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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东河肉饼世家 一家四代把肉饼当成事业来做,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浙江日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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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肉饼世家”：张爱珍、何碧香、阿华。

有一个成语叫“脍炙人口”，字面意思是形容一种东西特别好吃。脍炙之香美，会令人垂涎。义乌东河肉饼，又叫“夹肉双层麦饼”，是把面团拉成一个薄如宣纸的大饼，放进一口平底锅中油煎而成。薰香、色若琥珀，是义乌十大名小吃之一。它就是用面皮包着的“脍炙”，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因此只要吃过东河肉饼的人，大多不会忘记那独特的风味。

何碧香：当年一天卖几百个肉饼，现在卖几千个

昨天，记者来到义乌城西街道工商街“肉饼世家”店。店主阿华今年38岁，这是他与母亲何碧香一起开的店。据阿华介绍，店里一天最多能卖几千个肉饼。

“老板，来20个肉饼，打包带走。”来自东阳的何先生特意开车到城西街道“肉饼世家”店买肉饼。他说：“我差不多半个月来一趟，每次在店里吃完后打包一些回家。这里的肉饼手艺正宗，味道好。”像何先生这样的铁杆粉丝，“肉饼世家”店有很多，在阿华的店里，有的顾客最多一口气能吃8个饼。

据阿华介绍，有记忆以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就知道外婆在当时东河公社饮食公司上班，外婆曾是东河公社饮食公司最早一批职工，专业制作东河肉饼和其他面食。

当时的义乌县前街有县政府第一招待所和第二招待所，凡是县政府有重要客人入住招待所，外婆就会被县政府办事员专车接到招待所制作东河肉饼招待客人。

阿华介绍，退休后的外婆在自家门口重操旧业，每逢农历三、六、九东河集市，外婆就会在自家门口摆个简单的肉饼摊。

“我读初中的时候，每次经过外婆家门口，凡是碰到东河集市外婆摆摊那天，远远就能闻到小巷深处飘过来的阵阵肉饼香，把我给馋的呀！”

年事已高的外婆后来把手艺传承给了阿华的母亲何碧香，何碧香在当时东河市基最热闹的地段租了店面，接过母亲的“事业”。20多年来，肉饼店铺搬迁了好多次。

当时东河肉饼的主要原材料是葱和肥肉，“那时候没有肉的味道，是油的味道。”那时候一般吃不到东河肉饼，只有端午、中秋、春节等节日，或者娶媳妇、嫁女儿等喜事时才会煎肉饼以示团团圆圆、百年好合。那时也没有平底锅，擀面、烤饼，手续繁琐，“一大早开始准备，到能吃上饼，已是中午或者下午了。”

今年73岁的何碧香从10岁起，就跟着母亲做肉饼。做肉饼前，把盐放进面粉里，夏天必须在2小时内发面，那时候没有冰箱，面一发酵必须快速把饼做完。

那时的农村，茶馆是最汇聚人气的地方。何碧香开的茶馆，兼卖东河肉饼等美食。“那时候条件不好，但一天也能卖几百个肉饼。”只要何碧香开始煎饼，周边便会围上很多人。

一辈子做饼，何碧香可谓是东河肉饼发展的见证人。她说，肉饼价格从当年的五分钱到五角、一元再到现在的三元，可谓反映了义乌时代变迁。据她介绍，之前在东河，自古有“传女不传男”的风俗，不过如今自己的子女个个都会做肉饼。说到这，她提起了自己的女儿张爱珍，称女儿在东河肉饼行业中可谓是佼佼者。

张爱珍：把肉饼做进美国“总统餐厅”

在“东河肉饼王”店里，记者见到了阿华的姐姐张爱珍，曾被人称为“肉饼西施”的她素面朝天，穿着围裙在拉饼，动作麻利。她五官标致、谈吐优雅，看得出年轻时是位聪明伶俐的美女。

张爱珍是姐弟五个当中的老二，目前是东河肉饼非遗传承人。在一次次的美食比赛中，张爱珍脱颖而出，拿回了一堆奖。2018年，张爱珍被义乌组派非遗代表团赴美国友好城市马斯卡廷举办特色文化展示交流活动，携手“中国之窗”一道在马斯卡廷共庆中国传统佳节，切实推动两市友好交流合作。

