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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眠水下的《大刀进行曲》诞生地，曾是长城抗战主战场,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故事的城墙歌词含义1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图集

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修缮现场。

本报记者高博摄

上世纪70年代，潘家口水库修建后，喜峰口、潘家口两座关城和部分长城被淹没到水下，形成独特的“水下长城”景观。随着水位变化，“水下长城”时隐时现。如今这段长城因其风光俊美，成为不少户外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地

长城是世界上体量、规模最大的线性文化遗产。每一段长城，都有历史赋予的特有气质。提到喜峰口长城，人们会想到一个词——悲壮。1933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曾在喜峰口一带依长城阻击日军，这里是长城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据此诞生。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记者近日在喜峰口长城沿线采访了解到，见证历史沧桑的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正在进行。

作为唯一写在国歌里的文物，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然而，两千余年的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使得古长城生存状况堪忧，喜峰口西潘家口段同样如此。该段长城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和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交界处，建于明洪武年间，城墙为砖石结构。

上世纪70年代，潘家口水库修建后，喜峰口、潘家口两座关城和部分长城被淹没到水下，形成独特的“水下长城”景观。随着水位变化，“水下长城”时隐时现。如今这段长城因风光俊美，成为不少户外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地。

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表示，就这段长城而言，其实不是修缮已经完全淹入水下的部分，而是修缮露在水面之上的部分，或者说是枯水季能露在水面之上的部分。但因处于水库旁，施工材料通过陆路、水路、山路才能到达施工现场，修缮难度极大。

在文保专家们看来，这段长城的修缮引入了社会基金参与，探索了多种模式创新，未来可供全国长城尤其是砖长城修缮借鉴。

长城抗战主战场 凝聚全民族力量

在迁西县滦阳镇石梯子村潘家口水库北岸，有一处缅怀英烈的精神圣地，它是喜峰雄关大刀园。“这里是埋葬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烈士尸骨的地方。”喜峰雄关大刀园景区负责人张国华说。

大刀园内有一把巨型战刀让人印象深刻，被誉为“天下第一刀”。该刀采用废旧钢材扩展制成，刀长29米、重19.33吨，寓意为二十九军将士在1933年血战喜峰口。整个大刀造型厚重、雄浑，以具象手法表现了抗日壮士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今年65岁的张国华，蓄一脸大胡子，人称“张大胡子”。他出生在迁西长城脚下的宋庄子村，该村离喜峰口关只有几公里。张国华曾从事铁矿业，在铁矿石价格一路攀升的2005年，他毅然卖掉铁矿，成立了喜峰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始建设喜峰雄关大刀园。

对张国华来说，这是一个偶然中又有必然的决定。1942年，他的爷爷在热河被日军枪杀，之后参加抗战的父亲也被日军抓捕。“每逢回想起国仇家恨，奶奶都是泪流满面，这对我成长影响很大。”张国华说，上学后，每年清明节，他和同学都跟随老师到二十九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祭拜。

时光倒回到2002年清明节前。那天，张国华在去矿山途中，遇到一批游客向他打听去喜峰口的路。交谈中得知，这是一群二十九军将士的后裔，他们要到喜峰口祭奠在长城抗战中牺牲的亲人。

于是，张国华热情带领这批游客来到荒凉的山脚下。“当时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荒地让后人寄托哀思，那时我就想，要是有一个专供祭奠的场所就好了，所以我决定在喜峰口建立抗战遗址公园。”张国华说。

在迁西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马振看来，喜峰口点燃了中华民族抗战的血性。1933年，这一带曾发生一场长城血战，五百壮士仅23人生还。这也是长城作为古老的防御工事，在历史上最后一次发挥它本来的作用。后来者惊叹于它雄浑奇伟的景致，往往忽略了其在战火硝烟中的末次“亮相”，时间短暂而悲色浓烈。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侵袭热河省（1956年撤销，并入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连接东北、华北和内蒙古。占领该省，既可随时进窥内蒙古和华北，又可切断关内和东北义勇军的联系，巩固日军在伪满的统治。

3月4日，日军攻占了热河省城承德，随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3月9日，日军占领了长城喜峰口第一道关口。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赵登禹、何基沣、佟麟阁的指挥下，夜袭喜峰口日军，近敌作战，歼灭日军五六千人，并夺回喜峰口阵地。

“中国军队在喜峰口抗战中取得了胜利，也是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刀队战士们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这场战役也催生了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马振说。

除了喜峰口，长城古北口、冷口等重要关隘也爆发激战。在近三个月的战斗里，中方总伤亡四万余人，以巨大的牺牲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长城抗战虽然失利，但也延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

长城见证了一场又一场浴血奋战，凝聚起全民族力量。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在秦皇岛山海关长城脚下长大。他说，历经多个朝代、见证无数血雨腥风的巍巍长城，正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精神的象征。

“面对日本的猛烈进攻，喜峰口的将士们冒着弹雨，挥刀上阵。”董耀会说，“长城沿线的百姓不少是明代戍守官兵的后裔，长城有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沿线多个村庄的村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帮助二十九军。这正是中华民族气节的最好体现。”

八路军在长城内外，也留下了许多英雄的故事。全面抗战爆发后，长城一线成为八路军的主战场之一。

在冀东一带，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包森的大名妇孺皆知，人们亲切地称他“包队长”“包司令”。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陕西人，电影《剑吼长城东》中令日寇丧胆、威震关内外的主人公包真的原型。“七七事变”后，他从延安被派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6月率40多人到冀东开辟抗日游击区，1939年秋任冀东军区副司令员。

包森所部以超凡的战略战术和强悍的战斗力著称，威震冀东。据载：日伪军惧怕他，常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语。这位被誉为“中国的夏伯阳”的抗日名将，也牺牲在长城下。1942年，包森率部开往长城以北去打伪满洲军时，在遵化野虎山同敌人相遇，他被敌人狙击手冷枪射中胸部，壮烈牺牲。

包森的侄孙赵珂曾专程从陕西前往唐山冀东烈士陵园和遵化野虎山追思缅怀。“当去冀东祭拜三爷爷时，看到当地百姓对他的敬仰，令人十分动容。”赵珂说，“从小就听长辈讲三爷爷抗日的故事，他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义无反顾投身到革命事业中，转战长城内外，点燃抗战烽烟，痛击日寇伪顽，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从历史上来看，自古北口至冷口一线燕山山脉，是中原与东北和蒙古草原之间的天然屏障。发源于冀北山地的滦河，是河北省最大的河流之一，它穿山越岭，纵贯河北东部。喜峰口就雄踞在滦河河谷与长城相交之地，喜峰口左右皆高山对拱，地势险要，而由滦河所形成的谷道使之成为南北往来的天然孔道。

马振说，这条路径向来是从华北平原通向东北的一条交通要道，古时这一带是汉族与北方及东北方民族交往频繁之地，历代有兵戍守。

潘家口古称卢龙塞，东距喜峰口十二里。“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从汉、晋、南北朝到隋、唐、辽、金、元等朝代，潘家口一直为军事要道。元以后，由于喜峰口修了官道连通关内外，此后潘家口交通断绝，均走喜峰口。有史以来，潘喜两关战事总是关联在一起，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比起以往历代，明长城在规模上是最为庞大的。明长城分为九镇，其中喜峰口至潘家口段长城归蓟镇管辖。所有明长城中，蓟镇长城是最坚固、最壮观的一段，直接担负着拱卫京师的任务。

蓟镇长城大规模修筑由蓟镇总兵官戚继光完成。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在消灭东南沿海一带倭寇侵扰后，调戚继光北上防御鞑靼。“终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明隆庆、万历年间，戚继光曾在青山关、喜峰口、董家口一带三战蒙古鞑靼朵颜部，使首领董狐狸诚服而降。戚继光主持蓟镇长城防务14年时间，也是明朝长城沿线国防形势最为稳定的时期。

