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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有道 | 故事里，有温暖的声音,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听觉有道助听器连锁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听力备考的故事有哪些1

有些故事，光是听到，就很美好。

听觉有道浓缩整理了部分用户的小故事，希望能在渐冷的冬天，给您带来一些温暖。

儿子的第一份工资

七年前，当时罗姨五十来岁，双耳重度听损十余年。

她是一个种花散工，性格内向，不看电视，没有电话。

罗姨一个人生活，住在小镇上，老公和儿女都在广州工作、读书。

戴上助听器，听到声音那一刻，罗姨泪水不停地流。

她非常激动地抱住我，泪水湿透了我的衣领。

我对罗姨说，你打个电话给儿子吧。

罗姨害羞，刚开始说不要，我再三鼓励，她答应了。

接到儿子的电话，听到他的声音，罗姨一边说话，一边流眼泪。

她老公看到此情此景，也偷偷转身擦拭了几次泪水。

两个孩子之前读大学，要花很多钱。

儿子的第一份工资，专门用来给妈妈配助听器了。

叔叔很自责，怪自己没能力，没让老婆早点戴上助听器。

之后，罗姨开朗了许多，还送了我一些花的种子。

那些花儿，开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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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生命

刘叔五十出头，先天弱视，听力不好。

有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耳朵是沟通的桥梁。

而这两处，却是刘叔最自卑的地方。

刘叔有个可爱漂亮的女儿，准备出嫁，刚拍好婚纱照。

却被查出有尿毒症，为了不拖累男友，她选择退婚。

刘叔父爱如山，决定捐出自己的肾给女儿。

社会爱心人士给父女捐款做移植手术和眼睛手术。

听觉有道也给予了助听器费用减免。

父女在医院做了手术，非常成功。

刘叔是开心的，感动的。

他激动地说：“我终于看清了这个世界上温暖的人们，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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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母子二人

两年前的冬天，一对母子来到听觉有道。

他们衣着简朴，阿姨黝黑的皮肤、丝丝的白发，让我记忆犹新。

阿姨老家在彭州，儿子在一家中餐馆打工。

小哥说：“我妈跟外婆住在老家，外婆身体不好，需要她照顾。我妈听力不好，她常常在夜里哭泣，觉得自己听不见，连老人家都照顾不好，是个没用的人。”

小哥说起时，眼里噙着泪。

“拜托你们了，一定要让我妈听到，让我出多少钱都愿意。”

戴上助听器，阿姨听到声音时，落泪了。

小哥非常激动，得知还有优惠，非常的开心，洋溢着笑容。

给母亲配助听器的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积攒了半年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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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助听器最有话语权

敖叔七十多岁了，戴助听器已有30多个年头。

从开始的盒式机，到现在的耳背机耳内机，敖叔说各式各样他都买过。

最开始，因为听力问题，敖叔饱受折磨，寻医也无果。

直到配了助听器，他才感受到有声世界的美好。

以前助听器维修麻烦，为了一根线，要跑很多地方。

敖叔说，当时想着彭州没有网点，我差点都做起助听器生意了。

敖叔认为自己对助听器最有话语权，经常给听觉有道介绍用户，帮我们宣传。

有一次，他带一个用户来配机，那个用户没带够钱，敖叔还借钱给他。

敖叔特别理解听不到的苦恼，也希望越来越少人经历这种的苦恼。

他说：“听不到的人，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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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专门回国找你们的

淑姨从国外回来了。

我们当时还笑着问，不是说两年后回来吗，怎么过了四年才回。

她说：“我身体不好，一直生病，就没回来。这次回来，是专门让你们帮我重新配助听器的。”

之后，又过了几年。

淑姨再次回国到店，说要找我们再配助听器。

我们说：“淑姨，你的助听器还可以继续用啊。”

她抱着我们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看你们了 。这次奔赴千里，也只是为了找你们来重新配助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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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叫我聋子了！

刘叔今年七十多岁。

儿子对他听不见的问题意见很大，实在忍无可忍，硬是拉他来配了一台助听器。

之后一天，三个邻居坐在一起。

另外两个人还不知道刘叔戴着助听器。

他们对话，说：“就算我们骂这个聋子，他也听不见。”

刘叔一转身，就说：“你们以前骂我，我听不见。现在我警告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聋子了！”

