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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郑州地铁里的这一幕，我终于明白吴亦凡“塌房”的真正原因,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精读君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士有百行的故事1

今天是精读君陪伴你终身成长的第2842天

01

这几天打开新闻，全是河南灾情的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灾害牵动着全国网友的心。

然而，暴雨无情人有情，灾难中所发生的一幕幕，总有让人不经意破防的瞬间。

无论是地铁、公交车，还是马路上，商场地下室，危难关头，都有人伸出援手，将生死未卜的受困者拯救于水火。

在这些令人动容的故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还在试用期的医生于逸飞。

7月20日下午5点，于逸飞下班后坐上回家的地铁，但突如其来的洪水让地铁没开出多远就抛锚了。

地铁工作人员向第一节车厢飞奔，把靠近车头的门手动打开，开始疏散人群。

第一批从地铁里跑出来的乘客沿着应急疏散通道，往地铁站的方向跑，基本都得救了。

而后出来的乘客因为水位越来越高，逐渐被困在了水里。

于逸飞很幸运，是第一批从车里跑出来的人。

跑出地铁站后，原本应该趁着灾情还不严重时抓紧时间回家的他，却在听到有人呼救后，毅然返回到地铁站负二层，从水里拉出几个大人和小孩。

这时，地铁工作人员拿来医疗箱，于逸飞立马从里面找出绷带，替那些受伤的人包扎。

后来，他干脆穿上了医院当天发的新白大褂，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发出施救的信号。

周围有人看见他穿着白大褂，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有医生在！”

水势越来越大，从水里救上来的人情况越来越不好。于逸飞开始跪在地上为他们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

他一边救治，一边告诉旁边的年轻人动作要领，为他们做示范，争取救治更多的人。

等到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时，于逸飞已经指导着大家救助了十几个人，急救人员到了以后，他又和急救人员一起救治伤者。

从下午六点到晚上十二点，整整六个小时，他都一直跪在冰冷的地板上救人。

最后，他的膝盖跪烂了，脚上的鞋也跑掉了，白大褂上沾满了血和泥。

第二天，他的胳膊疼得抬不起来，膝盖也烂成了一片。

回想起地铁里的情形，于逸飞表示，后怕的同时也觉得值得。

据说，于逸飞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硕士毕业，学的是骨科脊柱专业。今年3月拿到毕业证之后找工作，通过了郑州人民医院的面试、笔试，进入了试用期。

这一天，是他试用期开始的第一天。

而因为在地铁站勇救受难群众的优秀表现，他被郑州人民医院免试用期直接录用了。

02

第一天上班，第二天就转正，仅仅是为了表彰和鼓励吗？

当然不是。

院方很清楚，医术是学来的，医德却是天生的。

为人之道，以德为上。行医亦然。

有了医德，医生才有了立身的根本。

于逸飞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德行，才会义无反顾地在危难时刻亮明身份，忘我救人。

《魏氏春秋》里说：“士有百行，以德为先。”

德行，才真正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品德，否则被人捧得再高，也有跌落神坛的一天。

最近突然“塌房”的吴亦凡，就是一个例子。

前几天，随着都美竹的不断放料，一夜之间，韩束、云听、立白、康师傅冰红茶等超过7个品牌方宣布和吴亦凡解约，不排除还会有更多的品牌跟上。

这位虽然大家不知道他演了啥、唱了啥，却坐拥5000多万粉丝的顶流，突然就这样“塌房”了。

而前不久北京警方的一则通报，也基本上坐实了都美竹微博中对吴亦凡的指控。虽然事情并未完全解决，但显然严重性更进了一步。

有人说，流量明星身上最有价值的，不过是一个“势”字。

得势的时候，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一旦失势，所谓的资本，跑得比猴子还快。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本，决定一个人最终高度的，还是“德行”二字。

为什么有人红了40年，依然备受追捧，而有人出道仅9年，就在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因为德行的根基不稳，风一吹，兵败便如山倒。

吴亦凡缺的，正是所谓的德行。

从微博上众多年轻女性曝出和吴亦凡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他的搭讪套路，基本上都是由经纪人利用自己的明星效应，以各种与自己同台工作机会为由，诱导粉丝深夜“试镜”。

而真正有“德行”的艺人，利用自己的明星效应，为的是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前段时间，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的儿子被找到，刘德华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专门录了一段视频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部电影，刘德华是零片酬出演，只为声援失去孩子的父母。

年轻人的榜样，应该是像刘德华这样德艺双馨、为民请命的人，只有这样的人，也才有资格称之为明星。

明星不应该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责任。

03

河南的灾害，仍在继续。

全国各地纷纷驰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就在这个时候，一家中国企业，突然火了。

鸿星尔克向河南捐助5000万物资的消息，一下子被顶到了热搜上。

5000万这个数字，如果是出现在一些有名气的大企业身上，或许并不足以令人震惊。

可这个数字放在鸿星尔克身上，网友的反应就说明了一切：

“感觉你都要倒闭了还捐了这么多。”

“天呐，这个牌子还在？”

“宝你好糊，我都替你着急，买点营销吧，一点点就好，好怕你倒闭。”