戚继光对长城防线进行改造，长城上增修空心敌楼，敌楼之间互为掎角，相互救应，都配备有火炮，犹如一座座小型堡垒，具有很强的作战防御功能。他还从浙江调来训练有素的将士数千人，安排在长城守军中，靠着严苛的军纪律法，戚继光练就了一支强兵。

现如今，每年有几十万游客来到喜峰口长城，看着满是刀痕弹孔的长城，听着抗战先烈的故事。为办好这个景区，张国华已耗尽半生心血，先后筹措1.2亿元资金。“如长城般刚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永远屹立在每个中国人心中。今天的喜峰口没有了战争的硝烟，烈士的名字却永远熔铸在巍巍长城之上。”张国华说。

“水下长城”成网红打卡地 年久失修存垮塌风险

唐山摄影师戚辉从1998年开始拍摄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22年拍摄的经历告诉戚辉，这里一年四季摄影创作各有特色。

“2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时，听岸边渔民讲述长城抗战喜峰口大捷的惨烈悲壮，从那时起这段长城就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难得一见的长城水景更是摄影创作的绝佳场地。”戚辉告诉记者。

1975年至1981年，为了给天津供水，利用这里的山形地势，在滦河上游宽城、迁西、兴隆三县交界处，修建了潘家口水库。引滦入津工程横切长城，喜峰口、潘家口两座雄关镶入一潭碧波，从而形成万里长城一处绝景——“水下长城”。

戚辉介绍，由于水库位于燕山山脉沉降地带沙东南构造带与华夏构造带的复合部位，地质构造复杂，四周的石灰岩、白云岩及少部分页岩岩体，由于流水侵蚀与褶皱断裂作用，塑造出一系列绚丽多姿的奇峰怪石与陡崖悬壁，是北国极为罕见的山水风光。

从空中俯瞰，长城顺着逶迤的燕山山脉一直伸向水岸边，犹如巨龙一头扎进水里。一座水库的出现，不经意间营造了绝美的“长城水乡”。

潘家口水库水域面积70平方公里，其中约50平方公里位于宽城县境内。潘家口水库淹没宽城县四个乡镇、17个行政村，共有移民23000多人，其中留在库区的后靠移民有万余人。

宽城县桲罗台镇白台子村李健民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大家总结当年这一带百姓的付出，都以移民精神来概括。”李健民说，他们村前后经历了四次外迁，从2700多口人到现在只剩下83户、283口人。

“以前我们这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修建水库后，全村只剩了六亩山坡地。失去了耕地，大家只能打点工、卖点栗子或者在水库里打点鱼卖，生活真是很苦，买大米都是一次只能买几斤。”李健民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田地被淹没了，为求生存，没了地的农民们开始琢磨着在水库养鱼。2001年，李健民加入了养鱼行列。他说，养鱼的年纯收入都在20多万元。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库区百姓加入网箱养鱼行列，腰包越来越鼓的同时，水库却不堪重负，水质急剧恶化。此外，近年来，随着户外运动的兴起，来“水下长城”探险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游客的增多给长城保护带来了不少麻烦。

80后长城保护员梁庆立，是迁西县榆木岭村村民，自初中毕业后开始守护家乡的长城，至今已有18年。梁庆立说，提到长城，很多人都只知道八达岭、山海关等，但其实绝大部分的长城都分散在我们家这样的偏远山区，如榆木岭长城、喜峰口长城等。

在梁庆立看来，近年来，到野长城旅游探险的游客越来越多，但这些年催生的野长城热实际上已经超过不少长城的承载能力，目前部分地区野长城的破坏比已开发的长城景区要严重得多。

“游客频繁的踩踏难免会造成一些长城砖石的松动，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想让媒体宣传这些野长城，这样可能知道的人就会少，来爬的人也会少。”梁庆立说，野长城破坏少的，都是山坡比较陡峭，游客难以攀爬的地段。

长城的保护状况确实不容乐观。董耀会表示，以距今最近的明长城为例，人工墙体长度为6259.6公里，目前保存较好的513.5公里，只有8%；已消失的（指地面遗迹不存）1961.6公里，占到31%。

董耀会指出，除去地震、风雨侵蚀等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仍是长城生存的一大威胁。早年间一些公路、铁路等建设工程穿越长城，拆长城砖盖房子、搭猪圈，少数违法分子偷盗、贩卖长城文字砖，还有时下流行的攀爬野长城。加之长城现多位于远离中心城镇的崇山峻岭、戈壁荒漠之间，施工困难，增加了保护难度。

为更好保护长城，2007年11月，迁西县通过村委会、乡镇政府推荐，从长城沿线各村选聘了事业心和责任感较强的长城保护员30名，要求每位长城保护员每周巡查各自负责的长城段两至三次，报告文物管理所巡查情况。

在巡查过程中，如果发现破坏长城事件，长城保护员要立即制止并及时上报。同时为了保护境内长城完整性，迁西文保所依据隐患排查结果对境内长城段落进行日常性维护、抢险加固，实施了现状整修工程和安全防范工程。

迁西县文保所所长杨天华表示，通过环境整治、抢险性修缮，部分长城段的安全隐患得到消减。但由于几百年的自然侵蚀，大部分长城段仍具隐患，难抵风雨，抢险修缮任务依然艰巨。

记者在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看到，目前城墙和敌台残存，内外侧砖墙局部坍塌和缺失，毛石墙芯局部坍塌，地面砖残损缺失并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如不及时进行抢险加固，很可能坍塌，游客攀爬时也面临一定风险。”杨天华说。

一砖一石皆不易 修旧如旧将重绽风采

这是技工夏国全第二次修长城，上一次修长城还是十多年前修金山岭长城。对夏国全来说，这次修“水下长城”难度更大。

项目因处于潘家口水库，施工材料通过陆路、水路、山路才能到达施工现场，即材料陆运至潘家口水库码头后，通过船运到达长城脚下的水库岸边，再分别通过滑道或人工“肩挑背扛”最后运至施工现场。

现场施工负责人杜胜军说：“这段长城维修难点是运输，今年水位下降比较厉害，增加了运输难度。”

“长城上所有施工材料全靠人背肩扛的负重方式运送上山。最重的条石有七八百斤重，得五六个人一起搬。负重往上走的时候，大家得一起使劲，时间长了特别有默契。”夏国全告诉记者，虽然每天很辛苦，但也不觉得累，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修缮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很自豪。

在戚辉看来，这段长城已不仅仅是简单的长城。经过千年的风吹日晒和战争洗礼，虽然残缺、沧桑，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才是这段长城最好的本色，这种残缺是对后人最好的诉说，所以他希望长城修缮时能保持本底。

2016年辽宁最美野长城被修成水泥路事件，引发公众对长城修复工作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到底什么是长城原样？有人认为长城最初建造时的式样是原状，有的人认为今天的保存状况是原状。维修长城时常用的一句话叫“修旧如旧”，这个“旧”指什么？是指长城修建之初的旧，还是指长城保存现状的旧？

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秉持最小干预原则，以妥善保护长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展现长城厚重的文化内涵。董耀会说，这一原则也是对长城“过度修复”行为的纠正。所谓最小干预原则，通俗讲就是修缮只是排除长城墙体的倒塌隐患，是抢救性的，对那些有倒塌危险的地方进行抢险加固。

在资金方面，这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扩大了资金来源，引入社会基金参与。“长城资源点多、面长、线广，保护任务艰巨。”董耀会说，传统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拨款保护、修缮的方式，无论从资金还是人力来说，都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2016年9月开始，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保护长城，加我一个”长城保护公募项目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作，通过线上募集与线下筹款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筹集资金，对箭扣和喜峰口的两段长城本体进行修缮。

“文物保护领域采用‘互联网＋公益’方式进行公募，具有重要意义。”董耀会说，万里长城的保护工作，仅靠文物部门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提高全社会的长城保护意识才行。只有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构建起保护长城的这道“长城”，才能让长城更长久地传承下去。

