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示】本文共有12995个字，预计阅读完需要33分钟，请仔细阅读哦！

---

我的战疫故事 | 董文然：给爸爸的一封信,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封面新闻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馒头的故事有什么体裁1

作者：电子科技大学实验中学 董文然

亲爱的爸爸:

不知道您以前有没有收到过别人的信？我给别人写信还是头一回。为什么要写信而不直接和您交流呢？因为我认为，在这样特殊的境遇下，我想对您说的话应该用文字记录下来，永远珍藏和铭记。

因为疫情，全国的学生都在家里上网课。但是我们和别的学生不一样，我们家里没有“网”，而这“网”又是透过小小的手机屏幕来吸收知识所必须的。为了我能上课，您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家里唯一的一张桌子——我们的饭桌，踏着夜雨后的泥泞，去到村里唯一有“网”的村部去，帮我从会议室借到一把带靠背的椅子后，又回家来接吃过了早饭的我。直到把我安顿好了，您才去吃早饭。啃完了那干硬的馍，你又马不停蹄的赶去干农活。傍晚，辛劳了一天的您又来陪我上晚课，为我送来热腾腾的馒头和温暖的棉袄。每当我望向您，都能看见您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光的白发——每一根都诉说着沧桑；看见您轻轻一笑就深陷下去的皱纹——每一道都透着慈祥……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爸爸！

我知道您对我的期望。您总是对我说，您最大的遗憾就是只有机会念了三年书，虽然您尝试并坚持阅读，认了不少字，但还是无法与受专门教育的学生相比。您还说，您永远无法忘记您作为我们乡的有识青年去县城里听演讲的那一天——那演讲者用自信的姿态、激昂的语调发表着自己的观点——您希望我也能成为那样会思考、敢表达的人。

我也明白您的担忧。您经常说，您对无法给我一个舒适的环境来学习和生活而感到抱歉。特别是这次疫情，您因为我们家没有“网”、没有电灯、甚至没有一把靠背椅而愁眉苦脸。但是，您知道吗？您已经教给我了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勤劳、坚持、刻苦和爱——这些远远比金钱和物质更重要！

正因为有了您的支持，我才会努力奋斗，刻苦自律的投入学习。我会尽我所能成为我该成为的会思考、敢表达的人。我坚信，物质的贫穷不等于精神的贫穷，当下的贫穷不等于将来的贫穷。这次的疫情使我的求学之路更曲折了，但这难不倒我。我会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松柏一样，长青在知识的海洋里。我们一定会又拥有美好的明天！

爱你的女儿

2020年3月8日

封面新闻作文频道发起“我的战疫故事”主题征集，邀你分享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你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的战“疫”故事。你可以谈谈春节经历，可以讲述你身边的医生、护士、警察等群体的抗击疫情的小故事，可以谈谈或针对此次疫情的个人看法及感想，也可以写所思所想，看新闻后的思考等，体裁不限，题目自拟。想要了解作文是否选用、刊发，查看名师点评、征文活动、获奖信息等最新动态，请添加封面小作家微信：13018255608。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上传通道↓↓↓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

馒头的故事有什么体裁2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思想新闻中心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今年的读书日比较特殊，因为疫情原因，上海的我们都困在家中，阅读成了抵抗疫情的好方式。本月的湃书单，我们推荐以下这些，让书本告诉我们春天。

《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

陈泳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推荐语：

这本书是几年前一位前辈学者推荐的，但买了一直未读。年初读了施爱东先生的《故事法则》之后，忽然想到此书可以对读。《故事法则》的研究是从大量故事中化约出最大公约数，而本书的研究取向正好相反，作者通过对山西洪洞地区“接姑姑迎娘娘”信仰活动中关于娘娘身世传说持续八年的田野考察，对各种传说形态及其言说行为的描述，来解析地方社会中人群主体性的建构实践，并在探究地方内部纷繁复杂的共存策略之余，进一步关注与地方之外主流社会文化进程的多样联系。（10页）

这一信仰活动，简单地说，尧帝居住在洪洞县羊獬村，将女儿娥皇、女英嫁给居住于洪洞县历山村的舜，两地由于婚嫁关系被连接起来。每年三月三日，羊獬村民去历山接娘娘回娘家；而四月二十八是尧王的生日，这一天历山等地人来羊獬，一面给尧王拜寿，顺便也将娘娘接回婆家。（35页）不过，本书关心的不是情节单元的结构，而是“传说动力学”，即在田野调查的情景语境中去探讨……某一传说之所以被这样讲而不是那样讲，其中包含着讲述者可被观测的实际目的，是讲述者自觉推动了该传说的变异。（131页）

为了分析的方便，作者将传说的讲述者分为七个层级：一、普通村民，二、秀异村民，三、巫性村民，四、会社执事，五、民间知识分子，六、政府官员，七、文化他者。（132-138页）这些不同的讲述者的话语权、人格魅力、参与热情等构成了传说面貌背后的动力因素。比如，以民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俗精英”，“乘着本地政府申遗的强劲东风，积极主动地对本地传说进行了一轮非常着意的筛选、修正和编创，以呼应政府对外宣传的形势”（233页），对于传说中各种细节的面貌，起到了话语权威的作用。比如书名中“背过身去的大娘娘”，指的是传说中娥皇、女英为了争在舜帝家的大小，展开三轮比赛，娥皇输了做小，但是心里不情愿，所以原本塑像中的大娘娘娥皇是背过身去表示不高兴的。但作者在洪洞却没有发现一座背过身去的娥皇塑像，因为这不符合儒家和谐的家庭观。

这种传说的动力学也影响到实际的人际关系。作者发现，“在整个传说圈内，由于尧舜和二位娘娘总体上是正面价值的象征人物，所以，几乎所有村子都希望从这个附加身份里分一杯羹。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韩家庄，因为它在地方传说中被部分人认为是舜王后继母的村庄，而无论在主流文献里还是在地方传说中，舜的后继母都是虐待甚至谋害舜王的反面主角。”（198页）因此韩家庄的一些讲述者对此非常不满，认为是历山人编造的。

另一件事也影响了人际关系。为了在申遗中统一说法，万安被认定为神像巡游的歇脚之处，而非娘娘的正宫，因此，申遗后万安人很不满意，“2012年10月23日，羊獬人上历山给二姑姑拜寿，下来照例到万安吃饭，结果万安人唱了一出《舍饭》的传统剧目，羊獬人特别生气，感觉像是去万安讨饭吃，多数人不吃饭就走了，只剩下十来个人在吃，并要万安人换戏，结果他们又换成《断桥》。这两出戏都是历来禁止在游神庙会期间上演的，羊獬人断言万安人是故意的，绝非无心”。（254-255页）