这些年，鸿星尔克的营收的确不太乐观。

有网友查阅了鸿星尔克美股第一季度的报表，其中净利润显示-6000多万。

2020年财报更是显示，鸿星尔克不仅亏了2.2亿，还要负责员工薪资和财务流动。

而作为同类型运动品牌的李宁和安踏，2020年年报税后净利润分别在17亿和56亿左右。

差距非常明显。

但尽管如此，鸿星尔克还是捐了和安踏一样的5000万。

并且没有营销方案，没有预定热搜，只因创业初期遭遇过洪水，感同身受，于是掏出大部分家当，为是就是帮一帮自己的同胞。

若不是被一些网友看到，大家齐心协力帮忙宣传，或许至今它仍是世人印象中的“过世品牌”。

其实，鸿星尔克低调的善举远不止这些。

早在2008年，鸿星尔克就为地震灾区人民捐赠了600万。

每一年，它都默默关注着残疾人和贫困地区的人们，并累计捐了1个亿的物资，2个亿的资金。

去年疫情刚爆发时，鸿星尔克第一时间准备了1000万物资，支援武汉；

没过多久又捐赠了第二批，还紧急开辟了口罩生产线。

然而，这几条微博的转发加起来还不到50个……

有人发现，捐了那么多钱的鸿星尔克，直播间现场连个空调都没有，用的还是电风扇，官博甚至连会员都没舍得开……

最后，网友们心疼得直接给它开了百年会员。

热心又热血的网友，甚至集体冲去鸿星尔克直播间来了一波“野性消费”：

最后的结果就是：鸿星尔克7月23日单日销量增长了超52倍。

鸿星尔克大概怎么也没想到，一个“简单”的善举，怎能引发如此大的蝴蝶效应。

因为德行，才是一个人，乃至一个企业最硬的底牌。

品德可以弥补能力的欠缺，能力却弥补不了品德的丧失。

《左传》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此谓人生成功三部曲，也是人生的三个最高标准。

“立德”意味着一个人要修炼自己的道德品行，在“三立”中排在首位。

可见，一个人最好的资本，不是拥有多少流量、立了多大的功勋、做了多深的学问，而是拥有良好的德行。

靠运气只能风光一时，靠德行才能顺遂一生。

士有百行的故事2

前言

有句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男权社会里评价女子以德不以才。因此历史上的才女凤毛麟角，今天说的诗人叫做李冶，她与薛涛、鱼玄机、刘采春一起，被人称为"唐代四大女诗人"。

在元朝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关于她的笔墨比一般的诗人要多不少，我们先看看这位奇女子的生平。

一、《唐才子传》中的奇女子

1、童言无忌

季兰，名冶，以字行，峡中人，女道士也。美姿容，神情萧散。专心翰墨，善弹琴，尤工格律。当时才子颇夸纤丽，殊少荒艳之态。始年六岁时，作《蔷薇诗》云："经时不架却，心绪乱纵横。"其父见曰："此女聪黠非常，恐为失行妇人。"《唐才子传》

说李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李季兰的话，估计似曾相识的人就多了。这就是“以字行”的意思。

据说李季兰六岁时作《蔷薇诗》云："经时不架却，心绪乱纵横。"他的父亲听了以后，颇为难过，认为自己的这个女儿将来恐怕不会遵守妇人的言行。

2、交游名士

后以交游文士，微泄风声，皆出乎轻薄之口。夫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兰则不然，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时往来剡中，与山人陆羽、上人皎然意甚相得。皎然尝有诗云："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其谑浪至此。《唐才子传》

李季兰十几岁岁就被父母送到玉真观出家女道士， 清朝学者章学诚分析在《文史通义·妇学》中分析说：“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 唐朝的女道士被章学诚和坊间的艺伎相提并论，说他们因为应酬多，所以作品就比普通妇女多一些。

李季兰经常交往的有不少名人，如：茶圣陆羽、诗僧皎然、刘长卿、朱放、韩揆、阎伯钧、萧叔子等人，相互之间都有诗作酬唱。其中皎然有一首诗写到：

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

辛文房评价他们之间“谑浪至此”。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中关于这个故事有一句有趣的评价：

《复斋漫录》云：“唐僧皎然《答李季兰诗》： ‘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乃悟参寥《答妓诗》‘禅心己作沾泥絮，肯逐东风上下狂’之意。

读过皎然《答李季兰诗》，就明白苏轼好友参寥子《答妓诗》的出处了。从诗中看，两位似乎都是坚守清规戒律的好和尚。

3、情色对答

又尝会诸贤于乌程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诮曰："山气日夕佳。"刘应声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唐才子传》

这一段说的是刘长卿有疝气之病，在乌程（今湖州）开元寺雅集之时，两个人开起了玩笑。一个女道士跑到寺庙中本不妥，和众多男性诗人聚会又不妥，还相互说起了不雅之词更是不妥，可见李季兰父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女道士李季兰问：山气（疝气）日夕佳？你的疝气好点了没有呀？这里借用了陶渊明的诗句。刘长卿饱读诗书，当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用陶渊明的诗句回答：“众鸟欣有託。” 于是哄堂大笑。