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在我国是有传统的。30多年前，中华大地响起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把保护长城与热爱中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中掀起保护长城、宣传长城的文化热潮，开创了长城保护管理社会力量参与的局面。

据董耀会介绍，目前，我国长城保护员已超过3000人，相关省区市长城基本实现了保护员全覆盖，在日常巡查方面，是一支不容忽视、难以替代的力量，为长城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

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修缮项目纳入了国家文物局“十三五”期间重点修缮计划，包括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墙体1005米和四个敌台。其中，2018年一期工程已完成长城主体包含4号敌台及两侧边墙132米的修缮。本期项目范围为1号、2号、3号敌台和873米墙体，计划年底竣工。

项目施工方负责人、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副所长次立新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已有33年。他告诉记者，本次修缮一方面以考古成果为依据，真实完整地保护长城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所产生和被赋予的遗存和信息，尤其“长城抗战”的遗迹，最大限度保留长城现有历史风貌；同时以消除安全隐患为目的，按照“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原则，尽量利用旧材料，修复部分坍塌或缺失墙体，保证城墙的结构安全和长城的整体完整性。

“修这段长城用的青砖都按古法烧制，尺寸与明代城砖保持一致，青砖用量4万块左右。”次立新说，这段长城为明万历—崇祯年间包砌，其砌筑和青砖规格具有明晚期特点，比现代用砖明显要大，青砖制作烧制基本以人工为主，除和泥借助机械外，制坯和烧制全部人工进行，以保留青砖自然外观。

修缮前部分墙体因为坍塌被掩埋，需要先对坍塌的墙体进行清理，找出原墙址，为墙体修缮提供依据。清理墙址的同时，还有很多坍塌在原址的条石、砖、毛石等材料也会一同清理出来，施工方会进行分类码放，以便重新利用。清理完成后，还会对露出的原墙址进行测量绘图，留存资料。

“为了与原有石条有所区别，我们在一些新补条石青砖上刻了年代标识，在补配过程中，刻有标识的一面会砌筑在内侧。”杜胜军说。

在董耀会看来，各界需要从制度层面上制定长城修缮设计与施工的标准。“箭扣和喜峰口西潘家口这两段长城的修缮探索了多种模式创新，未来可供全国长城尤其是砖长城修缮借鉴。”

文物需要保护，同时还需要传承和利用。“不少长城沿线地区比较偏僻，经济欠发达，长城保护、传承和利用，要在做好保护的同时，与长城沿线百姓脱贫、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相结合。”董耀会说。

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会议指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具有重要意义。

拥有长城资源的全国多个省区，目前已在积极融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河北省作为长城资源大省，承担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试点任务。依托长城内外的遗址遗迹、关隘城堡、传统村落、山水风光等资源，重点打造金山岭、山海关、老龙头、喜峰口、白羊峪、大境门等长城核心景观。

“长城文化资源不能光盯着建筑，要关注生活在长城空间和时间中的一代代的人。情感交流是长城旅游者最大需求，要让游人带着情感满足的快乐离开长城。”董耀会说。

如今，“水下长城”正迎来重生。除了修缮工程在如火如荼进行，近年来，政府大力治水，已将潘家口网箱全部清理。2016年11月起，为彻底消除潘家口水库网箱养鱼造成的水体污染，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承德、唐山两市开始集中清理水库网箱养鱼。

那一年李健民忍痛割爱带头拆除网箱。“30多年前是移民精神，现在是拆网精神。”李健民说，“清除一个个网箱时，心里真是很难受。毕竟靠着它养鱼十几年，一下子就没有了。直到现在，有时我还会开车走三里路，然后再开船走四里路到自己曾经养鱼的水面看看。”

在李健民这样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库区老居民心中，水库下方埋藏着家族的精神图腾，他们居住了数百年的家园永远就沉睡在那里。从“放下锄头拿起网”到“拆箱卖鱼”，李健民正在和当地政府一起努力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我们的未来应该还在这山山水水上。政府正在结合‘水下长城’探索发展旅游生态产业，在保护水质的前提下引导渔民就业。”李健民说。（记者 高博）

责任编辑： 薛涛

有故事的城墙歌词含义2

虽然以色列在面积和人口上都只能算作袖珍国家，但这个国家和它的故事向来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以色列对于我们理解全球事务太重要了，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这个犹太国家，不明白它的活力和复杂性所在，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

以色列学者丹尼尔·戈迪斯的《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以色列通史，原著出版于2016年。上一本以色列通史中文译著的原著出版于2002年，即阿伦·布雷格曼的《以色列史》。这十几年来，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隔阂愈益加深。和平既然无望，以色列人开始更多地向内看，以往被巴以冲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作者：（以）丹尼尔·戈迪斯，译者：王戎，校译：宋立宏，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

戈迪斯此书便是写于这类内部矛盾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视野之际，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这是有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之处。但本书并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战争史、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再加犹太移民史，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作者想谱写的，不是以军乐为主的铜管乐，而是多声部的交响乐；作者想捕捉的，与其说是政治事件、军事行动、谈判桌、协议内容、营救策略，不如说是这些东西背后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观念。

此书也写于巴以冲突调和无望之际。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以色列学者根据以色列和英国的解密档案，陆续写出一批实证性著作，挑战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叙事，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要讲述以色列的故事，不得不面对两种深刻对立并仍在交锋的叙事：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一场犹太人发起的殖民运动——就像这批“新历史学家”所主张的，还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就像传统观点所坚持的？相应地，以色列国有没有扮演殖民压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这种争论多少可以视为对巴以冲突延伸进学术领域的折射，哪怕争论双方基本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话剧《乡村》，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以色列一个小村庄的系列故事。

不同于新历史学家，作者戈迪斯对以色列的社会与文化更有兴趣；而较之传统叙事，他更在意追溯“犹太国”的观念史，在裁剪史料时更偏好表现以色列人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事件，因而更善于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民意，更擅长捕捉以色列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毫无疑问，关于以色列的过去，争论永远不会结束。但如何记忆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现实，也包含了如何塑造未来的设想，这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戈迪斯在书中提醒读者注意，基布兹（kibbutz，最早是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集体社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文化，但即便在其鼎盛时期，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7%左右。与犹太复国主义竭力宣传的价值观相反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后选择住进城市。

“基布兹”儿童从小就过着集体生活

有意思的是，否认流散地的意识形态似乎也渗透进我国对以色列的译介中。基布兹文化向来在我国被当作最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国人最喜欢通过基布兹来理解以色列，但基布兹今天更像是受到保护的活化石，虽说是一块仍能吸引络绎不绝的访客的活化石。中文世界最受欢迎的以色列作家无疑是阿摩司·奥兹（Amos Oz），他恰恰是基布兹文化的典型化身，奥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了中译本，连他编选的基布兹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都有中译本。我们甚至还有因染上肺结核而被赶出基布兹的女诗人拉亥尔诗集的中译本。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Bialik）诗集的中译本。

与很多以色列史研究著作不同的是，本书着意呈现了现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诗歌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电影、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下面将要谈到的，便是现代以色列相关的诗人、小说家以及部分音乐、电影作品。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与《鸟颂》

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鸟颂》

现代希伯来语诗歌奠基人比亚利克（Haim Nachman Bialik, 1873- 1934）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9岁时就发表了《鸟颂》。毫无疑问，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犹太诗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犹太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表现了19世纪末犹太民族的绝望和伤感，也展现了犹太人对那个从未见过的民族家园的强烈渴望。

诗人对一只从锡安（当时叫巴勒斯坦）归来的小鸟说：“我的灵魂多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他问小鸟在那个美好的地方人们怎样生活。“上帝怜悯锡安吗？”“赫尔蒙山上的露珠是否如珍珠般晶莹剔透？”“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这些诗句并非真的是诗人的疑问，而是犹太人对大洋彼岸先祖之地的渴望。比亚利克和那一代犹太人都相信那块土地有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家园。