之后，刘叔又来听觉有道给另一边耳朵配了助听器。

他和家人们很认可听觉有道，还介绍朋友过来配助听器。

来源：听觉有道佛山三水旗舰中心

站在门口的老年父子

张爷爷80多岁了，有四个子女。

近半年，张爷爷的听力越来越差，小儿子看在眼里。

他花了200元，在网上买了一台助听器，但效果甚微。

为了解决老父亲的听力问题，他来到了听觉有道。

试戴助听器，张爷爷很满意，难掩笑容。

但张爷爷宁愿听力不好，也不想让小儿子一人再承担更多，就打了退堂鼓。

两个老年父子缓缓走出门店，站在店门口，久久没有离去。

最后，小儿子咬咬牙，最终还是为自己的老父亲配了两台助听器。

大概，他只想尽最大努力，让父亲在晚年时好好听听这个世界的美好声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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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自信的女人永远年轻

张姐年过半百，但岁月不曾在她身上留下痕迹。

她是一个知性美女，性格开朗，面容姣好，气质优雅。

即使退休了，她还在单位兼职，有优秀的丈夫和儿子，一切美满。

但一次旅游意外的车祸，让她耳朵重度听损了。

刚开始，她无法想象自己要配助听器。

但听力问题严重影响了她的工作和生活，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最后，她来到了听觉有道。

戴上助听器，她发现自己一直对助听器有误解。

坦然接受后，自信和优雅重新在她身上出现。

现在，张姐很爱惜自己的助听器，工作生活重回正轨，还亲昵地称呼我们验配师为“小耳朵”。

来源：听觉有道成都梁家巷旗舰中心

好久没给我孙子打电话了

黄叔刚退休，中过风，看着比实际苍老。

刚来听觉有道时，他满面愁容，倾诉耳聋耳鸣的烦恼。

戴上助听器，他试着给孙子打电话。

聊完，黄叔眼含泪光。

“好久没给孙子打电话了！他工作忙，压力大，我怕他没有耐心听我讲话，沟通就少了。今天真高兴！”

之后，黄叔成为了崭新的黄叔，开朗乐观，容颜焕发。

来源：听觉有道广州白云验配中心

当年的苦，后来的甜

阿姨年轻时，家里佷穷。

两个儿子要上大学，老公外出工作，收入不高。

为了补贴家用，阿姨每月固定两天，都会去采血点卖血。

等到儿子大学毕业，老公又患上尿毒症。

每月要6000多的透析费，最后还是不幸去世了。

阿姨一个人，靠着务农卖菜，还清了家里的债务。

后来，儿子在绵阳买了房，阿姨一直没跟儿子说自己想看看耳朵。

儿子在一次和母亲的通话中发现了她的听力问题。

他很孝顺，主动带母亲检查听力，在听觉有道配了两台助听器。

阿姨觉得，自己真的把最苦的日子都熬过去了。

从此，阿姨脸上多了很多笑容，和儿子经常通话，也能听懂顾客说什么了。

来源：听觉有道绵阳三台验配中心

歌声里的生活热情

祁爷爷和蔼可亲，幽默爱笑。

他和老婆七十多岁了，腿脚不灵便，还在为生活奔波。

之前家里种了好多瓜果，等成熟，爷爷就拿到大街小巷去卖。

果子好，买的人很多。

奶奶负责家里的大部分农活，照顾爷爷的日常起居。

生活是难，但他们不轻易接受邻居的帮助。

一天，祁爷爷来到听觉有道配助听器，听到声音，他特别开心。

他给我们讲了年轻时的故事。

年轻时，爷爷喜欢唱歌，后来就没怎么唱了。

祁爷爷兴致正盛，一高兴，给我们唱了好几首。

铿锵有力的歌声中，满满都是直面生活的勇敢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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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叔总是笑呵呵的

林叔慈祥可爱，总是笑呵呵的。

“接到你的回访电话，一大早就来喽！哈哈哈……”

我一边给老人保养助听器，一边和林叔老伴拉家常。

林叔则在旁边笑呵呵地看着（摘了助听器，听不见）。

保养完，刚戴上助听器，林叔又乐了，满脸笑容说道。

“哈哈，听见了！听见了！”

听到林叔爽朗的笑声，真的一整天都会觉得很开心。

来源：听觉有道广州中山四路验配中心

我的儿媳妇非常孝顺！

曾婆婆七十多岁，年轻时生了六个孩子。

当时没条件，坐月子没好好休息补身子，落下了听力问题。

这些年，家里环境好转，儿媳做了很多思想工作，终于劝服她试戴助听器。

戴上助听器，能好好听声音，曾婆婆离开听觉有道时特别开心。

她拉着我的手说：“那是我第三儿媳妇，非常孝顺，对我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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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艰难的那一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

