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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隐姓埋名者！12位航天导弹专家事迹首次公开,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海外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航天有哪些传奇的故事1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4月24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今天是第7个中国航天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组织了一场名为“传承・梦想”的航天日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导弹人生》一书，首次向社会公开12位此前隐姓埋名的我国导弹武器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

在航天工程的研制和实践中，航天系统探索形成了以总指挥系统和总设计师系统为代表的“两总”系统，他们不仅是航天成就的主要创造者，也是航天精神的践行者、弘扬者。当天公布的12位导弹总指挥、总设计师分别是：

我国第一代地空导弹总设计师钱文极(1916.6.10-2006.6.15)，1960年5月任“543”总设计师，1962年2月任红旗一号总设计师，1964年4月任红旗二号总设计师。他长期从事通信机研制技术领导工作和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的领导工作 ，对我国通信技术、电子技术、导弹技术、计算机应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红旗一号总设计师徐馨伯(1917.7.9-1989.5.3)，1960年12月任红旗一号总设计师。他历任“543”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仿制工作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等职，为我国地空导弹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旗二号总设计师陈怀瑾(1929.12.16-2017.8.6)，1964年11月任红旗二号总设计师。他曾参与创建我国第一支雷达部队，调任国防部五院后长期从事防空导弹的研制工作，是仿真技术的带头人，著名的导弹雷达专家。他在飞行器制导、自动控制与仿真领域为我国国防工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技术上开创了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研制工作，指导第二代防空导弹的研制。

巨浪一号、红旗七号总指挥柴志(1922.12.17-2003.9.10)，1980年2月任巨浪一号总指挥，1982年2月任红旗七号总指挥。他曾参与领导“1059”控制系统和地面设备仿制工作、东风二号控制系统自行设计工作、“543”仿制工作、红旗二号研制、巨浪一号、东风二十一号的研制。并任型号总指挥。组织领导红旗七号的研制，担任行政总指挥。为我国国防工业作出突出贡献。

红旗七号总指挥耿锐(1920.8.13-1987.12.12)，1979年5月任红旗七号总指挥，为我国研制第二代防空武器作出了积极贡献。

红旗七号总指挥谈凤奎(1944.2.6-2008.2.27)，1994年1月任红旗七号总指挥。他负责的《防空导弹关键零部件柔性设计制造一体化系统研究》在航天领域首次建立了基于并行工程，支持导弹结构件设计、制造、管理的一体化系统，实现在多个型号上的全面应用，对于防空型号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海红旗七号总指挥徐乃明(1929.7.22-2016.9.20)，1989年10月任海红旗七号总指挥。他主持完成新一代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新型地地导弹武器系统等多项航天型号的研制任务，主持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北京仿真中心，解决了仿真计算机应用研制中的诸多难题。

海红旗七号总设计师陈国新(1944.7.30一)，1997年1月任海红旗七号总设计师，2000年10月任新型野战武器系统总设计师。他开创了我国防空导弹研制史上舰载超低空领域的先河;圆满完成新型野战防空导弹研制任务，他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解决产品研制中的关键技术，树立了以设计为中心，以试验、验证为重点的思想，为型号研制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负责人吴北生(1929.8.14一)，1988年2月任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负责人，1993年1月任B610总设计师1996年10月任B611总设计师。他曾负责我国地空导弹系统研制的技术抓总工作，先后任红旗三号、红旗七号副总设计师，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技术负责人，B610、B611、B6 系列总设计师，为国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指挥沈忠芳(1934.8.24一)，1992年1月任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指挥，1993年1月任B610总指挥，1996年10月任B611总指挥。他长期从事飞行器系统设计研究工作，先后完成车载红缨五号超低空防空武器系统试验样车、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B6 系列武器系统等研发、指挥工作，为国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设计师张福安(1939.11.25-)，1992年1月任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设计师。他在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设计中，历经三年攻关突破五大关键技术，主持制定武器系统总体方案，带出了一支技术能力强的科研队伍，并为型号的系列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实现了我国防空导弹武器跨越式发展，为我国防空导弹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国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指挥王国祥(1940.8.26-2010.5.27)，2000年8月任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指挥。他长期从事导弹武器装备研制工作，是导弹系统工程和型号研制管理的杰出专家，参与多个重点型号的研制工作，为我国第三代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设计定型作出突出贡献。

