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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将军的故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樱子漫笔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关于将军的故事有哪些1

《麻城文化丛书》文选177

麻城民间故事（二十二）

将军故事

文/曾 锋

一、王树声虎口遇干娘

一九二八年五月的一天，天蒙蒙亮，麻城县西张店街上突然响起一阵激烈的狗叫声。住在街北头的周家姆刚打开门，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却见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大汉急匆匆地向她家门前跑来。周家姆定睛一看：呀！这不是项家冲的国伢（王树声的乳名）吗？周家姆正想告诉王树声，敌人正到处贴告示抓他，这时，街头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即传出了“抓住王树声”的嚎叫。

王树声眼前的这位中年妇女，她的丈夫在几个月前因参加黄麻起义而惨遭杀害。王树声正要往回走，不料周家姆一把将他拉进屋里，关上门说：“国伢呀，快到我家躲躲。”王树声说：“可这会连累你呀？”周家姆有点生气地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说着，周家姆就帮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藏在灶房的柴堆下，又找出自己儿子的一件破蓝布袄和一件旧棉裤让他换上，还从锅底里摸了一把黑灰尘抹在他的脸上，嘱咐他躲在灶屋的柴草里别出声。

王树声显得焦躁不安，将柴草拨开了。周家姆见状问道：“国伢，你好像不放心？”王树声说：“不是，大娘，我不能在这里呆，我还有任务。”周家姆说：“敌人正在抓你，你还在想着任务？”“我还要去通知同志们转移，十万火急，我不能呆了！”王树声说着，从灶房钻了出来。周家姆知道留不住他，无奈地点了点头。

可是，来不及了！匪军已到了门前，正凶狠地拍着门。怎么办呢？这时，只见周家姆灵机一动，随手捡了一顶破草帽罩在王树声的头上，又将家里的箢头扁担往王树声面前一撂，接着骂起来：“你这个懒畜生，家里的猪几天没吃过东西，你也不管，还不快给我到山上去割担草回来！”王树声当然知道这是周家姆在演戏给敌人看的，装出不乐意的样子道：“你别骂好不好，我刚起床就骂，有完没完，我去还不行！”这时，周家姆的大儿子王振道被娘的骂声惊醒，开始穿衣起来。

王树声挑起箢头拿了一把镰刀，出了门。这时，一位军官模样的人挤了进来，和他撞了个满怀，那人瞥了一眼王树声，见是那个模样没有理他。王树声趁机快步溜走。那人又转身对周家姆：“刚才有人来过吗？”周家姆镇静地回答：“没有呀！这么早有谁会来？”“没有？”那军官斜了周家姆一眼，对身边的匪兵道，“你们给我细细搜！”不一会儿，只见一个匪兵从灶房里搜出了王树声刚才穿戴过的长衫礼帽，又有几个匪兵从房里押出了周家姆的大儿子王振道。军官走到周家姆面前，恶狠狠地骂道：“哼！你这个共产婆，还不老实！你说，他是谁？是不是王树声？”这时，王振道正要说什么，只见周家姆狠狠地用目光止住了儿子。周家姆笑着对儿子道：“他们说你是，你就跟他们去吧。”王振道听出了娘话里的意思：娘是想让他冒充一下，以便让刚出门的王树声远走高飞。

王振道被架走了。周家姆默想他们核实身份后会放他回家的，哪知，丧心病狂的匪徒，为了邀功，顾不得仔细核查“王树声”的真假，给了王振道一顿皮开肉绽的暴打之后，就残忍地将王振道的头割了下来，将它挂在城门上示众三天。老百姓都掩面而泣，地方上的一些豪绅也对他们说杀错人了。可敌人将错就错，四处放话，声称“共匪头目”王树声已被抓捕处决。

几年后，鄂豫皖红军迅速壮大起来。身为红军师长的王树声，念念不忘周家姆，特地抽出时间，深夜找到周家姆的家。一见面，王树声就要给周家姆下跪，说：“您为了救我，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往死路上送，这让我怎样心安，从今往后，您就是我的干娘啊！”周家姆深情地将他扶住，说：“国伢，快别这样说，这些年来，你的一家不也被害死了十多口吗？这年头我们黄麻两县有哪家不死人的，没啥的！”王树声感激地从怀里掏出几块银圆，递给周家姆。周家姆说啥也不要。周家姆顿了一会，说：“国伢呀，你能不能答应干娘一件事？”“别说一件，就是十件，我也答应干娘！”王树声激动地说。周家姆告诉王树声：自己的二儿子前年在敌人的一次“清乡”中也被杀害了。她要将自己的三儿子和四儿子交给王树声，要他领着他们一起干，为她的丈夫、大儿子，二儿子报仇。王树声感动得热泪盈眶：多伟大的母亲呀，正因为有了千万个这样的母亲，我们红军才生生不息，不断壮大啊。“干娘，您不只是我的干娘，也是我们整个红军的干娘啊！”

革命终于成功了。1951年8月，王树声率中央慰问团回到家乡麻城。由于那时到西张店还没通公路，王树声步行几十里山路，来到西张店，再次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干娘。“国伢，总算盼到你们回来了！”王树声激动地说，“是啊，干娘，我们胜利了，我们回来了！”周家姆紧紧地抱着王树声，两个人都泪如雨下……

王树声得知周家姆爱看戏，用竹杆架上椅子，绑成一个滑杆，亲自抬着周家姆，赶十几里山路，到附近的王福店看东路花鼓戏。途中部队和地方的领导要换下王树声，他坚决不肯。他说：“我好不容易有一次为干娘出力的机会，你们别抢去！”

晚上回到家里，周家姆突然问：“老三老四也回来了吗？为什么不来看我？”王树声说：“啊，他们工作很忙，没时间哩。”其实，周家姆的三儿子和四儿子早在红军长征途中就牺牲了，可他怎忍心将这消息告诉这位为中国革命失去了五位亲人的干娘啊？王树声拿出一些钱和衣物给周家姆，说是两个儿子让捎来的。“活着就好，不回来也没啥。”周家姆脸上露出了很勉强的笑容。以后，王树声又以周家姆三儿四儿的名义给她寄过多次信件和衣物，直到周家姆去世时，她还以为她的老三老四还活着。

二、许世友大破神仙阵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股反共清共的腥风很快刮到大别山区。在大革命高潮时逃跑到河南新集附近的土豪劣绅，以为反扑的时机到了，便纠集“红枪会”、“白枪会”、“黑枪会”等反动武装，向鄂东的黄（安）麻（城）地区农民协会发动了猖狂进攻。

这帮枪会匪徒，平素习练拳脚，为地主豪绅看家护院，在教师爷的蛊惑下，还迷信神仙附体。他们一个个头缠各色长巾，腰系符带，脐前带上一面小圆镜，手拿刀矛，自称“刀枪不入”，在百姓面前胡作非为。

这天，麻城县乘马区六乡义勇队大队长兼敢死队队长的许世友，正在双庙关山上的祖师殿向队员们传授武艺，乡农协主席裴玉亭满头大汗地赶来了。裴主席告诉许世友一个重要情报：福田河的地主民团和红、白枪会已视许世友的敢死队为“眼中钉”，他们已串通一起，纠集数千人，准备偷袭敢死队。“怎么办呢？他们人多，而我们敢死队才二十余人，加上义勇队一共才千把人，况且义勇队都还分散在各村各垸。”裴主席担心地问。

许世友沉思片刻，突然将胸脯一拍：“请裴主席放心，你只管和各村联络好，听到咱这祖师殿上的土炮一响，前来呐喊助威就成！”“你们对付得了？”裴主席仍然不放心。许世友说：“没得事的，莫看他们倒腾得神乎其神的，其实是影子戏住饭店——人多不吃米，经不得一打！”

裴玉亭放下心来，下山联络去了。许世友当即从敢死队里找来好友胡德亏等几个人，如此这般一番交代，也下了山。

第二天一早，福田河集镇上几名盐警倒背着枪，叼着烟，正在向往来的小贩收税。几位头带斗笠，肩挑松枝的挑夫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站住！往哪儿去？”盐警中一位瘦个大头的班长，一把将走在前面的那位挑夫扯住。

“老总，我们是卖柴的可怜人啊！”那挑夫露出胆怯的神情。“卖柴的也要完税。”大头班长不屑一顾地推了那挑夫一掌。不料，那挑夫将担子一撂，毛了火：“真新鲜，连柴草也要完税？”大头班长吃了一惊：一个卖柴的庄稼佬竟敢在自己面前使性子，那还了得！二话不说，上前踢了挑夫一脚：“少废话，要不全部充公。”这时，只见那挑夫慢慢地将头上的斗笠一摘，突然奋力往地上一摔，对身后的挑夫喊道：“伙计们，要玩就玩吧，快点！”这时，只见他身后的挑夫们从柴草中抽出大刀斧头，猛虎般冲向盐警。

说时迟，那时快！早已转到大头班长身后的胡德亏，一斧头就将大头班长那只肉乎乎的脑袋砍下，血球一样滚落在地。其余几名盐警吓呆了，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身上的枪和子弹已被缴去。

原来，那位走在前面的挑夫便是许世友。那天，得到裴玉亭的情报后，许世友虽说表态让裴主席放心，但要对付数以千计的会匪，单靠手中的刀矛和自己传授的武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搞到钢枪，才能以一当十。于是他便想起福田河街上那几名背着钢枪，耀武扬威敲诈百姓的盐警来。

许世友的敢死队得了几支钢枪，大伙兴奋得像捡到宝贝似的。这个瞧瞧，那个看看。许世友曾在吴佩孚的部队里当过兵，因受不了军官的虐待，才逃出来的，对钢枪的使用和性能十分熟悉，立即组织队员，教他们摆弄这些洋玩意，忙个不停。

许世友带人抢了盐警的枪，让官府衙门又恼又恨。他们纠结麻城、光山一带的民团和红、白枪会，伺机报复。

一天，天刚蒙蒙亮，祖师殿负责放哨的队员，急促促地将许世友叫醒了。许世友跑到屋后的山顶一看，只见红白枪会匪徒已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山腰。许世友急令放响了土炮，然后令二十余名队员手持钢枪、鸟铳，占据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队员们早就盼着用钢枪对付这些神神道道的会匪，一上阵就“噼噼啪啪”地放了一排子弹，敌人一听枪声便停住了脚，不敢冒然前进。

正在这时，一位披头散发，袒胸露臂的教师爷走了出来，他左手拿着一杯酒，右手提着一把刀，身后还有个小匪徒牵着头山羊。只见他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昆仑山，缠硬体，观音赐的金钢体；金钢体，肚练气，能挡刀枪能防戟，枪炮子弹不入体……”