听力备考的故事有哪些2

儿童时期的江梦南和父母一起，在家附近的小河边。

江梦南3岁生日时，父母带着她到北京看病，在天安门前合影。

江梦南生活照。

江梦南生活照。

江梦南生活照。

江梦南和父母在清华大学二校门前合影。

26岁这年，江梦南第一次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

那是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她晨跑时路过树林，一种陌生的声音传入耳朵。她停下来，以便听得更清晰些——重获听力后，分辨脑袋里的声音到底来自虚幻还是现实，是她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在此之前，她清楚鸟叫是种“好听的”“婉转的”声音，但从未体会过这些形容词的真正含义。半岁时，她就因肺炎用药物不当，导致右耳失聪，左耳损失105分贝——几乎相当于能听见直升机起飞时声响的听力。

往后的日子，依靠助听器，她得以生活在并非完全无声的世界里。

“那是种模糊的、混沌的声音。”江梦南努力描述她此前26年的听觉世界。

没人知道那具体是种什么样的声响。她是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克己的性格，再加上长期的科学训练，让她对“精准”有了种执念。但在有声世界里，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初入者，准确形容一种声音，哪怕是常年环绕在她耳边的声音，也是件难以完成的事。

长期以来，她都是用其他方式去“听”。父母从小就教会了她读唇语，与她交流时，你不必刻意放慢语速。她手指触觉灵敏，能感受出声音的不同振动。某些时候，她甚至是个听力过人的女孩，比如在嘈杂的环境里，她会比普通人更容易“听”懂对话内容。

父母还教会了她发声、说话，甚至是家乡湖南宜章县的方言。她没有上过特殊教育学校，而是一直在公立学校读书。她没有因此落下一节课程，甚至跳过级。从结果来看，她的求学经历比大部分人都要顺利，成为家乡小镇上近年来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最终到清华念博士的学生。

2018年到清华大学报到前，她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布谷鸟的叫声、下雨时的哗哗声、晚上的蝉鸣……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文字和想象中的声音，和整个世界一起，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1

江梦南出生在一个叫做莽山的瑶族小镇，父母都是初中教师，也是镇上为数不多讲究生活情调的人。他们把诗意寄托在了女儿身上，孩子按民族习俗随母姓，名字是“岁月静好，梦里江南”的意思。

很长一段时间，江梦南的确是个安静的孩子。她很少闹人，从没张口说过话。父母频繁地在她身旁摇钥匙，或者拍手，希望得到她的回应，大人们想尽办法逗她笑，但大部分时候看到的都是她木讷的表情。

当地有种“打哇哇”的儿童游戏，孩子们张开嘴持续发出“啊”的声音，然后用手不停拍嘴巴。梦南也会模仿，她跟着其他孩子张嘴、做手势，却没有声音。

莽山因“林海莽莽，有蟒蛇出没”得名，直到现在，这里还分布着大片的原始森林。莽山乡被群山包围，到县城还要80公里，是全县最偏僻的乡镇。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没有互联网，被群山包围出的狭小物理空间，几乎构建出了小镇居民的全部世界。

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青年教师赵长军有着读书人的清高和骄傲。结婚后，他承包了山上的一处茶园，计划着周末带妻儿品茶赏花的田园生活。

他以知识分子自居，女儿还未出生，就自信“不能比别人的孩子差”，“最起码也要上个重点大学，最好是清华北大。”

接受女儿听不到的事实，是个漫长又痛苦的过程。梦南9个月大时，赵长军夫妇带着她去湖南湘雅医院检查，得出“极重度神经性耳聋”的结论。两人不愿相信，跑去另一家大型医院做了同一套检查，没有意外，希望再次破灭。

孩子3岁前，夫妻俩利用周末和假期，频繁带着梦南去长沙、北京等地看病。医生们善意劝告，再看下去也是徒劳，“孩子大点就送到特教学校，学手语吧”。

夫妻曾把仅剩的希望寄托在助听器上，但很快就被医生告知，那没有任何意义，“助听器只适合听损低于95分贝的患者”。对当时的农村工薪家庭来说，几千元一副的助听器不是小数目，医生担心梦南戴上后，只会把这个毫无作用的东西扯下摔掉。