这12位专家，均是航天二院研制的导弹武器型号的基本型中，已退休且过脱密期的型号总指挥、总师正职，他们曾经隐姓埋名，潜心科研。航天二院党委历时一年，将他们的故事编著《导弹人生》一书中，诠释了航天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精神品格。

当天，航天二院团委书记王国龙向该院青年发出《做“跟党奋斗、强国有我”的新时代航天青年》的倡议，鼓励航天青年接好传承精神的接力棒。

航天二院院长宋晓明表示，当天首次公开的老专家，都是航天精神最生动、最鲜活的代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革命情怀，这份精神财富如今传递给了航天年轻一代，航天青年要接好航天精神传承的接力棒。

航天有哪些传奇的故事2

载人航天，一种只有“头部玩家”才能玩得起的高端航天工程，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只有一个国家在科技和经济双端都拥有强劲实力，才能达成的“里程碑”成就。

目前世界上能够实现载人航天的国家只有三个：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

然而，比较不为人所知的是，当年的载人航天有两个分支：航天飞机和载人飞船。

美苏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比较推崇“可以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然而，我国发展起来的却是载人飞船“神舟”系列。

为什么中国会选择载人飞船呢？对于航天飞机，难道是以我们的技术造不出来吗？

上世纪，航天飞机“闪亮”出世，斩获无数成就

上世纪，美国和苏联围绕着载人航天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1961年，苏联在东方1号任务中，成功让苏联人尤里·加加林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地球人；

1969年，美国的阿波罗11号又成功将人类首次送上了月球，并成功在月面印下了人类的脚印。

二强相争，为了争夺这个新领域中的“第一名”互不相让。当时，两国最受到看好和关注的航天器，却不是我们如今最稳妥的载人飞船，而是“航天飞机”。

在当时，航天飞机是最先进航天技术的象征，它不仅能在上了太空后再飞回来，达成重复利用，降低运营成本，其运载能力还达到了其他航天器的数十倍，甚至能捕获卫星。

美国正式进行过任务的航天飞机，共有5架，分别是哥伦比亚号、挑战者号、发现号、亚特兰蒂斯号和奋进号。

苏联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天飞机“暴风雪”号，然而由于设计的最优原理，它的外形和构造也和美国的航天飞机非常相似。

当时，我们中国也尝试追赶美苏载人航天的步伐，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了：我们是直接学习美苏的先进技术，还是另辟蹊径？

这个问题在如今的大多数人看来，肯定都会选择前者，毕竟前人都替我们把路前面的荆棘劈开了，何乐而不走呢？而且对于当时摸索道路的科研人员来说，最难的不是“已知的”、能造出来的东西，而是有了一个设想之后，“证明”它到底能不能造。

而美苏的载人航天成功，也显示了这条路是确凿可行的，人类是100%可以使用航天飞机到达太空的，这可以让中国避免走很多弯路。

当时的人们也是这样想的，认定中国几乎也会走美苏的“老路”，然而如我们现在所知，中国现在发展的却是载人飞船，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中国放弃了那种“安逸“的做法呢？

中国式航天飞机——“长城1号”

事实上，中国式的航天飞机也是有个雏形的，连名字都有，叫“长城一号”。

它在1986年被提出，彼时，美国的航天飞机风头正盛，多次进入太空中，为全人类带回了珍贵的资料，于是，也想跟上最尖端步伐的我国在第一次航天飞机论证会议中提出了它。

“长城一号”在设计中全长24.7米，翼展14米，虽然不比美苏的航天飞机尺寸大，但却配备了一台火箭发动机，一次能搭载5名成员飞往太空。

它相比美苏的航天飞机也是很特殊的，正是因为尺寸小，所以可以和火箭构成联动，它能被放置在火箭顶部，在发射的时候，需要和火箭并联发射，并且在空中脱离。

由于火箭可以为它提供一定的初速度，这样便减轻了航天飞机本身的飞行负担，虽然“脱离”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比起让航天飞机单枪匹马去对抗大气层附近的严苛环境，总体还是存在不小的优势。

但最后，它还是没能变成中国航天的现实，因为它在1988年最终的专家评分中，以0.31分之差惜败于了我国的“神舟”飞船。

长城1号

为什么会这样？载人飞船“神舟”，比起航天飞机“长城1号”，究竟是强在了哪里？

我国为何最后弃用了“长城1号”？

说到这里，我们就得来全面分析一下载人飞船和航天飞机的区别了。

一、不同的返回方式

外观上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功能上的不同。首先，载人飞船是没有机翼的，而航天飞机由于要为机身提供升力，所以安装了一对机翼。