咒语刚完，这个教师爷一刀砍下羊头。身后的匪徒们就像打了一剂强心针，立即嗥叫着向山头冲来。当敌人爬到距山顶约二三十米时，许世友大喊一声：“打！”霎时，钢枪，鸟铳，松树炮一齐喷出火舌。山谷里很快响起一片哀号声。那个教师爷还想组织冲锋，只见许世友端起钢枪，边骂边扣动扳机：“就打你这个‘刀枪不入’的金钢体！”那家伙踉跄一下，像个烂冬瓜一样，向山下滚去。

这时，许世友的身后突然响起了“呵火，呵火”的喊呐声，原来裴玉亭率领的义勇队听到土炮声，及时赶到了。阵地上顿时沸腾起来，山头上到处飘扬着农会的犁头旗。

反击的时机到了。许世友将小褂子一甩，举起大刀，大声喊道：“跟我来！”敢死队、义勇队和上千名群众都跟着冲了下去。山顶上的妇女、儿童敲着铜锣，呐喊助阵。

敢死队员把平时从许世友那里学的武艺全搬了出来。枪口下，一排排的敌人应声倒下，子弹不够用，他们就赤膊上阵，刀矛所向，血肉飞溅。很快，这些“神仙”们尸横遍野，死伤无数，残余会匪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

祖师殿一战，大长了农民武装的志气。以后地主民团和枪会匪徒，只要一提到许世友和他的敢死队，就心惊肉跳，再也不敢对黄麻地区的农民协会轻举妄动了。

三、陈再道临危背光洋

黄麻起义惨遭国民党任应岐部镇压后，从黄安县城突围出来的七十二名鄂东军战士，辗转来到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斗争。不久，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号称一个军，其实还不足一百人。陈再道在第七军里当了一名班长。

一九二七年的除夕夜，军长吴光浩亲率陈再道等二十多名战士，突袭了木兰山下的罗家岗，惩处了恶霸地主罗胜元、罗安元两兄弟，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还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火烧了罗家大院。这可惊动了正在开开心心过年的国军，立即调集重兵，以木兰山为中心，开始了对第七军的围攻。

春节过后的一天，第七军的战士正在驻地休息，吴光浩突然命令队伍紧急集合。原来，第七军得到可靠情报，敌人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正向木兰山围来，妄图在那里将第七军一举歼灭。情况十分危急，吴光浩迅速对部队的撤离路线以及突围事项作了安排，急令队伍出发。

可陈再道心里直犯嘀咕：自己可是从黄安城里冲出来的骨干啊，为什么打前锋的名字里没有他，断后的名字里也没有他呢？难道吴军长对自己有看法吗？陈再道是一个藏不住心思的人，正要找吴光浩问问，吴军长却向他招招手。吴光浩将陈再道带进军部的屋子里，微笑道：“陈再道同志，你想说什么我知道。别急，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接着，吴军长严肃地低声告诉他，第七军里原来有一个专门负责背银圆的人，由于这个人革命意志薄弱，看到敌我斗争形势紧张，开溜了。第七军现在仅有五百块银圆，部队的装备保障吃穿用度都得靠它，军部决定将背银圆这一特殊任务交给陈再道。“保证完成任务！”陈再道知道那是组织上对他的莫大信任。吴光浩指了指身边的一个布袋，又拍了拍他的肩：“我们知道你的身子比较单薄，可是反复考虑，觉得你是最可信赖的同志，相信你……”“请吴军长放心，有我陈再道在，这光洋就在！”陈再道说时，郑重地向吴光浩敬了个军礼，驮起那个布袋子，立即随队伍出发了。

第七军刚离开驻地，敌人就跟来了。陈再道挂着自己的枪支子弹，还背着那五百块银圆，跟着队伍一起急行军。翻过一道道山梁，又钻出一道道山沟。那五百块光洋，开始背起来并不是很重，可经过上山下坡一折腾，他愈背愈沉，背上象压着一块大石头，一个劲的往下坠。他背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两腿还不时打颤。走着，走着，慢慢地，陈再道被甩到了队伍的后面，最后竟和队伍拉开了一段不小的距离。

紧追在后的敌人赶上来了，“呜呜哇哇”地喊叫着，与陈再道的距离越来越近。一千米，八百米，六百米……敌人看到他这个掉队的共军，十分兴奋，大声喊道：“站住！你跑不了的！”还有人喊：“背上驮的是银圆吧，交给国军，保你活命！”

陈再道艰难地又翻过一道山梁，敌人还是穷追不舍。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继续不停地向前跑。背上的这袋光洋可是部队的全部家当啊，自己就是搭上这条命，也不能让光洋落在敌人手中！这时，他从敌人的对话和喊声中得知，敌人一心想抓活的。“想得倒美！老子就是死了，也不会把光洋给你们！”他一边跑一边骂道。

这时，陈再道突然发现眼前的地形很熟悉，前面是一个很陡的山坡，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松树。他想起来了，对，山的那边还有一个小湖。这里是他曾经打游击来过的地方。顿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陈再道终于钻进了山上的松树林，敌人随后也爬上了山坡。由于林子很密，敌人一下子失去了目标。他们在林子里分散开来，四处搜查着陈再道。可是尽管他们颇费周章，却仍然一无所获。突然，一名军官指着山下湖边小路上的一个人影说：“看，在那里！”于是，大队国军迅速朝着湖边的小路追去。那人影离他们已有一千多米，奇怪的是，这回那人象有着魔力似的，跑得飞快，一会儿就将他们远远地甩在后面。最后，他们只得胡乱地放了一阵枪，扫兴而归。

陈再道终于赶上了队伍。吴光浩和战友们见他毫发无损地归队了，都十分高兴。可当吴光浩看见他背上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时，脸色不禁沉了下来：“你把银元弄丢了？”陈再道累得只顾喘气，没有回答。

“你，你……怎么能只顾自己活命，把光洋甩了呢？”大伙儿一下全围拢来，见他把全军的粮饷弄没了，气得直蹬脚。这时，陈再道脸上露出了笑容，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家放心……放心，有……有我陈再道在，一个光洋也丢不了！”大家吃惊地望着他，眼睛里仍然充满疑惑：难道你陈再道能像玩魔术似的，从袖筒里抖出五百个银圆来吗？

陈再道确实没有从衣袖里抖出银元来，但他也确实没弄丢光洋。这天夜里，陈再道带着几名战士，顺着来时的路线，悄悄地返回到了那座山林旁的小湖边。战士们按照他的指引，从湖边的一处深水里顺利地捞起了那个布袋。解开布袋一数，五百个光洋一个也不少！

原来，眼看敌人就要追上山的时候，陈再道想，如果一直这样背着光洋袋跑，自己气力不支，很快就会被追上，那样自己和银元都会落入敌人手中。如果甩了银元，自己也许逃得出去，可那样部队的全部给养就算完了！怎么办？他想到了最好的法子便是趁机把银元藏起来，自己也好轻身逃脱。可藏在哪里呢？如果把它藏在山上，身后的敌人一定能找得到。急中生智，他终于想出了把银元藏到湖边水里的办法来。

四、周希汉泪洒涪江

1935年春，红九军作战科科长周希汉得了一场病，几天几夜高烧不退。病情稍见好转，便得知部队西渡涪江受挫，伤亡不小，心情十分沉重。正在这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打来电话。徐总指挥在电话中说，为接应中央红军，四方面军务必迅速西渡涪江、嘉陵江，并提醒周希汉切勿草率，要亲自到涪江边寻找渡江点。

周希汉没有告诉总指挥自己生病的事，立即骑了匹马，摇晃着向涪江而去。在上游二十公里处，他果然找到了一个看来比较理想的渡江点。为详细了解这个渡江点的情况，他决定实地侦察一番。周希汉装扮成一个生意人，牵着马慢慢地踱到江边的一间茅舍前。茅舍里住着母女俩。周希汉向女主人施礼道：“大嫂，我是过路的生意人，饿得慌，想搭帮在你家弄点饭吃，可以吗？”“要得，要得。”大嫂心直口快，手脚麻利，很快便将饭菜弄好端上了桌子。“大嫂，这江边有船吗？”吃着饭，周希汉试探着问。大嫂警觉地一愣，没有答话。

这时，坐在大嫂身边的姑娘，睫毛忽闪忽闪地打量起周希汉，接过话头道：“你想过江去？”周希汉称自己有急事，求她们帮个忙。“那不行。”那姑娘脸一板，“兵荒马乱的，弄不好要掉脑壳！”周希汉从怀里摸出五块光洋，说：“看这些够不够？”那姑娘看他着急的样子，“扑哧”一笑：“这不是钱的事，现在查得紧，没人敢载你的！”周希汉低下头，说只有自己出去找了，就往门外走。

“哎——”那姑娘急忙从椅子上跳下来，冲到周希汉面前，大方地牵住他的手，说：“还是我带你去找船家吧！”周希汉的脸“刷”地红了。长到这大，他还从未被哪个姑娘这样定定地看过。那姑娘的手触到他手掌中握枪磨出的硬茧子，好奇地将他的手翻开看了一眼。“咯噔”一下，周希汉紧张起来。

周希汉跟着姑娘往外走，心里忐忑不安。那姑娘反倒高兴起来，格格地笑着，领他上了一只小船。周希汉问：“船家呢？”那姑娘只是笑，不理他。只见姑娘竹篙一点，小船便箭一般向江心而去。周希汉说：“你就是船家？那不行！”姑娘脸色一沉：“怎么不行？你想去坐牢呀！”周希汉睁着大眼十分不解。那姑娘解释道：“你骑着高头大马到处转悠，手掌上还结着厚茧，怎么会是生意人？是红军吧！”“不是，不是！”周希汉口里说着，心里却吃惊：看来这个姑娘还十分了得，一下子辨出了自己的身份。那姑娘补充道：“我渡你，是为了救你，这里的国军天天来巡江，见了可疑的生人就抓！”周希汉看着眼前这个个头不高，眼睛大大的川妹子，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姑娘边撑船，边向周希汉打听：“听说红军里有女兵？”“当然有，医院里有好些女看护，还有妇女独立团，跟男人一样打仗。”周希汉对她有了信任，“那都是不怕死的穷姑娘。”那姑娘眼里闪烁着光亮：“我就想当红军，活着不安逸，哪个还怕死哟！”周希汉心里怦然一动，这川妹子，若真参加红军，准是好样的！

小船慢悠悠地驶向西岸。这时，周希汉发现岸上有川军把守，正想让川妹子避开。只见川妹子没等他发话，长篙向江中一点，小船便滴滴溜溜地向回转，顺着江水向下游飘去。

小船在偏僻的水湾靠了岸。周希汉慢慢地站起身，正要下船，突然他的眼前发黑，一脚踏空，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周希汉从昏迷中醒来，已是次日的上午。他睁开眼皮，发现自己竟睡在船上，身上盖着被子。“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睡在这里呢？”他挣扎着要坐起来。突然，他发觉自己全身已被脱得精光，自己的衣服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哦？