作者特别重视民间知识分子的动力作用，这一方面是他们能说会道，充满奉献的热情，另一方面，他们热心编写各种传说小册子宣传，形成话语优势。不过，作者意外地发现，很多人写的小册子，都默默地大量化用一部通俗小说《上古神话演义》中的情节，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那些民间写手们从根本上认为写传说即是写历史，是以真实性为终极诉求的，故对《上古神话演义》一书都心照不宣地“用而不引”。（292页）

本书绪论部分对于传说动力学的理论进行梳理和辨析，其中提到，他带领的田野调查团队填写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书，并于2008年获批。作为观察者（文化他者），他们也成为传说动力学的一支，并因此不自觉地推动了传说的变异，尽管这个变异外人可能根本无法察觉。这个有意思的现象，让人想起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原理。当然，作者这本书的目的从来不是要描述一个权威的传说版本，动力在，传说就一直在变异中。

《讣告》

【英】基斯·科尔克霍恩、安·罗/著 徐龙华/译，新星出版社·读库，2022年1月版

推荐人：顾明

推荐语：

1995年，创刊150多年的《经济学人》杂志终于有了讣告栏目。在两任作者，即本书的两位作者的主持下，《经济学人》的讣告逐渐获得大家的赞誉。讣告专栏每次千字左右的篇幅，选择的人物标准也一直不变，就是他们的生活必须有趣，发人深省，至于是不是名人倒不在乎。就这样，《经济学人》的讣告专栏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出现在他们专栏的有美国总统，有戴安娜王妃，有作家，有导演，有非洲大独裁者，有黑帮老大，有纽约名媛，有消防员，有希特勒日记的伪造者，甚至还有一只非洲灰鹦鹉。

《讣告》一书精选了其中201篇讣告，而你完全可以把这些简短的文章当作人物速写的优秀范例来读。两位作者文笔优美，常有令人赞叹的好句蹦出。短短千字文，既能回顾人物的一生，又能准确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他们的惯常写作套路是：开篇即抛出一个体现人物主要特点的细节描写或故事，迅速吸引读者的关注，再去完成讣告文的规定动作——简述人物的生平。诸如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讣告，开篇写他在拍摄《冬日之光》时，游览了很多教堂，还会和摄影师坐在教堂的长椅上观察光线的变化，从上午一直坐到下午。光影的变换，正是伯格曼在电影中一再表现的主题，甚至成了他人生的一个注脚。

通常来说，讣告都会选择一个人一生中好的那一面来写，许多过错都随着死亡的降临而被原谅了。但是，《经济学人》的讣告并不如此，他们坚持将一个人好的、不好的那一面都展现出来。比如九个月内扑灭科威特油井大火的英雄消防员，在描写他英雄事迹的同时，作者也会写到他在灭火时会跟科威特政府要求满满一飞机的威士忌，还要申请4000头猪来作为引爆地雷的牺牲品——当然，都被拒绝了。写纽约名媛赫尔姆斯利夫人，说她是傲慢的化身，曾放言“我们不纳税，只有小人物才纳税”，还相信，员工就是雇来被厉声呵斥和扇耳光的。会写证明了吸烟与癌症关系的医生，因为用狗做实验而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对。

而讣告的结尾，更是令人叫绝。比如美国的“中国通”鲍大可的讣告结尾，写到克林顿总统的一个顾问跑去找他询问该怎么处理中美关系，“鲍大可表示，对华总体政策应该是不做麻烦制造者。‘保持冷静。’”日本导演黑泽明的讣告最后，作者写到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狂热的日本人怀疑他太崇拜西方了。“面对这种责难，黑泽明会指一指自己的古董收藏：与日本漆器并立的，是法式玻璃器皿。两种都很美。他说，日本和西方，在他的头脑中共存。”作家索尔·贝娄成名后，四次婚姻都以失败收场，晚年他的道德意识浮现。讣告的最后一段，作者讲述了贝娄在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前一天的一件小事。“一天晚上，一家餐厅的侍者端上一道可笑的甜点，这位八十四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盯着上面均匀排布成一圈的点点果酱。‘啊，’他立即调皮地评论道，‘欧几里得的痘痘！’”哈哈哈，大笑三声出门去。（如果现在出得去的话！）

《给孩子的散文》

李陀、北岛/选编，中信出版集团·活字文化，2015年6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推荐语：

确实是从孩子的书架上拿的，不过大胆推测一下，这里头大多数的文章大多数像我这样的大人应该是没读过的，倒也不用视之为童书。两位编者遴选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散文46篇，从鲁迅、郁达夫、丰子恺、老舍到史铁生、韩少功、王安忆、莫言等当代作家，最后一篇是李娟的《河边洗衣服的时光》。

在坐井观天的日子里，读鲁迅写“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好的故事》），风物之美与风物排列之美，令人低回。看汪曾祺罗列着炙子骨头、索粉、白肉胡饼、太平毕罗、缕肉羹、莲花肉饼、炙金肠、独下馒头、肚羹（《宋朝人的吃喝》），一时浮想翩翩。还有顾城《学诗笔记》里这段如诗般的文字：“草是在苦咸的土地上长出来的，那么细小，又那么密集，站在天空下，站在乌云和烈日下，迎接着不可避免的一切。没有谁知道它们，没有彩蝶、蜜蜂，没有惊奇的叹息、赞美；然而，它们却生长着，并开出小小的花来，骄傲地举过头顶……它们告诉我春天，告诉我诗的责任。”

《关羽：由凡入圣的历史与想象》

【荷】田海/著 王健 等/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3月版

关羽的形象无人不知，当然，我们绝大多数人对关羽的印象都来自《三国演义》。虽然大家都知道那是虚构作品，不是历史，但仍不由自主地以小说中的形象代入。本书追溯了关公崇拜的历史性演变和多重面相，作者结合大量史料和遗迹，甚至田野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对背后的文化机制进行了详尽考察。他认为，关羽信仰兴起于口头文化，而非大多数研究主张的三国叙事传统。

作者指出，关公信仰自10世纪晚期11世纪初期开始在北方逐渐流行，远在三国故事成为主流的叙事传统之前。为了取代秦汉鼎革的传奇叙事，明初政府推广了三国故事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个叙事传统强调了主角们——三个结义兄弟刘备、关羽、张飞，以及巧妙的智将诸葛亮——的忠义。而对关公的宗教性崇拜早在这个建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推广运动出现之前就已经流行开来……最后，三国叙事的流行也从未引发人们对其他主角的类似崇祀，例如刘备、张飞和诸葛亮。（95-96页）