而这个功能特点，决定了它们的返回方式截然不同。

我们现在熟悉的载人航天飞船，往往只能以弹道式或者半弹道式的方式返回。所谓弹道式，想象一下炮弹的轨迹就知道了。它会在惯性和引力的影响下以弧线形式下落，从而进入大气层。

而航天飞机由于机翼的存在，可以采用“升力式”再入，或者是弹道-升力混合式再入，这种返回方式不会让航天飞机直接被“丢”进大气层，而是像飞机降落那样会有一个基本的滑行和缓冲。

两种返回方式的优劣也很明显，航天飞机在这一点上明显优于载人飞船：落点准确、方便对人员和飞机进行回收或搜救；以及对飞机的损伤小，可以重复利用，节省成本。

二、载重和舱内环境

在载重的本领上，航天飞机也要更胜一筹。美国的大多数航天飞机最大载人量是7人左右，同时，飞机上还会带上如太空望远镜、暴露装置等等重型物体，甩了载人飞船好几个量级。

航天飞机的舱内环境也比载人飞船显著优越，座舱较为宽敞，甚至有个人的独立床位，简直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小空间站。

三、成本

前面的两种差异，都是航天飞机完胜了载人飞船，但为什么最后还是载人飞船成为了“历史的答案”呢？

因为比起后面要讲的航天飞机致命缺陷，它的优点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我们前面提过航天飞机是为了能重复使用，节省成本而设计出的，但正是这个“重复使用”，把当年的美帝给坑惨了。航天飞机发射一次大约要5亿美元左右，要知道，当年NASA预计航天飞机一次的发射费用不会超过600万美元，这下可是超过了近百倍左右。

这些费用包含了检修、维护，随着飞机越用越旧，维护的费用也在水涨船高，到后面已经超过了一次性火箭。

更要命的是，要是这种昂贵的维修能够“回本”也就算了，但随着飞机稳定性逐渐降低，美国也不敢再冒着那么多航天员的生命危险，强行让航天飞机频繁发射，这下，就连薄利多销的路子都被堵死了。

四、安全性

除了烧钱，更严重的是安全性的问题。

历史上，美国一共有5架航天飞机服役，然而就是这仅仅5架当中，就有2架（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发生了爆炸事故，14名宇航员因此丧命，事故发生率高达40%以上。

就算是没有发生事故的3架飞机，也随着发射次数的增加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故障，最后不得不减少发射频率，从巅峰时期的一年24次，减少到了最多5次。

那么，失去了商业价值和安全性的航天飞机，距离衰败也不远了。而后来各类私人公司崛起，建造的多种航天器更是进一步弱化了航天飞机的地位，甚至让美国内部燃起了航天工程“私有化”的呼声。

我国最终选择载人飞船，稳妥“三步走”，成果斐然

而我国正是看到了将航天飞机的末路都看在眼里，最后才会选择载人飞船的道路。1992年，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并分为了“三步走”：

首先初步实现载人航天，成功将载人飞船发射到太空，并在地面上建立起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

这一步完成之后，就要突破航天员出舱的技术难题了，同时让飞行器实现交会对接技术，并发射空间实验室。

接着，就是最新的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长期有人照料的、有较大规模的空间应用问题。

目前，我国在6月5日成功和空间站完成了自主对接的神舟十四号，就是我国载人航天“第三步”中的一个重要成就，它将创下多个“首次”，继续延续我国航天大家族的故事。

而航天飞机，就只能作为载人飞船的“前传”被我们记住了，它象征着美苏的科学家和航天员不懈的探索，也象征着我国在前人基础上，继续进行积极探索到最后一步，才选择了走自主研发道路的那份精神。它只适合留在过去，并不适合新中国的未来。

航天有哪些传奇的故事3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4月24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今天是第7个中国航天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组织了一场名为“传承·梦想”的航天日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导弹人生》一书，首次向社会公开12位此前隐姓埋名的我国导弹武器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

在航天工程的研制和实践中，航天系统探索形成了以总指挥系统和总设计师系统为代表的“两总”系统，他们不仅是航天成就的主要创造者，也是航天精神的践行者、弘扬者。当天公布的12位导弹总指挥、总设计师分别是：

