亲一直把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作为他的座右铭。
在我的眼中，我的父亲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非常和蔼可亲，也很睿智。对待同事、对待家庭，从来没有发过火。他非常爱我们的家庭，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对全家的热爱。
我要补充说一下我的母亲。她为了照顾我的父亲，从来没参加过单位组织外出要超过一天的活动，因为她要照顾我的父亲和家庭。我父亲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如果没有我的母亲是做不到的。
▲于敏和夫人孙玉芹合影
为了照顾我父亲，我母亲付出了很多。单位离我们家有差不多500米的距离，我父亲开完会，即使有工作餐，也都要回家吃饭，就是为了吃我母亲做的面条。这样的家庭在我住的那个大院里有许多，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地为核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聪明才智，所以才能让核工程走得这么远。
我父亲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事业才能走得更远。在我父亲的身后，有千千万万的同事在默默付出，无声耕耘，在为祖国的强大而奋斗着。
▲于敏先生73岁生日时作诗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格致论道讲坛)
爱国少年的故事有什么3
来源：南方网
9月16日，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秋雨绵绵。
11时许，搭载88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的运-20专机降落机场，并缓缓通过象征着最高礼遇的水门。跑道上空，两架护航的歼-20战机超低空通场飞行，致敬先烈。
现场人员肃立雨中，接迎烈士回家。在志愿军老战士及烈士家属身后一排，两位来自香港的青年代表曲木之懿与姜霏梵满怀崇敬，静静地注视着礼兵战士将一具具烈士遗骸棺椁从机舱内抬出，每具棺椁上覆盖着的五星红旗格外鲜艳。
“我们感到非常激动、自豪。”仪式结束后，曲木之懿和姜霏梵在接受南方网、“今日香港地”记者访问时说，能参与这一历史时刻深感光荣。据悉，他们是首次参与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的香港学生代表。
曲木之懿（右）与姜霏梵（左）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参与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
接迎英雄回家传承爱国精神
曲木之懿，香港培侨中学中四在读学生。姜霏梵则是他的中学师兄，目前就读于复旦大学二年级。二人作为香港培侨中学的代表，参与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
“虽然在雨中站立很久，但并不觉得累。因为我深知，正是因为他们的流血付出，才有我们如今安定和谐的生活。所以我很荣幸能站在现场接迎烈士回家。”曲木之懿与记者分享了他参与仪式的感受。比他年长几岁的姜霏梵，心情却有些复杂，“一方面感到开心，因为烈士们葬身异国他乡这么久，终于能魂归故里。我想这也是他们当年的愿望，离去是少年，归来是英雄。但我明白那场战争是多么的残酷，他们的青春永远被定格在战场上，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沉重起来。”姜霏梵说。
从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战争结束，官方记载有130余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轮流参战。但鲜为人知的是，香港培侨中学曾与志愿军紧密相连。据校方统计，该校有20多位校友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或期间参军。
“他们中不少人负责翻译，还有人在政治部从事文书工作。”正在复旦大学修读历史的姜霏梵告诉记者，中学期间就曾通过培侨中学收藏的剪报资料及老学长们的回忆录，了解当时他们投身抗美援朝的经历，心中一直满怀着崇高的敬意。“很多老学长都提到过，当年的制空权在美军手中，他们的轰炸机对志愿军狂轰乱炸，令部队遭受巨大损失。今天，当空军‘双20’列阵长空，迎接烈士遗骸回国时，我看到坐在前排的老战士们都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他们看见今日国家强大的喜悦之情，想必这也是对革命先烈的一种告慰。”
中学时期的姜霏梵，代表培侨中学参加历史问答比赛。
姜霏梵说，虽然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自幼对内地文化及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与当年的培侨校友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响应国家号召从香港回到内地，支援祖国建设。”他说，祖辈的事迹成为他学习的榜样，希望能沿着他们的足迹去为国家出一份力。“我从小就爱看历史书籍，中学时候选择了中国历史这一科目，在毕业之后，我就到复旦大学修读历史。”
目前在培侨中学就读的曲木之懿，出生于四川，是一位彝族少年，在小学一年级时随父母来到香港定居。“当时父母想丰富我的国际视野，但对于国家历史的了解也丝毫没有减少，特别是我爷爷那一辈人的故事。”
曲木之懿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参与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