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艰难困苦。俄罗斯犹太人大多只能生活在被称为“栅栏区”（the Pale of Settlement）的指定区域。在政府和当地管理者的纵容下，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不断加剧。俄罗斯以前也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但19世纪末迫害的强度和规模前所未有。19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爆发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1871年敖德萨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正是在这样绝望的氛围中，比亚利克于1873年诞生。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他被严格遵守教规的祖父抚养大，接受了传统犹太教育。但和许多同时代的犹太年轻人一样，比亚利克醉心于西方文化，支持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旨在改革犹太教对传统和集体主义的过分倚重，将一种更具理性、分析性、智性和个性的生活方式引入犹太社会。

比亚利克了解到哈斯卡拉运动，还是在来到一所新的犹太经学院后。为了用更现代的方法学习传统犹太教，比亚利克来到位于立陶宛瓦洛任的一所举世闻名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被哈斯卡拉运动所吸引，成为“以色列的永恒”（Netzach Israel）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致力于融合犹太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和正统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学生组织。

1891年，比亚利克离开瓦洛任，来到敖德萨，这里当时是俄罗斯南部的现代犹太文化中心。在这期间，他深受当地知识分子圈的影响，并于1892年发表了《鸟颂》。

西奥多·赫茨尔与《犹太国》

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1860- 1904），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现代政治上锡安主义的创始人，生于布达佩斯，童年时移居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学习过法律并取得奥地利法律执照，后来从事新闻学和文学职业，担任过维也纳《新自由日报》主编。早年主要为报纸写杂文，后来创作戏剧。现在有人称他为“以色列国父”。

刚上大学时，西奥多·赫茨尔读到欧根·卡尔·杜林（Eugen Karl Dühring）所著《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2）一书。杜林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这本书中提出，解放欧洲犹太人并将他们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对欧洲不利，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追随者甚至宣称要让犹太人回到隔都生活。

这令赫茨尔深感不安：杜林并非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徒，他拥有出众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如果连他都能作出这样的言论，那无知的大众会做什么？吊诡的是，正是杜林这位著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和恶毒的反犹主义者让赫茨尔开始全身心研究“犹太人问题”。

和比亚利克一样，赫茨尔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1894年秋天，经过两周的高强度工作，赫茨尔完成了剧本《新隔都》，第一次塑造出明显具有犹太特性的角色，并公开讨论了“犹太人问题”。这部剧本并没有使用多么高明的艺术手法，而是直白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欧洲解放了犹太人，但犹太人实际上仍然生活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隔都中，时刻承受着需要证明自己清白的压力。即使在看似得到解放的西欧，犹太人如果不能自证清白，仍然会被当作罪人。但事态很快就恶化了。正当赫茨尔埋头写作时，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对此，左拉发表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公开信《我控诉》，指责政府公然持有反犹主义偏见，并不公正地将德雷福斯关入监狱。

一般认为，德雷福斯审判让赫茨尔开始思考如何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但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不这么看。后来，赫茨尔曾找到著名金融家莫里斯·德·赫希男爵，希望他能支持建立犹太国的激进观念，但他给出的理由不够有说服力，最后只得两手空空地离开。为了下次能做得更好，赫茨尔决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文字，把他想对赫希说的话写出来。

带着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他开始向另一个经常做慈善事业的犹太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帮助。为了说服他们，赫茨尔把已写出来的文字进一步发展为一本内容详细、结构合理的计划书，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犹太国》一书的雏形。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犹太国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个国家的地点还没有确定，可能在阿根廷，也可能在巴勒斯坦。

《犹太国》，作者：（奥）西奥多·赫茨尔，译者：肖宪，版本：商务印书馆，1993年12月。

赫茨尔是在欣喜若狂的状态下写的这本书。当谈到写书经过时，他说：“我当时完全投入到写书中，决心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写完，因为书中提出的理想似乎过于宏伟，但有几周的时间我每天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读到这本书的人同样难以自拔。《犹太国》这本只有100页左右的小册子让赫茨尔成为犹太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1896年2月出版后，这本书轰动了世界，被不断印刷，不断翻译成其他语言，成为现代犹太作品中阅读最多、流通最广的一本书。仅在1896年，这本书就出现了英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俄语和法语版本。他在书中的提议让许多学生热血沸腾。《犹太国》让赫茨尔一夜之间从一个孤零零的声音变为一个国际运动的领导人。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当时着实是令人惊叹的提议。这本书出版后，几乎整个犹太世界都相信：犹太人需要一个国家，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国家。

1904年7月3日，年仅40岁的赫茨尔因心力衰竭去世。维也纳举行了一场空前的葬礼。参加了葬礼的犹太作家茨威格这样写道：“每个车站、每列火车、每个地区、每个港口都有人不分昼夜赶到这里，人数达几千人之多。西欧、东欧、俄罗斯、土耳其甚至偏远村庄的犹太人都涌入这座城市……维也纳这座城市突然明白，这位死去的人不是普通的作家或诗人，而是一位改变人们思想的巨擘，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1909年，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Tel Aviv）诞生。“特拉维夫”是赫茨尔的乌托邦小说《新故土》的希伯来语翻译。这座以赫茨尔小说命名的城市（连同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学精英）很快变为了欧洲的“第二个莱比锡”（莱比锡是欧洲希伯来语出版中心）。

布伦纳：对自我的审视和批判

很快，希伯来语文学成为犹太人想象新家园的途径，人们通过这一媒介表达犹太复国主义生活中的矛盾与分歧。作家和诗人在塑造伊休夫（Yishuv，希伯来语“定居区”的意思。一般指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伊休夫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是以色列国的雏形）和以色列建国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将扮演核心角色。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amuel Josef Agnon，1887-1970）。

同第一次阿利亚（aliyah，在历史上用来指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潮，如第一次阿利亚或前苏联犹太人的阿利亚）一样，第二次阿利亚期间，人们也在文学作品中生动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困难。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是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Yosef Hayim Brenner）。他出生在乌克兰小镇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曾在波切普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其他人一样，他对世俗文化深感兴趣，特别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但战争中断了他的学术发展道路，1901-1904年他在沙皇军队中服役，日俄战争爆发后逃到伦敦，在那一直生活到1908年。伦敦的生活也没有给他安定感，1909年他移民巴勒斯坦。在这里，他引领了新一波现代希伯来语文学，成为伊休夫著名知识分子之一。

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Yosef Hayim Brenner，1881-1921）。

布伦纳富有激情，但思想复杂。他矛盾的心态很能代表随后几十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特点：他积极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同时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创立新的希伯来文化，有时又觉得自己虽然怀抱理想，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他说，流散只是被转移到以色列而已。很多方面，他是“饱受折磨的希伯来文学的世俗的圣人”。布伦纳是欧洲宗教世界的产物，却又被启蒙运动深深吸引。

这就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所处的时代，一群充满激情的灵魂迫切希望犹太民族得到重生，他们痛苦地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传统的旧世界，另一个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新世界。决心创造新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撞上了残酷的现实，旧伊休夫和新伊休夫同在，探索者和建设者并存。这是美好而动荡的时代，既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也潜伏着许多危险。

犹太复国主义将要建立的国家对这类张力也会有很多反映。布伦纳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时非常悲观，在1911年一篇名为《精神病》（Atzabim）的短篇小说中，他明确表达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未来的担忧，主角对叙事者讲述了他到巴勒斯坦的经历，思考这到底有没有意义。主人公最早从乌克兰来到纽约，在一家缝扣子的血汗工厂工作，为了追求美好的未来,他坐船来到巴勒斯坦，但他发现这里的生活依旧辛苦，唯一的区别是以前缝扣子，现在摘橘子。此前，锡安是个美丽的梦想，现在看来，这只是不理智的冲动，是“犹太人精神病”发作的症状。