如果关羽的历史功绩在其信仰的兴起和传播中起到了系统性的作用，那么关公信仰的地理分布及其具体内容应当与现在十分不同。也就是说，他的信仰就应该在前蜀汉地区传播得更广，而在他的死地的前统治区魏地和吴地销声匿迹。但我们看到，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叙事传统或历史记载对这个信仰的合法化毫无帮助。（96页）

虽然这一说法并不足以影响我们对关羽的喜爱和玩各种三国的游戏，但不可否认，这是很有力度、很有逻辑的质疑和推论。

关公信仰崇拜起源于湖北当阳玉泉山，并与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有关，“以恶魔形象示人的关公协助智顗修建了寺院……关公和天台寺院之间的这种关系并未成为大的天台宗传统中的一部分……只是到了明末，远在浙江天台山的僧人才开始讲述关公的故事，这样做是因为当时关公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天台山本身的声望”。（43页）事实上，关公与道教的关系更为密切，作者指出，“宋元之间的一个巨大变化无疑与南方道教驱邪赶鬼仪式影响的日益增强密切相关。作为护法将军的关公崇拜的流行，正是这一信仰的一部分”。（60页）与此同时，“在11世纪，尤其是在解州附近的其他县里，关羽信仰的原型已经逐渐成熟，并逐渐流布于中国北方的其他地区。这一信仰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地方社会崇拜，而并不仅仅是因为可以保卫盐池才获得人们的崇祀”。（63页）

作者同时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直到北宋时期，关公信仰只在北方流行，在南方的关公庙，作者只找到两处记载，分别位于福建邵武和浙江海盐。（106页）所以，关公信仰之后的遍布全国，还有一个传播和扩散的过程，作者认为，来自不同区域的移民群体在信仰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3页）不过，对于这些传播的路径和形式，作者也只是做出一些猜测，比如关公作为解州盐池的保护神，很可能随着盐商散布。

在第六、七、八章中，作者介绍了关公信仰的不同面向，如雨神、财神、士人的保护神、救劫者等。这也是造神运动中逐渐弥散的过程。

在阅读中，也发现了一些小的问题或疑惑，比如，作者引用的唐代一首诗中有“衔悲向陈迹”，他认为“陈”指南陈政权，这大概是误读，“陈迹”即“遗迹”。（37页）

在31页中，作者指出：“关公崇拜反映了当时一种相对新兴的崇拜类型，即人们会崇拜那些遭受暴力横死而变成饿鬼的人。这一类型的崇拜经常成为志怪小说的重要内容，在当时，志怪小说是文化精英阶层中流行的一种故事体裁。”并且认为关公传说中所率领的“阴兵”是恶魔的部属。这里似乎亦有可以讨论之处。古人对于逝者的认识，一直存在两种互相矛盾的面向，一方面认为是自己的祖先，会保佑自己，另一方面，又担心逝者会回到阳间作祟，骚扰活人。至少在中古时期，这两种面向是混杂在一起的，从当时出土的镇墓文、买地券就可以看出。所以，很难说玉泉山关公显灵的传说就一定说明他是恶鬼或恶魔，那种超能力，很难用善恶两分的标准来判断。进一步地说，“阴兵”在志怪小说中也并非专指恶鬼或疫鬼，很多时候是地方的保护神之部属，在《北梦琐言》中，甚至有阴兵为阳间疏浚河道的记载。

在172页，作者举了《子不语》卷十七的一则记录，然后说：“由于武力展示是驱魔活动，这一出包含‘大花脸’的特别演出成了一种驱魔方式，把所有的鬼观众吓走了，并揭开了这个演出地点的本来面目。”不过这则记载说的是鬼魂唱堂会被阳间说破的情况，并非关公驱鬼所致。记载中，鬼魂曾吩咐戏班子：“只要唱生旦戏，不许大花面上堂，用大锣大鼓，扰乱取厌。”已有暗示，在《耳谈》的一则记载中有明确说明：“鬼属阴，故惧雄声大拨也。”其他与关公无关的戏曲演出中也有类似的暗示，即鬼为阴物，鬼的社会生活不宜与阳间冲突，如被说破或看破，会立刻消失。所以这一则记载并不能说明关公戏具有驱鬼功能。

《红山动物园是我家》

沈志军、朱赢椿/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2022年1月版

推荐人：朱凡

推荐语：

在这个无法逛动物园的春天，这本关于动物园的小书是一种难得的慰藉。通人性的灵长动物、被上帝偏爱的猫科动物、被萌化的顶流大熊猫……纸面上的游园之旅虽然折损了感官的享受，却给了读者慢慢了解每一物种甚至细细辨认每只动物的余裕。

饲养员和他们照料的动物朋友间的私房故事尤其珍贵，他们娓娓讲述自己的日常工作，关于动物园里的新生与老去、竞争与友爱，以“一种生命陪伴另一种生命”的平等态度看待人与动物的关系。最打动我的是黑熊宝宝石头和珍珠不肯回家的故事。一个早春的夜晚，下午吃饱喝足的两只小熊决定不吃晚饭了，挂在外展区的树上看月亮，饲养员们坐在地上商量对策，不禁被眼前画面的宁静美好所感动，于是放弃了叫它们回家的打算，只是为它们打开卧室的门并放上食物。这是它们第一次在野外过夜，第二天早晨，两只小熊在山坡上的草丛中相拥而眠。饲养员彭培拉在这则故事的结尾处说，“珍珠和石头一定在夜晚的大自然中学习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也许是友谊，也许是勇气，也许是晨光与鸟叫的联系，还有更多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属于熊的小秘密。”

《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

【英】白锦文/编 何文忠、蔡思慧、郑文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推荐语：

传染病总是会引发恐慌，而恐慌亦会传染、蔓延成疾。

《恐慌帝国》是一部关于“恐慌”主题的学术论文集，以19世纪初的东亚到21世纪的美国等一系列案例研究，试图讨论什么是恐慌、人们如何理解恐慌，以及恐慌如何被管理及利用。论文集收入的文章多以传染病为切入点，如黄热病、霍乱、鼠疫、流感，而引发恐慌的不仅仅是疾病。