正在这时，船外响起了一个生冷的声音：“船上有人没得？”接着一队川兵走了过来。“有，船上有我的老汉儿！”那姑娘答应着。“老汉儿，我怎么忽然成了谁的老汉儿！”周希汉更加不解。他知道这里的婆娘都称自己的丈夫为“老汉儿”。那队川兵执意要上船看看。这时，只见一位手捧着粗瓷大碗的大肚子孕妇走进船来。她衣着破旧，邋里邋遢，脸上还沾着不少黑烟灰。她对那些兵说：“老总不嫌脏，就上船查哈！我老汉儿的病重着呢！”一名瘦个子川兵走进船来，见那孕妇用一只胳膊正勾着光脖子男人的脖子，另一只手端碗在喂药，就冲女人嬉皮笑脸：“乖乖妹子，明日大哥不行了，我来跟你做伴儿。”姑娘说：“龟儿子莫乱嚼，我老汉儿死不了的，你走开些！”那瘦个子也就骂咧咧地钻出船舱，招呼同伴走了。

川兵走后，周希汉睁大眼睛，疑惑地望着这个女人。“看什么？才一个晚上就认不得了？”女人迅速用水抹了一把脸，又格格地笑了起来。他认出来了，她就是那摇船的姑娘！姑娘告诉他，昨天下船时，周希汉向后一栽，掉进水里后，病情加重，还不省人事，浑身发着高烧。她就脱了他的湿衣服，用他身上的五块光洋，请来了镇上的大夫，为他诊了病，开了药。喂完药后，昨晚出了一身汗，按医生说的已没有大碍了。刚才又恰遇上川兵来巡防，她只得把他当成自己的“老汉儿”了。

周希汉还是不解，指着她的大肚子说：“这是——”那姑娘嘴一撅，侧过身，从大肚子里抠出周希汉的已被晾干了的外衣和一把手枪来。她委屈地说：“还说不是红军呢，我真心对你，你却老把手背给我看！”顿时，周希汉的眼睛里涌起了一股泪水。她说：“我要跟你当红军，你们要不要？”周希汉连忙答道：“要！怎么不要，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那姑娘告诉他，自己叫杜鹃，今年十八岁！

“不过——”周希汉顿了一会，“你能帮我们找些船吗？”周希汉想到上次渡江作战因船太少而受了不少的损失。杜鹃告诉他：在这东岸确实没几只船。这里人急着过江就弄几个打谷的盘桶捆起来作筏，一次可渡六七个人。“打谷桶？那可多的是啊！”周希汉兴奋地握住了杜鹃的双手，“你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哟！”

周希汉让杜鹃带着他向上游划了一段，再次察看了岸上的敌情、地形，心里对再次渡江作战充满了信心。

小船靠岸了，周希汉的病已好了一大半。他向杜鹃和杜鹃娘告别。正当他牵马准备走的时候，杜鹃一把扯住了他的马缰绳：“你不能这样走！你还欠我的船钱呢？你的五块光洋，我为你看病花光了！”“这可怎么办呢？”周希汉一惊，正在搔头。杜鹃说：“你得给我写张字条！”周希汉连连点头说：“哦——对，对。”

周希汉认认真真地写了张欠据给杜鹃。杜鹃称自己不识字，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她听。念完，杜鹃欣喜地问：“你叫周希汉？”周希汉笑着点了点头。杜鹃又让他告诉她，哪个字是“周”……

部队迅速成立了渡江突击队。仅两天，战士们便征到了上十条小船和许多盘桶。他们按杜鹃所说的，将盘桶绑成了一排一排的木筏。周希汉坚信这次渡江定能成功，十分高兴。可就在这时，杜鹃找来了。她要求参加红军，要当突击队员。“不行，这很危险，不是闹的玩的！”“你答应过我让我当红军的！”杜鹃不依不饶。周希汉大劝小劝还是不见效，就让人找来杜鹃娘将她带走了。

渡江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由于周希汉侦察的地形位置十分准确，又加上解决了渡江工具，突击队总共伤亡不到十个人。突击队两个营很快占领了涪江西岸。

周希汉正兴奋地指挥部队追击残兵，这时突击营营长一把拉住他，一直把他拉到那条他十分熟悉的小船上。周希汉登上船舱，顿时惊呆了：只见杜鹃躺在几天前自己躺的位置上，脸色苍白，嘴唇轻轻蠕动，却发不出声音。杜鹃抓住周希汉的手，费劲地扯开大襟上的纽袢，露出里边的贴身肚兜儿，那条被鲜血染红的肚兜上，绣着一朵鲜艳的杜鹃花，花下面是用金丝线绣着的一个核桃大的“周”字！顿时，周希汉泪如雨下，多么机灵而又有情意的姑娘啊，她竟从自己打的欠据上知道了自己的名字，还把自己的姓氏绣在肚兜上！

“不是不让她参战吗？”周希汉大声吼着突击队营长。营长解释道，他们已把她和她娘送回去了。可哪知，她竟偷偷地跑回来了，藏在部队征用的她家那条船的船舱里，等船出发了，她才钻出来，还说自己路熟，是硬抢着要撑船的，不料胸部中了两弹。

“怎么会这样？”周希汉眼前一片模糊。泪水一滴一滴地淌下来，滴到杜鹃的脸上。这时杜鹃似乎欣慰地笑了一下，之后，把头倒向了一边……

五、王必成参军

一九二九年春天，鄂东北红军迅速发展，地方苏维埃建设如火如荼。

四月的一天，麻城县乘马岗区的乘马会馆前人头攒动。县苏维埃主席老徐带着上千名刚分得田地的翻身农民举着“拥护红军”、“苏维埃万岁”的大幅牌匾，抬着猪羊，放着土铳前来慰问红军。乘马岗集镇上一片欢腾。

慰问现场搭建了一个土台子。徐主席和红军首长讲完话后，各区苏维埃组织的慰问表演开始了。上台表演的第一个节目便是乘马区妇女联合会的女声独唱《听我唱个红军歌》。唱歌的是一个叫巧兰的姑娘。那姑娘生得俊俏，嗓子又甜又亮，加上剪一头短发，穿上红军装，显得英姿勃发，煞是可爱，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莫打鼓来莫敲锣，听我唱个红军歌，农友们仔细听着……老乡老乡你莫问，共产党领导闹革命，全国到处有红军。”一曲终了，会场上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站在戏台前看演出的赤卫队员王必成，更是激动不已。因为这巧兰姑娘他认识。她不仅和自己同是一个村子的,还和自己一样，几年前都还是给地主放牛的放牛娃。大家的掌声停下来，王必成还在使劲地拍着巴掌。大伙朝他看过来，他这才发现有些失态，不觉脸上红了起来。

正在这时，和他一起来看演出的好友丑伢，拉了他一把：“我想去当红军，你呢？”王必成眼前一亮：“我早有这个想法，么样个当法？”丑伢说刚才看到很多人在戏台后面报名。王必成兴奋得一拍丑伢的肩膀，扯着丑伢很快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可到了报名处，人家告诉他们，当红军可不是说当就当的，必须要家里同意，还要有村、乡苏维埃的介绍信。他们原本就没和家里商量，更没开介绍信，只得悻悻而返。路上，他对丑伢说：“嗨——没想到当红军这么难！”“没啥的，红军不会不要我们穷人的。”丑伢说，“我们回去和家里说一下，明天再把介绍信开来不就成了吗？”王必成无可奈何地看完戏便回了家。王必成父亲去世早，一个姐姐出了嫁，家里只有老娘。他把当红军的想法吞吞吐吐地和娘说了，怕娘不同意，就抢先做起娘的工作来：“娘，您看现在有苏维埃多好，我们穷人都翻身了，可是没有红军就没有苏维埃啦……”没想老娘微微一笑，说：“儿啦，娘早看出了你的心思，你就放心去吧，老娘虽然一个人在家，但有苏维埃照顾，分得的田地还有代耕组为红军家属代耕，没啥不如意的。”“这么说您同意了？”王必成没想到老娘这么开通，不相信地问。老娘爱抚地摸了摸他的头：“娘就盼着你有出息！”

第二天，王必成和丑伢一道开始去办手续了。丑伢年满十八岁，个头又高，身体强壮，从村苏、乡苏到区苏、县苏，一路畅通无阻。可王必成身体单薄，身高也不够，年龄也要差点，再说村里人都知道，他要是走了，家里就只有老娘一人在家。所以一到村苏维埃，人家便把他给卡住了。任凭他好说歹说，也无济于事。他只得垂头丧气地返回家中，一连几天不出门。

丑伢参军要走了。走之前，他家父母让他先完婚。王必成这才陪着好友丑伢出门。丑伢举行的是新式婚礼。他们先到乡苏维埃开了介绍信，然后在乡苏进行结婚登记，领结婚证书，最后在乡苏俱乐部向马克思和列宁像行了鞠躬礼，就算完了婚。望着身边这对志同道合的新人，王必成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羡慕。

尽管是新式结婚 ，大别山年轻人结婚时的有些习俗还是保留着。这天晚上，丑伢的其他好友约了王必成去丑伢家听房。王必成一听乐了，立即和其他伙伴一起来到了丑伢家。他们到丑伢的新房里闹腾了一阵之后，躲到丑伢新房旁的一个磨房里，竖起耳朵想偷听新娘新郎的悄悄话，准备明天一早再去笑话他们。哪知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动静。伙伴们不耐烦了，一个个钻出磨房，调换了听房位置。王必成由于前天晚上还在为参军的事烦心，一夜未睡，蹲在磨房的石磨上听房时，居然慢慢地靠墙睡着了。大伙儿走了他浑然不知。

突然，他在梦中感觉有谁亲了他的脸了，朦胧中象是那天看到的表演节目的巧兰姑娘。他兴奋得一下子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天啦！磨房里，丑伢家那条黑乎乎的大水牛的鼻子正在他的脸上嗅着。他一骨碌爬起来，下了石磨，慌忙躲避，可一不留心，被什么东西绊倒在地。正想爬起来再逃，可是，迟了！大水牛的蹄子已沉沉地踩在他的一只脚上。“哎哟！哎哟！”王必成惨叫起来。听到叫喊声，丑伢和他的新娘匆匆赶来，见他因听房弄得狼狈不堪的样子，一齐捧腹大笑起来。

王必成伤得不轻，走起路来，还要人扶着。但他想参军的想法没有打消。看着丑伢换了军装，精神抖擞就要出发的样子，心里痒痒的。他一跛一拐地又开始去找村、乡、区里的苏维埃开介绍信。年龄不够，他就将自已的年龄往上冒了一岁。怕人家说他长得瘦弱，就在身上多穿了几件衣服撑着。可这回，当人家见他走路一跛一拐的样子，二话不说，就摆着手笑话他：“还想当红军哩，不看看自己是个瘸子！怎么去杠枪打仗？”王必成火冒三丈，一气之下竟和嘲笑他的村苏维埃秘书打了起来……

