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故事的人的拍摄方法是什么(有故事的人的拍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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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事的人的拍摄方法2
诈保、冤狱、灭门血案……当一部悬疑剧暴力元素扎堆，再配上“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字幕，观众就很难按捺住点开它的欲望。
前天，根据台湾千禧年四大奇案改编的《台湾犯罪故事》在Disney+上线。这部短剧分为四个独立单元，由四组不同的主创拍摄完成，分别为列车出轨诈保案（《出轨》）、黑帮灭门冤狱案（《生死困局》）、校园女童案（《恶有引力》）、废弃营区男童案（《黑潮之下》）。目前已经播出的，是由金钟奖导演萧力修执导，凤小岳、 林予晞主演的《出轨》。
女主邱文青（林予晞 饰）的丈夫在火车出轨事故中意外去世，邱文青联合身为检察官的好友于晨朗（凤小岳 饰），一同查找火车倾覆案的始作俑者。同时，案中另一位死者生前购买了数份大额度保险，因此该死者的两个儿子林学庆（薛仕凌 饰）、林学文（施柏宇 饰）成为男女主的重点怀疑对象。
150分钟的时长，让这部迷你剧更像一部悬疑电影。《出轨》用极为平实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两个家庭潜藏的真相。案件本身亮点不多，没有离奇的作案手法、动机，以及复杂的人物关系，但好在叙事有头有尾，且悬疑感贯穿始终，每集多个小反转将观众注意力一路牵至结尾，最终带来“破开迷雾”的满足感。
剧作家乔治·贝克曾在《戏剧技巧》一书中提到，“悬疑就是兴趣不断地向前延伸和欲知后事如何的迫切要求。”《出轨》故事成色一般，但胜在没有废戏，悬念紧凑，且相互之间咬合得很紧。
例如男女主追查林家兄弟线索的同时，剧情还穿插了邱文青丈夫“疑似婚外情”的铺垫。
第二集邱文青开车追孕妇时被卡在铁轨中央，多亏有林学庆的帮助才死里逃生。这一处情节本身具备视觉上的紧迫感，也通过被做过手脚的汽车，暗示邱文青后续被绑架的可能。片中有不少这类增加紧张感，又为结尾反转做铺垫的小情节，设计颇为巧妙。
《出轨》的时间线平铺直叙，没有利用叙诡制造障眼法，剧中的悬疑氛围很大程度是通过镜头语言的娴熟运用来传达的。
首先，影片整体基调偏灰蓝，色彩饱和度低，视觉上就有很强的惊悚感。
不少台湾导演喜欢通过悬疑意象来增强悬疑片的惊悚氛围。例如程伟豪作品中常出现的台北暴雨、破碎的物品。去年的高分悬疑台剧《逆局》中，也有不少高对比度、强纵深感的空镜令人印象深刻。
《逆局》空镜
《出轨》中同样不乏渲染悬疑氛围的空镜，如第一集开场，新闻报道“铁道怪客”制造的六起火车事故，随后镜头中出现一系列铁轨扣的松动，暗示下一场更严重的出轨命案即将到来。
社会派推理中，比命案更重要的往往是案件背后的现实症结。《出轨》剧作虽然属于典型的社会派，但对现实、人性的指摘却极为克制，点到即止。
千禧年初，台湾由于金融海啸出现大量的诈保案，制造火车意外骗保的林家父子便是这类人群的缩影。要是以往的社会派作品，通常会在林家父子三人的画像上花费大量笔墨，以呈现普通家庭无力抵抗时代的沉浮与脆弱。
但《出轨》并没有“以小人物见大时代”的野心，而是“大中取小”，从公共安全事件最终落回家庭内部问题。《出轨》在台词上下的功夫不少，剧中父子三人相处戏份极少，但观众却能通过有限的戏份、精炼的对白瞬间感受到这个家庭艰难度日的窘迫，以及兄弟二人不敢忤逆父亲的懦弱。
不得不说，这也算一种家庭悬疑的新解法。
接下来，《台湾犯罪故事》剩下的三个单元，会以周更的节奏陆续和我们见面。其他单元的主创中虽不乏娴熟的悬疑剧写手，但拼盘剧很容易由于主创混杂而风格互斥，如何为现实案件找到新的讲述方式，又能保证整体协调，《台湾犯罪故事》要做的还有很多。
【文/葵涌】
有故事的人的拍摄方法3
“《石窟中国》第一集播出后，收到老朋友评论，‘新视点，新角度，耳目一新’。这是我们最想听的。”一向低调寡言的秦川难得如此高调一回。
眼下，由秦川和安秋、奇博文三位甘肃本土纪录片人担任执行导演创作拍摄的3集纪录片《石窟中国》正在央视纪录频道热播并引发观众热议。这也是秦川导演团队在央视播出的第16部纪录片。
生于敦煌莫高镇的秦川，从2004年开始涉足敦煌文化系列纪录片的拍摄，自此一发不可收，18年来已在央视播出60集纪录片而创造了全国市级电视台(秦川曾供职酒泉电视台)在央视播出纪录片之最的传奇。
《石窟中国》以石窟艺术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外文化交流和多民族融合为内核，全面展示了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体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交融、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