以本书第五章为例。这篇文章关注的是印度经历的两次传染病——1896-1897年的腺鼠疫（黑死病）与1918年-1919年的大流感。这两种传染病在全球范围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而印度所受的打击尤为巨大。然而两次传染病的社会反应却形成了鲜明对比，危机的严重性与其引发的恐慌程度也并不对等。腺鼠疫从1896年传播到印度，到1921年死亡人数达1000万人，而大流感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夺走了1200万条人命，但无论是在英国的殖民政权中还是印度本土被殖民者之间，鼠疫引发的恐慌却是更严重的——大量人口出逃，谣言四起，政府的干预措施不被信任，还遭到强烈的猜疑和反对。在孟买，工人袭击医院，在其他地方，救护车遭到袭击，欧洲人被追打，1897年6月一名鼠疫专员遭到暗杀……愤怒的政府决定更加坚决地采取强制和镇压措施，但结果是防疫措施执行成本极高，且耗费大量行政资源。如此反而拉长了与鼠疫的斗争，印度的局部鼠疫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作者从不同疾病的传染病学对比、社会文化建构、政府和公共卫生反应差异、传染病暴发时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国际形势中寻找答案。

《恐慌帝国》涉及的多数案例主要关注英国这一殖民帝国，最后两三章将读者视野带到20世纪和21世纪，冷战、反恐、全球金融、新型传染病，焦虑、恐慌从未下场……过去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又如何处置今天的不安？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 孙唯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推荐语：

常读常新的一本通俗小书，手中是2021年5月第3次印刷的版本——面市首月即两次加印，读者热情可见一斑。如作者所言，近年来有一股“历史的热潮”：历史写作（尤其是通俗历史读物）受人追捧，博物馆喜欢举办关于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展览陈列，越来越多人调查和探寻自己的家族历史。历史学者不再需要“为历史学辩护”，口干舌燥地向大众解释历史学到底有什么用；人们想知道，历史在现实中如何被“运用”与“滥用”，或者说，历史这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怎样被“打扮”的？

用历史来宣示主权和领土的合法性，来确立身份认同，来为民族主义提供动力，来动员人们实现未来的目标，来灌输和传递价值，甚至攻击和贬低他人……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以宏阔的视野从欧洲、北美各国乃至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历史中旁征博引，讲述了这些五花八门的“功效”，细节暂不剧透。总之，“过去也可以被我们用来达到当下的一切的目的”，而“当我们制造谎言或是只从单一的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我们就在滥用历史”。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是一战时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曾外孙女，也是声名卓著的国际关系史专家，但她透露自己那本关于一战战后大国博弈的历史著作在1980年代根本没有出版商感兴趣，直到1990年代冷战格局打破、国际局势变化后才重新受到关注。她认为“今天的世界局势很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或是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形势”，“在如今扑朔迷离的复杂情况面前，历史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相对简单易懂的解释”，因此很多人将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中获得对当下局势的答案。

她也注意到，过去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的圈子正变得越来越小，“如果他们（专业研究者）不能让公众读懂他们的研究内容，那么就会有其他人来填补这项空白”。可能是将自己塑造成神话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目的误用或者滥用历史；也可能是业余历史爱好者，不能深入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面貌，讲述一个看起来善恶分明的故事，但只能讲述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所以，“专业的历史学者不该将自己的领域拱手让人”，并且“绝不能完全放弃研究政治史，转而去全身心研究社会史或文化史”。

麦克米伦认为，如果我们能从历史研究中学到谦卑、怀疑和自我反思，那么历史就是非常有用的。她援引英国文学家约翰·凯里的一段话说：“历史最有用的作用之一，就是让我们明白，过去几代人是多么强烈、真诚和痛苦地追求他们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如今在我们看来又是多么荒谬或可耻的。”例如，很多人曾誓死捍卫奴隶制度，曾断言人类种族有优等和劣等之分，甚至几十年前还有人觉得女性和黑人不可能胜任工程师或医生的工作……“我们应该警惕那些以历史的名义提出的宏大主张，以及那些号称一劳永逸地发现了历史真相的人。”最后，她写道：“我唯一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历史，享受历史，但应该始终严谨地对待历史。”

《猎魔人》

【波兰】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著 乌兰、赵琳、小龙/译，重庆出版社，2015年1月-2022年1月

推荐人：韩少华

推荐语：

奇幻小说八卷，从2015年出版到今年初才出完，中间还经历了一次译文的修订。根据这部书的故事衍生的同名游戏也有、电视剧也有，互相帮衬着，已经让这部书很有名了。

可能与一般的奇幻故事不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虽然也戴着主角光环，但是没什么用。猎魔人这种身份在这个架空的世界里，就是一种被厌恶而又被需要的职业。也正因此，故事里不乏随处冒出来的轻松幽默感，但是整体上浸泡在一种无力的氛围里。

作为一个当代创作者，已经有丰富的、经过收集和整理的民间传说可供写作取用了，作者当然没有放弃充分利用、改写这些素材。通俗文学而已，就不摘录其中部分了。

八卷本很长，也是作为拥趸在这七八年里陆陆续续收集起来的，买了则未必都看过，正好在时下这个机会，争取读完它吧。

《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

【英】罗伯特·萨格登/著 方钦/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版

推荐人：郑诗亮

推荐语：

关于《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这本书，有两种介绍方法。

一种呢，正儿八经、一板一眼：博弈论制度分析领域的奠基之作，在休谟的《人性论》和大卫·刘易斯的《惯例》的基础上，结合源自生物学领域的演化博弈论工具，拓展形成的一套有关社会制度自发生成及演化的理论体系。相信大多数人还没读完这个长句，就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还有一种，就要松弛很多了：这本书就是经济学家跟大家聊聊“道德”。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道德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为啥需要道德？

当然，介绍方法松弛，不等于这本书松弛，它的确是一本非常严肃，充斥着各种术语和公式的经济学经典。读者——尤其是非经济学专业背景的读者——读来感到艰深晦涩，也是非常正常的。不过，这本书前有一篇韦森老师的中译序《努力探寻社会惯例的自发生成机制》，还有一篇翻译了这本书的方钦老师的译者序，在我看来，光是这两篇序言，就让这本书值回票价了。通过两位学者的解说，再来阅读此书，大家可以更加深入地体会，萨格登教授如何（通过利用博弈论工具）深化休谟关于道德的理论：道德不仅是人为的，而且还是经由人们遵循惯例的行为而生成的。

《上海支援全国（1949-1976）》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5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推荐语：

在过去一个月里，全国支援上海战疫，仅各地来沪的医务人员，就有数万名之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支援全国则是“中央交给上海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从“全国一盘棋”战略出发，中央要求上海等国家最主要的工业城市和工业基地立足全国，在技术、设备、人才各方面，支援中小城市发展地方工业，帮助工业不发达地区。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到1958年，上海动员赴外地参工农业建设的劳动者共计一百五十万人以上，1950年到1962年，外迁的工厂企业，共计六百七十九户。两卷本《上海支援全国》，通过综述、分述、口述、档案文献、报刊文摘，向我们呈现了这段历史。