眼看这季招兵就要结束，看来当红军是没戏了。王必成的娘劝他：“当不了红军也没啥的，在家乡当赤卫队员不也是革命吗？”王必成不理娘，一连两天不吃饭。怎么办呢？要让儿子打消参军的心思，看来并不容易。她找来村乡的干部来做儿子的工作，可还是不见效，王必成是铁了心要去当红军的。

终于，王母想出了个让儿子安下心来的办法。她托人给王必成提亲了。王必成一听说有人来为自己提亲，霹头盖脑地就给前来说媒的人一顿臭骂。可当媒人介绍说女方是区苏的妇女联合会的巧兰时，王必成眼前一亮，不觉犹豫起来。不一会，他的脸上就涨起了一股红潮，默默地点了点头，还留着媒人在家里吃饭，以表感谢。王母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然而，巧兰的父母同意，并不等于巧兰同意。王必成听说巧兰不同意定亲，亲自去找到巧兰，想问问她不同意的理由。没等王必成开口，巧兰嘴一撇，说：“想让我和你开亲，这好办，只有一个条件？”王必成急切地问：“什么条件？你说！”巧兰冷冷地说：“你得是一个响当当的红军战士。你不能当红军，就说明你有问题，要么身体不好，要么就是思想不好——贪生怕死！”“你——”王必成气得两眼喷火，甩袖而去。

回到家里，王必成思考再三，觉得巧兰说的话不无道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心大志大，出去干大事。再说他原本就想去当红军的，决定等脚上的伤好点后，千难万难，也一定要去把红军当上。

几天后，王必成觉得脚上的伤好多了，走起路来也不跛了。他咬着牙抱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再度出门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村苏、乡苏、区苏，他一路过关，没人说他这毛病那毛病了。王必成最后找到县苏维埃主席老徐。“徐主席，看村、乡、区的介绍信都齐了，你们县里该不会卡我吧，我是铁了心要去参军的，您不同意我就不出您这个门！”老徐“呵呵”一笑，道：“决心还蛮大的哩！当了红军，可不要忘了人家巧兰呀！”王必成有些诧异，问道：“巧兰？您也知道我跟她的事？”徐主席满脸笑容，拍着王必成的肩：“好小子，没巧兰上上下下帮你求情，还答应照顾你娘，人家会给你开介绍信吗？”王必成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不觉一股泪水涌了上来。

王必成如愿以偿地换上了军装。临行前，他来到巧兰所在的区苏维埃，与巧兰告别：“巧兰，我要走了！革命成功，我一定会回来见你的！”巧兰这回满脸是笑，顿了一会儿，说：“我没有什么送给你，给你唱支《送郎投红军》吧！”

“早起开柴门，红日往上升。今天送郎当红军，小妹喜在心……”伴着巧兰甜美悠扬的歌声，王必成随着接兵的战士，踏上了新的征程。

王必成参军不久，敌人发动了对鄂豫边苏区的“会剿”。巧兰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王必成随部队渐渐离开了黄麻老区，离开了大别山，越走越远，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位激他又帮他参军的巧兰姑娘了。

关于将军的故事有哪些2

被誉为唯一一位“不当将军当农民”的开国将军甘祖昌(左一)

中国江西网-萍乡头条讯 记者万炳全报道：9月19日上午，由中共萍乡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莲花县委、县人民政府承办的甘祖昌、龚全珍同志回乡60周年纪念大会，在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甘祖昌将军家乡)隆重举行。当日，记者获悉，甘祖昌不当将军当农民，清廉一辈子，20个鲜为人知、感人肺腑的微故事，让广大党员干部心灵受洗礼。

甘祖昌将军，1905年出生于沿背村一个贫苦农民之家。先后参加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数次负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8月，甘祖昌将军毅然解甲归田，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家乡建设，奉献一辈子、劳作一辈子、清贫一辈子；将军当农民，甘部长是新中国第一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赞扬，成为一面精神旗帜。

第一个故事：八粒蚕豆渡饥荒

讲述人：李谷成

1934年“左”倾错误路线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失利。红军突围西征。当时甘祖昌所在的湘赣兵工厂被编入红六军团工人连。军号声声震天响，军情紧急，甘祖昌没时间和家人告别一声就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长征开始时，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部队大“搬家”，兵工厂把制军火的笨重机器都扛上了，因此行动速度十分缓慢，不但要躲避敌兵的追击，还得要隐蔽行踪，防止敌机轰炸。当时甘祖昌是工人连的司务长，行军时打前站，全厂上下工人的食宿都得由他解决，他两手空空，最困难时身上只剩下每人平均八颗蚕豆，如何才能保证全连人不被饿死，甘祖昌用尽了心思。首先派人到各处去打听消息，向群众购买粮食。同时请教当地群众，有哪些植物可以拿来充饥。有些野菜有毒，只好自己先尝。有一种观音土，据说可以食用，但是由于行色匆匆，连这种土也很难找到。甘祖昌动员战士们，把皮带、皮鞭子都拿出来，扯碎了和蚕豆一块煮，暂时止饥。通过这种办法暂时解决问题，保证了全连人没有一个饿死。

第二个故事：精打细算

讲述人：原乌鲁木齐军区军需部部长郭维城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后，担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的甘祖昌心情格外沉重。如何解决新疆人民解放军20多万人和4万多劳动人民的衣着供应，使新疆部队建设边疆，屯垦戍边的繁重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司令员王震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甘祖昌，问他有什么主意？甘祖昌说：“现在供应不足，经费困难，需要勤俭办一切事业。我琢磨了一下。全面实行节衣缩食的缩减法，除了粮食执行军区已规定的节约指标外，被服也要实行节约。军服标准，人年2套军衣，节约1套，2套衬衣，节约1套，人年1套棉衣，改为2年1套，袜子筒缩短2寸。军服制式也可改变，军衣口袋4个改为两个，衬衣领子翻领去掉，鞋子帽子不用里子。按20万件计，衬衣节布10万尺，单衣节布30万尺，合计40万尺，合人民币1800万元。”

“好，太好了！”王震同意了这个方案。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甘祖昌宣布：各工厂一律实行8小时工作制，供给制改薪金制，按劳取酬。甘祖昌和被服厂缝纫技师一道，设计军服改制方案。一次他拿出一块布，让几个缝纫师傅裁一顶解放军帽，缝纫师傅怎么也裁不出来。甘祖昌顺手将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拆开做样板，只是简单的一画，一顶解放帽就裁出来了。缝纫师傅感动的说：“甘部长，原来你是裁缝出身，佩服！”甘祖昌笑着说：“我是种田人，从未学过裁缝。现在国家经济困难，我们应该想方设法为国分忧啊！”

当时剿匪任务很紧张，为配合剿匪，甘祖昌又接到了赶制5000件皮大衣的任务。预计日生产40件，5000件皮大衣130天可以完成。裁剪技师孙永福，精打细算，裁剪20件皮大衣，可节约7张皮子。甘祖昌一算账，每20件皮大衣节约七张皮子，5000件皮大衣就可多生产皮大衣375件，这笔账使他异常兴奋，于是大力推广孙永福裁剪法，再掀起生产热潮。原计划日均生产40件，实产日均达到50件，提前30天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产品质量实现创优。保障了1950年剿匪部队17种防寒服装和帐篷100顶的供应。为新疆全部剿灭土匪立了大功。

第三个故事：对评军衔有“意见”

讲述人：龚全珍

1955年冬评级别，授军衔。个别老师对级别不满，闹起了情绪，声称不达目的不上课。我当上了教务处副主任，工作感到棘手。周末我见了祖昌，就和他谈论起评级别的事。

他问我对自己的级别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意见，我们八一子弟学校有8个大学生都是评连级、副连级。我是连级，所以没意见。

祖昌突然很严肃地说：“我对我的级别有意见！我还要向上级反映。”

我瞪大了眼睛，感到十分惊奇。祖昌看着我，接着说：“我有意见，蛮大个意见！评级别是根据德、才、资三个条件，后勤的同志给我评师级，我怎么够得上师级的条件呢？”接着他话题一转，问我：“你们学校有个老管理员吧？”

“是，有。他也是个老红军。”

“他的资格可老呢，他是湖南平江农民暴动时跟毛主席上井冈山的。他是个什么级？”

“是连级。”

“是喽！还有总务主任老周。”

“周主任也是老红军。”

“他是个劳苦功高的老同志。长征时他背金子、银元，几万部队的伙食费，全在他身上背着，白天背着行军打仗，晚上背着睡，一直背到陕北。他是个什么级？”

“是营级。”

“是喽！和他们比，我的意见是，给我评个连级就够了，顶多评个营级。可是，后勤给我评师级，到中央批，又批了个准军级回来了。我能没意见吗？我又向中央提意见了。”

噢，祖昌的意见是嫌评高了，我们这些人却是嫌低了。和他们这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比，我们只能当个战士，从头学起。我们既无功劳也无苦劳，只是多念了几年书。可是我评了个连级竟受之无愧，相比之下自己的思想觉悟岂不是太低了吗？

我默默无语。想着，一遍遍想着。我和祖昌相比，思想距离还是很远的，我的思想境界是很低的。评个连级，不但没意见，还沾沾自喜。可是比起那些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同志，我有什么条件能评上个连级呢？

第四个故事：不当将军当农民

在革命战争时期，甘祖昌将军曾多次负伤，其中3次重伤。建国后，1952年春，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到郊区检查工作，由于回程时，木桥被敌特破坏，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十米多深的河里，他身负重伤。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发病，治疗和修养也不见好转。从1955年开始，他每年都向组织打报告，要求批准回乡务农，说：“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去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贡献力量。”但他的申请没被组织批准。1957年8月，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甘祖昌再次当面向同是江西籍的老乡萧华提出要求和申请，组织上终于批准了他的回乡请求。

第五个故事：甘伯伯为我交学费

讲述人：沿背村村民刘梅兰

甘祖昌伯伯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建江山电站时，我还小，只有12岁，跟着大人后面担沙，看到甘祖昌伯伯跟一个普通农民一样，晒得黑不溜秋，穿的衣服都是差的，有好多补丁，吃的也是跟我们一样，劳动中干劲最大，休息最少，根本不像一个将军部长。我印象最深的是，甘祖昌伯伯对我家特别关心。我父亲叫刘炳如，是一个木工，那一年在建电站时砸断了手脚，不能劳动生产，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甘伯伯经常到我家问寒问暖，我读书没有钱交学费，他就做我爸爸的思想工作，叫龚全珍阿姨亲自上门为我送来了学费，一直交到初中毕业，使我终身难忘。

