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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王世俊有哪些故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铁面人解读历史人物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他有很长的历史故事1

王世俊教授，我国职业病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职业病学家、医学教育家。

2012年初，一条网络上的新闻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办公室工作中多发的“鼠标手”和颈椎病等白领易患的疾病有望纳入职业病范畴，如果这则新闻变成现实，意味着凡是被确诊的劳动者都可以要求更换工作岗位、并且享有国家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或职业病待遇。职业病是什么，相关法律又有哪些规定呢，这些疑问伴随着这则新闻一起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像我们职业病吧，我们有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也就是制定诊断标准的、1980年（九十年代）开始到二十世纪末，近二十年了，在这里头老是不断地集中全国的力量、根据大家的经验怎么制定标准，诊断一个病都要什么样的条件，不能随便有了症状、有什么症状就诊断了，是够什么标准诊断，因为它是法律丶很严格，我们做了二十年，二十年里头又是不断地修改，完了以后才制定了这些标准，就作为法律的一种附带的条件、够什么标准我诊断你职业病、该怎么说怎么说。

1959年3月的一天，北京市东城区防疫站的两位工作人员急匆匆地来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找到了时任内科职业病组组长的王世俊。东城区防疫站接到报告，说有些从事鎏金工艺的病人他发生了汞中毒，他知道我们要搞职业病了，就来主动地找我们来了，就让我们去给他们检查一下身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职业病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1959年、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建立了全国首个职业病防治小组，在内科工作的王世俊被挑中成为这个小组的主要负责人。那时候我们都算内科的大夫，完了在我们里头挑几个人，对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比较感兴趣，所以说里面也就是两、三个人，挑了两、三个大夫，因为工作还没开展，人多了也没有用，这样的话呢，就是下工厂啊，有的病人就是经过下厂体检、有的病人住院，住院了以后，同类病人多、就管职业病，病人少的话管内科病，这样的话呢，整个基础有个锻炼，他们都是第一年的、都是年纪比较轻的，所以在这方面对他们也是个锻炼。