以上海对福建的支援为例。1959年夏，祖籍福建长汀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到福建参观考察，对福建的工业建设很关心。当福建提出把上海里弄的一些小工厂搬到福建来，他当即表示支持。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几十个上海工厂迁移到福建。它们虽然多是里弄工厂，却带去了当时国内先进的生产工业和管理经验，使福建工业有了较高的发展起点，很快就形成了自身的“造血”功能。

书中特别介绍了三明市的情况。三明市在1957年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人口仅六千余人的小山城，在被确定为福建省工业基地之后，一路路建设大军云集，掀起了创业热潮。然而，作为重工业基地，三明的企业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小伙，如不配套发展一批轻纺工业和服务业，不招收一批女工，他们以后找对象谈恋爱就有困难。于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找到陈丕显，请求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并得到了后者的支持。上海对三明的配套支援，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工人的个人问题，也促进三明市迅速繁荣起来，使三明从重工业城市开始向门类齐全的工业城市转化。书中所录上海三星糖果厂迁为三明市食品厂、上海国棉二十六厂迁为三明纺织厂、上海立丰染织厂迁为三明印染厂经过的口述，都是关于这段历史的珍贵材料。

令今天的读者意想不到的是，在支援建设的过程中，上海与福建还产生了文化方面的关联。因为内迁的职工及家属渴望看到越剧，1959年1月26日，上海市文化局将芳华越剧团全团六十六人连同家属八十三人，由团长尹桂芳率领，迁到福州。芳华到福州后，克服各种困难，深入各地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也逐渐争取到大批新观众。至改革开放初期，福建全省越剧团最多时达三十多个，越剧成为仅次于闽剧的全省第二大剧种。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德】娜塔莎·沃丁/著 【德】祁沁雯/译，新星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推荐人：钟源

推荐语：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是一部德国作家娜塔莎·沃丁的家族史作品。但它不同于传统的家族史写作，没有采用线性叙述，而是采用拼图式的、片段式的写法，让读者代入作者视角，跟随她一起寻找其家族史上一块又一块的拼图。初读起来线索繁杂，作者大量的心理活动也略显“絮叨”，但就像优秀的侦探小说一样，开头总是悬念重重、云山雾绕，耐心读下去，找到的拼图越来越多，作者家族史的全貌也就慢慢呈现出来。娜塔莎·沃丁的母亲1920年生于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1943年被送至德国强制劳役，二战后居住在西德的一座小城市，1956年10月自杀。在她36年的人生中，经历了苏俄内战、大清洗、饥荒和德国劳役，战后被遗忘在茫茫人海之中。作者家族成员的遭遇不仅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一则关于东欧苦难的历史寓言。母亲生前常对娜塔莎·沃丁说：“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这句话贯穿了作者的童年。最终，在娜塔莎70多岁时，通过不懈地找寻，她终于看见了母亲“曾见到的”，那个被侵略、被侮辱的非常年代。

《我心深处》

【美】伍迪·艾伦、【瑞典】史提格·比约克曼/著， 周欣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雅众文化，2020年6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推荐语：

这是一本美国导演伍迪·艾伦的访谈录，也算是将近20年前的对话了。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伍迪·艾伦前期的电影创作。英文原版出版于2005年，那之后伍迪·艾伦还是拍了很多有趣的电影，但从这本书中无法获取他关于那些电影的想法。看他拍的电影，总觉得他还是个年轻人，但其实老爷子现在已经86岁高龄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在用一台跟随自己四十多年的打字机写作，从未用过电脑，足以显示他的年龄。不过不确定20年过去，他的习惯是否改变。和这个年龄段的文化人一样（或许可以不分国界），尽管他将自己定义为喜剧演员，自称不像菲利普·罗斯和索尔·贝娄那样的作家深刻和严肃，但他的文化修养深厚，这同他所成长的时代不无关系。不过，出生于20世纪的美国，没有被生活抽打过的伍迪·艾伦对于名利没有执念，放在某些地方就像衣食无忧、追寻内心的00后一般。他说，“精神病院会让病人编竹篮或用手指画画，因为这些事情能帮助他们恢复健康，这也是我拍电影的目的。这些年来我发现各种奖项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成就感，真正快乐的是拍电影的过程。”读这本访谈录还有一个有趣的收获，那就是尽管笔下创造出许多神经质人物，伍迪·艾伦本人其实生活规律，情绪稳定——“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瓶颈期，我也不会坐在家里喝酒，更不会邀请各种女人到家里来，也没有经历过混乱的婚姻。”

《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

【美】施珊珊/著 邵长财/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版

虽然立生祠的现象在汉代就有了，但猜想起来，很多人应该都是因为魏忠贤而知道生祠的。浙江巡抚潘汝祯，看到同僚们给魏忠贤做了干儿子、干孙子之后，快马加鞭地加官进爵，于是潘巡抚上了道奏章，说是杭州的纺织工人协会集体签名请愿，一定要给魏九千岁建造祠堂，这样可以每天祭拜，表表忠心。不久，诏书下来，没多说什么，只是给祠堂题词“普德”。这几乎是明示了，潘巡抚将全部身家性命梭哈，结果一把赌赢。很快，在全国就掀起了一轮建造魏氏生祠、撰写谀词的高潮。某监生陆万龄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魏千岁功德可以与孔圣人比肩，应该把庙造在太学旁，祭祀待遇参照孔子。各地纷纷上疏：要求把周敦颐和二程的庙也拆了，造魏忠贤庙，理学家这等萤火小虫，也敢跟魏神仙争辉。可惜等奏章送到北京，明熹宗已一命呜呼，新登基的是崇祯皇帝。结局自然不必多说。

很有意思的是，本书并未讨论魏忠贤立生祠的事，只是在开始很具画面感地介绍了魏忠贤生祠的概况：“每处生祠都竖立起一座高大的颂德碑……每一座生祠正中都矗立着魏忠贤的塑像，大多是木制、青铜或鎏金的塑像。”（10页）显然，本书的目的不在讨论一个事件，而是将生祠置于明代的政治和信仰之间进行研究，通过大量碑刻记录、地方方志和文人文集，考察了生祠制度，阐发了对明代政治与思想体系的思考。本书九章分为三个部分：基础和地面、立柱和横梁、墙壁和屋顶，分别讨论生祠建造的基本情况及其制度合法性、生祠所反映出的晚明的政治空间和平民主义等问题，以及在更大尺度上讨论晚明的“生祠实践显示了另一种隐秘的拟构性的封建制，以家庭为隐喻，建立起一个以朝廷所任官僚为中心的‘影子地方国家’，赋予他们一种超越朝廷委任的权力”。（296页）即书名所说的“小天命”。