《唐诗纪事》卷七八记载："刘长卿谓季兰为女中诗豪。"可见这两个人关系不浅，惺惺相惜。

4、晚年悲惨结局

天宝间，玄宗闻其诗才，诏赴阙，留宫中月余，优赐甚厚，遣归故山。评者谓上比班姬则不足，下比韩英则有余，不以迟暮，亦一俊媪。有集，今传于世。《唐才子传》

李冶曾经被召入宫，但是时间应该是在唐德宗年间。她为此写有七律一首《恩命追入留别广陵故人》：

无才多病分龙钟，不料虚名达九重。仰愧弹冠上华发，多惭拂镜理衰容。

驰心北阙随芳草，极目南山望旧峰。桂树不能留野客，沙鸥出浦谩相逢。

她赴京入宫时已进入暮年，于是离开花都广陵去了长安。

5、时人评价

《唐才子传》说“评者谓上比班姬则不足，下比韩英则有余”，这个评价来自于唐朝高仲武：

士有百行，女惟四德。季兰则不然，形气既雌，诗意亦荡。自鲍照以下，罕有其伦。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上仿班姬则不足，下比韩英则有馀。不以迟暮，亦一俊妪。《中兴间气集》

班姬指西汉 的班婕妤（约公元前48年－2年后）他是班彪的姑母，也是班固、班超、班昭的祖姑。韩英指南北朝的韩兰英 ，宋孝武帝时献《中兴赋》，齐武帝时为博士，宫中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

《中兴间气集》选录了肃宗至德初(756)到代宗大历末(779)20多年间作家作品，包括26个诗人的130多首作品。李季兰能够和钱起、韩翃、郎士元等人比肩而立，可见其诗名之盛。

二、李季兰代表作《寄校书七兄》

《中兴间气集》中提到的“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出自于李季兰的代表作《寄校书七兄》：

无事乌程县，蹉跎岁月馀。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

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因过大雷岸，莫忘八行书。

这首诗前四句，是两个十字句，相当于两个长句拆分成了四句。第二联并没有对仗，第一联如果算是宽对的话，这首诗可以看作偷春体。

1、无事乌程县，蹉跎岁月馀

我在乌程县蹉跎岁月，百无聊赖。起句便如家常口语，没有古诗常见的套路，不写景、不点题、无比兴。但是马上把读者带入其境，勾引起读者的想象，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2、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

不知道七兄是不是也寂寞无聊呢？这10个字推己及人，不说自己寂寞，却问七兄（芸阁吏）是否寂寞。

3、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

这是李季兰最有名的警句。句中暗藏两个典故，浮仙棹是汉代博望侯张骞的故事，张华《博物志》云：汉武帝令张骞穷河源，乘槎经月遇织女、牛郎之故事。

使车，见于《左传》，寒星伴使车，用”星使“典故，出自《后汉书·方术列传·李郃传》：“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4、因过大雷岸，莫忘八行书

大雷岸用南北朝诗人鲍照与妹妹鲍令晖的典故，鲍照因公远行，路上写给妹妹《登大雷岸与妹书》，讲述路上的物情所见。这两句的意思是，七兄您怎么不给我信心呢？

另外用兄妹之典表示与七兄的关系，这位芸阁吏到底是李季兰的哥哥还是一位情人，似乎很难分辨。芸阁吏是政府藏书馆的校书郎，看来七兄在乌程县居住过一段时间，此时正在奔赴前程的旅途之中。

注：过，平声，因过大雷岸，平平仄平仄。八行书，信笺每页八行，代称书信。

三、与诗人相酬之作

1、茶圣陆羽

李季兰有一首《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陆鸿渐即茶圣陆羽，这一天李季兰病了，陆羽来探望，李季兰作此诗酬谢。

昔去繁霜月，今来苦雾时。相逢仍卧病，欲语泪先垂。

强劝陶家酒，还吟谢客诗。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

虽然卧病，似乎不耽误一起饮酒赋诗，看来女道士的生活的确是自由开放。

2、名士朱放

朱放约唐代宗大历中前后在世。李季兰与在剡中隐居朱放结识后，时常品茗清谈、游山玩水。大历中，朱放辟为江西节度参谋。临别时，朱放写下一首《别李季兰》相赠 :

古岸新花开一枝，岸傍花下有分离。莫将罗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肠断时。

李季兰也写了《寄朱放》：

望水试登山，山高湖又阔。想思无晓夕，想望经年月。

郁郁山木荣，绵绵野花发。别后无限情，相逢一时说。

这是一首五言古风，押入声韵。从诗中来看，男女之间说不清的关系。

3、阎伯钧

李季兰作品中有一个人物似乎是她真正的情人，他传下来的十六首诗中有三首写给了这位阎伯钧《送阎伯钧往江州》：

相看指杨柳，别恨转依依。万里江西水，孤舟何处归。

湓城潮不到，夏口信应稀。唯有衡阳雁，年年来去飞。

《送阎二十六赴剡县》：

流水阊门外，孤舟日复西。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萋萋。

妾梦经吴苑，君行到剡溪。归来重相访，莫学阮郎迷。

《得阎伯钧书》：

情来对镜懒梳头，暮雨萧萧庭树秋。莫怪阑干垂玉箸，只缘惆怅对银钩。

4、崔侍郎

这首《道意寄崔侍郎》没有其他诗中的暧昧关系：

莫漫恋浮名，应须薄宦情。百年齐旦暮，前事尽虚盈。

愁鬓行看白，童颜学未成。无过天竺国，依止古先生。

这位崔侍郎不知何许人也，从诗中看似乎年龄已经不小了。这首诗读起来与其他柔媚之作不同，像一个男子的作品，

李季兰传下来的诗中，并没有刘长卿、皎然等人的信息。皎然还写过一首给李季兰，不知道刘长卿是否与李季兰有过酬唱，或许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结束语