因为常年拍摄石窟文化题材的原因，秦川和他的团队接到了这个宏大又艰巨的拍摄任务。兴奋难抑的秦川，要在这部纪录片中实现自己的一个野心——“突破20年来形成的固有的纪录模式，拍一个不一样的石窟纪录片。”
12月22日，奔流新闻记者采访了秦川导演，听他讲述拍摄《石窟中国》的那些故事。
“我们从20年前开始创作纪录片就一直在拍石窟”
奔流新闻：在《石窟中国》第一集《东渐》中看到作为导演的您出镜了。感觉这对于您而言很少见。这次这样处理，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秦川：这是我们破解纪录片创作中学术化和故事化难题的一种尝试。已经探索了多年，2019年我们在《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中，请来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作为学术主持人，穿梭在中柬两国的两大遗迹之间，上下关联、左右呼应、贯穿古今，作为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牵线人。让他做牵线人，效果也不错，大家觉得他的出现，是很有学术权威性，另外他的讲述并不深奥，而是很鲜活很生动。作为一位艺术史博士、敦煌学家，他学术功底扎实，联想丰富，现场发挥出色。第一次尝试成功了。
这种尝试在《石窟中国》就更进了一步，包括我们把路上的一些活动过程也捕捉了很多。其实最初也是想找赵声良这样的学者来串线，但是后来发现，因为我们面对的石窟遍布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牵扯到十七八个省，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哪个学者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合适的档期啊。后来我们就说先不找了，因为时间紧就先干起来吧。
导演秦川（中）在莫高窟第45窟采访
我们前期做石窟寻访的时候，随手叫摄像师把一路上的花花草草都拍下来，为以后做脚本提供一些视觉线索，或者将来主持人找到了以后，让他也是这样走。我原本是想先走个台，走个位，后面再找主持人走一遍。不过后来想一想头都大。一会儿在新疆，一会儿在东北，一会儿在敦煌，一会儿在江南，太占时间了，再说也真没约到一个专家。后来剪辑的时候，就把我一路寻访的这些片段留下了，我说那就先凑合着，最后让总导演王新建看吧，不行就撤下来。结果王老师看完没说啥，就是通过了，（我滴个神），就这么“连滚带爬”地做了现场寻访主持人。请大家多多谅解吧！
在新疆吐鲁番拍摄壁画临摹工程
从播出后各方的反应来看，这种讲述方式大家还是比较接受的。最大的好处是这样可以把很多单调的历史、学术讲述变生动了。包括专家的讲解也不再那么令人生畏，在现场我跟他交流，跟他对谈，这样就把观众的视线牵引到他们应该关注的话题上，牵引到我们要表现的点上了，把你带到地方，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奔流新闻：我在片中注意到，您这位“牵引人”很接地气，随口就冒出的“天啊”“哎呀”，感觉就是我们普通人参观神秘的石窟群时的样子。
秦川：我们找到这样一个点，就是把人物活动贯穿在历史讲述中，那历史就生动起来了，也有了现场感和代入感。其实这也是另一种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生活就是每时每刻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把观众带到这样的环境氛围里面去，他们对我们的文化遗迹也好，历史现象也好，艺术品也好，就能亲近起来。
所以我觉得现代传媒和传统传媒的区别就在打破界限，打破身份的界限，打破学术的壁垒，放低身段，强调现场，强调烟火气。这样才能让观众进来，不然你就是把人拒之门外了。
讲个奇妙的故事。
30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当老师的，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文学青年都有一个无比伟大的理想——有朝一日当个专业作家。我被“蛊惑”进入电视行业，就是因为看了一个纪录片。20世纪90年代初有部央视制作的大型纪录片叫《望长城》，刘效礼任总导演，是中国纪录片的一个里程碑。那时纪录片很少有现场的东西。而《望长城》横空出世，第一次放下国家电视台的架子，把现场寻访人焦建成作为讲故事的主线，从头串到尾，非常自然，非常舒服。寻访主持人焦建成拿着话筒，话筒上拉一根长长的线，好几米的线在后面地上拖着，走到哪拖到哪，非常不方便。尽管如此，还是很生动很感人。焦建成在长城内外，草原啊、古城啊、农家啊转来转去，和东西南北的普通百姓笑呵呵地拉家常，当时就觉得电视艺术的震撼力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字，后来就改行进了电视台。没想到30年后，我因为拍纪录片取得一些成绩，被破格调入省文学院，以专业作家的身份继续执导纪录片。