在一周的文化访问中，受当地誉为“总统接待餐厅”的马斯卡廷餐厅邀请，张爱珍表演了东河肉饼的全套制作技艺。她表演的魔术般做饼技艺加上东河肉饼的美味让不少外国友人啧啧称奇。

据张爱珍回忆，在马斯卡廷餐厅的外国友人起初不知道什么是东河肉饼。对于中国美食，他们只听说过煎饼果子、水饺、炸猪皮等。东河肉饼的外观一下子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经过品尝后更是赞不绝口，甚至有的连吃四五个还直呼不过瘾。

今年47岁的张爱珍已做了25年的东河肉饼，对制作方法了然于心，还对煎肉饼的火候掌控得很准。张爱珍说，以一天做400个肉饼来算，25年来，她已足足做了300多万个肉饼。她凭着娴熟的东河肉饼制作技艺，先后被餐饮行业协会授予“肉饼大王”“面点大师”等荣誉称号。

与此同时，张爱珍不断推出肉饼新品种，前来品尝的客人越来越多。从传统单一的肉饼，到现在以传统为主、兼顾营养均衡和色彩搭配，东河肉饼开拓出了新的路子。

此外，张爱珍还鼓励儿子何彬洋也开起了肉饼店，把肉饼事业做大做强。“我希望能把东河肉饼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是我们肩负的使命。”

何彬洋：90后做饼大王 立志做大肉饼事业

何彬洋今年27岁，却已有开肉饼店4年的经历。今年4月，他到金华古子城的金华饼一条街，开出自己的东河肉饼店。

身在肉饼世家，从小耳濡目染，何彬洋很早就会做饼。“小时候看外婆做饼，长大了看老妈做。”大学毕业后，何彬洋学会经营肉饼店的一整套流程，于是决定自己开店。

学体育的何彬洋，原本的志向并不在此。大学毕业后，何彬洋在杭州一家健身房上班，在母亲的劝说下，回到义乌。“我原本想做一名体育老师或者教练，没想到干了做饼的行当。”何彬洋笑着说，作为一名90后大学生，何彬洋首先要克服的是自己的心理关。

“起初，做肉饼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的形象。”何彬洋向记者敞开心扉，夏天，做肉饼的时候不能开电扇、开空调，最热的时候只能穿着一件背心，不停地喝凉茶，防止中暑。为此，还被人称为“背心哥”。

每天早上7点开门，晚上7点关门，工作12个小时。关了店门后，何彬洋常常去健身。他说：“每天比我妈开店的时间要短一些，我希望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手上是面粉，身上淌着汗。很多次，何彬洋向母亲抱怨，想放弃做东河肉饼的生意。母亲总是苦口婆心地劝他，生在肉饼世家，希望他能把肉饼店传承下去。

“能够传承这门手艺，现在我觉得很幸运，把一家店经营好，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现在，何彬洋的店铺已经积累了一批老顾客，看着他们享受自己做的美食，他觉得很满足。

“我想让东河肉饼传播得更远，让更多的人爱上它。”接下来，何彬洋计划在金华地区陆续开出东河肉饼分店。对此，他信心满满。

记者手记：

肉饼在东河非“俗物”，东河肉饼分上下两层，中间夹馅，有着上下合一、中生果实的团圆美满之意。

在与肉饼世家三代人的交流中，记者能感受到他们对于东河肉饼的热爱与执着，东河肉饼味美，而做饼人吃苦、坚持的精神更让人震撼。

作为地方小吃，东河肉饼在国内可谓家喻户晓，而且还做进了美国的“总统餐厅”，不由让人翘首称赞。

（原标题《让义乌东河肉饼走出国门 舌尖上的东河肉饼世家： 一家四代把肉饼当成事业来做》，原作者孙丹玲。编辑楼菲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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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科学院年度创新人物

陆朝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陆朝阳几乎是立刻动身回国，投身于发展与国家信息安全密切相关的量子信息技术。作为学术带头人，他不断开拓量子光学前沿和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的高度，实现了单光子多自由度和高维度的量子隐形传态，为复杂量子系统的完整态传输和高效量子网络奠定了科学基础；解决了单光子源和纠缠光子源的品质和效率等瓶颈问题，在光量子计算和多光子纠缠方面处于国际引领地位。