说起李季兰的作品，可能最为流传的不是上面几首，而是这首六言绝句《八至》：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唐德宗逃出了长安。朱泚被拥立为帝后，诛灭留在长安的宗室。第二年唐军收复长安，据说李季兰曾上诗朱泚(cǐ)，因此被唐德宗下令乱棒扑杀。

结束时，依照惯例用李冶《恩命追入留别广陵故人》原韵作一首七律，《读李季兰诗有感》：

垂老欣闻长乐钟，未防离乱恨千重，女冠应识华亭鹤，北阙谁怜姑射容。

诗侣游魂云外散，黄泉碧落梦间逢。浮名莫羡虚前席，何似流觞归旧峰。

@老街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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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有百行的故事3

借，还是不借，是个难以选择的问题，想起来就让人头疼。而关于“借书”为啥能引发那么多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借书人的种种“恶行”。

说起那些借书的人，有些人读得慢些；有些人的确借去读的，有些人却压根不翻；有些人借去则是既不读，也不想读，只是想通过借书这个行为，让你觉得他们很睿智罢了。这里我必须为那些问我借钱的朋友说句公道话，他们身上就从来不会展现这种任性无常、荒唐可笑的错乱感。只要他们把钱借去，那一定是物尽其用的。（[英]威廉·罗伯茨《伦敦猎书客》）

从借书手抄的书生，到慷慨实践“共书”精神的藏书家，古今中外关于“借书”的故事，背后也总蕴藏着当时的人们对书籍、阅读的不同态度。今天的文章爬梳了许多关于“借书”的历史趣闻，透过这些旧日的读书轶事，作者也在观察着当下阅读的变化。

撰文｜王宏超

借还是不借，

这是个问题

有客人参观藏书家的书房，问道：“您可愿意出借藏书？”“绝不，只有傻瓜才会借书给别人。”他扬手指了指偌大的藏书室，补充说：

这里头所有的书，全是从一群傻瓜那儿借来的。

（[美]汤姆·拉伯著，陈建铭译：《嗜书瘾君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被人借书，对藏书家来说向来都是个要命的问题。道德家有言在先：“不为人所忠实地归还的东西，无如书籍。”（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中国文艺》，1937年第1卷第2期）借，还是不借，如同生存与毁灭，想起来就让人头疼。

古人得书不易，书价也非一般寒门士子所能承担，所以借书而读是常事。为了能在归还后还能有翻阅之便，穷书生们得书后往往是边读边抄，欧阳修幼时家贫无资，“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明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忆苦思甜，遥想自己少时“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真是励志的好故事。

寒门士子借书而读，终而成才，史书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成名后他们有时也会记得借书的情谊，力尽所能再助益他人。后蜀名臣毋昭裔早年借书遭遇白眼，发达后立志刻板印书，惠及一时学子并两蜀文风：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显于蜀，乃曰：“今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

明清出版业发达，书价虽有所下降，但要遍读典籍，靠自己购置也非易事。坐拥书城，尽兴饱读，想必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黄侃先生学问好，嗜书如命，“有余财，必以购书”（章太炎语），但所需之书亦不能全靠购得，借书在所难免，他曾感叹：“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此“何年”之叹，恐怕要一直叹下去，生命和钱财都有尽，而书海却无穷。

钱钟英：《向友借书启》，《桃坞》，1927年第10卷第1期。

借书者还有一种心理，“书非借不能读也”，此说出自袁枚，他透析此类人的心理，颇为微妙：

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袁枚《黄生借书说》）

《张生借书》，《启蒙画报》，1903年第2期。

用借书督促看书，坊间流传最广的例子是钱锺书先生，据说钱先生并无多少藏书，看书都是去借。这一说法看似有理，细想无理，深思一下简直就是胡说。看书主要靠内在的兴趣驱动，定时还书的督促大半是没用的。钱锺书先生定是无须通过还书的紧迫感来督促读书。而且，匆匆阅读，囫囵吞枣，效果可想而知，梁鼎芬的《丰湖藏书四约》就明言：

凡借书不得过三种（种数过多，难于查检，且贪多则不实，好博则不专，非读书有得之道）。

藏书人的“抠门”

借书其实还附带有许多社交的功能。借书在过去也常是老友之间串门的由头。令狐揆卜筑涢溪之南，雪夜跨马去老友张君房家里借书，“一童子携琴囊书簏随之，因得句曰：‘借书离近郭，冒雪渡寒溪’。林逸绘以为图，可称韵事。”（严羽《柳亭诗话》）颇有点像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意味，令人羡慕。