《现代希伯来小说选》，编者：徐新，版本：漓江出版社，1992年5月。国内第一个以色列文学译本。

并非只有布伦纳一人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前景。作为第二次阿利亚的移民，大卫·本古里安（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感到第一次阿利亚的移民已经向现实妥协。他说：“第一次阿利亚的先驱成为投机倒把者，他们利用民族的希望和年轻人的理想赚钱，将流散地的偶像带到了即将得以重建的圣殿，这些‘偶像崇拜’是对建国理想的玷污。”本古里安这话说得有些重，也不尽客观，但它体现了犹太人深刻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

列国也善于这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

布伦纳虽然思想复杂，但他可能是第二次阿利亚中最大的文化偶像，他的作品仍被奉为经典，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如果他活得更久些，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就，但在1921年的雅法暴乱中，他被阿拉伯暴徒杀害。

被基布兹驱逐的女诗人拉亥尔

在早期的基布兹运动中，出现了一个连后来以色列社会也无法逃避的问题：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很多革命运动会面临这个冲突，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例外。在以色列民间，最能体现这种冲突的是拉亥尔·布劳斯坦·塞拉，她的笔名是“女诗人拉亥尔”（Rachel HaMishoreret）。

大家都称她拉亥尔，她年轻时移民巴勒斯坦。1919年，29岁的拉亥尔来到德加尼亚的基布兹，抵达后不久就患上肺结核，可能是此前在俄罗斯旅行时感染上的病毒。考虑到其他成员的健康，基布兹强迫她离开。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四处漂泊，生活拮据，1931年病逝于疗养院。虽然早早离开人世，但直到今天，她的诗歌还在以色列学校中传颂。她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对基布兹生活的怀念和被集体匆匆抛弃的痛苦。她最著名的诗歌《也许》表达了她对基布兹的眷恋之情，将近一个世纪后，这首诗还经常被以色列人诵读：

也许从来不是如此。

也许

我从来没有很早醒来就下地

额角汗津津地去劳作。

也从来没有在收获季节

那漫长、灼热的日子

站在装满稼禾的货车顶上，

放开喉咙高歌一曲。

也从来没有洗澡净身

在加利利湖那平静

湛蓝的湖水中。

啊，我的加利利湖啊，

你是否真在那里？还是我在做梦？

《百年心声：现代希伯来诗选》，作者：比亚利克、拉亥尔等，译者：高秋福，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8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现代希伯来诗歌选集。其中收录有《也许》这首诗。

那些献身集体事业的人就不能从集体中获取一些回报？集体就那么重要？难道新犹太人对保护个人——哪怕这样做会危及集体——就没有一点责任？

拉亥尔的诗歌让人同时注意到这种理想主义激情的丰厚和危险。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先驱性建国精神的体现，基布兹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迅速发展。集体主义理念和国家理念逐渐融为一体，密不可分，“1934年，一个年轻拓荒者离开基布兹只是背叛了朋友和组织，但1937-1939年，他这样做会觉得自己还背叛了国家”。

伊扎尔：《赫贝赫泽》与自我批判

一个世纪以来，以色列饱经战乱，许多以色列人在思考如何平衡生存与道德的关系。生存下去诚然重要，但他们也试图建立一个拥有道德标准的社会，这种深刻的反思已经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传统。一位战士回忆起某次暴力行动时，不断质问自已：“这些尖叫和哭泣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吗？这些农民能对我们犯什么罪？战争太残酷了，大家普遍情绪低落，没人说话，都独自承受着一切。”

反思的声音早在独立战争时就已出现。战争刚结束，伊扎尔就出版了《赫贝赫泽》（Khirbet Khizeh），这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想捕捉战争后期以色列军队对一个阿拉伯村庄所采取的行动在道德上的复杂性。小说情节进展缓慢，叙事者像是在迷雾中审视这个世界，又像是在梦境中。逐渐地，叙事者意识到被赶出家园的阿拉伯人所承受的苦难：“我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突然对一切有了不同的理解，更准确地说，一切都指向流散。这就是流散，流散就是这样，流散看上去就是这样。”

以笔名S. Yizhar闻名的伊扎尔·斯米兰斯基（Yizhar Smilansky, 1916-2006），以色列作家、政治家。

伊扎尔绝不是在质疑以色列的合法性，也没有怀疑以色列人为独立战争作战的意义。和后来许多以色列男女作家一样，他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只关注自己的损失，也要看看作战另一方的损失。

小说末尾，一位叫摩西的战士对叙事者说：“我们的移民将来到这个‘沦为废墟的村庄’（阿拉伯语Khirbet），这个村庄的名字我过会儿再讲，他们会占下这块地，在上面耕种，把它建成美丽的地方。”小说的叙事者讽刺挖苦了A.D.戈登的“犹太人在土地上劳动”的梦想和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理念：

太好了，我们将在这建房子，吸收移民。如何吸收？我们将在这开合作商店，建学校，可能还会修一座犹太会堂。这里还会有辩论各种事情的政党。人们在这耕地、播种和收获，取得伟大的成就。希伯来赫泽村（Hebrew Khizeh）万岁！到那时，谁还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被我们清理和占领的沦为废墟的赫泽村（Khirbet Khizeh）？我们来了，射了，烧了；我们将这里炸掉，将当地人驱逐和流放。

《赫贝赫泽》（Khirbet Khizeh）是以色列作家S. Yizhar于1949年出版的一部历史小说，涉及虚构的赫泽村，实际上代表了以色列战争期间被驱逐的所有阿拉伯村庄。

伊扎尔提出的批评非常严厉，但他的书没有遭到冷遇，他也没有被以色列社会遗弃。相反，《赫贝赫泽》成为以色列的畅销书，1964年还被收入以色列高中教材，他还多次被选为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自我批判仍将是以色列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以色列电影中的反思

几十年前，赫茨尔极富预见性地写道：“一旦犹太人真的回到家园，第二天就会发现，多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在不同国家生活了许多个世纪，受到当地国民的影响，因而彼此不同。”赫茨尔说得没错。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不但影响到以色列社会的形成和政治的演变，还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突。

演艺界著名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意识到，虽然国家在经济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但在对待新犹太移民的问题上实在是不尽如人意，和以前的承诺相距甚远。在以色列流行文化中，讨论这个问题最著名的作品是1964年上映的电影《萨拉赫·沙巴提》（Sallah shabati），导演是讽刺作家以法莲·基翁（Efraim Kishon），他本人是匈牙利移民和大屠杀幸存者，曾被关在索比堡集中营。有意思的是，这成为以色列第一部得到国际认可的影片，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萨拉赫·沙巴提》，סאלח שבתי），1964）

萨拉赫·沙巴提（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一个东方犹太人名字，同时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在希伯来语中是“对不起我来了”的意思）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来到以色列后，很快被送到过渡营。面对艰难的生活条件和他无法理解的欧洲文化，萨拉赫·沙巴提试图理解他在以色列的新生活的意义。影片滑稽地表现了他的矛盾心态：既要谋生，又要恢复他在先前国家（应该来自也门，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也门人的名字）所拥有的尊严。

这部影片因为深刻揭露了以色列社会存在的问题而取得成功。影片还暗示基布兹没有完全向移民敞开大门，这引发许多基布兹成员的不满，他们大概从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萨拉赫·沙巴提》提醒以色列人，把犹太人弄到以色列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对于这些将以色列当作家园的人的今后的生活，国家还有更多的义务和责任。

此外，长期驻扎黎巴嫩令许多以色列人一直对国家满腹牢骚，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更是让他们良心不安，马蒂·弗里德曼是以色列国防军战士，在以色列撤军前夕曾驻扎在黎巴嫩，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记者和作家，他在文章中生动而准确地捕捉到以色列当时的状态：

1982年来到黎巴嫩的以色列步履轻盈，对未来充满各种美好的想象，虽然许多计划并不明智，还执行得很差。……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入侵（黎巴嫩）是为了彻底改变我们周边的环境。……一切都出于这个想法：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命运将由我们来塑造。但我们很多人逐渐明白……我们错了……中东从来不按照我们的意愿变化和发展，未来也不会。