秦川导演
奔流新闻：印象中您的上一部作品《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也是一部关于石窟主题的纪录片，是怎样的契机，有了《石窟中国》这个立项？3集的内容拍了多长时间？走了哪些地方？石窟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秦川：不止一部《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我们从20年前开始创作纪录片就一直在拍石窟。第一部片子是《大河西流》，一部8集总时长达6个小时大型系列纪录片，试图把敦煌石窟文化的前世今生讲清楚。一共做了三四年。当时拿出选题之后，面对的就是你如何去解读敦煌历史、地理、文化？敦煌石窟艺术成就为什么就这么高？如果回答这些问题，你只停留在浅表的一些认知，是回答不了的。这个片子后来在央视《探索•发现》播出，是因为我们遇到了现在的总导演王新建，他当时是栏目制片人，后来做过《河西走廊》的总导演。审看完片子后，他发现我们解读敦煌的角度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讲敦煌一开始就讲石窟，我们用了6集篇幅讲地理、丝路、长城、关隘、绿洲、民俗等，只用1集讲莫高窟，而且从地理学的角度讲述敦煌石窟艺术的前缘，之前没有这样的先例。
从2006年《大河西流》播出开始，在王新建老师指导下，我们的纪录片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几乎以一年一部的速度进入高产期——
2007年，纪录片《祁连夜光》；
2008年，4集纪录片《黑戈壁•黑喇嘛》；
2009年，4集纪录片《敦煌书法》；
2010年，3集纪录片《玄奘瓜州历险记》；
2011年，纪录片《传世象牙佛》；
2012年，8集纪录片《敦煌伎乐天》；
2016年，6集纪录片《敦煌画派》；
2019年，2集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
2020年，4集纪录片《中国石窟走廊》；
2021年，4集纪录片《敦煌，千年不散的宴席》。
这些央视播出的纪录片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石窟艺术展开的。作品曾获中宣部优秀地方外宣作品二等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优秀电视专题、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纪录片提名，广电总局年度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优秀中片、长片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特别奖、一二三等奖等80多项节目奖。
话说2020年底，我正在甘肃陇东一家脱贫户的房顶上拍摄，接到王新建总导演打来的电话，说央视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准备立项拍摄一部反映全国石窟艺术的纪录片《石窟中国》，鉴于我和我的团队常年拍摄石窟文化题材，他极力推荐这个央视自制项目交给我们来执行。把我激动得差点从房顶上掉下来。
尽管已经拍了20多年敦煌大佛，可怎么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能有机会去拍全中国的石窟群！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新选题让人禁不住血脉偾张，激情难抑。
2021年春，去北京接受总导演耳提面命，王新建强调，要避免过多的纯学术解读，尽量用有情节、有细节、有温度的人物故事串接历史叙述，换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拍一个不一样的石窟纪录片。
然而，要突破20年来形成的固有的纪录片模式，同时要面对除敦煌石窟之外的众多陌生石窟，重新演绎中国石窟的前世今生，又谈何容易！
中国石窟考古学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按照丝绸之路佛教传播线路，自西向东，由北向南，将全中国的石窟群划分为四大区域，即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西藏地区。2021年4月开始的将近一年时间里，我们就是拿着宿白先生的这张“联络图”，开始了中国石窟寻访的万里征途。
“从来没有碰到比这个片子更大的题材”
奔流新闻：《石窟中国》从作品题目上，就比较宏大。我们知道，题越大越不好拍，越不好把控书写。您个人是如何解读和破题的？