近年来，陆朝阳的这些原创性的系统工作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研究成果3次入选美国光学学会评选的“国际光学重要进展”，5次入选我国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量子隐形传态相关工作作为中国本土成果首次雄居英国物理学会的“国际物理学年度十大突破”之榜首。

近5年来，陆朝阳本人先后被《自然》杂志评为“中国科学之星”，获得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美国科学促进会克利夫兰奖、中国物理学会黄昆半导体物理奖等多个奖项；还获得了美国光学学会阿道夫隆奖章、美国物理学会兰道尔—本内特“量子计算奖”，这两个奖项都是首次颁发给中国科学家。

在教学和人才建设方面，《自然》杂志子刊曾专门报道陆朝阳教育的成功案例。截至目前，他已经培养了15名博士，多名学生获得全国青少年创新奖、求是奖、中科院院长特别奖等。

教学科研之余，陆朝阳还担任多个社会职务，多次担任各科普论坛的主持和嘉宾，作关于量子物理和量子技术的科普报告80余次，并受到广泛好评。

周欣中科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针对肺部影像检测方法的技术盲点，周欣带领团队历经十年科研攻关，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上增强倍数最高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仪（MRI），成功“点亮”人体肺部盲区。

团队突破了肺部气体MRI信号低、不能实时成像、临床只能对质子（1H）成像等系列技术难题，创新研制了永磁极化系统核心部件，使气体磁共振信号增强8.6万倍，使我国首次实现了高分辨率肺部气体MRI从无到有的跨越；利用自适应欠采样、压缩感知、深度学习等技术，提升速率达5帧/秒，比国际医疗同类设备快1倍，实现世界上最快的高分辨人体肺部气体动态采样，成功实现自由呼吸下的实时成像；自主研发的自动升降频多核射频装置实现了多元素成像，并能配备至目前临床MRI，该成果2020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部列为“需求牵引，突破瓶颈”的唯一典型案例。

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周欣主动请缨，带领团队奔赴武汉金银潭医院、同济医院抗疫一线，利用该装备在全球首次开展新冠肺炎患者的肺通气和气血交换功能的精准、可视化评估，对1000余人次的新冠肺炎患者肺部微结构和功能进行了全面评估，为一线医护人员治疗评估和预后评价新冠肺炎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数据支撑，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科技支撑。

周欣学风严谨、为人谦逊、创新争先，近年来获得国内外发明专利授权60余项，在《科学》杂志子刊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获“全国创新争先奖”“全国十大科技创新人物”“科学探索奖”以及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等荣誉。

2020年中国科学院年度先锋人物

刘烨瑶中科院声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刘烨瑶长期从事我国系列载人潜水器研制工作，负责声学系统设计，实现潜水器通信、、探测等功能。

“蛟龙”号立项之初，国际相关资料对国内封锁，面对巨大技术挑战，刚刚毕业的刘烨瑶勇挑重担，承担“蛟龙”号声学系统硬件设计工作，实现了文字、数据、语音、图像等信息传输，2013年获得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深海勇士”号具有国产化、高可靠性、高可维性以及低运营成本等特点，国产化率达到95%。刘烨瑶负责“深海勇士”号重要核心系统——声学系统硬件设计以及母船声学系统改造工作，设计的船载水声通信系统有效解决了吊放方式干扰母船航行的难题，性能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被验收专家组评价为表现“超出预期”。

刘烨瑶目前担任“奋斗者”号副总建造师、主任设计师、潜航员，该潜水器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具备在马里亚纳海沟作业的能力。刘烨瑶负责完成声学系统设计和试验工作，实现了“奋斗者”号声学系统的100%国产化。海试中，“奋斗者”号的声学系统工作稳定可靠，实现万米深度下远距离多制式双向高速数字水声通信，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精度水下导航实现马里亚纳海沟“大海捞针”，完成连续、自主、精确、可靠的水下导航；通过多种多部声呐实现潜水器超视距观测、精细测量和海底微地形地貌精细测绘。