那个时候，“十聋九哑”还是民间流行的说法。赵长军夫妇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有次在长沙从医院出来后，他们去考察了当地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那些孩子已经放弃了开口说话的可能，跟着老师学手语，整个教室都是无声的。”赵长军回忆当时的场景。

梦南妈妈江文革有另外的顾虑，她不忍心孩子很小就要离开父母，在这里学习另一套规则和处事方式。

夫妻二人都无法接受的，是让自己的女儿彻底成为一个“聋哑人”，逐渐远离主流社会，进入另一个生活圈子。

这几乎让赵长军失去了理智，他坦承自己的说法可能会冒犯一些人，但当时确实被强烈的自尊冲昏了头。这个乡村教师主教数学，有时也会兼教生物，他一直是科学的忠实信徒。关于女儿的听觉系统，那些他竭力接触到的耳科专家，已经给出了他能得到的、最权威的答案。

现在，他不顾这些，整个脑袋被一种强烈的信念支配：让女儿成为正常人。

“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他决定。

梦南的记忆中，小时候她喝过中药，扎过针灸。父母给她尝试过不少“偏方”，但都没什么用。

按照当时的政策，赵长军夫妇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身边很多亲友也劝他们，把梦南送特教学校，再要一个，开始新生活。

赵长军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在这件事上，他再次展示了自己的偏执，发誓“要把所有的爱都给女儿”。

四处奔波求医需要不小的开销，夫妻俩的工资很快就支撑不住。工作和照顾女儿之外，赵长军把大把时间花在了茶园、果园上。那几年，他被晒得黝黑，成了一个地道的茶农、果农。

小镇上，这个知识分子的锐气和底气都消磨掉了不少。他不得不盘算如何增产，哪里的收购价格更高。功利替代了浪漫，这与他理想的田园生活相去甚远。

梦南小时候，每到暑假爸爸妈妈就会带她去茶园玩，那是她记忆中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长大后她才知道，那是爸爸给她创造的没有烦恼的世界。

烦恼和压力藏在她看不到的地方。江文革记得，有时半夜正在睡觉，丈夫会突然坐起来，大声尖叫，满头大汗，“又梦到了他最害怕的事情”。

茶园的收入暂时弥补了家庭开支，赵长军没有放弃助听器，耳背式的太贵，他买了一台盒式的给女儿试。

那是台有些过时的机器，300多元，主机和当时的BP机大小相当。他和妻子先戴上，把功率调到最小，结果还是被巨大的声响“吓了一跳”。

他们害怕女儿受不了，把功率逐渐上调，但一直调到最大，女儿对外界声音还是没有反应。

“几乎相当于一个高音喇叭放在耳朵里。”江文革说。

有时女儿睡觉，他们也不会取下她的助听器。赵长军清楚，女儿耳朵里一直响着的，是一种“火车呼啸般”的声音。他心疼女儿，又盼望在某一个瞬间，女儿突然被巨响吵醒。

这种事从未发生过，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夫妻俩都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每天早上，他们都会给女儿戴上助听器，对着她“没话找话”。

有时，赵长军就像一个普通的父亲那样，自顾给女儿讲故事。他沉浸在那样的时刻，甚至忘了，女儿听不到自己声音的事实。

2

夫妻二人对女儿发出声音的期待，逐渐变成一种渴望。

别的家长为孩子的吵闹心烦，但对他们来说，哪怕只体验一秒那种烦恼，都成了奢望。再往后，赵长军降低了对女儿的期望，他不再妄想女儿能出人头地。

“能从我这里要钱，去小卖部买瓶酱油，我就心满意足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希望女儿未来能有基本的生活能力。

即使这样的期望，对当时的梦南来说，也有些过高了。做父母后，他们还没听到孩子喊出过“爸爸”“妈妈”。赵长军夫妇教过梦南无数次，这两个几乎靠人类本能就能说出的音节。然后盯着女儿，渴望她喊出来，但每次得到的都是无声的回答。

梦南1岁4个月时，夫妻二人不知第几次带着她去北京看病。结果和过去一样，又是场无功而返的旅行。回到住处，夫妻两人彼此沉默着打包行李，梦南在一旁摆弄玩具球，不小心把球滚落到了她够不着的地方。

“妈妈。”

夫妻俩瞬间怔住。安静的房间里，他们都听到了女儿的声音。那是含糊不清的“啊啊”声，但不重要了，女儿有了主动发声的意识，这足够把他们从不断重复的失望中拯救出来。

他们看着对方，激动得说不出话，甚至哭了起来。情绪平复后，一整晚，他们几乎没合眼，回味着女儿的那声“啊啊”。两人都从这一声中得到了巨大满足：江文革认为女儿喊的是“妈妈”，赵长军则坚信那声是在叫“爸爸”。