我国第一代地空导弹总设计师钱文极(1916.6.10-2006.6.15)，1960年5月任“543”总设计师，1962年2月任红旗一号总设计师，1964年4月任红旗二号总设计师。他长期从事通信机研制技术领导工作和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研制的领导工作 ，对我国通信技术、电子技术、导弹技术、计算机应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红旗一号总设计师徐馨伯(1917.7.9-1989.5.3)，1960年12月任红旗一号总设计师。他历任“543”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仿制工作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等职，为我国地空导弹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旗二号总设计师陈怀瑾(1929.12.16-2017.8.6)，1964年11月任红旗二号总设计师。他曾参与创建我国第一支雷达部队，调任国防部五院后长期从事防空导弹的研制工作，是仿真技术的带头人，著名的导弹雷达专家。他在飞行器制导、自动控制与仿真领域为我国国防工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技术上开创了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研制工作，指导第二代防空导弹的研制。

巨浪一号、红旗七号总指挥柴志(1922.12.17-2003.9.10)，1980年2月任巨浪一号总指挥，1982年2月任红旗七号总指挥。他曾参与领导“1059”控制系统和地面设备仿制工作、东风二号控制系统自行设计工作、“543”仿制工作、红旗二号研制、巨浪一号、东风二十一号的研制。并任型号总指挥。组织领导红旗七号的研制，担任行政总指挥。为我国国防工业作出突出贡献。

红旗七号总指挥耿锐(1920.8.13-1987.12.12)，1979年5月任红旗七号总指挥，为我国研制第二代防空武器作出了积极贡献。

红旗七号总指挥谈凤奎(1944.2.6-2008.2.27)，1994年1月任红旗七号总指挥。他负责的《防空导弹关键零部件柔性设计制造一体化系统研究》在航天领域首次建立了基于并行工程，支持导弹结构件设计、制造、管理的一体化系统，实现在多个型号上的全面应用，对于防空型号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海红旗七号总指挥徐乃明(1929.7.22-2016.9.20)，1989年10月任海红旗七号总指挥。他主持完成新一代地空导弹武器系统、新型地地导弹武器系统等多项航天型号的研制任务，主持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北京仿真中心，解决了仿真计算机应用研制中的诸多难题。

海红旗七号总设计师陈国新(1944.7.30一)，1997年1月任海红旗七号总设计师，2000年10月任新型野战武器系统总设计师。他开创了我国防空导弹研制史上舰载超低空领域的先河;圆满完成新型野战防空导弹研制任务，他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解决产品研制中的关键技术，树立了以设计为中心，以试验、验证为重点的思想，为型号研制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负责人吴北生(1929.8.14一)，1988年2月任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负责人，1993年1月任B610总设计师1996年10月任B611总设计师。他曾负责我国地空导弹系统研制的技术抓总工作，先后任红旗三号、红旗七号副总设计师，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技术负责人，B610、B611、B6 系列总设计师，为国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指挥沈忠芳(1934.8.24一)，1992年1月任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指挥，1993年1月任B610总指挥，1996年10月任B611总指挥。他长期从事飞行器系统设计研究工作，先后完成车载红缨五号超低空防空武器系统试验样车、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B6 系列武器系统等研发、指挥工作，为国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设计师张福安(1939.11.25-)，1992年1月任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设计师。他在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设计中，历经三年攻关突破五大关键技术，主持制定武器系统总体方案，带出了一支技术能力强的科研队伍，并为型号的系列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实现了我国防空导弹武器跨越式发展，为我国防空导弹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国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指挥王国祥(1940.8.26-2010.5.27)，2000年8月任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指挥。他长期从事导弹武器装备研制工作，是导弹系统工程和型号研制管理的杰出专家，参与多个重点型号的研制工作，为我国第三代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设计定型作出突出贡献。

这12位专家，均是航天二院研制的导弹武器型号的基本型中，已退休且过脱密期的型号总指挥、总师正职，他们曾经隐姓埋名，潜心科研。航天二院党委历时一年，将他们的故事编著《导弹人生》一书中，诠释了航天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精神品格。

当天，航天二院团委书记王国龙向该院青年发出《做“跟党奋斗、强国有我”的新时代航天青年》的倡议，鼓励航天青年接好传承精神的接力棒。

航天二院院长宋晓明表示，当天首次公开的老专家，都是航天精神最生动、最鲜活的代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革命情怀，这份精神财富如今传递给了航天年轻一代，航天青年要接好航天精神传承的接力棒。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6日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