“保证工作一定没有差错，自己的岗位一定让别人放心”早已成为他的工作准则。刘烨瑶说，很多前辈给像自己一样的青年人打下了基础，有了这些基础，团队才能做出载人深潜的成就，这是非常幸运和难得的，所以必须担负责任、尽力做好。

阿布力米提·伊力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阿布力米提·伊力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他扎根新疆，心怀建设家乡的信念，致力于新疆传统民族药研究，并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带领基层村民踏上脱贫致富路。

2019年，阿布力米提·伊力主动要求担任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加汗巴格乡深度贫困村巴格齐村第一书记。他利用自身科技优势，引进100余万元药材种植项目，从20余种药材品种中筛选出3~4种药材进行推广种植，使巴格齐村玫瑰种植面积达300多亩。那段时间，他白天落实项目进展，晚上组织村民讲解中药种植要点，有时候晚上只睡很短时间，只为让老百姓快速掌握种植技术。

因地域遥远，未经处理的新鲜药材既受季节限制，又增加了运输和变质的风险。为解决瓶颈问题，他因地制宜提出“规范化收集、储存和粗加工车间”计划，将欧斯玛等原料药材进行浓缩、冷冻处理，让贫困户多途径增收。

他还在村里推广“园村互动、园区示范、村民参与、科技扶贫”的发展新模式，在巴格齐村形成了稳定脱贫、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成为墨玉县科技扶贫示范样板。科技项目不仅让百姓增收致富，还彻底改变了村民对科技成果的刻板印象，科技的正能量有力推动先进文化入脑入心。驻村期间，他帮助村民销售农副产品近5000公斤，促成巴格齐村与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开展党支部共建活动，捐助15万元用于村委会和幼儿园基础设施建设。

2019年度，巴格齐村获得“和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阿布力米提·伊力以实际行动落实科技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技术推广到农户中，一颗初心正如他的誓言——“我生在天山脚下，更有责任和义务建设脚下的这片土地”。

2020年中国科学院年度感动人物

钟瑾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北方牧区牲畜越冬饲料短缺问题十分突出，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上百亿元。青贮加工技术是拓宽粗饲料来源的重要方式，但我国在这一领域面临加工技术落后、营养损失严重、贮存期短、易霉变等关键瓶颈问题。

对此，钟瑾团队经过持续攻关，建立高通量筛选方法，从数千株不同来源乳酸菌中分离筛选出生长快、产酸高、产菌素、耐极温、抗逆强、有助降解纤维素、有效抑制二次发酵的优良青贮菌株，并研发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针对性强、成本低的高效青贮菌剂。团队采用窖贮、裹包、混合青贮等加工方式，实现了饲草及秸秆等的高效利用，并建立相应生产技术体系。

国家级贫困旗县库伦是中科院在内蒙古的定点与对口帮扶旗县，草畜矛盾严重制约了当地畜牧业发展。钟瑾在扶贫工作中瞄准青贮菌剂关键技术，每年多次赴库伦各乡镇扶贫点现场示范讲解，指导当地贫困户、企业、畜牧相关管理及技术人员规范掌握青贮制作流程；充分发挥精准扶贫示范带动效应，确保技术入户、逐户脱贫，实现技术扩散和辐射，形成户、村、乡、县层层带动示范网络；通过与当地政府、养殖场等合作，提供技术支撑服务，培训人员千余人。

5年来，团队通过示范推广惠及农牧户1012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16户，受益群众利用该技术每年每户可直接增加收入1200~1500元。

以库伦精准科技扶贫成果为基础，钟瑾团队进一步向扶贫任务重、脱贫难度大的省份开展技术输出。团队在贵州六盘水、广西西林等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中，研发及推广有效脱贫的技术，为帮扶地区培育持续增收的内生动力。

郝捷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干细胞资源库执行主任

新冠疫情暴发后，郝捷第一时间加入抗疫科技攻关小组并担任项目执行负责人。2020年3月1日，她临危受命，作为首批赴武汉成员在一线开展前期工作。在武汉期间，郝捷和同事们与时间赛跑，她因高强度连续工作发生3次休克性反应，但仍坚守在一线。在武汉的47天里，郝捷和团队成员在完成既定目标外调研走访了13家医院，平均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多次进入隔离区并提出肺纤维化导致呼吸困难的治疗新方案。