以色列电影也捕捉到这个国家出现的各种矛盾心态。1986年的《来自西顿的两根手指》（Two Fingers from Sidon）记录了以色列撤军前驻扎在黎巴嫩的士兵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国防军在黎巴嫩所处的危险，并涉及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2007年上映的影片《波弗特》（Beau fort）取名自黎巴嫩山区一个以色列前哨，这部电影自我批判的力度更大，描述了撤军前驻扎在黎巴嫩的一群士兵的生活，在表现士兵心中的恐惧和撤军前他们要面对的道德难题的同时，又传达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战争结束遥遥无期和战争彻底无用的感觉。

《波弗特》，בופור），2007）

但最能体现以色列对黎巴嫩战争持续反思的电影，还得数2008年上映的以色列影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这部电影讲述了导演阿里·福尔曼自己的故事。1982年，年仅19岁的福尔曼是一名步兵。2006年，他的一位战友跟他说自己经常做那场战争的噩梦，但福尔曼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和其他战友见面后，福尔曼终于回忆起，他曾参加行动向难民营发射照明弹，黎巴嫩长枪党正是借着这些照明弹在难民营实施屠杀。他这才明白，由于感到此举和亲手屠杀一样，他将这方面的记忆封锁起来。

以动画形式拍摄的纪录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ואלס עם באשיר），2008）

这是以色列一向存在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的继续。上文提到的小说《赫贝赫泽》对一些以色列士兵在独立战争中的行为提出了质疑，不但畅销全国，还入选高中课本。同样，《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也被上万以色列人观看。以色列社会一直在思考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以及在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中扮演的角色，这成为一个不断被人们讨论和分析的话题。在一场他们无法结束的冲突中，以色列人是否在走向歧途？每当他们思考这个问题时，黎巴嫩战争都不可回避。

这部电影在黎巴嫩遭禁。

此外，犹太复国主义的正宗意识形态开始出现裂缝。裂缝不仅在人数不多但逐渐壮大的以色列年轻知识精英的身上可以看到，在以色列摇滚乐坛上也能看到。以色列“摇滚乐之父”阿里克·艾因施坦从小在极其世俗的特拉维夫长大，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上大多数摇滚艺人没有多大区别。1977年，佐哈尔告别娱乐圈，住进极端正统派社团，成了一名犹太教拉比。

主流电影也开始用一种仍然批判却不失同情的眼光审视传统犹太世界。长期以来，世俗的以色列对这种世界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冷嘲热讽。1999年的《卡多什》（Kadosh，希伯来语意为“神圣”），关注了世俗世界在看待极端正统派教徒的生活时所抱有的狭隘和不屑，影片对此既有批判，又有几分理解。2012年的《填补空白》（Fill the void）聚焦圣经中的利未婚习俗对一个极端正统派家庭的影响。女主角是一位年轻女孩，她姐姐在分娩中死去，于是她不得不嫁给姐夫。2014年的《离婚证明》（Get）探讨了犹太男性在离婚时可以对妻子施加的权力，以色列政府将婚姻交给犹太宗教法庭负责，所以会产生这种权力。

《禁城之恋/卡多什》，קדוש），1999）

这类题材的电影迅速增多，但知名度最高的，可能还是2011年上映的《脚注》（Footnote），这部电影审视了一对父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两人都是《塔木德》教授，父亲只对乏人问津的《塔木德》文本的高深字句感兴趣，儿子则因为寻找《塔木德》文本的当代意义而吸引了大批学生，这让父亲难以接受，他认为儿子的方法在学术上不够严肃。这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既真实反映了以色列学术界的现状，又清楚表明露丝·卡尔德龙这代年轻人之所以向往《塔木德》，并不是要从事科学的学术研究，而是希望借助犹太文本开启寻找生活意义的旅程。

《脚注》，הערת שוליים），2011）

以色列的鲍勃·迪伦：梅厄·阿里埃勒

如何处理占领土地是犹太复国主义最具争议的问题。梅厄·阿里埃勒是一位性格内向、满头卷发、有艺术天赋的空降兵。面对被以色列攻占下来的耶路撒冷老城，梅厄·阿里埃勒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更没有觉得自己在续写圣经新的篇章。他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是犹太人吗？”他提笔改写了拿俄米·舍莫尔（Naomi Shemer）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创作的歌曲《金色的耶路撒冷》，写下了《钢铁的耶路撒冷》。

梅厄·阿里埃勒（Meir Ariel，1942-1999），以色列歌手和词曲作者，因在歌词中诗意使用希伯来语而被称为“言语之人”（man of words）。以色列的众多诗人伊本·加比罗尔（ibn Gabirol）、纳坦·阿尔特曼（Natan Alterman）、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SY Agnon）和比亚利克（Hayim Nahman Bialik），以及美国歌手鲍勃·迪伦都对他的创作有深深的影响。

舍莫尔在歌词开头写道：“山林的气息美酒般清爽，钟声和松柏的芳香在风尘中弥荡。”阿里埃勒的《钢铁的耶路撒冷》则以“黑暗”开始：“在你的黑暗中，耶路撒冷……我们来此开拓你的疆土，驱赶敌人。”

拿俄米·舍莫尔看到了犹太人返回民族诞生的先祖之地，梅厄·阿里埃勒则看到了战乱带来的痛苦。虽然歌词末尾也提到“金色的耶路撒冷”，但情感完全变了。这里不仅是金色的耶路撒冷，也是“铅一般的耶路撒冷，梦一般的耶路撒冷”。歌词最后是一句祈祷：“在你的城墙中，愿和平永驻。”

拿俄米·舍莫尔（Naomi Shemer，1930-2004），以色列作曲家、歌手。她在1967年创作的《金色的耶路撒冷》成为六日战争中的标志性歌曲。

战争结束后，阿里埃勒用低成本录制了这首歌，不知怎的被以色列电台注意到，忽然之间就被反复广播。这首情绪悲伤、对拿俄米·舍莫尔略带嘲讽的歌曲大受欢迎，并非偶然。以色列即将掀起关于这场战争的大讨论。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应当如何处置？雷博维茨和波拉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拿俄米·舍莫尔和梅厄·阿里埃勒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借用约西·克莱因·哈勒维的话，阿里埃勒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鲍勃·迪伦，唱出了他那一代以色列人的幻灭感。又过了十年，这种幻灭催生出“现在就和平”运动（the Peace Now movement）。以色列社会的音乐家和诗人总能充当新兴运动的预言者，这又是一个例子。

（本文内容经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整合自《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一书，导语介绍部分摘自书中中译本序，作者宋立宏，内容有所调整，正文部分整合自全书各个章节，亦有所调整和改动。）

作者：宋立宏；丹尼尔·戈迪斯；

编辑：徐悦东 风小杨 校对：翟永军

有故事的城墙歌词含义3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因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热映，汉江边沉寂许久的湖北襄阳被网友“挖”了出来。

这是一座罗贯中笔下的历史传奇之城，一座金庸作品里的兵家博弈之城，一座南北文化交融、新旧和谐共生之城。千百年来，这里上演过汉皋解珮、三顾茅庐、水淹七军、宋元鏖战等诸多故事。

登上古老的襄阳城，面朝汉江，手抚墙砖，沧海桑田，万物皆变，不变的只有那伴随青砖愈发浓厚的历史气息。

三线建设为什么选择襄阳？

老街区、老厂房，红砖墙、筒子楼；纵横的钢架、裸露的水管，掉色的门窗、陈旧的瓦房……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环山路孙家冲1号，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国营卫东机械厂）的大院里无处不透着浓浓的年代感，所有的建筑和装饰都保留了20世纪80年代的风格。

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重要取景地，随着电影票房及口碑的持续走高，这里也成了热门打卡地。厂区内的食堂、饭店、理发店、幼儿园等生活场景，散发着浓厚的怀旧气息，引起人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李焕英”之所以能引起强烈共鸣，除了有亲情之温暖，也有历史之厚重、时代之斑斓。