小组虽然成立了，但是在当时大家谁也没有学过职业病这门学科，对于职业病是什么，应该如何判断、治疗，所有的人都是一头雾水，当得知东城区有工人在工作中发生了中毒事件，王世俊和同事们立刻赶到了工厂，就在东城城墙的东边，不远的、还能看见城墙，就那么个农家小院，工厂就在农家小院里头露天作业，我们先看看工作流程，知道这个干什么的，接触什么东西啊，防疫站就领着我们看了，第一个是做那个铜坯，团结就拿铜坯做的、做成金属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就是把它化了，就是汞跟金混在一块儿，那就成了一种汞齐，就是从前镶牙的时候往里头抹的那个也是汞齐，完了以后的话、就把它涂在镀件上、涂一层，涂上一层以后怎么样，底下拿火烤，底下烤了以后这个汞它的熔点低就飞了，就冒烟、就飞了，金子就留下了。一冒烟一吸了就会中毒，所以拿个芭蕉扇、来烟就扇，就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查了有二十个人，当间有十七个都有中毒。虽然在此之前没有接触过职业病，但是王世俊认为职业病与工作的环境及流程一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详细了解工厂环境，才有可能对病情做出准确判断。认真考察完工厂状况，王世俊判断工人很可能得的是急性汞中毒。我们去具体看了，我们就在那儿一个一个问，你是哪个作业流程的，记住了、我们就是有印象了，他是接触金属、搞那个汞齐，还是涂、还是烤就知道了，完了以后有什么症状，什么时候接触的、什么时候发生病情的，这样的话也就知道了，以往得过没有，以往有什么情况都把他问清楚了，这个在具体检查中都给他记录，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一个流行病的调查、是不是。不同的接触、不同的岗位上、他的症状将来是个什么症状，他时间接触有多长，这个就是初步，我们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实际的检查结果证实了王世俊的判断，职业病是劳动者在工作中因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通过这次亲身经历、王世俊认识到只有医生来到工厂生产一线才有可能发现和防治职业病，认准了这条路之后，他开始主动出击、频繁出入北京大大小小的工厂。自己老想着什么东西，抓一个新的东西、认识一些新的东西，有些新的问题、怎么解决新的问题，有一些病的轻重也不一样，不同种类它引起的原因也不一样，什么样一个表现、什么样一个处理。二十多年后，王世俊来到美国交流职业病防治技术，他发现美国人虽然医学技术领先，但是重视现场调查的原则和自己当年一模一样。自己跟他们一块儿下厂，就到一个工厂调查，自己那有相片。那时候兴一个大的字幕，他们那有一个就像电脑字幕、画出来那个字幕，就写欢迎加州大学来我们厂检查，教授的名字也都写上了，他这是什么呢，他也是下厂，你看咱们下厂、他们也是下厂、也得到职业病工作的环境，你也得下厂。你做一个职业病的根本诊治的话，你得接触病人、你得下厂，这一点对自己讲、印象深刻。因为方法正确，王世俊在工作期间积累了大量有关职业病防治的宝贵经验，这也为新中国职业病研究防治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959年8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卫生和职业病学术会议在大连召开，与全国的同行交流、让王世俊对职业病的认识更深了一步。我们在那里头、他那资料我们也都看了，等于看了教材一样，新中国成立十年来一直到1959年、我们那时候国家工业卫生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做了一些什么预防的工作、病人怎么诊断的，就是比较清楚。那时候预防的工作条件很差，就是顾不了那么多了，怎么样加强预防，那时候也提出来了，就是几个主要的职业病是什么，一个是铅中毒、一个是汞中毒、一个是苯中毒，这个是属于中毒的三个最多，再有一个就是粉尘，这个作业很多，当时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中暑、防暑降温，就是这三大项，要抓紧工作。这次会议对新中国成立十年间防治职业病的成果进行了总结，确定了各工种的职业危害及相应的处理措施和诊断标准，使它成为新中国防治职业病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王世俊把这次会议上的资料带回到了北京，自己检索汇编成劳动卫生和防治职业病的教材，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教材很快就派上了用场。我们是1961年就开始让我们教学，就是劳动卫生的课就让我们教学，就让我们写讲义，就编职业病学讲义，所以你看我们才干了几年，1959年、1960年1961年，干了两年以后，摸索了一些经验，主管劳动卫生的主任刘教授就让我们讲课去了，讲铅中毒、汞中毒、苯中毒就讲这些东西，完了以后的话让自己编讲义，所以这个是头一份。原来劳动卫生部门他们就说职业病就是一个附带的学科是不是，这个的话成为一种学科，提出这个职业病学就是从我们这开始，后来成立独立的职业病科、我们是头一个。在这之前，我国还没有一家医院拥有职业病研究和教学的科室，北医三院以王世俊领导的小组为主，开创了我国职业病临床试验的先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工业的发展，北京成立了不少酸铅蓄电池工厂，王世俊在调研中发现、铅中毒是这些工厂中常见的一种职业病，如何有效地治疗铅中毒、成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个时候铅中毒比较多、那些蓄电池厂的什么的、病人比较多，因为我们前面的话、原来老的药我们都用过、心里有底，我们也愿意创新一点，用新的药就能够比那个药更好，所以那样的话就想试一试。王世俊得知上海的一家医疗机构在治疗血吸虫病时使用了一种药剂-二硫基丁二酸钠，在临床试验中，这种药剂比以往的药剂可以更快地排出毒素，而且副作用也明显小于过去使用的药剂。在认真地研究了这种药剂的药理后，王世俊开始尝试把二硫基丁二酸钠引入对铅、汞、砷等重金属中毒的患者的治疗上。因为新药，而且这药是成功的药，因为那些药用来治疗锑剂中毒嘛、就是治血吸虫的时候都准备了、它的毒性已经都验过了、药性都验过了，所以这是安全的药、而且是个新药。我们看看它比那个老的药、比我们治疗铅中毒的药、那个经典的药是不是还好，效果很好，就跟原来最标准的、原来用的药是效果一样。经过临床试验，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取得了显著的疗效，1964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劳动卫生和职业病会议上，这一治疗方案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1965年，这项成果被国内专家带到了亚洲职业病会议上。吴执中教授，那是我们一个老教授，他要开雅加达的国际会议，他又加了几个病例，译成了英文，就是在会上做了报告。做了报告以后就是外头就有反应了，日本杂志上自己看见有这样的文章，法国他们给自己寄来了他们的职业病的杂志，完了以后到了美国用来治疗，1991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了，一直到现在、美国权威的大型的中毒的专科书有专章介绍这个二巯基丁二酸来龙去脉的。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人在职业病领域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世界各国同行的瞩目，后来这种治疗方案被世界上审批最为严格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在儿科临床使用，在王世俊和同事的努力下、中国的职业病研究只用了短短六年时间就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971年，王世俊接待了一位病人，正是这次经历改变了王世俊的职业生涯。自己对那个病人印象很深，自己也很敬佩那个病人，他这个是慢性病时间很长，完了以后，就是什么呢，住院的时候三十五岁，1971年的时候三十五岁，他就是一个研究员、一个金属冶炼的研究员，他们做的那个工作就是接触铍，好像是国防工业的，那个东西他干了一年半，完了以后就是咳嗽、喘，痰多、黏痰、不出来，就是后来发现肺里头有点子，经过好像一段观察吧，最后到我们这医院来了，那时候就给他照了x光片，根据他接触铍的历史就诊断为慢性铍病，这种慢性的铍病就跟矽肺似的、比矽肺要厉害，它进展比较快，而且不容易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资金技术的制约，有的企业没有条件为职工配备专业的防护工具，虽然明知会承担风险，但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人们仍然义无反顾地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青春和健康，面对这样的病人，王世俊心中充满崇敬。后来的话我们之间好像就是，因为我们很尊敬他，就知道山里有虎还往山里行，他对这工作就特别地热爱，有了病也无怨无悔，这样的话就很感动我们。尽管王世俊尽了全力，但仍然无法治愈这种慢性病，病人的痛苦促使王世俊把工作重点由临床应用转向了职业病的预防和人才培养。