郝捷和团队自主研发的CAStem细胞注射液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I/II期新药临床试验批件，这是利用临床级人胚干细胞制备的一类免疫和基质调控细胞，可用于治疗新冠肺炎导致的重症及危重症呼吸窘迫综合征和肺纤维化，也是世界上首个治疗新冠肺炎的干细胞药物。疫情期间，该药物先后在北京、哈尔滨、武汉地区被用于救治74名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患者全部顺利出院。目前，CAStem细胞注射液已入选国家治疗新冠肺炎“三药三方案”。

抱着“早一天出成果就能挽救更多生命”的信念，郝捷艰苦攻关17年，带领年轻科研团队研发出治疗40余种疾病的10余种干细胞药物，专注推进干细胞资源科技共享和国家干细胞库标准化建设；建立国内首个临床级干细胞库，获批国家级资源库，成为首家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生物样本库。

2020年，郝捷获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中科院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47天的一线战“疫”和17年的科研坚守让郝捷深刻认识到，科学家的实验台就是阵地，科学技术是治病救人最有力的武器。

2020年中国科学院年度团队

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

北斗导航卫星研制团队

2003年，在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支持下，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开始卫星导航关键技术预研工作。2007年，卫星创新院参与北斗全球系统论证。2009年，以相里斌、林宝军、沈学民为核心的中科院北斗导航卫星研制团队完成组建。十年砥砺前行，十年集智攻关，实现了中科院在北斗导航领域的跨越发展。

他们坚持创新、攻坚克难，突破了50余项关键技术：突破了导航星座Ka相控阵星间链路技术，解决了北斗从区域向全球拓展实施的最大瓶颈；突破了时频“无缝”切换技术，解决了系统运行连续性难题，并为实现全球系统信号的高连续性奠定了基础；突破了以龙芯、高效固放为代表的核心器部件相关技术，扭转了中国航天关键器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

他们开放融合、团结协作，按照“小核心、大外围”的发展思路，汇聚中科院内10余支创新力量，联合国内30多家优势单位，在独具特色的“功能链”设计理念的指导下，打造了紧密耦合、高效协同的中科院导航卫星创新团队。

他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攻关”的航天精神，克服了千难万险。2011年至2016年间，完成了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星和第五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的研制和发射，拉开了北斗全球系统建设的序幕。2016年至2019年间，超高密度完成了5组共计10颗北斗三号MEO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乃至世界卫星导航领域高密度发射的新纪录。

他们追求卓越、锐意进取，不断突破在轨赋能、星间测距与通信、更高精度的星载原子钟技术等一系列关键技术，不断优化核心指标。经国际组织评估，URE（用户测距误差）等核心指标优于GPS，为北斗比肩世界一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独立自主、开放兼容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此走向全球，惠泽人类。

2019年11月中科院北斗导航卫星研制团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合照。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于2018年8月正式投入运行，是我国第一个通过认证、唯一可开展“人间传染四级病原”研究的P4实验室。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伊始，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迅速反应，以战时状态投入科技攻关，短时间内在病毒鉴定、药物筛选、灭活疫苗研发、应急检测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实验室最早创立分子及血清学检测方法，2020年1月10日对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所有病例进行病原学排查；2020年1月12日，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一道，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基因组序列，实现全球共享；率先分离得到毒株并完成资源保藏，可依法依规提供给有关机构，为新冠病毒的科学研究、疫苗开发、生物医药筛选等提供重要资源支撑；与军事医学科学院、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团队合作，首批筛选出多种在细胞水平有效的药物，其中磷酸氯喹、法匹拉韦纳入国家或军队的诊疗方案；与国药中生集团合作研制全球首个新冠灭活疫苗，实验室主要完成灭活疫苗毒株选定，种子库建立、灭活疫苗的“细胞工厂”规模化制备及利用动物模型评价疫苗免疫原性和保护效果等工作。二期临床试验揭盲显示受试者抗体阳转率100%，并在国际上率先开展Ⅲ期临床研究。在疫情最紧急时刻，完成武汉及黄冈1.1万余份临床样本检测，并在“武汉大会战”中完成9.4万份样本检测，对武汉十天集中核酸检测排查发现的全部300名无症状感染者做病毒培养，结果均为阴性，为巩固“武汉保卫战”成果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疫情期间，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团队连续奋战，主动放弃春节假期，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全力以赴。疫情期间开展实验活动781次，其中深夜及凌晨实验活动171次，累计实验活动时长3080小时，零事故、零感染，确保安全、高效运行，在新冠疫情防控科技攻关及国家生物安全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之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郑店P3实验室也迎来战疫百天，科研攻关人员留影。(中国科学报)