第六个故事：精打细算建房子

讲述人：沿背村村民甘干昔

1957年，甘祖昌回乡当农民，和两个弟弟同甘共苦，三家人住在老房子里。到了1961年，小孩渐渐长大了，老房子住不下，他就用从新疆带回来的钱，买来砖瓦木料，在老屋旁准备建房子。我与甘祖昌是同辈，我叫他老兄，这栋房子是我建的，他建房子时处处想到节约。我是泥水匠，当时他找到我说，我现在开了点荒，基本上解决了三家人吃饭的问题，现在我想建几间房子，当时我说，要建就建大一点的房子，至少要一丈一一间，他说首先是要吃饭，要节约，不要建这么大的房子。他自己设计图纸，结果就建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很小一间，像一个仓库。他对自己的事精打细算，而对公家的事却毫不吝啬，那一年正准备动工建房时，生产队长说建仓库缺少材料，要向他借，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自己的房子到第二年冬天才开始。建这栋房子时都是自己打砖装的窑，他不准家人在农田里打砖，而是在山上打黄泥砖。为了节约，他要家人用大砖架作砖，说是用小砖架作砖浪费。砌墙用的灰浆，只有一米多一点高的墙基是用石灰浆砌，其余的都是用黄泥浆砌的。当时县民政局领导找到甘祖昌，要按规定给予甘祖昌建房子补贴，他谢绝了民政局的帮助。房子因缺钱缺材料，分两次到第三年才建成。为了节约，房子的窗户上都没有装上玻璃，而是用农用薄膜纸。有一年冬天，一位省委领导来拜访甘祖昌，看到房子窗户还是用塑料薄膜来保暖，然后提出要帮甘祖昌装玻璃。甘祖昌说，我也是一名社员，衣食住行不能特殊化，其他社员家都装上了玻璃，那么我就装。后来，直到甘祖昌去世，窗户都没有装玻璃。

第七个故事：继续革命的老黄牛

讲述人：沿背村村民李伏林

我是个木匠，从小跟哥哥做徒弟，65至68年我当了民兵连长，后来又当生产队长。1965年动手修建江山陂时，我在村里当民兵连长，亲眼目睹甘祖昌将军带领群众兴建江山水库的事迹，深受感动，他带头捐款，吃住在工地上，在他的带领下，江山水库一年就建成通水。他一心为公家，什么都是亲自动手：茶叶场是他一锄一锄挖出来的，修江山水库，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担卵石。他亲自跑上跑下办起了煤矿、电站、水泥厂等社办企业，为社办企业他付出的心血最大。所以我认为，实际上甘祖昌他回家不是当农民，而是继续革命。他实事求是，最反对夸夸其谈，弄虚作假。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影响到农村，人们吃饭睡觉都要做“早敬”、“晚敬”，他坚决反对，他说，毛主席要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坚决不能搞那些形式主义。

第八个故事：修建“快省陂”

讲述人：沿背村村民李伏林

甘祖昌将军回来后，一心为公，一心为民，以身作则，大公无私。1965年甘将军60岁时，我当民兵连长。有一天他找到我交谈，说看好了地形，要在沿背河螺形滩上边建一座拦水陂，解决村里农田干旱的问题，陂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快省陂”，意思是既要快又要节省材料，要我带头组成民兵突击队，在一个月内修建完工。接受任务后，突击队的民兵热情高，干劲大，甘将军也跟我们一样，起早摸黑，吃苦在前，搬石头，砌砖头，刚砌上去的石头经常被水冲去，反复多次才能砌好一段，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结果20天就完成了任务。在建“快省陂”时，他处处想到群众的利益，原计划建筑一米多高，隔两米作一个磴，但这样如发大水，就有可能淹没沿背村，为了不影响沿背村民的利益，他主动提出将陂降矮40公分。那天下午5时左右胜利完成任务，大家正准备散工回家，甘将军叫我组织大家开个会，总结表扬吃了苦的人，他叫我买来3包香烟，分给大家每人一根，他讲完话后，从口袋里拿出1300元现金，交到我手上，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用它买水泥搞建设。”我们都很感动，大家说：“大伯，你天天跟我们一起累力，还出钱，真是了不起。”那时沿背村的风气好，都受他的影响。

第九个故事：奖筹粮的故事

讲述人：甘祖昌外甥、坊楼镇退休干部李昔林

舅舅为乡亲们做事业的时候，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不但节省，甚至可以说非常吝啬。他吃穿住行标准非常低，从来不吃超过一块钱的东西，衣服是补了又补。但是，他对贫困老百姓很大方。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每年都会饲养10多头猪，但是从来不会宰杀。到了年底，就将猪卖给国家，去还苏联外债，自己过年都没有肉吃。那个时候，国家会对卖猪农户奖励一些奖筹粮，他都把奖筹粮放到大队仓库，哪个老百姓有困难，就可以去申请。记得我大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我家里也非常困难，常常吃不饱饭。舅舅看到我女儿瘦得皮包骨，非常关心我，破天荒地让我也吃了奖筹粮，我记忆很深。

第十个故事：我与甘将军出差

讲述人：莲花县交通局退休干部谢稳玉

1975年我在县计委工作。11月11日，国家计委打电话给甘祖昌，要他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是余秋里秘书谢荣华打来的，他说我不参加，第二次又打来电话，他又不答应，第三次谢秘书打电话说，你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要在湖南茶陵建铁路的提案，我们要听听你的意见。听到这个问题，甘将军连忙说：“这个意见是我提出来的，我一定要去。”县委问他带谁去，甘将军说，带谢稳玉去。我们于11月13日出发，14日就到了北京。

一路上甘将军处处精打细算，在火车上吃了一碗面，到了北京，除了在火车上花了两毛钱买火柴外，没乱花一分钱。路过萍乡，市政府安排住宿，他一看是一间优等套间，住宿费一夜6元，就对我说，太贵了，我们另找地方睡去。后来，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间小旅店，与十几个人挤在大通铺住了一夜，仅花了5角钱。他花公家的钱，总是算了又算，能少花的不多花一分，不该花的坚决不花。

第十一个故事：改造冬水田

讲述人：沿背村村民甘乐林

我是1960年从部队转业回来的， 1962年村里甘洪昌书记要我担任生产队政治队长，要我跟甘将军去改造冬水田，变冷水田为高产田，我说，甘将军叫我去，我一定要去。一天，我们3人去现场勘查，甘将军胸有成竹，指挥我们怎么改造，什么地方要出排水沟，划出地段，我说，公公，今年要改造冬水田，粮食产量要下降，怎么办？他说，你们不要管，我每年补助你们3吨化肥。

原来，沿背村有农田1400亩，其中600多亩是冬水田，甘将军回乡后，听说沿背村不仅没有向国家贡献粮食，反而要吃回供粮，心里非常难过，经过调查研究，他发现是冬水田影响增产。他就多次邀请队干部和老农开座谈会，虚心请教，研究改造冬水田。开始他决定七小队拿出5分比较容易排水的冬水田做实验，成立了5人的试验小组，针对田里泥土太稀，手捞不起，粪勺戽也不行的情况，经过用松毛挡、木板挡稀泥不漏水等试验都失败了，甘将军鼓励大家不要泄气，他日思夜想，废寝忘食，查找资料，提出仿照城市修下水道的办法，编篱笆捞稀泥，砌阴沟排水，他拿着一把锄头，率先赤脚下田做示范，混了一身泥巴浆，活像一个泥猴子，在他的带领下，仅用了3天时间，就建成20多条水渠和一条一里多长的水圳，水从桥头垄20多亩冬水田中排出。冬水田的水干了，当年冬天种的红花草第二年获得丰收。

甘将军改造冬水田试验成功，鼓舞了干部和群众的信心，他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的钱，购进5万多斤肥田粉施在田里，然后播种油茶、蚕豆、豌豆、红花草等作物，第二年一季水稻平均每产增100多斤。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每年补助生产队3吨化肥，第三年亩产达到800斤，跨了纲要。

在甘将军的带头下，沿背村从1957年开始，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共改造了冬水田224亩。坳头垅、老峰下垅、石陂口垅等一片一片的冬水田被攻下来了，粮食逐年增产，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县里在沿背村召开现场会，组织各乡村干部参观了沿背村改造的冬水田。

第十二个故事：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

讲述人：沿背村妇女主任刘金娇

我保存一张年轻时与甘祖昌将军一起修水库的照片，照片里甘将军手拿锄头，肩上披一条粗布白毛巾，正在给我们青年突击队进行传统教育，我依偎在甘将军的左边认真地聆听他的教诲。我将这张照片放大挂在家里显眼的地方，成了我家的传家宝，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感到幸福无比。

甘将军回乡不久，看到医院离村子远，就自备了一部分常用药，使群众的小伤小病及时得到治疗。1980年我刚嫁到沿背，生活困难，我丈夫谢九生患有气管炎，无钱买药。就到甘将军家去问，有没有治病的药。甘将军就马上问我要什么药，我说治气管炎的药，甘将军二话未说就将药给了我，我给钱给他，他坚决不要。我要谢谢他，他说不用谢，使我终身难忘。

甘将军看到不少人家的孩子因生活困难，没有按时去学校读书，他就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夜校班，自己掏钱买来课本和作业本，没有老师，他就叫他的妻子龚全珍当老师，有时自己也亲自上课，使那些孩子没有耽误学业，能够及时学到知识。

一年冬天，有个农户的房子被大风吹掉了瓦。当天下午，甘将军就和这位受灾的农户跑了几十里，挑来两担瓦片，顶着大风，爬上屋顶，替这个农户修好了房屋。有一个农户叫甘新郎，因身患重病，生活困难，甘将军想方设法给他找医生治病，并帮助他发展家庭副业，使生活基本有了保障。甘新郎病愈后，甘将军又和生产队协商，让甘新郎担任力所能及的看水员工作。甘新郎万分感激，逢人就说：“祖昌大哥不是亲人比亲人还亲，是他救了我全家，他是我家的恩人。”

沿背村相邻的田垅村残疾青年刘海清，从小因病不能站立，他父亲又患肝病，全家雪上加霜，日子很艰难。甘将军像对亲人一样，热情关照，他亲自陪同江西省委、县委干部和医生一起到刘家给刘家父子治病。他写了10封去外地求医求药的信，一心想让刘海清站起来。当得知刘海清的残腿无法医治时，又给他买书订报，出钱请师傅上门教手艺，鼓励刘海清自强自立，刘海清学到了一手纺织技术，增强了生活的信心。甘将军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把群众当亲人，当贴心人。

第十三个故事：为大队办企业

讲述人：甘家村村民甘庆恩

甘将军回乡搞建设，他首先确定抓重点，抓村办企业。甘将军虽然出生在沿背村，但对甘家村关爱有加。我那时在加工厂碾米，但我记得那时甘家村在甘将军的关心和带领下，村办企业搞得红红火火，当时村里有4部拖拉机，3部汽车，1个加工厂。特别是加工厂效益好，蒸蒸日上，一年比一年好，可以说60～70年代的甘家是莲花的华西村。他经常一个人来甘家加工厂，了解情况，效益如何，怎么发展，具体到机器怎么操作，有故障怎么换零件，千方百计为我们解决实际困难。

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甘家不仅集体经济富裕，群众生活水平也越来越好，特别是村里的社会风气好，群众一心一意搞生产，颇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