作者指出，明代立生祠的标准中，很重要的是在司法公正与民生问题上有突出贡献的地方官和军官。（89-95页）因此，生祠“体现了州县官和地方百姓之间拟构的亲子关系”。（132页）而明朝廷对地方立生祠的宽松态度，在作者看来，“从四个方面为明代平民主义图景增添了明确的政治维度。首先……将生祠看成是政治参与的场所，意味着把注意力转向日常政治……第二，在生祠记中，平民的确与地方士绅和生员合作，但有时也会率先成为对天子所任官僚进行纪念或批评的发起者。第三，生祠碑超越了大众的情感表达和汉代的谶纬之说，其中的对话展现出平民理性地、深思熟虑地表达自己观点。最后，即便是高级官僚所撰写的碑记也认为，包括平民在内的当地百姓的政治参与，并不仅仅是一种形诸实践的事实，同时也是天命政治下完全合法化的存在。”（227-228页）

作者反复提及生祠所体现的平民主义，是因为她认为生祠背后隐藏的政治伦理：“必须认识到明代政治话语的另一脉络：广大民众是治理好坏的最终评判者，他们有权在长久存续的制度和刻于石上的公共性文本中表达自己的观点。”（286-287页）而她最后总结的“小天命”的十大特征，也是在这一论断上展开的。

这些视角非常有意思，与我们一般人了解的晚明大为不同，所以会有些困惑：首先，在作者的叙述中，明人特别是百姓，几乎不很在意生祠与遗祠的差别，如果生祠体现了明代的平民主义，在遗祠中是否也有体现？其次，作者发现，“承诺将永恒纪念的生祠大多都迅速走向了衰败”。（171页）很可能是因为生祠在灵验程度上无法与遗祠竞争，且士大夫也尽量避免百姓对生祠的崇奉走向怪力乱神。在祠祀竞争中处于全面下风的生祠，在普通百姓中的影响并不那么大，而其所代表的政治空间，可能亦很有限。第三，作者也承认，“本书所研究的每一方石碑，都有可能是由腐败的、非法的地方官绅相勾结拼凑出来的一通谎言。”（286页）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更有理由怀疑，这些生祠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真正普通百姓的民意，而这些制造出来的民意与地方政治乃至整个政治文化的关系又有多大的关联。毕竟，每一个中国读者，都应该能更深切地体会什么是“由腐败的、非法的地方官绅相勾结拼凑出来的一通谎言”。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记载的一段话，可能更能帮助我理解什么是民意：

王锡爵尝语顾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

《压裂的底层》

【美】伊丽莎·格里斯沃尔德/著 曾小楚/译，文汇出版社/新经典·琥珀，2022年1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推荐语：

我想以按语中的一段话作为开头：“对于自己的能源需求，美国的应对方法一直都是再往下挖。过去几十年来，一种名为‘水力压裂法’——简称‘压裂法’——的技术创新，使得开采深层岩石中的天然气成为可能……十年前，压裂法掀起了一阵‘天然气热潮’，大量的资金因此涌向阿巴拉契亚地区。它同时也对那些生活在碳开采地区的生命造成了伤害。”那些看似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开采，仅仅为当地人带来每年几百美元的土地使用费，采矿产生的大部分利润却去了别的地方。

更为严重的是，当富豪们离开后，留下的是几千英里被酸性采矿废水污染的红色溪流、堆积如山的矿渣，和煤矿带上一座座被掏空的城镇。企业城面临大规模的失业，还有工业所留下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在本书中，作者通过描述单身母亲斯泰茜·黑尼和其家庭的困境，揭露了工业区内人民遭遇的经济、健康，以及精神危机。

对于斯泰茜而言，开采不仅破坏了过去的田园生活，也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一边是赚得盆满钵满的人，一边是水、空气和健康受到威胁的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当地人对政府信任的破裂，以及面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巨头时的无能为力。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张亮亮

馒头的故事有什么体裁3

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

民间艺术与人类的发展史共荣共辱，源自社会基层对现实生活实践的审美。剪纸为民艺之一，大江南北，最是广泛，遍及村户。民艺多在方寸处施展拳脚，剪纸也不例外。一把剪刀，一块红纸，通过技艺和认知，世象瞬间来到眼前，狭仄之地不再显小，拥有着无限拓展的艺术空间。

局限不一定被束缚，广袤未必得自由。一孔窗户开天地边围，花萌次第，人伦上演，剪刀起舞，纸屑纷飞，精彩纷呈，美在心灵之眸。

高密剪纸除具有剪纸艺术的共性，还创造了鲜明的地方特色，人才辈出。对剪纸地方特色的挖掘填补了地方民艺文化的空缺和不足，来自生活实践的理性把握。在高密民艺文化发展史上，人们总会记住一个人。此人即焦岩峰先生，他对高密民艺文化的贡献有目共睹。

作者：焦岩峰

本文插图摄影：阿龙

土生土长的高密民间剪纸艺术，其作品不入史册，其艺术不见经传。然而它历经沧桑，始终源源流传，以顽强的生命力，深深扎根于民间艺术土壤之中。它像原野上一朵不起眼的小花，无终止地散发出浓郁的芬芳，永不凋谢。逢年遇节，农家几乎成为它的盛大展览会，给传统剪纸，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并为姑娘、媳妇们提供了充分抒发内心情感和寄托美好愿望的机会。

高密的剪纸，独特平素，它集江南剪线的玲珑剔透，蓄江北剪线的淳朴浑厚，使两者浑然一体，自成风格。几年来挖掘的近百年传统民间剪纸，构思精巧，造型古拙，剪趣浓厚，充分地说明了它已达到了很高的艺术程度。

旧社会的妇女，在封建制度“三从四德”的束缚下，大门不出，二门不逾，闷在家里与世隔绝。无奈施展小技，或飞针走线，或剪纸镂花，借以控诉封建制度给予她们的悲惨命运，解脱她们承受的“男尊女卑”之苦。她们渴望冲破封建束缚，追求幸福生活，这都尽情地表露在发自内心的作品中。