秦川：要说大，我们从来没有碰到比这个片子更大的题材。首先中国是世界第一石窟大国。截至2021年的最新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共计5986处。再次是国土面积大，96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石窟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犹如撒在辽阔中华大地上的一粒粒珍珠，而我们的任务是捡拾起散落的珍珠，再把它们串联成一条条美丽的项链。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面对这个难题，总导演王新建成竹在胸，他提纲挈领地指出，用石窟艺术东渐的时间轴和石窟地理分布的空间轴互相交叉来贯穿全片。这就破解了片子的总体结构问题。我们很快梳理出两条明晰的线索：
——空间上，中国石窟开凿经历了从塔里木盆地到河西走廊、从西北到中原、从北方到南方的过程；
——时间上，公元3世纪，从印度犍陀罗出发的佛教石窟艺术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新疆地区首开克孜尔石窟，形成龟兹模式；4到5世纪，石窟艺术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形成以莫高窟、天梯山、马蹄寺等石窟为主的凉州模式；5到9世纪，凉州模式直接传到大同，初步形成中国化的石窟艺术样式——云冈模式，唐代在洛阳完成了彻底中国化的龙门模式，辐射全中国并东传日本和朝鲜半岛。
按照这两条线索，我们抛弃了之前以艺术形式来分集的框架，确定了新的分集大纲，即从西域到敦煌的第一集《东渐》，从河西到云冈并辐射整个北方的第二集《微笑》，从龙门到川渝的第三集《人间》。这样，即保持了中国石窟地理板块的相对集中，也包含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清晰线路，让这场跨越1800年的石窟之旅波澜起伏、首尾贯通。
奔流新闻：《石窟中国》与您以往的作品而言——比如同为石窟主题的《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相比较，这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有什么不同？
秦川：关于这个片子的主题，总导演王新建从一开始就很明确，那就是从石窟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找到石窟艺术中国化这个主脉，体现中国人吸收和改造外来文化的强大自信，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交融、开放包容的精神特质。这个主题显然与我们之前的石窟纪录片都不一样，更能体现时代发展的要求。
所以在拍摄中我们更多地留意，中国古代工匠、画师在拥抱西来艺术的同时，如何对石窟造像加以“本土改造”。经过古人的本土化改造与多元素吸引融合，中国石窟的思想艺术已远超它的原始形态，体现了民族融合性、创造力，彰显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标识。也表明了中国古代就有“大国意识”。经过中国吸收改造的石窟文化，对中国后世和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样的主题是不是更有高度，更能体现大国文化情怀呢？
奔流新闻：我们了解到第二集《微笑》名字，是您脱口而定的，是在拍摄过程中感受到了怎样的感触而灵感爆发的？
秦川：我们在云冈石窟第5窟檐楼的角落里，发现一尊只有45厘米的佛像，它双目下垂，嘴角含笑，身体微微斜倾，像从夜空俯视人间。那个瞬间，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当时我就情不自禁说出了第二集的名字《微笑》。
我们发现，从印度犍陀罗出发的石窟艺术，翻越葱岭，到达龟兹、高昌，再穿过塔克拉玛干，从敦煌、凉州、秦州、平城，到洛阳、南京、杭州、大足，直到雪域高原。它一路东行，一路换装易容，一路调整表情，最后将包容一切的微笑留在人间，使佛教最终与五千年中华文明融为一体。
佛教造像最早从西域传过来的时候，佛像都是比较威严的，后来大乘佛教提倡普度众生，一种超越苦难的通达。到了北魏的时候，云冈的微笑反传到了敦煌。莫高窟259窟的禅定佛，眼角眉梢都是笑，整个眉毛就像一个大弯月，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嘴角慢慢翘起来，就像一个善良、贤惠、美丽的年轻母亲，特别慈祥，特别宽厚博爱。那种温暖的微笑，超越了所有苦难。
到后来就更多了，微笑的菩萨，微笑的佛陀，构成了中国化佛教艺术，它最鲜明的标志，就是所有的造像都带着神秘的微笑。佛陀的微笑抚慰芸芸众生，多元文化的交融，让中国石窟之路成为一条微笑之路，和平之路，文明之路。
因为微笑，文明不会消失。
文丨奔流新闻记者 雷媛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13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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