男女交往之初，也常靠着借书这个手段打破僵局，《围城》中颇懂恋爱经的赵辛楣就说：

女人不肯花钱买书，大家都知道的。男人肯买糖、衣料、化妆品，送给女人，而对于书只肯借给她，不买了送给她，女人也不要他送。这是什么道理？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是男女恋爱必然的初步，一借书，问题就大了。

现在男女间搭讪的手段很多，但我总觉得借书才是最妙的一种。

古人之间借书，除去交情，有时还实物答谢，所谓“借书一瓻，还书一瓻”。瓻为盛酒器，即是说借书时送瓶酒，还书时再送瓶酒。何蘧说：“古人借书，先以酒礼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春渚纪闻》卷二）那时估计书价还高于酒价，不似今朝书不值钱，酒却成了硬通货。盛酒器也称为“鸱夷”，有时瓻鸱互用，“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野客丛书》卷十）。酒到了才开书橱。当然，关系好了，酒也可以免去，黄山谷就有诗云：“不持两鸱酒，肯假一车书”。但这层关系又是要一起喝掉多少瓻的酒才换得来？

后来大概借书者的职业道德有所下滑，借书出去，不但无酒可喝，还经常担心书回不来，徒增许多烦恼。所以“瓻”就被藏书家改成了“痴”，李济翁所谓“借书一痴，惜书二痴，索书三痴，还书四痴”（颠公《借书还书》，《文艺杂志》，1914年第6期）。再往后，“痴”又滑落成了“嗤”，借书与人，是要被嗤笑的，有谚曰：“有书借人为嗤，借人书送还为嗤。”（ 颠公《借书还书》）照此下去，“嗤”岂不是要再变为“耻”了吗？

因为惜乎好书，加上害怕借而不还，藏书家大多都不愿借书出去。一旦好书到手，便高束秘藏，不轻易示人，“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也。故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无不绨锦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虽使人致疑于散佚，不足怪矣。”（清曹溶《流通古书约》）藏书家们会在深夜开动钥匙，偷偷把书搬出来，剥去层层包裹，摩挲抚惜，这情景如同贪官们半夜失眠起来数那些花不出去的钞票一般。书一旦进入藏书家之手，便失去了广被利用的价值。

但藏书家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出借之后，除了害怕不还，其他风险简直也是无处不在。就如曹溶所言：“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曹溶《流通古书约》）

为了不让友朋及外人知晓自己的藏书，各路藏书家都绞尽脑汁。那些吝啬的高手，非但秘不示人，更彻底的做法是连自己的藏书目录亦不入。据说钱牧斋先生的绛云楼，聚书甚富，世间孤本极多，但《绛云楼书目》中“所载宋元本，皆是中乘，绝佳之品，则并书目亦不存。”此真达致“藏”书之化境矣。但后来绛云楼失火，秘籍葬身火海，后人却不知其名，只有钱牧斋拿出在读的几部书免遭厄运。后人为他惋惜，要是他愿意借书出去，或许还能多留下几本，“可见书有因借而保存者，不借反而损毁者”。（走火：《汝南漫谈·借书》，《东方日报》，1942年8月18日）

书之存在价值即是让人阅读，书不外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不借不如不藏”（梁鼎芬《丰湖藏书四约》），藏书何用？

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封己守株，纵累岁月，无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曹溶《流通古书约》）

藏书家的抠门，有时候让人实在没有办法。急于看书的人有时也会使用非常规手段。归有光向一位名叫魏八的藏书家借阅《东坡易传》不得，遂向自己学生王子敬写信抱怨，大骂“此君殊俗恶”，大概这位学生做了官，有权势，归有光希望学生代为借书，所以魏八“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归有光文章做得好，但在书瘾支配下仗势借书，确实也不太地道，“有书癖者有时巧取豪夺均有所不惜，惟微悖于义。”（颠公：《挟科道势力借书》，《文艺杂志》，1914年第3期）

藏书家的吝啬有时竟会引来借书人的报复。志人小说《泽山杂记》中记载了一位叫景清的读书人，就捉弄了一番那位不愿借书给自己的小气同学：

倜傥尚大节，领乡荐，游国学。时同舍生有秘书，清求而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书。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假书于汝。”生忿，讼于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灯窗所业书。”即诵辄卷。祭酒问生，生不能诵一词。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戏耳。”

这招既准又狠，打中了藏书家的七寸。藏书家们的痴情都花在了收藏上，哪还有闲情去阅读呢。

“共书”主义精神

当然，也有喜欢主动借书出去的人。最慷慨的藏书家莫如法国的若望·格罗利叶（1479-1565），此君曾任法国财政部长，藏书丰富且精美，所藏图书都经过他亲自装帧设计。他视借书给人为无上喜悦，所藏书上都用金字印着：“若望·格罗利叶和他的朋友所有。”（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实在有着“共书”主义的精神。

但对多数的藏书者来说，一旦出借，大半还是要后悔的。民国时期有一枚压角章这么写：

借书本是功德事，借也如何，不也如何。借去还来，能值几何？谁不乐？借去不还直同窃，烦恼多！再来不借休怨我，我也无奈何！（《借书戒》，《导光》，1933年第1卷第7期）