农家女以饱满的热情，反映了自己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她们把埋藏在心田深处的各种感情及愿望，寄托于虫鱼花卉、飞禽走兽和各种理想中的人物。因此，广阔的自然界，便成了她们抒怀寄情的艺术天地。现实生活中，人们捉来蝈蝈，养在笼里。从表面上看，玲珑精巧的笼子里，养着蝈蝈，反映在单色剪纸上，并非易事。正是不易表现，给予了她们以天才，以大胆夸张的浪漫主义手法，创造了蝈蝈跳出笼来的巧妙构思。它随意之极，风趣之极。妇女们以聪明、技艺，显示了才华，那种巧妙的掩饰深含隐情，嚼有余味，闻有异香，令人叹为观止。图一，这幅剪纸精品，反映了那时妇女，将封建囚困的悲愤，操剪寄情于蝈蝈。表现出无约束地跃出牢笼，自由自在地歌唱。向往自己也能像蝈蝈一样，冲破封建枷锁，得到自由和解放。类似这样美好愿望的题材，在民间剪纸艺术里，并不罕见。可见，民间剪纸是妇女们的理想寄托之所，是劳动者赞美生活的抒情诗。

妇女们以善良美好的祝愿，反复地表现着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图二，“霸王出世”中，妇女们剪刀下的老虎，并不是虎视眈眈，令人畏惧，而是以强化的艺术手法，舍盆口獠牙，美化成一幅头顶花冠，回首张望的慈善面孔。小虎则知趣地躲在老虎胸前，安祥而温顺地看着霸王吞吃乳汁。老虎那竖起又下垂的尾巴，恰到好处地与脸部诚朴善良的模样两相呼应，构成了凶恶变善良的可爱形象。妇女们想象中的凶恶老虎，可以变成善良的母亲，是对当时社会以强凌弱的乞求与劝告。窜山越涧的老虎，通过农家女子之手，竟然变得淳厚善良。其深入浅出的手法，既随意，又大胆，引人深思，真是风趣别致。细观揣摩此作，无不浮想联翩，大有人在画外，意在其中之感。

广阔的天地，丰富的生活，是妇女们索取剪纸题材的创作之源。看那轻捷攀枝摘桃吃的猴子；三只俏皮的猴子斗老牛；披着彩带奔跑的舞狮；翘翅觅食的雏鸡；腾跃下山的老虎；生动的戏装人物……无不形神俱在，充满生机。这些都闪耀着劳动人民非凡的创作才华和热爱生活的真挚感情。时代赋予妇女们发挥无穷的想象力和随意大胆的浪漫主义精神，将大自然的各种物象与人的审美意念融为一体，控诉了过去那个不公正时代的丑恶，宣扬美好善良，创造了一个妙趣横生、动人而又奇特的艺术天地。

工业化发达的今天，美术印刷品满足了劳动者装饰和欣赏生活美的需要。然而，在工业化落后的旧社会，民间精神食粮少得十分可怜！自己演戏自己看，自己绘画自己看。美术欣赏品方面的唯一享受，只能是庙宇壁画、灶祃、财神，或者几张年年如此的抹画子。这远远不能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正是因为这种单调乏味，为剪纸艺术创造了纵情占领生活环境中的各个阵地的条件。在各种特定的阵地内，民间艺人创造了服从各种需要的各种形式。

逢年遇节，农家最显眼的地方——窗户上，窗花琳琅满目。棚顶剪纸，也闪闪生辉。门笺、馍馍花、碗头供垫，各具特色。鲜艳夺目的影壁墙之福字灯，是从街门外观赏的精彩之作，它吸引着过路人，留步盯视，赏罢品评。影壁墙的福字灯，是妇女们最显手段的地角：剪纸工艺精致，通篇玲珑剔透，在丰满厚实的大福字中间，配上“和合二仙图”。这个故事的缘由，可能无人去探究，单纯从字面上取其谐音“和为和气”“和为好和”，又在二仙手捧的圆盆内飞出蝙蝠，蝠的谐音为“福”，也就是家庭快乐幸福。四角之蝙蝠图，涵义是和睦相处，一年四季有福。福字灯的内容，寓意深长，祝愿又是多么的美好呢！这些特定的环境，皆被形形色色的剪纸艺术所占据，把个节日的农家，装点得五彩缤纷，一片喜庆的景象。

民间习俗，喜寿婚嫁，穿着衣饰，内容不同，剪纸艺术随着生活的需要而献彩。在我县大部分农村，儿女订婚时，喜主家拿着上面贴着剪纸红花的喜馍，赠送亲友，以示报喜。民间喜馍的剪纸花样，常见的有“寿”字、“丰”字馍馍花。再有鞋花，鞋垫花，服饰花等。妇女们虽然讲不出什么系统的理论，但她们剪出的作品证明，她们的生活体验非常丰富而细腻。如高密农村姑娘订婚后，便背着人赠给爱人两双花鞋垫，上面多是用剪纸图案，绣有牡丹、荷花、龙凤、鸳鸯等，以示让爱人舒服地穿在脚下。大概姑娘的心意是：我爱你的心，像花一样美！爱人啊，任凭你走遍天涯海角，我永远跟随着你！姑娘用鞋垫作为爱情的信物，这表明她们多么善于在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中，表示自己的忠贞爱情。两双鞋垫，又能给人多少不可言传的联想呢？

民间剪纸与劳动者的生活息息相关，从某些现象来看，能给过去那个精神食粮不足的时代以补充。然而在艺术丰富多彩的今天，也没能把它吃掉。它之所以永不凋谢，原因是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剪纸艺术，在民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大有作为的。

剪纸艺术在现阶段的条件下，怎样创造新的形式，装饰新的环境，为新的时代服务，是摆在当代民间艺人面前的艰巨任务。有很多难题，有待于艺人们在今后的实践里，去发展、探索、创造。

山东半岛三面环海，终年沐浴在温和湿润的气候里，这与北方内陆干风燥热，烈日熏烤的气候是绝然不同的。自然的良好条件，不会因纸料干燥断裂，扫掉匠心的兴致。由此可见，气候也是形成剪纸风格的条件。郭沫若在《剪纸选胜》中写道：“曾见北国之窗花，其味天真而浑厚，今见南方之刻纸，玲珑剔透得未有，一剪之趣夺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高密剪纸与南北方剪纸相比，二者兼有，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地方特点。艺术上，运用了对立统一的处理手法，块与线或饰纹样，组成黑白灰色调，相互衬托，构成巧夺天工的单色画幅，加强了作品的韵律感。在处理手法上，往往因内容而各有侧重。民间艺人对生活充满热爱，在万物复苏的春天里，寄情于小鸡，匠心独具。如图三，老母鸡在窝里孵小鸡，着重刻划老母鸡，睁着大眼，聚精会神地试测着每个小生命的体温，唯恐自己疏忽漏失，造成小鸡在壳里受寒。表面上安然而静止，但紧紧抓住了最富有表现力的精神特征，脖子伸得长长的，好像在谨慎地用爪子变换蛋的位置，静中增加了动感，赋予了生命力，为它的小宝宝不停忙碌，展现了母爱的天性。妇女们以无比热爱生活的感情，运用了大胆夸张的艺术手法，展现出一群小生命将要临世，巧装细线连接两块深灰色，组成了鸡和窝这个主体；又在鸡上边，用细线无拘束地架起了一簇鲜花，构成美丽的保护网。以富有金石味的疏密细线，巧衬黑块，显得玲珑剔透中见浑厚，而无柔靡与纤细之弊。艺术效果所产生的眉目清楚，主题突出，给一寸见方的剪纸作品，换来了生辉的无限妙趣。