来源：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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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为解决当前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和转变生产方式引发的就业危机，有学者建议，应恢复当年的子女顶替接班制，让年龄大的职工退休，子女顶替，可以消除失业人员的不满，稳住在职职工的工作责任心。由此不仅想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子女顶替接班制。

子女顶替接班制是我国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项招工就业制度，它是在新中国刚成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于恐固新生政权的稳定，和促进劳动就业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到后期也出现了很多社会弊端。到了八十年代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不断发展，劳动就业制度的不断改革完善，这一制度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子女顶替接班制的形成

子女顶替，又称接班顶替，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恐固新生政权，提高人的劳动待遇和福利条件，规定职工因因工死亡或因工致残，其直系亲属可以在企业招工时优先招工。但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各企业都欣欣向荣，工业待遇又高，没有多少要招工的。

但是新中国刚成立时，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安置大量的旧政权城市失业人员。特别是在轻工业、服务业体系，有许多老、弱、病、残的职工。到了1956年，新中国已建立七年了，这些职工更老，有的已不能正常上班了，因此轻工业部向国家建议，让这些年老体衰的职工合理退体，让其符合企业需求，又是城市户口的子女进厂顶替，国家劳动部门研究后进行了同意了这一建议。同时，一五计划实施后，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国家计划招收工人的人数也在增多，因此子女顶替也不是太显。

五九年开始，我国陷入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严重后退，为调整国民经济，中央要求大量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减少商品粮供应，不再从农村人口中招收工人。在这期间，为稳定企业老弱病残职工退休后的生活，全部由吃商品粮的子女顶替接班，因此这一制度给延续下来。

同时，随着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开始，反修成为我国的主要意识形态，于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又提上议事日程。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不变修，当然是根红苗正的阶级子弟接班最好，这些人对企业有认同感，有责任心，接班后能够更好的坚持社会主义。于是子女顶接班制便在国有、集休企业中全面推广。

这时候“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口号便提了出来。这一制度对当时解决国家就业问题起到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对矿山井下，森林釆伐，地质堪探、盐场生产等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的职工是一大福音。这些工人劳动强度大，很多都带病工作，这样便可以申请病退，让子女顶替接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潮流，大量的初中生、高中生成为下乡知青。同时，全国大部分企业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好多工人都处于放假半放假状态，即使上班也是政治运动多于生产。而且退职、退休人员被污蔑为“半截子革命”，结果造成一大批已具备退休、退职条件的人员得不到妥善安置。正常的退休、退职工作被中止，子女顶替工作也陆续自行停止。

1973年，为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国家明确提出“矿山井下，森林釆伐，地质堪探、盐场生产”这四大行业在补充减员时或按国家计划增加工人时，可由退休的职工子女顶替，或者从本单位职工的子女中招收。

但是在文革以前，职工子女顶替接班只在企事业单位职工中进行，干部行业还不允许，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就业的职工都还年轻，还没出现大量退休现象，因此子女顶替接班实施规模有限。

知青返城后的就业压力，促使子女顶替接班制大规模放开

文革结束后，大批知识青年开始返城，城镇就业形势空前紧强，到了1979年待就业人群高达1500多万。大批知识青年甚至聚众闹事，到政府部门哄闹。由于在此之前我国都是严整的计划经济体制，每年退多少人招多少人都是固定的计划，社会上还不允许个体户等私营经济体出现，因此好多返城知青都处于失业状态。这些无业青年成天游荡在城市，无事生非，打架、偷盗、抢劫等刑事案件不断出现，社会治安逐渐恶化。