第十四个故事：兴修江山陂

讲述人：江山村村民刘金胜、刘福林

1965年8月开始，江山陂动工修建，我们在工地上做事。甘将军既担任总指挥，亲自设计采购材料，还是战斗员，他每天一大早来到工地上，拿着一个烟斗，不顾自己年大体弱，到处视察，看到干部没准时来就骂人。他自己以身作则，都是早晨5点起床，第一个到工地上，同我们一起劳动。当时建水库没有公路，材料运输困难，他就组织成立运输突击队，自己与大家一样参加突击队。我们劝他，“大伯，你年纪这么大，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参加突击队了吧。”他说，“四两搬千斤，人多力量大，我挑不动100斤，就挑50斤，干社会主义要有一股拼命精神。”坚持挑着重担，沿着崎岖小路，和年轻人一起把500吨水泥，10余吨钢筋以及其他物质从5公里外的洋桥运到工地上。这时他已年近花甲，不顾体弱多病，昼夜奋战在工地上。有一夜，山洪暴发，他拖着病重的身体，披着蓑衣赶到工地，带头冲下河滩，把建设水库的物质安全转移到高地。

尽管物质已安全转移，但突然3米高的大坝禁不住洪水的冲击，冲跨了。更严重的是，坝基几十吨重的一块大石头也被洪水冲动了。冬天的洪水竞如此凶猛，群众纷纷议论：这里叫南陂，就是“难修陂”的意思，硬要修，老天爷也会冲掉啊！甘将军望着发愁的人们，突然开怀大笑，说，同志们、乡亲们，洪水冲掉了我们的大坝，老天爷毁掉了我们3000多个工，我们要他赔偿1万个工日。大家不解其意，甘将军解释说，“我们修大坝不是为了引水灌田吗？要灌田就要挖渠修沟。天晴了两个多月，泥巴像石头一样坚硬，开渠费工又费力，现在下了这场透雨，土质松软了，开渠一个工能抵三四个工日，你们算一算，这不是老天爷赔偿了我们1万个工吗？”“洪水冲垮了水坝，但冲不垮我们改天换地的决心，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移山填海，最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一席话说得大家连连点头，重新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甘将军在这关键时刻，对群众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稳定了群众的情绪。他重新调整劳力，集中主要力量修水渠，并亲自率领12个民工，分两班24小时连续作业，用岩石作石墙，截断两边渠道。他跟我们一样一日三餐在工地上，日夜奋战，三天三夜只睡了6个多小时，大家劝他休息，他却说，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雨季前完工，拖长时间，一发春雨就糟了。他尽管困得眼皮睁不开，只钻进工棚躺一会，一睁眼又上了工地。

石墙越修越高，大家担心甘将军年纪大，身体吃不消，站在窄窄的墙上，头晕眼花，一不小心掉下来，问题就大了，都不让他砌墙。甘将军说：“我危险，你们就不危险？”他坚持和民工一起在石墙上一层一层往上砌。

一天，突然山上滚下几块石头，把甘将军和一位民工的手臂砸破了，鲜血直流，人们焦急地要为他包扎伤口，让他休息。甘将军走到山坡上，寻得一把草药，用嘴嚼烂，敷在自己和那个民工的伤口上，谁劝也不听，又继续干起来。就这样，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终于垒起了10余米高的石墙，使渠道畅通了。

10天以后，洪水消退，甘将军又集中力量，突击修建水库。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一座高19.5米，长25米，蓄水550立方米的江山水库终于建成了。

第十五个故事：爸爸帮我补鞋子

讲述人：甘祖昌的女儿甘公荣

从小到大，我觉得爸爸虽然很平凡，像个农民。但爸爸在我心目中是个英雄。小时候，爸爸经常教育我们要自立自强，艰苦奋斗。记得小时候读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双鞋子破了一个洞，同学们都嘲笑我，说，“公荣，这样的烂鞋子，我们都不穿，你爸爸妈妈有工资，家里有钱，穿着不怕丢脸吗？”我心里感到很委屈，我不要求搞特殊化，但最起码要求跟普通农家孩子一样。想到这里，中午放学回家后，我就将破鞋子丢在门外，下午换了一双就去上学了。到了晚上，爸爸找到我说，“公荣，你来一下，你的鞋子我给你补好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我知道爸爸身体不好，既要关心集体的事，到农业社劳动，每天累得够呛，还要帮我补鞋，我觉得我太不懂事了，真要感谢他。我想，这双鞋子如果是妈妈给我补好了，我就不会感谢，觉得妈妈补鞋是应当的。但我还是想不通。我说，爸爸，我本来要买过一双新的鞋子，他问我为什么要买新的，我说，破鞋子农村的孩子都不穿，我还穿，真羞死人了。

爸爸听后感到这事非同小可，必须抓紧教育，不能让孩子们从小沾染贪图享受的毛病，他说，“你同学说得不对，穿破鞋子不丢人，贪图享受才不好。毛主席号召我们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我们不能把这个传统丢了。我小时候，家里穷得饭都吃不饱，8岁不到就跟着大人去萍乡挑脚攒钱，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接着，他拿出一双旧的打了许多补丁的破鞋给我看，讲起了红军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忍饥挨饿，许多人活活地冻死饿死了的故事。“同乡一个战友由于长途跋涉，没鞋子穿，受了伤，临牺牲前将自己的鞋子脱下来，交到我手上，说我不行了，这双鞋你用得着，要我一定跟着毛主席走下去，走到胜利。一定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虽然我多次听过这个故事，但我还是很感动，主动向爸爸承认错误，第二天我又高兴地穿着这双鞋子去上学了。

第十六个故事：勤劳动，荒山变果园

当年冬天，祖昌又着手改造红壤。他把全家人召集在屋后的虎形山上说：“我们这里人多田少，这么好的矮山荒着多可惜！我们把它挖开种蔬种薯种果树，变成花果山多好！”小弟鸿昌赶紧说：“大哥，不是我们怕苦怕累，不愿开荒。1953年开过，结果什么也没收到。死黄泥，不长东西，白费力没收益，我们不要再浪费劳力了。”他摇摇头说：“不是死黄泥种不出东西，是你们开荒的方法不对。你们一锄头下去，把上面的土翻到下面。挖得浅，水渗不出去，出几天太阳就把菜干死了。我们当年在南泥湾开荒的方法是：先把表层的土挖到旁边，再深挖下面的土，要一尺以上，然后再把表层土盖在面上。这个表层土很重要，有腐烂的草、叶子，再施上些农家肥，按我们这个办法开荒，一定能种出好东西来！”

弟弟们说：“大哥说得有道理，过去我们种不出东西可能是方法不对，现在就按照你说的办法试试吧！”

于是大家挥动着锄头干起来了。来往过路的社员们，有的好心劝祖昌多休息休息，说何必自讨苦吃，劳而无功。祖昌把他的做法讲了一遍又一遍，人们都摇摇头走开了。

大伙一块干的时间总是短暂的，社员们每天要随队劳动。我和孩子们要去学校。只剩下祖昌一个人面对荒山，挥汗如雨。他挖出的柴根一担担，堆成了一座小山。挖断的松耙锄头有八九把，手上的血泡长出来又被挑破，变成了又厚又硬的茧子。上天不负有心人。虎形山上种的萝卜丰收了，每个萝卜都有半斤多重；红薯也获得了丰收。

社员们看着这丰硕的果实，个个心服口服。不用他再动员了，1958年冬天，社员们自觉地向荒山深处进军，荒山变成了菜园。

寒冬腊月，孩子们放寒假了。祖昌带着两个侄子和两个儿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八九岁，到离家15里的苗圃去买柑橘苗、板栗苗、蜜枣苗和桃树苗等。每次买个两三百株，买回来后，挖坑、施基肥、种植、浇水，连续4年，虎形山真的变成了花果山。

眼看着小树苗一年年长大了，开花了，就要结果了，孩子们仿佛闻到了橘子的香味。就在这时，他把孩子们召集起来，说：“虎形山上的果树开了花，大家都吃了苦，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山是国家的，我已经把果树交给队里了，你们可不能去摘果子吃！”孩子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瞪大眼睛，不敢说话。孩子们怎么也搞不清，为什么自己种的果树，自己却不能吃呢？

祖昌看出了孩子们的疑惑，说：“我已经交给队里了，不归我们管了。偷吃是要受处分的。想想你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不都是农民们种出来的吗？我们做这么点事，也是应尽的义务。果子不准摘，谁不听话摘了要受处分！”

孩子们确实很听话，没人敢去摘一个尝尝鲜。

第十七个故事：铁算盘，架起连心桥

坊楼公社建了一座小桥，用了3万多元。沿背桥比较大，上面只拔下了2.9万元。祖昌的“铁算盘”起了很大作用，不但用这点钱建好了沿背大桥，还修建了10多座小桥，最后一结算，还剩8000元。民工提意见，说这些钱是大伙儿节省下来的，不如把这8000块钱分掉。祖昌不同意，说：“在旧社会那些反动政府借口修桥搜刮民财，现在政府出钱修桥，这个钱是党和人民的，一分也不能动。”甘家大队闻讯赶来，要求修甘家桥。他就同意了，用剩下的钱，建了4个孔的甘家“胜利桥”。

有个周六，我从学校回到家，正听到祖昌和小岗大队的书记就修桥的事聊得正欢。书记说他们大队有两座桥要修，大队决定只修一座，因为公社只给100吨水泥。社员们说，另一座桥也要一起修。书记跑来征求他的意见，祖昌说：“两座桥都该修。我知道你是能干事的人，也有修桥的经验。完全可以做得到，要节省材料，多办好事。”他拿修沿背桥为例，说：“修沿背桥，开始预算要5万多块钱，县里只给2.9万。荣瑞负责修桥，担心钱不够。我对他说：‘你放心，还有余。’工程搞了一半，我试试荣瑞到底动不动脑筋，就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1万4千多。我说不对，最多不到8000元，他不信，很急，叫会计来一五一十算，包括去年的预付款在内，当真只用了不到8000块钱，我们修好了沿背桥，接着修了甘家桥。群众动员起来了，干劲就大得很。不分日夜地干，只两个多月就修好了。之后又修了几座小桥，一共12座，还剩下了几十包水泥、几斤钉子。公路局派人来取剩下的物资，对他们说，桥架子你们搬去，其余的东西归江山电站管；假如你们要，就要出26万，你们县里那座桥不是用了30多万吗？按那个标准，补26万来就什么东西都归你们。后来他们什么也不愿…….小岗两座桥都是你的事，你要千方百计办好，100吨水泥建两座桥，也差不了多少。要实事求是、精打细算，好不好？”