长大以后，梦南分析自己当年突然“说话”的原因——通过助听器，她能听到微弱的声音，尽管无法辨别音源的方向，也听不出声音的内容。

“就像是乱码。”她解释那种声场。通常情况下，助听器唯一的作用只是帮她感受周围环境音的大小，以便调整自己说话的音量。

这种微弱的，看似毫无意义的声音，成了她得以融入有声世界的稻草。

从北京回到家后，赵长军夫妇坚定了女儿可以发声、可以正常说话的念头。他们每天都抱着梦南，从最简单的音节开始，对着镜子练习口型，教她如何摆放舌头。

一开始，梦南只张口，没有声音。夫妻俩让女儿摸着他们的喉咙，感受声带振动，把她的手放在他们的嘴巴前，感受说话时的气流。

江文革曾利用暑假，去长沙一家聋儿言语康复机构学习。她和几岁的孩子一起上课，整个教室就她一个大人。但这没有妨碍她认真听讲，“毕业”时，她甚至拿到了宜章县第一张“言语康复师”证书。

赵长军买回有关耳科和言语康复的书籍，终日研读。没人知道那些书有什么用，直到他“折腾”出一份《关于县城内开设聋儿言语康复指导机构的可行性报告》，然后一个人带上那几页纸去了郴州，交给了市残联。

“言语康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复。集中康复与家庭康复各有利弊，聋儿言语康复指导机构能充当两者间的桥梁，培训家长、跟踪指导……”他在报告中分析道。

梦南逐渐学会了发声，但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与普通人不同，她不是靠听觉记忆对比、纠正自己的发音，而是需要记住每个音节、每个字的口型，以及舌头的形状和摆放位置。

即便一切都做到完美，协调声带振动与口型变化，调动声带准确发音也是件难事。这是个不断尝试的过程，“每个字练习上千遍都是少的”，直到父母点头。

看着还不懂事的孩子，赵长军不知道这样的训练方式到底会有多大效果。他说这种方法很“蠢”，但他坚定，“蠢”也要“蠢”到最后。

梦南再大一点时，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口音太重，开始让女儿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练习。别人家的孩子都热衷动画片，梦南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爱好者”——几乎每天她都要拎着小板凳，坐在家里那台21寸的电视前，紧盯着播音员叔叔阿姨的嘴巴。

她一天至少要看三档新闻节目，都是重播，因为有字幕。

这种集中的“听”说能力训练，一直持续到梦南6岁前。除了吐字不太清晰外，她赶上了同龄小朋友的言语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自己的年龄——上小学前，她已经熟练掌握了拼音，也比同龄孩子识更多字。

现在，6岁前的记忆已经模糊，那段艰难的人生起步过程，也只存在于父母的述说中，像是别人的故事。但她习得的技能永远刻进了大脑，往后的日子里，她既会面对命运的不公，也会得到命运的独特馈赠。

3

从上小学开始，梦南就一直坐在教室的前排中间位置。她需要读老师口型“听课”，但全程跟上老师的语速，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课堂上，有时需要边听边看，有时老师会背对着同学讲话。

大部分时候，她都是靠看板书，然后自学赶进度。这占用了她大量的课余时间，但又必须这么做。或许是超出大多数同龄人的刻苦，也或许是缺失的听力换来了惊人记忆力，她在自己的节奏里按部就班，却不经意就走在了前头。

“她可以完全按照顺序把成语词典背到100多页。”江文革说。

四年级暑假时，她就已经把五年级的课程学完。通过学校测试后，她直接跳到了六年级。

在学校里，除了学习，梦南也在适应集体生活。她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特殊，别人在背后叫她时，不会得到任何回应。音乐课上，同学们一起唱歌，她只能跟着念歌词。

同学间谈论周杰伦，她看到他们说出“这首歌好好听”时，眼睛里放着光。

一个周末下午，她坐在电脑前，戴上耳机。找到同学口中那些好听的歌曲，把音量开到最大，努力感受。

“我也想知道‘好听’是什么感觉。”

整个下午，她听到的都是虚无，连一句歌词都对应不上。对她来说，音乐、旋律只是些抽象的名词、几个普通的汉字，没有多余的意义。

赵长军很早就预料到了女儿的烦恼，他总是对女儿说，“不要和别人比。”