因此，解决知青就业问题成了当时国家的头等大事。在这种形势下，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接班成了最便捷的办法。同时文革期间，企业之间都有许多应退未退的职工，还有带病上班的。就这样国家开始大力推进干部职工退休制度，要求男满五十，女满四十五，身体有病，不能正常工作的，都可以提前退休。可以让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或按政策留城的知青顶替接班，对于符合条件农村户口子女也可以。这样大量的老工人退出来，年轻的子女接班进去，极大的缓解了返城知青的就业压力。

此后，这一项工作在各行各业开展，在八十年代初达到高峰，全国有一千多万职工办理退休，有一千多万职工子女就业，知青返城就业的压力得到极大缓解。

子女顶替接班制出现的问题和弊端

但是，大量实施退休接班制后问题也出来了。原来中央提出子女顶替接班制主要针对企业职工干部，对党政事业的机关干部没有明确规定。但到了一些省市出台相关政策时，扩大子女顶替接班的范围，把党政机关、群工团体，文教卫生组织的机关干部都纳入进去。这就是使一些没有经过专业系统培训的干部子女直接进入党政机关、科研、教育、卫生组织。

接班制首先出现弊病的是教育、医疗两个行业。由于文革期间知识青年好多是在初中就下乡，文化知识较低，接班后不能胜任教学任务，同时也没经过系统的职业教育培训。而医生更具专业知识，子女接班当医生后不会给病人看病，没法接疹病人，只能安排到后勤上。不得及医院还要反聘这些老医生来坐疹，这样又进一步加重了医院的负担。

而在国有企业里面，老的优秀的技术骨干职工退休回家了，子女顶替来了啥都不会，造成生产停滞。还有更甚的是接班子女中出了许多有残疾的，有癫痫病、精神病的，智力十分低下的人，来了不能正常参加工，又成为企业的新负担。还有进过劳教所的人员，这些人改造不彻底，恶习难改，进厂寻畔滋事，再次被公安机关劳教。

有些不符合病退的职工为了让孩子接班，到医院办假证明，证明丧失劳动能力。有些不符合提前退的条件，单位不给办就到找领导闹，直到领导办理为止。有些子女在家逼着父母退休，还有兄弟们为争接班斗架。也有违规顶替接班，多子女安排的。

而且，子女顶替接班制使子女产生了惰性，有些子女认为能接父母班不好好上学，反正学习再好也是为了找工作，只要混到初高中毕业就行了，到时候直接接班。有些学生还在学校上学，为了接班开退学证明。有的年龄不够办假年龄，还有的为接班买户口等，啥情况都有。

子女顶替接班制的整顿及废除

这些问题出现后国家开始着手整顿，控制接班的范围，教师、医生、科研等职业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停止子女接班制。并加大接班子女的审查，残疾有病的，劳教的，不能正常工作的不让接班，结过婚的不让接班，在校上着学的学生不让接班。对于开假证明的也予以整顿，杜绝违规接班。并对不符合规定接班的进行清退，对于一些技术骨干退休后反聘到第三方企业工作的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同时，中央加强了在大中专院校中生中的招工比例，要各单位在今后招工中必须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各部委也加强对职工子女的职业技术培训，各类小中专、委培生、技校招生计划出台，分数进行优惠，考题也想对简单些，甚至技校不考外语。但必须城镇商品粮户口，这让许多农村孩子羡慕不至。

子女顶替接班还有个重要弊端就是失去社会公平，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进行近亲繁殖，父子世袭制观念变相形成，单位企业逐渐变成家族式，外人很进入。社会不公现象严重，导到人才流通不畅。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多种经营体制混合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也进入我国，商品经济及个体户经营也活跃起来，社会就业渠道增多，接班制逐渐退出。到了九十年代，接班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直正使子女顶替接班制寿终正寝的是全国砸破“三铁”全面开始，国有企业中大量职工下岗，有些一家子全下了岗，生活立即陷入困顿，这时候他们才充分认识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说碎都碎了。

但是子女接班制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有些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实行变相接班，先招收子女到属下的多经公司为临时工，过几年通过招工的形式转为正式工。有些通过专业学校对口招生，放宽对子女的招生条件，然在招工时又优先招收职工子女等等。

总之，子女顶替接班制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项用工制度，对于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到后期它的弊端也不断显现，成为体现社会不公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子女顶替接班彻底废除，多方位、多渠道的就业制度更好的成为人们的就业选择。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5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