那位书记很愉快地点着头，笑着走了。

还有修建3条压力水管的事。江山水库修好后，沿背大队还有几个生产队不能受益。修1号水管时，湾前生产队没有社员来。他们说：“没听见过水能上山，要是能灌我们的田，我们就杀猪。”还有的说：“水能上山我就用脑袋走路。”祖昌不跟社员争论，买来钢筋水泥，1号水管修了一个多月完工了，水流过3座小山，送到了湾前。社员们拍手称赞。修2号水管时，湾前积极派人工。修3号水管时，祖昌本来打算过春节后再修，但群众积极性非常高，一定要把水管修好，再过春节。结果，3个压力水管，只用了4个月就全部完工了。

另一个周六，我从学校回到家中，又看到祖昌跟村干部刘金林聊天。金林说：“水泥买了8吨半，是井冈山牌的。”他说好，就忙着在笔记本上记下：铁皮23张，共12.5吨…….金林又说：“社员们的干劲很足，今天干到7点钟才散工。”他说：“现在天气冷，散工不要太迟，晚上风大，把皮肤都吹裂开了不好，要关心群众的生活，越是忙越要注意这一点。”金林解释说，天太冷，如果不加班加点，留到第二天再做，怕不行。祖昌便跟他算：“从10月1号动手，到现在，也干了3个多月，也该停一下，积点肥。还要留点时间给社员捡柴。”提到了积肥，两人的兴趣都上来了，祖昌说：“你们二队今年思想摆对头了，红花长得不错，特别那一丘烂泥田的红花，长得特别出色。”

刘金林点着头，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走得很有力。

第十八个故事：讲原则，得罪亲表弟

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需要买什么，都向我要钱。我没有钱，必然要向他要。他们怕批评，就说，“妈妈没用，当家不管钱，当的什么家？”我承认自己没用。家庭成员多，亲戚也多，我不会处理，他又要支援农业，怎么搞法？我更一窍不通了。一切由祖昌处理，我乐得轻松自在。

亲友们遇到了困难，就向他借钱，祖昌的原则是：凡办婚事、丧事的一律不借。为发展生产或遇天灾人祸、生急病的，祖昌就会借钱。生产队里有个叫德乐的老农，是他的表弟，经常和他一起劳动、聊天，感情很深。一天他来到我们家，对他说：“大哥，我家的房子漏了，想买几百片瓦修理一下。手上没钱。您借给我50行么？”祖昌说：“房子漏了，要赶快修，我给你拿钱去。”说着，就上楼拿了钱交给德乐。

德乐接过钱，却没有马上走。又闲谈了一会儿，他还是没动。催促他说：“德乐，你还不快去买瓦修房子？”德乐犹豫了一下，说：“大哥，实话告诉你，房子已经修好了，我跟你借钱，是为了儿子的婚事。女家要的东西没置办好，我没钱，所以只好向亲友们借。”

祖昌听完后，脸就拉下来了，大声说：“德乐，这个钱，我不能借。你也糊涂，结亲嘛，领个结婚证就结了婚，要置办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德乐把手上的50元还给了他，心事重重地走出去了。

我知道这事后，觉得他太为难德乐了。我说：“你呀，他是你表弟，你这个人怎么好这样得罪人呢？快把钱拿给我，我给人家送去。”祖昌斩钉截铁地说：“不借就是不借，不管谁都一样。”

过了几天，祖昌突然带着一个30多岁的素不相识的农民到家里，对我说：“家里没现钱，你拿一张100块钱的存款单给他。他老婆叫毒蛇咬了，救人要紧。”原来，当他正在路上走着时，碰见这位农民正在向一个熟人哭诉自己的不幸。老婆受伤后送到医院治疗，家里的猪、鸡、鸭都卖了，钱还是不够。家里还有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假如救不活，这个家就完了……给了存款单，他又向储蓄所打电话，讲明了情况；又给医院打电话，嘱咐一定要治好这个妇女。他说，钱不够，由我负责交清。

第十九个故事：讲本色，节俭戒奢华

祖昌的一生，以勤劳、俭朴、节约为本，他的生产劳动、生活安排，尽量和群众一样，从不特殊。他以人民利益为重，这种精神薰陶着我，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我们回乡后他始终以农民身份生活在群众中，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他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群众一样吃大苦，耐大劳，风里雨里和群众滚在一起，犁、耙、插秧、割禾样样干。春耕，他吆牛飞犁走耙；“双抢”，他迎着晨星出，顶着月亮归，寒冬腊月，和群众一样，打双赤脚下水田。工作忙，事情多，从不耽误劳动。五六十年代平均每年参加劳动180～280天。

180～280天的劳动，对于祖昌这个身体有严重疾病的人，是多么不平常啊！这充分反映了他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疾病拖不垮他，繁忙的工作也挤不掉。人们感动地说：“祖昌大伯参加劳动的时间是从隙缝里挤出来的。”有一年“双抢”中，祖昌在县城开会，晚上看戏，给他发票时，他说：“家里有点事，我不看了”。人们以为他有急事，没有留他。他搭上便车就回来了，一下车就奔田头，人们正挑灯夜战，他就是特意赶回来参战的。他总是以“身上没有一点泥土气味，就容易染上臭气”自勉。

祖昌跟着共产党南征北战几十年，为革命流过血流过汗。但从不居功。他从不向党、向人民要待遇，要照顾，而是把光荣的革命经历作为更好为人民服务的动力。他总是说：“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在行动上，他给自己约法三章，衣、食、住、行都要和普通农民一样；不图安逸、不讲排场、贪享受；时时、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常言道：由苦日子过好日子容易，由好日子过苦日子艰难。祖昌不仅自愿离开大城市，弃官为民。而且以顽强的毅力，把城市的生活变成了农村生活，彻底地做到了入乡随俗，完成了将军向农民的转变，成为一个标准的农民，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回乡初期，没有房子，与大弟、小弟、大儿子共20多口人聚居，日餐3桌。祖昌一下从吃流汁改为同家人吃着最简单的饭食：“严重的是祖昌头部因战伤，上额骨碎成了片，进食时发出沙沙的声音疼痛难忍。弟媳陈水娇，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偷偷舂点白米，专为祖昌做点软饭，祖昌拦住问道：“你舂白米做什么？”

“你牙不好，看你吃粗米饭不容易嚼烂，想给你做点软饭。”陈水娇只好直说了。

“可不能这样，大家都吃糙米，我吃白米，这叫我受得了吗？”祖昌皱着眉头，生气地制止说。

“你牙有病，舂几升白米有什么了不起，谁会有意见”。陈水娇振振有词地坚持要舂。

“人家没有意见，我可有意见。你用不着为我操心。过去皮带都吃过，现在米饭倒吃不来吗？不要紧，慢慢会习惯的。”祖昌自己把米从碓里拿出来，解释说：“凡事开头难，久了就习惯的。粗米营养好，而且大家都吃，我怎能特殊。吃东西也该大众化了，要不，就会脱离群众。”陈水娇拗不过他只好服从了。

省里领导同志说：“甘祖昌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身体很不好，生活上应给予照顾。”

莲花县委，为了使他的身体尽快康复，增加营养，规定每年多供应菜油5公斤，节日供应面粉。他婉言谢绝：“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可不能再照顾我。我的生活不能特殊，如果特殊，就脱离群众了。正因为我是老同志，就更要带头艰苦奋斗，不能要照顾。”

我们的住房问题。新疆军区和江西省民政厅多次提出按国家规定盖一栋新房。祖昌严词拒绝，说：“现在住的房子，在旧社会连想都不敢想。现在，我有房子住，怎能给我盖新房啊！”

“你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应该照顾”。“正因为我是老同志，就更要带头艰苦奋斗。不能要求照顾”。

过了5年，我们家人口多，孩子也大了，要结婚了。祖昌决定：“不花国家的钱，自己掏钱，自己备料，烧了土砖，盖一栋新房。”

回乡29年间，始终坚持吃饭、穿衣、用的都是低水平。而且总是告诫家人：“大家急着要的东西，我们不要，人家不要的，我们要。”以此作为全家人的生活准则。生活简朴，坚持勤俭，粗茶淡饭，食用自产蔬菜，连抽的烟也是自己种的。有时买些豆腐，调剂生活。祖昌喜食黄鳝，经常购买，改善生活，春天是黄鳝旺季，价格便宜。秋季是淡季，价格高。祖昌规定，1斤超过1元，不许购买。买了，即使烧熟端上了桌子，他同样不动筷子。始终坚持他提出的“大众化”标准：“群众吃什么，我也吃什么。”

在部队习惯了抽香烟。为避免浪费烟蒂，习惯将香烟装在小烟斗里抽。这小烟斗随身装在袋里，十分方便。抽起来，姿势潇洒，还很浪漫。回乡后，小烟斗仍在身边，看到群众抽竹制的旱烟管，深感自己抽烟斗和群众生活不合拍。心想既是回乡生产，就该和群众一样抽生烟。为啥自己“特殊化”呢？何况生烟要比抽香烟节约得多哩！他找了根竹子，自己动手做了一根旱烟管。他认为共产党的将军和农民没有本质的区别，于是丢掉烟斗换旱烟管。看到群众有一个烟盒他又花了几角钱买了一个洋铁烟盒。和群众一样抽旱烟。群众奇怪地问：“甘部长，你为什么不抽烟斗？”他笑眯眯地说：“抽烟也要入伍啊！”

生烟不好抽，刚抽呛得厉害，有时他抽一口呛半天，人们劝他说：“甘部长，不能强求，这生烟又苦又辣，你抽不惯的！你还是吸香烟吧，这样你身体吃不消。”祖昌摇头说：“不辣不革命嘛，不苦怎能成才？这也是习惯问题，开头吃不惯是免不了的，以后就会慢慢习惯了。其实抽生烟还是个节约之道呢，明年我自己种烟，就不再花钱买烟了，这叫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每年我可节约数百元。这也是‘节资增收’。”从此，他随身有了两件宝——烟杆和挎包。

祖昌穿着特别朴素，衣服从来就由他自己购买，和农民没有两样，最好的布料是灰卡机、黑斜纹布，1尺8角多钱。一年四季赤着脚，一件衣服穿10多年，破了补，补的破了又补，到处破了，不能再补，还要留给媳妇做鞋底。家里人说他是“铁公鸡”，他付之一笑，不怒不恼，外地人去找祖昌，当地农民总是形象地说：“你们不认识甘将军吗？好认，和我们农民一样，他身瘦个高，一身灰布衣裤，上衣袖口有补丁，裤子屁股、膝盖有补丁，手拿没嘴的烟杆，一双赤脚，走路飞快。这个不用问，他就是甘将军。”

我看着祖昌这般穿着，总想让他穿好些。有些好心人也劝我，“全珍，买些好一点的布料，打扮一下老伴。”因此，我曾尝试过，首先给他买了件纺绸衬衣。很合身。我给他换，他硬是不穿，放了回去，自己找衣服穿。我确实没有本事打扮他。没有经过他同意的衣服，做好了他不穿，买来了他也不穿。我不敢给他再买衣服了。他有一条毛裤至1954年已穿了10多年，已经很旧了，祖昌穿着它，在南泥湾开过荒，参加了解放战争，到了新疆，裤档烂得不能再补了。我准备给他织条新的，他说：“这条旧的补一下还可以穿，何必买新的？”我费了很大功夫给他补好。他看了看说：“这样可以穿五六年。”