“有些人近视，就需要戴眼镜。有些人腿脚不好，就要拄拐杖。”他告诉女儿，“你和别人没什么不同，每个人都有难题，都需要自己克服。”

爸爸的话几乎成了她的生存法则。未来的生活中，她会碰到更多困难：听不到闹铃，不能独自接打电话，在机场火车站时听不到广播……

每进入新阶段，新的难题也会随之出现。到清华读博士后，研究组七嘴八舌“头脑风暴”，大家讨论得越激烈，她就越跟不上节奏。

但她总能找到自己的解决方式。医生曾告诉她，因为听力损失严重，平衡感会很差，很难学会骑自行车。现在，在清华校园里，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课，和其他人一样轻松自如。

她不需要闹铃，而是学会了全程握住手机睡觉，每天唤醒她的是闹钟的振动。有时，听不到也成了一种优势：“我不用担心睡觉时被人吵醒”。

赵长军常常陷入一种矛盾中，他想把女儿保护得严严实实，又不得不把她推出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他承认，女儿要比别的孩子懂事更早，但也从未把它当做一种欣慰。

他无法体会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是什么感觉，“肯定很孤独吧”。他决定成为女儿永远的好朋友，一个随时都可以出现在她身旁的“老赵”。

谈起爸爸，梦南首先想到的不是他的严格，而是他的幽默。小时候，她经常和爸爸一块上山，挖一些野花野草，带回家移栽到花盆里，然后每天趴在一起，共同观察记录它们的变化。

直到现在，父女俩还保持着这种平等的关系。

小升初时，梦南考了全市第二名。她主动提出要去300多里外的郴州六中上学，“不能一直在父母的保护下生活”。

妈妈不同意，爸爸沉默，两人最终统一意见，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女儿第一次独自一人到城市生活，江文革担心那里“车多、人多”，女儿听力不好会有危险，会受同学欺负。开学后，每逢周末，她都会跑去郴州看望女儿。

在市区和妈妈一起时，梦南会挽住妈妈的胳膊，反客为主。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一定要先看红绿灯，再左右观察，确定没车时再走。”她叮嘱妈妈，一脸严肃。

宿舍里的女孩都是第一次离家，晚上都自顾自地哭了起来。梦南心软，看不得这些，上前安慰她们。

很多人眼里，梦南都是个对自己要求严格、又坚强的姑娘。她说自己从小就生活在一个“hard（困难）模式”的环境里，时间长了，一切都变得寻常。

但更多时候，她也是个普通的姑娘，只是没让人看到。刚到郴州六中时，面对新老师，她要重新适应他们的口型，这让上课变得更难。她和舍友一样想家，那天熄灯后，她躲在被窝里哭了，没有声响。

2010年，她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超过了一本线。她不满意自己的发挥，选择了复读。

当年湖南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早》。考场上她想到了小时候，父母每次天不亮就带着她，提着大包小包，到镇上路边等车。他们带女儿去看耳朵，长途汽车发车早。

她说自己是哭着写下了这段经历，出了考场就知道跑了题。成绩出来后，她的强势科语文刚过及格线，99分。

4

第二年，她考上了吉林大学。3000公里远的长春，她没让父母陪同，独自乘火车去报到。

因为自己的经历，她本想选择医学专业，但马上又意识到医生要和病人交流，有时病人也会戴口罩。她最终选了药学，“一样能治病救人的”。

大学里不只有学习，有时看着同学们上台表演才艺，唱歌、跳舞，她也会好奇自己的声音。

“我的声音好听吗？同学们会喜欢吗？”

朋友会告诉她，她的声音很温柔。她习惯了控制着声调说话，轻柔到不会让人感到任何攻击性。她听不出别人的阴阳怪气，也不会这种高阶的说话技巧。

她喜欢和朋友交流，包括一起看电影，一起去KTV聚会。她更愿意别人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而不是处处迁就自己。

“唱歌不是目的对吗？大家在一起开心就好啊。”她说。

有时候，大家真的会忘记她缺失的听力。她和很多女孩一样，爱健身，对时尚有品位，甚至在她身上能看到更多自信。最重要的是，她身上有种稀缺的感染力——对他人的真诚和善意。

在朋友眼里，她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她会真正关心你，有很强的共情能力。”

梦南说自己很少因为听不到感到自卑，她很早就开始直面这个问题，而不是躲避。小时候，父母常带她出门，让她多跟人沟通。

“这是我女儿，她听不到。”赵长军总会这样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女儿，毫不避讳。