“电影中，那些斑驳的机器、陈旧的砖墙等，激活了人们对三线建设时期的历史记忆，让人们回想起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史论部教师刘精科说，除了原卫东机械厂，襄阳还有很多类似的三线建设时期工厂大院。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在中西部地区开展了一场以备战为目的的规模巨大的国防及工业建设，历史上称作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者们唤醒了沉睡的鄂西北大山，一场场轰轰烈烈的会战在山林中打响。刘精科说，仅在襄阳就建有汉光电工厂、建昌机械厂、红旗机制厂、红山化工厂、华光器材厂、汉江机械厂、宏伟机械厂、汉丹机械厂、襄樊内燃机厂等40多家三线企业，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南漳、谷城、宜城、老河口以及襄阳市区的郊区等地。

“襄阳地处荆山山脉，是鄂西北重要交通枢纽，山高林密，七省通衢，既有适合三线建设选址布点的地理位置优势，又有较为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符合‘靠山、隐蔽、分散’的三线选址原则。国营卫东机械厂建厂初期，第一批生产设备就是通过水路运输，从武汉运抵襄阳的。”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顾勇介绍，当时国家三线办在全国13个省区市进行三线选址调研考察。最后，将襄阳确定为三线建设重点区域，襄阳、咸阳、绵阳等成为全国三线建设重点城市。

至今，卫东机械厂仍藏在襄阳城郊的山林里。在与卫东厂一同成长的顾勇眼里，那不是只存在于冷冰冰文字叙述中的历史，而是一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先生产，后生活”的日子，对于从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来到襄阳山沟的建设者们来说，适应生活条件的落差，是他们要过的第一道关。

“建厂初期的孙家冲，杂草丛生，虫蛇随处可见，都是泥巴路，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已逾耄耋之年的方恒清老人是卫东厂早期的建设者之一，1969年从部队转业后，他从北京来到卫东厂参加三线建设。刚来那会儿，住的房子叫“干打垒”，就是土坯房，喝的是泥浆水，一些年长已成家的老师傅们更是携老带幼住在远离厂区的二生活区的棚子里，四处透风，一天上下班几趟路就得走一两个小时。生活中的艰苦可见一斑。当时厂领导们办公的地方叫“指挥部”，见过的同志都知道那是一间不折不扣的牛棚。

方恒清没想过转业后会是这样的生活等着他，但他对那段岁月却从未后悔。“说实话，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更好的平台，但我舍不得，我的青春在这里，我的家人在这里。”他说。

汗水、青春、生命，艰辛、激情、无畏，忠诚、拼搏、牺牲……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方针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号召下，当年无数像顾勇、方恒清这样的工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农村劳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鄂西北山林中。

三线建设改变了那些从外地来的建设者们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襄阳，在这座城市的履历上又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眸往事，翻阅档案，襄阳不止一次在历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先秦之邯郸，明清之秦淮”

打开地图，襄阳古城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它既把控着南下与北上的陆路通道，也紧握着东进与西出的水路交通。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从来不缺少历史故事。

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说：“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襄水通常被认为是汉水支流，古又称南渠。只是到今天，汉江成为主脉，襄水隐没不再。

无论是巢居穴居、茹毛饮血的早期人类，还是筑屋群居、亦猎亦耕的氏族社会，似乎都可以在汉水中游这块山川沃土找到适宜的生存居住条件。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副秘书长叶植告诉记者，在现在襄阳太平店镇至樊城团山一带，已发现多处1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采集点。从仙人渡镇到樊城的汉江北岸，新石器至六朝时的遗址和墓地星罗棋布，邓城遗址更是被几十处大型遗址和墓地所包围，已发掘的墓葬超出4000座，鏖战岗上也发掘出东周楚墓300余座，正在发掘的小型墓葬数以千计……

那时，这个处于北方原始文化与南方原始文化的中间地带，带有明显的南北方文化过渡交融的特征。

叶植说，襄阳城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北津戍，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襄阳耆旧记》记载：“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平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意指春秋战国时这里是楚国北方的两个渡口城邑——东津和北津，成为北通中原和向东拓展的重要渡口和军事要地，成就楚国一代霸业。其中，东津一名现仍保留。

在以舟楫为重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处于汉江中游的襄阳，与长安、洛阳几乎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关系，沿水路西上长安，沿南襄盆地过方城，可直抵洛阳。

“汉水是中国古代内河最便捷、最畅达、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到清代中期，汉江上汉口到襄阳的船只每年约有两万艘，老河口到樊城、樊城到社旗，长期往返的船只大概有1600艘。可见当时襄阳水运的发达。”叶植认为，襄阳能够成为商贾云集、货流通畅的商品集散地，与汉江这条“黄金水道”密不可分，从汉口到襄阳的汉水航线则是推动襄阳经贸发展的动脉。

楚人的活动区域，也围绕汉水展开。史料记载，楚之先祖原是中原部落，在一代代部落首领的带领下举族南迁，其活动的路线大约就是沿着汉水向南，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最终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一个可以问鼎中原的强大诸侯国。

楚文化融华夏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蛮夷文化）为一体，被著名历史学家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盛赞：“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这北南两支华夏文化是上古中国灿烂文化的表率，而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遥相辉映。”

一条汉江，完成了上游与下游的文明连接，同时也让襄阳成为南北文化融会贯通之地，荆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里孕育了楚赋开山鼻祖宋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典故流传至今，留下了穿天节、端公舞、牵钩戏、苞茅缩酒等楚风遗俗，留下了西周邓城、宜城楚皇城、南漳山寨群、枣阳九连墩等楚文化遗址。

“汉晋以来，代为重镇”

在襄阳的大小餐馆吃饭，总会被问道：“主食要什么，面食还是米饭？”在吃米的南方，很少见。汇通南北，亦南亦北，早就嵌进襄阳的骨子里了，这座城因此而包容。

东汉末年，北方战乱，刘表领荆州牧，把襄阳治理得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成为乱世中一片安宁的“绿洲”。为避战乱，不少士人流寓襄阳，诸葛亮、司马徽、徐庶、崔州平等一批谋略精英，文学家王粲、书法家梁鹄等一批杰出人物，与当地名士庞德公、庞统、马良等汇聚襄阳。当时的襄阳，人才荟萃，盛极一时。

诸葛亮躬耕陇亩，并非真的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他只是要选择一个地方，以便更好地观察天下大势。襄阳是南北交汇之地，东西交融之域，或为理想之选。

两汉时期，襄阳的水陆码头地位更加凸显。东汉文学家蔡邕在《汉津赋》中这样描述襄阳码头：“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

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襄阳）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

隆中距汉水不远，无论陆路还是水路，和外界联系都很便利。后来事实证明，诸葛亮的选择是正确的。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件：白天躬耕陇亩，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他在这里和庞德公、庞统的联系更多了，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朋友圈子，如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等。

或许是汉水的滋润，卧龙山松青柏翠，香樟树高大挺拔，当年诸葛孔明的读书处，刘备来访的三顾堂、六角井，显得神秘而森然。恍惚之中，“三顾茅庐”的场景在眼前重现了：卧榻上，诸葛亮睡得正酣；刘备拱手而立，静候阶下；关羽、张飞站在门外，烦躁不安。

“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这是《三国演义》中对隆中的描述。隆中是诸葛亮“躬耕陇亩”的隐居之地、刘备“三顾茅庐”的求贤之地，更是《隆中对》的诞生之地。隆中保存了诸葛亮学习、交友、生活的许多遗迹，历经1800多年的岁月洗礼，依旧风采盎然。

在此“隆中对”，“三顾频烦天下计”，诸葛亮终出山远行，从汉水到长江再汉水，辅佐刘备。

都说一部三国史起于襄阳，终于襄阳。马跃檀溪、司马荐贤、三顾茅庐、水淹七军……这些传奇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在襄阳的大街小巷，经常会与《三国》撞个满怀，比如诸葛亮广场、广告牌上的孔明菜、古隆中酒，一部《三国》被掰开了、揉碎了，分放进这座城的街巷与食谱里。