曲木之懿的祖父曾在红军长征途经四川凉山彝区时加入革命队伍。虽然祖父在他出生前就已离世，但曲木之懿从小就听家中长辈讲述祖父的英勇事迹，因此对那段革命岁月充满敬意。“当礼兵战士将装有烈士遗骸的棺椁从机舱内抬出，大家庄严肃穆地鞠躬时，我感觉非常震撼。我在现场还听到了老战士接受采访时说的话，就好像过去听到的故事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样，我可以看到他们血战沙场，奋勇杀敌的样子。”他说，随着年岁渐长，加上在学校的学习，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有了更深的感悟。“志愿军们英勇无畏的抗美援朝精神一直传承了下来，一代代的中国年轻人不畏困苦、肩负使命，这种传承令我非常感动，更是我前进的动力。”
了解抗美援朝历史就是一次很好的国民教育
谈及爱国情怀，姜霏梵与曲木之懿都不约而同地表示，除了家庭熏陶及自身兴趣，更与学校的教育密不可分。虽然他俩成长轨迹不同，但都是学校升旗队的骨干队员。
作为升旗队的创建人之一，姜霏梵首次将中式步操引入学校的升旗礼。“从英式步操到中式步操，不仅是形式的转变，更拉近了我们和祖国的距离，加深了对国家的了解。”曲木之懿告诉记者说在加入升旗队前，学校会教授一些国防和国情知识，让队员更加了解时事动态。
“这次参与迎回仪式，我认为是我们对老学长爱国精神的一种传承。我也希望通过校友间的纽带，能让更多的学弟学妹们走入一段历史，了解过往，不要忘记历史。”姜霏梵说。
师兄的讲话令曲木之懿颇有感触，“这次迎接志愿军烈士回家，本身就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我希望能将这次经历与老师、同学们分享，激发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兴趣，去更多的了解先辈们的事迹”。
在距离沈阳桃仙国家机场3000公里远的香港宝马山，姜霏梵与曲木之懿的母校培侨中学便坐落于此。通过现场直播，学校师生同步收看了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仪式开始前一天，我制作了一段视频，给同学们普及抗美援朝的历史。”培侨中学历史科教师穆家骏告诉记者。
穆家骏表示，在现时的课本中，对于抗美援朝只是“轻轻带过，可能一两句话就说完了”，但是通过今天的这场活动，却让学生们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了解抗美援朝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的熟悉，更加可以帮助他们认清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当时不仅有培侨学生参加志愿军，还有一批像霍英东一样的爱国商人捐赠物资，支援国家。在港英时期，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香港人坚持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去保家卫国？我想这段历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国民教育。”穆家骏说，“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毫无国家观念，只想着个人利益的话，我想这个教育是不成功的。我们的教学宗旨就是培育真正为国家服务的人才。”
体验式教育加强学生家国情怀
在香港培侨中学主教学楼的楼顶，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鲜艳夺目。作为传统爱国名校，培侨中学是全港最早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爱国主义教育是这所学校不变的本色。“我们不仅要做好课堂内的教学，还要做好课外的体验式学习。”培侨中学校长伍焕杰说。
伍焕杰表示，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好的体验，学校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及老校友的动人故事，并编辑成文字或视频，“有一个故事让我非常动容，当时有两位老学长为了给国家捐款，他们两人午饭就合吃一份饭，把省下来的那份午饭前存起来捐给了国家。虽然这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却是发生在我们培侨人身上真实的故事，所以能更好的调动学生们对这段历史的共情。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体验式的学习，加强学生的家国情怀。”
从升旗队到内地军训体验，培侨中学对于开展爱国教育从未停步。比如，该校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每一个内地城市，都有一个结对的姊妹学校，以便于在校的学生“走出去”，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科技发展、创新机遇，思考两地差异，取长补短。“在祖国的发展历程中，香港同胞从未缺席。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像姜同学和曲木同学一样，能去更多内地城市，感受发展，体验生活，了解国情。更关键的是，要了解自身的发展空间在哪里，机遇在哪里。”伍焕杰说。
文：记者 陈晨
视频：记者 陈晨
（来源：南方网）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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