在她面前，父母从来没表现出过自卑。

某种程度上，梦南很大一部分世界，都是由父母帮助构建。他们已经尽可能放手，让她自由成长，但有些时候，又不得充当女儿的耳朵，来弥补她缺失的听力。

语言是她理解世界的方式，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梦南只能通过父母学习语言。直到现在，她也不会骂人，因为父母从没教过她。生气时，她只是用加重音调的“哼”“嗯”来表达情绪。

更早前，她甚至不知道世界上存在“脏话”。小时候，看到别人说粗字，她会问爸妈对方说了什么。

“哎呀，我没听清。”赵长军总是这样回答。

他承认，自己的女儿可能比正常孩子更好教育，毕竟她接受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父母。工作中，他接触过不少问题少年，“就像听力正常的聋人”。

有时候，他也会担忧自己的教育方式——把太多灰色和不堪帮女儿过滤掉，让她成长得太过单纯善良，进入社会后会不会适应不了？

到最后，他都会说服自己，真诚待人至少不会得到坏结果，纯洁善良的人也许会在小事上吃亏，但在大事上不会犯错。

现在，梦南实现了赵长军对她最初的期待，考上重点大学，然后走上象牙塔的塔尖。他笑着说，“莽山考进清华园的，恐怕是头一个。”

事实上，梦南第一次叫他“爸爸”时，他就已经心满意足。女儿后来的每一次突破、进步，也曾激活过他蛰伏的野心，只不过他已经可以淡然面对，“都是锦上添花”。

5

第一次高考那年，梦南就有获得真正听力的机会。当时的一项公益项目，可以免费为她植入人工耳蜗。

这是一家人的大事，他们咨询过长沙的医生，对方不建议手术。一家人考虑手术风险，还有梦南已经完全掌握了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共同决定“保持现状”。

2018年，梦南即将在吉林大学硕士毕业。一位长春当地的医生看到她的故事后，托人“连哄带骗”把她带到了诊室，劝她植入人工耳蜗。

“你已经走这么远了，为什么不试试看，自己的人生还有多大的可能性？”她被医生的这句话打动。

这年夏天，右耳成功植入人工耳蜗后，她重获了失去26年的听力。

一开始，在寂静里待得太久，她很不习惯这个有声的世界。即使把耳蜗灵敏度调到很低的水平，她也无法承受外界的“吵闹”。普通的环境音，都会让她感到“视线都在震颤”。有时一个塑料瓶轻轻倒地，她都会被吓一大跳。

逐渐适应后，她开始重新打量自己所处的世界，“它原本就很吵，这就是它一直的样子”。每一种声音都是新鲜的，汽车鸣笛声、下课的铃声、雷雨声……还有她一直想感受的歌声。

现在，她喜欢听舒缓的钢琴曲，甚至重新了温习周杰伦的歌，即使她还是很难听懂。在清华校园里，她骑着自行车，把手机直接连接上耳蜗，不需要通过振动，电信号直达大脑。那是独属于她一个人的时刻，“普通人很难感受到这种奇妙的体验”。

她虽然能说话，也掌握了每个字的发音方式，但从来没真正听到过它们的发音。对她来说，如果闭上眼听一个人说话，就像在听一门完全没学过的外语。

刚植入耳蜗的那段时间，梦南需要新的言语康复训练。父母每天都跟女儿通视频电话。他们先在笔记本把当天要练习的内容写好，再挡住嘴，按顺序念出来，让梦南分辨。

“宜章县”“莽山乡”“打车”“请问车站怎么走？”开始是字，接着是词，然后是日常用语，密密麻麻记满了两个笔记本。

梦南无法记起小时候父母教她说话的过程，如今在某些瞬间，她说自己似乎体会到了20多年前，坐在妈妈怀里，对着镜子不断练习口型的感觉。

恢复听力后，梦南仍和父母保持着文字沟通的习惯，几乎每天她都要跟爸爸妈妈发短信、微信。有一次，赵长军没注意女儿连续发来的信息，紧接着，手机铃声响起。

电话接通，女儿显得有些着急，确认没有及时回复信息的父母，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赵长军告诉女儿只是手机没在身边，父女二人寒暄一番，然后挂断电话，没人感到哪里异常。

很快，赵长军激动地跑向妻子。20多年来，他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听力备考的故事有哪些3