不知背后牵涉到了多少悲伤的故事，写尽了藏书人的纠结和无奈！

所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宋濂借书来，马上抄录，“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颜之推还建议，借书后如发现书籍有所损坏，最好能加以修补：“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颜氏家训》）这些言行真可入《借书者的职业伦理手册》，人手一册。

但尚未接受过职业伦理教育的人，只借他一次，基本就不敢再冒险了。有人更是说，较之盗书者，借书者更令人痛恨：“借书之人，有时反而比窃书之人更值得诅咒。因为前者还标榜了某种美德，而后者干脆完全不加掩饰。”（[英]威廉·罗伯茨著，于睿寅译：《伦敦猎书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37页）就像人们宁愿喜欢直爽的混蛋而不喜欢虚伪的君子。偷书和借书其实也无实质区别，不过是手段不同而已，前者是主人不在场，后者主人多半是同意的。这是藏书者自己犯的错，又能怪谁呢？书收不回来，就只能大骂：“有书不借，谓之鄙吝；借书不还，谓之无耻。”（梁鼎芬《丰湖藏书四约》）

尽管藏书家大多不看书，但这只是藏书家才有的特权，借书者借到之后还是应该好好去看几眼。梁鼎芬就曾痛斥有些人，“不读不如不借”（《丰湖藏书四约》）。这些不读书的借书者，借回后把书搁置在自己的书架上，时间一久，反而觉得就是自己的书。英国藏书家查尔斯·兰姆就经常遇到这种事：

说起那些借书的人，有些人读得慢些；有些人的确借去读的，有些人却压根不翻；有些人借去则是既不读，也不想读，只是想通过借书这个行为，让你觉得他们很睿智罢了。这里我必须为那些问我借钱的朋友说句公道话，他们身上就从来不会展现这种任性无常、荒唐可笑的错乱感。只要他们把钱借去，那一定是物尽其用的。（[英]威廉·罗伯茨《伦敦猎书客》，第244页）

（一）到图书馆去；（二）借最大的书

（三）扛书回家 ；（四）以补矮凳之“短”

《借书的目的》，《立报》，1936年3月18日。

藏书者不读书几近常态，情有可原，但借书者借而不读，就罪无可赦了。

转借也是借书之大忌。民国时期的《东方日报》曾刊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走火”，看此笔名想必此人就不是一个藏书家。因为藏书历来怕火，在藏书者口中，“火”字历来都是禁忌。连大观园中的丫鬟都知道，起火时说“南院马棚里走了水”。“天一阁”之名就来自“天一生水”之说，以水来避火。话说这位走火先生，虽不是藏书人，但也算得上爱书之人，他向外国朋友借书，发现书后封面上粘着一短歌，他翻译如下：

君姓谢，我名夏，我有书，君可借；我购书，化天价，君取去，莫乱卸；

要读书，趁闲暇，完了事，速归架；第三者，最可怕，他人产，毋转借。（走火《汝南漫谈·借书》）

转借之后，主人对于书更是失去了索回的权利，“主人对于原借者有索还之权，而对于转借者无收回之理”。（走火《汝南漫谈·借书》）

《借书妙用》，《儿童良友》，1949年第2卷第25期。

不愿借书，除了怕有借无还，还怕借书者不加爱惜。别说撕损涂抹，就连书的折痕和污渍，都会让书的主人懊恼不已。司马温公爱书如命，对书的呵护历来被人称道，藏书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他并非藏而不读，纯粹是因为爱惜：

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板，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捻面撚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张。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是一位把“所有的赞誉全冠在他头上都不嫌多”的文雅之士，但若说美玉微瑕之处，则是他对待书本时的邋遢表现。无论是自己的书，还是借来的书，都会到处乱扔，书房放眼所见尽是书，“本本蒙尘、紊乱不堪”，一时想到使用哪本，便从角落里抓起来，“用力捏着两本书互拍、互打，直到整个房间、整个人都覆满灰尘”。他最恶劣的习惯是折书页，“阅读一本诗集，每见好句子，便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做记号——把那一页对折。就那么见好就折，最后整本书的厚度几乎增加了一倍，再也合不起来了。”（[美]汤姆·拉伯《嗜书瘾君子》，第174页）

魏源虽有经国济世之才，但借书的公德心却有些欠缺，“借友人书，则裁割其应抄者，以原书见还，日久始觉”，气得叶德辉大骂他“不独太伤雅道，抑亦心术不正之一端。”（叶德辉《藏书十约》）

当然，也有藏书家人人都愿意送书上门的借书者，比如柯勒律治。据说柯勒律治借书后，不但“会把书在预定日期还给你，并且上面还写满了注释，让原价翻了三倍。”（[英]J.罗杰斯·里斯（J. Rogers Rees）著，陈琳译：《书蠹乐趣》，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年，第66页）借书当借柯勒律治，但只可惜柯勒律治来不及把所有的书都写上批注。

借书的“戒律”

折损书的行为实在令人无法忍受，尤其是那尖尖的指甲，在书页上划拉，这会让每个藏书家都会抓狂。美国藏书家汤姆·拉伯（Tom Raabe）由此制定了“持书十戒”，应该打印出来分发给每一位借书者：