“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

襄阳城东南约15公里处，一座山因孟浩然、皮日休隐居于此而誉满天下。鹿门山，并不见危岩峭壁，山道幽静，林荫扑面，眼帘中只见野花奇树，耳畔时闻鸟雀啼鸣。

在孟浩然的诗中，处处能看到这里的美景：“结交指松柏，问法寻兰若。小溪劣容舟，怪石屡惊马。所居最幽绝，所住皆静者。云簇兴座隅，天空落阶下。”

生于襄阳的孟浩然一定是喜欢这里的清幽，喜欢这里的天籁。在孟浩然的笔下，襄阳城是一座美丽的山水城，“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

汉字的精妙，融化在这样的诗中，就像襄阳城边汉江的流水，爽然清澈。在襄阳寻山问水，再回味他的诗作，又有了不少具体生动的印象。

水从城中过，中间横一条浩大的汉江，不仅让襄阳城温润许多，而且南船北马，处处可见生机。

在唐代，襄阳是首都长安与江南财富之区往来的咽喉，史称“诏命所传，贡赋所集，必由之径，实在荆襄”，从而带动了沿途文化的发展繁荣。

这等秀丽风光与繁华市井也让不少文人墨客为之驻足。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既是一个旅人的感怀，也是对一个地方风华的最朴实、最热情的褒奖。大诗人王维从洛阳经襄阳南下，因与孟浩然的交谊，他在这里逗留了数日，或是自然风光触发了蓬勃诗情，或是驻足汉江边远眺，吟出了这流传千古的诗作。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而要理解王维这句诗，最好登城墙一望。汉水苍苍，古城悠悠，视野尽处，是繁华市街，是水运码头。

一江春水绕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一方山水，因诸多诗词更添韵味；一方水土，之于文人骚客，也如同一个不尽的宝藏。山水灵气哺育了孟浩然这位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引李白、白居易、王维、岑参等来往于岘山、鹿门山、万山、习家池、汉水等地，用诗文记载游历于此的感受，尽显历史的风华与自然的佳美。

李白的一首《襄阳曲》，写尽了风华，还原我们对当年襄阳的想象：“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头上白接篱，倒著还骑马。岘山临汉江，水绿沙如雪。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

金戈铁马踏“江湖”

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丰饶的物产和南船北马的便利交通让襄阳拥有了“其险足固，其土足食”的资本。

襄阳既把控着南下与北上的陆路通道，也紧握着东进与西出的水路交通，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多次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都与它有关。

从春秋战国到20世纪40年代，此地文为名士荟萃的登临之所，武为群雄逐鹿的争雄之地，兵戈频仍。根据襄阳知名学者晋宏忠的研究，襄阳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曾发生过约200多次大小不等的战争，他在其著作《襄樊兵事春秋》中就具体介绍了172次战争。

其中，耳熟能详的宋元襄阳之战，既是一场王朝更替的决定性战争，更是一次南北方文化的激烈碰撞。这场中国军事史上规模巨大、历时漫长、死伤无数的重大战役，放在金庸武侠小说里，虽已是英雄末路，仍然让人荡气回肠。

在金庸“射雕三部曲”的渲染之下，为千百年来充斥着征伐气息的襄阳蒙上了一层江湖情怀滤镜。正如小说中，杨过问郭靖能否守住襄阳？郭靖只留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

连年的战争和厚重的文化也为小说家们提供了绝佳的想象空间和创作灵感。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最后一回让主人公郭靖、黄蓉于华山论剑后驰马助守襄阳城。《神雕侠侣》自第二十回起，全书约1/4内容的背景都在襄阳一带。郭靖、黄蓉的小女儿也因出生于襄阳而取名郭襄。这两部书中不少情节都以宋元襄阳之战为背景。

经过了无数场大战洗礼后，战火已经刻入了这座城池的风骨之中。就像古城临汉门前雄伟屹立的城门，风蚀不倒，历久弥新。

而无论史书还是武侠小说，凡是提到襄阳城，从里到外也都是一个大写的“侠”字，相比安稳度日，他们更期待来一场雪夜风陵渡的寒暄。

襄阳古城建城史长达2800多年，经历了楚国军事渡口“北津戍”、西汉初年设县筑城、东汉末年扩建、南宋修建砖城、明朝再次扩建定型的几次营建，或许正是经历过太多战争之后的一种自觉。

从孟襄阳（孟浩然）的不羁到米襄阳（米芾）的潇洒，从“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到“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名句，从战火纷飞的《三国演义》到铁血丹心《射雕英雄传》，“襄阳”之名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不过，从襄阳地区的城市发展与行政建置沿革来看，历史上今襄阳地区地名几经变更，或曰襄阳，或曰襄州，间曾侨置雍州，新中国成立后还曾用过襄樊之名。2010年，告别60年的徘徊，“襄阳”的历史名称终于重归这座古城，可见这一地名已经内化至本地地方文化之中，难以割舍。

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也有许多襄阳人愿意慢下来，在茶前饭后走上城头，抚摸青砖，看岁月下的苔藓，观战争下的痕迹。这也包括当地“90后”音乐人管泽祯。

“走遍古城穿小巷，飘满酒香黎明望，抚一滴向往洒向汉江，圈圈涟漪无声无响……”管泽祯在自己的原创歌曲《古城襄阳》中这样唱道。

战歌渐远，壮歌未央

“这些老房子跟我原来工作的工厂一样，特别亲切。这么多人，好像又回到了那时的热闹。”70岁的王道琴领着儿孙一起来卫东厂寻找当年的回忆。眼前，挂着老式招牌的红砖房子依然能让她感受那个年代散发的灼热。

刚过去的春节假期，襄阳市共接待游客83.7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404万元。《你好，李焕英》上映后，每天到湖北卫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六〇三文创园等电影取景地打卡的游客超3万人次，襄阳市还特意开通了从城区去取景地的公交专线。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三线建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很多企业转产或搬迁，原有的厂区闲置下来，并留下了大量设备、厂房等三线工业遗产。

“建筑作为可见的物质载体，对那段时期在襄阳展现出的如火如荼的激情岁月，提供了翔实而生动的触摸空间，为民族精神延续、地域文化建设和城市产业品牌开发提供了优渥的基础。”湖北文理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副教授朱亚斓说。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城市的稀缺性文化资源。发展工业旅游产业，不仅有助于传承三线文化，而且能够创造经济效益。

襄阳市已经明确，通过政府的规划和政策引导，调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的积极性，鼓励工业企业以工业资源为吸引物，通过工业旅游的开发扩大企业影响力，丰富全市旅游产品，发掘新的旅游增长点。

在襄阳城南岘山脚下，另一处工业遗迹文字六〇三厂也完成蝶变——六〇三文创园聚焦文化艺术、体育健身、休闲娱乐、教育培训等业态，规划有创意设计办公、视觉艺术展示、文化休闲体验等区域，聚集培育了40余家文化企业，从业人员近1500人。

在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的浪潮中，烙印着“三线精神”的老厂房并未湮没，镌刻着历史故事的古城墙仍然屹立，现代经济和文化创意在这里找到根脉。

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布局，襄阳重要军事战略地位的功能发生了积极转变，它的重要影响力已由军事领域逐渐过渡到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中。不过，与襄阳相互成就的汉江，依然是襄阳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

国家颁布实施的《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支持襄阳巩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地位，加快打造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明确了襄阳的城市和使命任务。

襄阳市市长郄英才说，“十三五”期间，襄阳2条高铁通车、1条高铁开工建设，还开通了5条中欧货运国际专列、4条铁海联运专线。面向未来，襄阳要在“十四五”期间全力打造汉江流域中心城市。

在对历史的回眸中，襄阳也更明确了自我的历史归属。（皮曙初、侯文坤）（稿件部分内容参考：《襄阳印象》《汉水的襄阳》《襄阳印记》）

【纠错】【责任编辑:张樵苏 】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3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