海伦·凯勒，美国现代女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一个世界励志名人。

比起常人，她有着诸多的不幸，但又有着许多“幸运”。

（海伦·凯勒，图片来源网络）

她的幸运来自她的家庭，来自她的家庭老师安妮·莎莉文。

你或许不知道，在遇到安妮·莎莉文之前，她就如同动物一样活着，是她燃尽了自己的一生，照亮了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1880年出生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喀姆比亚市常春藤巷，父亲是陆军上尉，家境十分优渥。

然而十九个月大时，海伦·凯勒得了一场怪病，这场怪病夺走了她的视觉和听觉；生活在寂静与黑暗当中的海伦·凯勒情绪变得非常暴躁；她的生活无法自理，穿衣、吃饭都需要人帮忙，可她的暴躁让所有人都无法接近，她就像是一头动物。

（安妮·莎莉文，图片来源网络）

7岁那年，父母决定为海伦·凯勒请一个家庭老师，这个人就是从柏金斯盲人学校毕业的安妮·莎莉文。

接到信件时，安妮·莎莉文她很清楚自己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盲人本就特殊、聋人也特殊，盲聋就更加特殊，为了教海伦·凯勒她还准备了许久，1887年3月安妮·莎莉文见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学生，那时候她并不知道这个女孩成为了自己唯一的学生。

海伦·凯勒不算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不论她怎么教她都不愿意学，每次情绪失控都会对她拳脚相加，这就是小时候的海伦·凯勒。

安妮·莎莉文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让她感觉自己的面部情绪，从而判断喜悲；海伦·凯勒虽然暴躁，但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稍微一教她就学会了，但依旧是我行我素，每天都是欺负老师、打坏家里面的家具。

（左海伦·凯勒左，右安妮·莎莉文，图片来源网络）

在一次共同进餐过程当中，海伦·凯勒总算是发现了问题所在；在吃饭过程当中，海伦·凯勒就像动物一样围着桌子，她用手从每个盘子里面抓食物然后塞进嘴里，家人们对这一切视若无睹。

海伦·凯勒之所以会变成这样，主要是因为家人们骄纵。

安妮·莎莉文决定用自己的方法去改变这个小女孩，海伦·凯勒被送到了沃特敦；在这里她被彻底隔离家人，没有家人依赖的海伦·凯勒开始依赖安妮·莎莉文；当然她没有限制她交朋友。

海伦·凯勒童年唯一的玩伴就是厨师的女儿。

在她的自传《我的人生故事》中回忆道：我们在厨房里共度了很多时光，揉面团、帮助做冰淇淋、煮咖啡，为蛋糕碗而争吵、喂养在厨房台阶上聚集的母鸡和火鸡。

爱心、耐心加方法，能够拯救每个陷入黑暗的灵魂。

这是安妮·莎莉文的教学方法，她将海伦·凯勒带出了黑暗、无声的世界，她教海伦·凯勒手语、带着她体验大自然，感受水从脚下流过的感觉……

（海伦凯勒的电影截图，图片来源网络）

就这样教了她一个月之久，有一次他们路过水井房，安妮·莎莉文就将海伦的手放在水管上，当清凉的水流过指尖，她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了，她非常艰难的喊“水”，安妮·莎莉文在一次也被她所触动。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跟着安妮·莎莉文不断地学习新的单词，老师在她的手上拼写，有时候理解一个单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仅如此，她还要读出来，有时候光是练习就有好几个小时。

当结束了第一期教学生涯，海伦·凯勒回到了家，她大声地呼喊：爸爸、妈妈。

此时一个全新的海伦·凯勒归来。

在这之前，父母只是希望女儿不要像动物一样就足够了，从未想过她会有什么未来；安妮·莎莉文为她点燃了这盏灯，而海伦用日以继夜地努力打开了未来的这一扇大门。

海伦·凯勒学习了手语、学会了盲文、还学会了如何说话，她一直都在练习，她还亲口说过：

带给我最黑暗时光的，不是失明或者失聪、而是不能正常说话的极端失望。如果我能正常地言语，我觉得我会做得更好。但在这悲惨的经历中，我更清楚地懂得人类被挫败的信心以及无限大的希望。

（左海伦凯勒，右安妮·莎莉文，图片来源网络）

海伦·凯勒体验过真正的绝望，当所有人开始放弃的时候，安妮·莎莉文并没有放弃，她将海伦·凯勒带出了那个世界。

没有安妮·莎莉文，海伦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海伦是安妮·莎莉文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而安妮·莎莉文是创造奇迹的人。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19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