1.欲入此门各众当诚惶诚恐，切勿亵渎藏书圣地，必除鞋于入口处方得进入；

2.一切书写工具必须于入口自动缴出；

3.取拿书籍之前，汝当于入口陈设之玫瑰水盆洁净双手；

4.洁净双手之后，汝当着戴橡胶手套一副，亦于入口索取；

5.不可抓取书脊抽出书架。自然，该书必以双手捧之护之——一如对待明代瓷器；

6.不可直接朝书本呼气、吐息、打喷嚏、咳嗽、流口水，啐痰更在禁绝之列；

7.若于任何一本书的书角折页，甚至只是动念，将立遭逐退，径拖往车库以狗头铡伺候；

8.翻页时，须持用置于每张书桌两翼之专用翻页刀；

9.若以湿手沾染书页，立处绞刑，并当场执行；

10.若有翻折书背情事发生，须即刻禀报书房主人，肇事现行犯将遭折断背骨处置。

（[美]汤姆·拉伯《嗜书瘾君子》，第172页）

也有中国版的“借书十戒”，其中有着一致的戒律，如都提到了万勿折书角，真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勿之家撮起，勿折角，勿卷筒，勿作枕，勿近秽恶，勿黏皮骰，勿衍期不归，勿转借与人，勿汙墨水。（《借书戒》，《导光》，1933年第1卷第7期）

梁鼎芬的《丰湖藏书四约》专门提到：“每月以初二、十二、二十二这三日为限，借书者，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用洁净布巾包好，徒手者不借。”借书也有了庄重的仪式感。古代的各级官府承担了一些出借书的义务，“刻书以便士人之购求，藏书以便学徒之借读。”（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宋元明国子监及各州军郡学，皆备有官书供士子借阅，而且还准许带出盗印。宋濂亦说，当时太学诸生“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官府出借图书时，对借阅者亦有道德提醒：“关借官书，常加爱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对于可憎的毁坏图书的行为，惩罚是难免的，“污损卷面，罚令重订；破烂遗失，罚令赔偿，后不复借（董事、掌书生徒徇情不究者，赔偿斥退）。”（梁鼎芬《丰湖藏书四约》）不再出借是起码的，官府还会有相应的惩戒措施：“一月一点，毋致久假，或损坏去失，依理追偿，收匿者闻公议罚。”（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

《借书笑柄》，《点石斋画报》，1893年第350期。

为了应付借书不还者，藏书家也是费尽了心机。贴上藏书印记，盖上藏书图章，是提醒借书者及时还书的好方法。你只要翻开书，印记扑面而来，时刻提醒着那不是你的书。董桥说：“藏书印记是一种‘所有权’的标志，老以为贴上这印记，书就不会让人一借不还了。”（董桥：《谈谈谈书的书》，氏著：《小品》（卷二），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年，第195-196页）岂不知，一些压根儿就不打算归还书的借书者会直接把印记撕掉。就像有人买了一个贵重的盒子藏宝物，上了一把牢靠的锁，其实把锁一起搬走也是十分方便的。

还有一种比较恶毒的方法是诅咒。有藏书家在书上写着：“有假不还遭神诛”（志雄：《闲话借书》，《古今》，1943年第16期），希望用此法来督促借书者还书。清代福州的租书铺面对借书不还和借后毁书的困扰，在书中印上特别警示：

本斋出赁抄本公案，言明一天一换，如半月不换，押账作本；一月不换，按天加钱。如有赁去将书哄孩，撕去书皮，撕去书编，撕纸使用，胡写、胡画、胡改字者，是男盗女娼，妓女之子，君子莫怪。（转自[美]周绍明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收取抵押物是早期图书馆常见的措施，牛津大学在十三世纪就这么做了，在一份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规章（1292年）中，对于图书有这样的规定：

学院的每一册书，不论已有的或今后得到的，在出借时都必须收取高价的抵押品，以促使借书人畏惧丢失图书。图书出借时必须签订契约，一份保存在公共书柜，另一份由借书人保管。学院的任何图书，不经全体研究员同意，不经价值高于图书的抵押，都不得携带出学院以外。（[英]约翰·威利斯·克拉克著，杨传纬译：《照管图书：图书馆及其设备的发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只是不知道如何换算等值的抵押物，不过深谙图书价值的学究们知道哪些书之间是等值的。1498年12月14日，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院长，想从学院图书馆借本书，就经历了重重手续：

同一天，一册《教令集》（Decreta,扉页有ter posita)从图书馆中取出，该书经全体研究员同意，在四位资深研究员出席的场合，借给了院长，使用期为一季。作为这本书的抵押品，院长把另一本书存入了图书馆：圣哲罗姆关于马太福音以及保罗书信的注释（扉页有sunt)——此书作为抵押品留在我们手中，但并不足够，因此，又存入了另一本书作为补充抵押：圣哲罗姆对以赛亚、耶利与以西结等书的注释。（[英]约翰·威利斯·克拉克《照管图书：图书馆及其设备的发展》，第137-138页）