一位管理员同志看到首长穿这么旧的毛裤，很过意不去，心想新疆出羊毛，毛线便宜，质量好。要给他换条新的。祖昌摇摇头说：“国家现在还不富裕，我们要把更多的毛线支援国家，我这条毛裤还能穿几年。”从新疆又带回到故乡。1960年，这条毛裤更破了，他又把它拿出来，说：“你看还能不能补，不能补就拆掉它打袜子。”我看了看，觉得实在穿的太破了，拆出来的线也是一段一段的，没有什么用。只好又给他补了起来，到1961年这条毛裤已经23年了，他还穿在身上。一次，他拿出这条毛裤来晒，被群众发现了，惊奇而又怜惜，嘿，这是条什么样的裤子啊！上面用5色毛线补了几十个洞，屁股上那一块烂得那么厉害，是用布补上去的，这还叫毛裤吗？群众带着央求的口气说：“大伯，这么破的裤子你还穿，快换条新的吧！”

祖昌一听，意味深长地说：“别看它旧，穿上这条裤子，经常想起革命烈士，想起过去的苦难生活，想起世界上受苦受难的穷兄弟，在脑子里常常敲敲警钟！所以再烂也不能丢呀！”

祖昌总是告诫自己：生活好了，不能忘记解放全人类，资格老了，待遇高了，荣誉多了，不要以为革命到了头，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才能革命到底！

第二十个故事：我们在劳动中成长

讲述人：甘祖昌的女儿甘仁荣、甘公荣

爸爸党性强，作风正，处处坚持党的原则，事事讲究实事求是。对我们“恩威并重”，不许有任何特殊。从不以财贻后，为我们经营安乐窝，而是以德贻后。

为了让我们接过艰苦奋斗的传家宝，回乡以后，爸爸让我们参加劳动，树立劳动观念，我们兄弟姐妹，最小的从五岁起就开始拾粪、锄草、割猪草，种菜等，上了学，每逢假期都规定学习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让我们经过艰苦的磨炼，把我们锻炼成对人民有用的人。

1957年，我们随爸爸回到故乡的第三天，爸爸就带着健荣和他一起拾粪了，第五天就要求健荣和他一样，学打赤脚，健荣脚板嫩，过了两天，脚上打了10多个水泡。晚上洗脚，健荣抬起脚说：“爸爸，你看，打起了这么多的水泡，痛的很呵。”

爸爸听着诉苦，严肃而亲切地说：“是的，这就是劳动，劳动是要经过锻炼的。只有经得锻炼的人才有出息，我们在城市里住久了，长期穿鞋走路，一下子打起赤脚，是会起水泡的。别说你，我还不是一样。”说着，爸爸把自己的脚抬起来给健荣看。健荣看着爸爸脚上的水泡低下了头。爸爸说：“过些日子惯了，起了老茧，就不怕了，你看哪个种田的叔叔伯伯，不锻炼出了一双又厚又硬的脚板底，爬山走路都很自然，你现在可以慢慢的炼。长征的时候，脚起了血泡，还得一天赶一二百里，不然，敌人追上来，就有生命的危险，结果大家还是锻炼出来了。你们现在是太幸福了，不知道什么是艰苦。因此，锻炼对你来说，就更重要。不要怕苦，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健荣很受感动，眼睛里闪着信任的光芒，说：“爸爸，我一定要坚持赤脚锻炼，把自己的脚板锻炼得和农民叔叔伯伯一样的结实。”第二天一早，又打着赤脚和爸爸一道拾粪去了。

我们回家的第10天，爸爸让健荣、新荣兄弟上山割草，两兄弟兴奋得直往山上奔去。割完一担草，手都被茅草划破了。下山时，崎岖的山路，把兄弟俩累得够呛。爸爸欣喜地迎接着，接过兄弟俩的担子，鼓励说：“你们今天第一次离开爸爸单独劳动，干得不错呀！满满的一担！”听着爸爸的话，高兴得忘记了疲倦和劳累，跟着爸爸回到了家。一次健荣打着赤脚，竟挑了90斤。爸爸高兴得翘起大拇指夸奖说：“不错，大有进步！”然后嘱咐道：“健健，挑担要慢慢炼，不要一下子挑的太多，多了身子受不住。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爸爸还有侄子、侄女、孙子，在爸爸的教育下，个个都热爱劳动，都养成了良好的自觉劳动习惯。我们到了五岁时，根据不同年龄，每人都有明确的分工，有的放牛，有的看鹅，有的拾粪，有的割猪草，有的上山割草。大点的三、四岁便有劳动定额，看见堂屋有了鸡粪，就拿起扫帚来扫，人和扫帚一样高，扫起来很吃力，可是却很积极。在一定的时候，爸爸把我们集合在一起，开评奖会，评比谁的劳动最好，好的给予奖励，太差的受到批评。别看我们年纪小，争论起来，也是面红耳赤的。我们的堂姐云娥，看的牛吃了队里的禾，检讨自己的错误以后，特别小心，牛再没有发生吃禾的事。

新荣，年纪比较小，贪玩，常常丢东西，把衣服弄破。1959年不到半年丢了3双袜子，两支钢笔，9条手帕，还弄破了衣服。一天，爸爸从他的床底下随便一翻，就找到了一双他说不见了的袜子。爸爸拿着这双袜子，背着手问他：“新新，你知道穿的袜子是哪里来的？”

“工人叔叔织的。”

“你脚上的袜子到那里去了，怎么不穿？”

“袜子……袜子，我不晓得放在那里？”吱唔地回答。

“你知道你这半年丢了多少东西吗？个个像你这样，那人家工人叔叔连生产都来不及。”爸爸的声调很严肃，从身后拿出一双袜子，说：“这是你丢在床底下的拿去穿吧。小时候不会管理自己的东西，大了就会浪费国家的财物。记住，这些东西都是许多叔叔阿姨劳动创造的，我们没有权利浪费！”

从此，爸爸像对待部队战士一样，给我们规定一件衣服穿3年，1双袜子穿1年，大孩子每人发了针线包，要我们自己学着缝补衣服。

爸爸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经常教育我们说：“不学好功课，不掌握科学知识，是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1960年秋，健荣考入九都中学，爸爸一再叮嘱：要好好学习，把功课学好。每次放假回来，他都要检查手册，看学习成绩有没有进步。

爸爸的劳动和对我们的教育，影响着广大群众，成为群众学习的榜样。在我们沿背，只要有表现不好的或不好好劳动的，他们的父母总是说：“你看人家甘部长，几十岁了，有功有劳，还天天劳动。”“人家甘部长的孩子都还挑担、拾粪，你就搞不得？”“学学人家健荣、新荣的样子。”这些话成为群众教育子女的口头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走向自强自立的道路。也使我们兄弟姐妹由不理解爸爸对我们的一些做法和教育变得理解。他永远把党性放在第一位。他的人生准则、思维常规、生活习惯，归根到底一句话立党为公。而且使我们兄弟姐妹个个都冲破了旧思想的牢笼，成为胸怀宽广，廉洁奉公，看重创业奉献，看轻名利得失，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处世的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新一代人。爸爸传之于后世，垂范于未来的不是职位和财产，而是他的品德和贡献。他的言行，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从爸爸身上，懂得了立志于干革命的人，应该怎样去生活和工作。

关于将军的故事有哪些3

今天介绍的这位开国少将，名叫郑国仲，参军的经历非常传奇，后来发生的故事，更是让人感动。

有多感动呢？谁看谁落泪！

郑国仲小时候因为家里穷，父母就把他送到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多少有碗饭吃。

学成归来后，郑国仲在家一边种地，一边接裁缝的活儿。来找郑国仲做衣服的都是穷人，郑国仲不忍心收他们的钱，结果生意惨淡，快要关门大吉了。

有人说他太傻，郑国仲却说：“我不当裁缝还能种地，不让种地，我还能当兵，饿不着我！”

有一年，湖北红安来了一支红军，当时郑国仲正挥舞锄头在地里刨坑，看到红军，郑国仲就问其中一个战士：“红军是干什么的？”战士说：“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郑国仲大喜，说：“我等的就是你们！”说完，把锄头一扔，也没通知家里，就“混”进了红军队伍里。

父母等到天黑也不见郑国仲回家，一打听，才知道儿子竟然跑去参军了，再出门寻找，早就没了人影。

红军打仗非常危险，郑国仲经常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地倒下，虽然很难过，但他始终没有退缩过。有一次作战时，郑国仲受了伤，战友劝他撤下来，郑国仲来了脾气，大眼一瞪，说：“回去干什么，当裁缝？我就是死在战场上，也比当裁缝强！”

到了解放战争时，郑国仲担任中原野战军3纵副司令。有一次，部队行进路线正好路过郑国仲在湖北红安的老家，郑国仲就决定抽空回家看看，毕竟二十多年没见过父母了，他甚至不知道父母是否还健在。

郑国仲很快就找到了家，刚想敲门，从旁边走过来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正弯着腰背一堆柴火。郑国仲的眼睛立刻湿润了，这正是自己朝思暮想二十多年的母亲啊！

郑国仲叫了一声“娘”，把老太太吓了一跳，端详着郑国仲，竟没认出来，因为前些年老太太就听人说，儿子早就在战场上牺牲了。老太太颤微微地说：“长官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想喝水？”

郑国仲点了点头，问家里还有别的人吗？老太太说，还有个老头子。老太太带郑国仲进屋的时候，叹息着说：“二十多年前，儿子参军去了，后来死在部队里了。老头子每天都在想儿子，你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下。”郑国仲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果然，在昏暗的堂屋里，有个同样花白头发的老头儿，正围着一堆火在烤。郑国仲双膝一弯，跪在二老面前，痛哭失声。

两位老人都没认出郑国仲，但从他的穿着看，是个大官，都吓得不知所措。郑国仲流着泪说：“爹！娘！我就是你们不争气的儿子郑国仲啊！”

老两口儿一听，都惊呆了，可又不敢相信。郑国仲忙用家乡话把自己的家庭情况报上来，丝毫不差，老两口儿这才相信自己失踪二十多年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母亲抱着郑国仲号啕痛哭，父亲也在一边直抹眼泪。

因为部队要急着行军，郑国仲只是和父母短暂相聚，他说：“儿子这条命已经给了解放军，前线有战事，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郑国仲把自己所有的津贴都拿出来，塞在父母手中。临别时，郑国仲郑重地下跪，给父母磕了三个头，才含泪离去。

建国后，郑国仲出任海军青岛基地第一副司令，虽然工作繁忙，没多少机会回家，但每个月都会把自己的工资省出一部分，寄回老家，以孝敬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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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13日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