剪纸动物的处理，别有一番功夫，粗犷中布满挺拔而有条理的毛发锯齿纹，穿插剪纸纹样增加变化。传统剪纸的狮、虎、牛及其它动物，都明显地记录了这个特点。图四，梅花鹿，这只可爱的小鹿，昂首挺胸，迈着轻快的步子，似乎是在觅食之后，消闲的游逛，或者是在林深草盛的自由天地里寻找伙伴。妇女以得知森林的寂静和小鹿生活为基础，倾慕小鹿无忧无虑、无拘束的任其海角天涯。妇女们向往自己能志在四方，然而不能，只有持剪寄情于脱离常规世俗，以示代替悲愤的呼声。概念化的装饰纹样：梅花，在民间剪纸里，信手可得。匠心独具的开在鹿身上，也不稀罕。然而，花枝招展的生长在鹿背上，霍然出奇，大胆到极点，风趣到极点。盛开的梅花，也起了意境新颖、构图完美的作用。

农家女的剪纸动物，有别于玲珑剔透的长条窗花，稚朴浑厚中见匠心，并无简陋之感，而是产生精致雅观的效果。线面结合处，对比强烈，变化丰富多彩。从高密传统剪纸来看，以粗犷浑厚留世的不占少数。可见它原来的面貌，与北方的风格是无异的。

在历史的长河里，沟通姊妹艺术，发展成为今天的风格，也可能是在过去的年代里，吸收外来的东西，没有取舍的搬运残留下来的遗物。

高密剪纸的风格，在另一方面与民间习俗密切相关。这一地区，旧时期民房的建筑特点是：屋脊高起，窗的面积大部分不超一平方公尺，结构是“册”字形的，当然也有少数花棂窗子。一般来说，六分空间，四分窗棂木。窗棂木密排如同栅栏，占去整个透明面积的三分之一强，余者才是透自然光及通风的空间。窗子的格式，是风俗所定。那么怎样把窗花剪粗犷而厚重，占去仅剩的半透光的窗面呢？聪明的农家女面对这一难题，实用和美观双方面兼顾，既不影响透光，又可使秀丽的纸花装饰窗子美，采取剪细线构成长条窗花的形式。它的式样，由窗棂空间决定了形象。在这种特定的空间里，只有极力向上发展，毫无横着放宽的余地。最大的可达一尺二寸长，一般长度，也在一市尺左右。可见，剪纸艺术，应用窗上的最多，因此，得名谓窗花。

窗子的格式，是剪纸艺术的局限。妇女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认识和体会到剪纸的局限性。她们化局限为特长，利用它的特长，创造了平面形象排列在一条水平线上或罗列布局，如猴子摘桃吃、狮子窗花等丛丛平摆，一丛高于一丛布满画面，形成平视构图。劳动人民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创造了它，并熟练地运用着它，起到了以简代繁的夸张概括作用。

人物剪纸的风格，也足以表现出窗棂这个空间的局限，逼出了天才和智慧，用巧手剪出了人间的奇景。“八仙”人物剪纸，正是在局限的约束下，以玲珑剔透的细线，组成巧絮翻滚，衣着迎风飘舞，紧紧衬托深灰色的人物，利用高超的艺术对比手法，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是高密剪纸风格的成功之作。巧妙构思，也是民间剪纸艺术诱人之处。传说中的张果老倒骑驴云游天涯，作者独出心裁，创作了驴不在人的胯下骑着，倒骑驴就不是一般现象，以放纵的胆略，安放在头上与人同游。这不是一般的怪现象，怪的出奇，怪的新鲜，成功表现了传奇人物。使无意义的形成为有意义的处理，而获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传统剪纸天河配、女驸马及其它人物等的表现手法，同感新颖别致，剪工细腻，大胆随意，形式都是受窗棂空间束缚而产生的传世精品。

总之，高密的民间剪纸艺术技巧，巧布黑白灰对比，粗细对比，完整与琐碎对比，形成了笔墨韵味，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它远看眉目清楚，近取精细耐赏，创造了天真浑厚，玲珑剔透，两者兼有的风格，且各有侧重。

民间风俗，隔墙有异，家家有习，在同一环境的剪纸艺术，尽管形式与内容相似，也存在村与村的地区之别。高密四乡的剪纸窗花，就是这样。西南乡的窗花，大窗角可跨三根窗棂木，中间贴“连年有余”“四季来财”等剪纸组。东南乡的窗花装饰，另有一番味道，小窗角花，通气孔卷窗下缘，横着贴一排，四个或三个方形连续窗花，名曰“窗唇”。北乡又是一种特点，习惯贴八仙、二十四孝、成套的戏曲人物或其他条花，当然也不会掉落窗角的装饰。前窗有异，而四乡的后窗特点相似，四面贴角花，中间贴对狮、对虎图。这与新房的后窗贴“九狮图”木板年画类同，借其谐音“是子”。虎为百兽王，虎威镇邪恶，象征安静吉祥。民间剪纸，遵照民俗规矩，装饰和美化特定的环境，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剪纸体裁，又按照时代的需要，而随时变换发展着，创造着新的形式。

现代化的民房建筑，变化很大，房屋改样，门窗改形。民间艺人，根据明快的玻璃门窗，变换剪纸形式而献艺。内容仍是“如意吉祥”，但也有现实生活题材。在形式上，演变的大而完整，狭长的窗花，已改成了无限制的各种形状。风格趋向，也有变化。似乎是不受老窗子的限制，向厚实发展，更利于剪纸动物的特点。社会在发展，人类在前进，民间剪纸艺术，挖掘、继承、创新的工作，尤为重要，不然它将会“新瓶装旧酒”，脱离现实生活，作品没有时代气息，失去生命力。在党的新文艺方针鼓舞下，高密剪纸艺术新秀任凭、傅新美、马瑞霞等一代青年正在朝着新的艺术高峰前进。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5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