第二年，图书馆的档案清楚地记录了院长还书的手续，也顺利拿回了自己的书。

有位叫阿什比·斯特里的藏书家，在自己所收藏的每一本书里，都写上了价格，当有人借书时，他总会说：“是的，乐意效劳。我发现这本书的价格是2英镑17先令6便士——或者也可能是其他价格吧——你若接受这一数字就先给我这一笔钱，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我也必将全额退款。”（[英]威廉·罗伯茨著，于睿寅译：《伦敦猎书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39页）

近代有关国民性的讨论中，不少人就提到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借书不还就是例证。有人分析中国人的借书心理说：“中国人一贯的观念，都承认借书不还，不能算是不道德的事情。把人家的书带走了，连书的所有主都不通知一声，也没有罪，甚至偷书在中国人看来，不但是情有可原，并且还有些人要加你‘风雅之士’的称赞呢。”（木榻：《奇怪的借书心理》，《正风》，1937年第3卷第12期）

大概后来中国人也开始重视契约精神了，民国《时报》上曾登载一张借书合同券，有位叫陈肇援的人向时报馆借书，先以某些抵押物换取借书券，签订合同后，可凭借书券随时借阅。只是陈肇援的抵押物有些特别：

（一）歪诗；（二）乏味之游戏文章；（三）引人瞌睡之滑稽谈；（四）非驴非马之笔记。（《借书券合同》，《时报》，1917年5月28日）

《借书券合同》。

借书者的“末路”

看到这里，我也想跃跃而试了，谁没有几抽屉这样的垃圾呢？

既然外借不可免，怎么来应付书房探访者那钓客般犀利搜寻的眼光呢？为书找一个替身确实也是个不错的办法。英国藏书家罗勃特·希巴说：“藏书家至少应当把同一本书备上三册。一册是为观赏用，一册是为自家用，一册是为借给朋友。”（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著名藏书家爱德华·纽顿的做法堪称范例：

每当有人贸然造访，他会从口袋掏出一把小钥匙，指着房间角落的橱柜：“诗集乃鄙人镇室之宝您是晓得的；瞧见那口橱子没？喏，钥匙交给您：敬请尽情欣赏我的珍藏，还请您多多担待。”接下来，不管访客如何整饬那些书，他都不为所动，因为橱柜里头的书全是花区区几毛钱从市场淘来的假货，特地用来充当善本的替死鬼，让真正的珍本免遭不测。（[美]汤姆·拉伯《嗜书瘾君子》，第173页）

但这也仅限于常见之书，若是稀见之珍本，主人怕也是无能为力了。

让藏书家焦头烂额的借书问题，最终极的挑战其实是在死后。藏书家一生背负小气鬼的骂名，书不外借，尽管得罪人无数，但还算勉强保持了书的完整。但藏书之家多出败家之子，如何在身后让自己辛苦蒐集之书籍不至散失，这或是每个藏书家在暮年想起来都觉伤感的话题。有人想得开，在生前将书散尽，也有人想做垂死之挣扎，定下规矩，尤其强调书不能外借，定下规矩，以此来约束后代。这些规矩往往会与孝道联系在一起，唐人杜暹就告诫子孙：“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

浙江范氏天一阁，在范钦死后，“封闭甚严，凡各房锁錀，分房掌之，禁以书下各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錀。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阮元《天一阁书目纪》）叶盛有篇《书橱铭》：

读书勤，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教；借非其人，亦不孝。（志雄：《闲话借书》，《古今》，1943年第16期）

出借书即为不孝，恐怕是祖先们绑架后代最后的武器了，钱大昕就看不过去，说：“借为不孝，过矣。”（《十驾斋养新录》）

稍有人情味的藏书家，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择人而借。首先要排除绝不能出借之人，钱大昕就说三种人不能借：

然世固有三等人不可借。不还，一也；污损，二也；妄改，三也。守先人之手泽，择其人而借之，则贤子孙之事也。（《十驾斋养新录》）

叶德辉《藏书十约》中亦说：

非有书互抄之友，不轻借抄；非其同志著书之人，不轻借阅。

择人而借，看似合理，但择人的标准何在？藏书家培特拉尔卡有一天收到了老师康维内服雷的借书函，老师因研究急需，借走了两卷西塞罗。时间久而未归还，学生去探询情况，发现老师生活拮据，为了得到一顿饭的面包，就把书送到了当铺。学生希望老师告诉自己当铺的名字，把书赎回，并愿意帮助老师渡过难关。但老师乃绅士，此事令他羞愧难当，一定要自己赎回。学生也怕伤害老师的自尊心，就不再坚持。但不久之后，这位穷困潦倒的老师死了，那两卷书也不知所踪。

写到这里，突然感到借书之风气也在没落，哪怕是借而不还的朋友也见不到几个了。借书与社会氛围有关，十九世纪借书之风甚盛，有人称之为那是“即使最亲近的朋友也是真正的偷书贼的十九世纪”。（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这种爱恨交加的话，至少说明那时人还愿意读书。

如今，图书馆发达了，尽管大多华而不实；出版业繁荣了，尽管出版的垃圾太多；电子书流行了，尽管主要是热闹了各式阅读器的生意。浮躁与势利的泥沼中，哪还存得下读书的闲适和清雅。

或许，这个时代借书人的变少，大概真的是因为愿意读书的人少了。

撰文｜王宏超；

编辑｜走走；

校对｜刘军。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3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