他有很长的历史故事2

赵大年先生，有名电影编剧、小说家、著名作家。

1992年，一部名为《皇城根儿》的电视剧在北京电视台播出，这部讲述北京城普通百姓的戏在当年引起了不小的观影热潮。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作为北京市民来讲，生活 水平、生活条件不断地变化，而且是迅速变化、社会转型，人呢、思想观念也在转变，《皇城根儿》写的就是这个。《皇城根儿》讲述的是生活在北京一座普通四合院里的老中医金一趟一家人围绕着秘传名药“再造金丹”衍生出的种种故事。这部电视剧立足于小人物的视角，关注的是在改革开放伊始的大潮中、北京城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皇城根儿》从开播便广受老百姓的关注，王志文、许晴等演员也正是通过这部戏更加被老百姓所熟知。这时候商业大潮也来了，思想受冲击，老年人不适应；年轻人呢，要从封闭的四合院出去，出去之后，外面有一些事情也很无奈，写的就是这些，当然是写人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春天，两个中年人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和很多人不同、他们更喜欢钻小胡同走，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作家，一位是陈建功、另一位是赵大年，而他们的目的是在为创作一个剧本搜集素材。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那时候提倡拍室内剧，同时搞三个，一个《渴望》、一个《编辑部的故事》、一个《皇城根儿》。室内剧，成本低，多机拍摄、进度快，这《皇城根儿》呢就按照他这个要求，自己跟陈建功就给他写。这部即将要投入创作的剧本起名叫《皇城根儿》，是因为赵大年一开始就想把视角放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皇城根儿》这名是自己取的，什么意思，皇城、城墙根儿，天子脚下、但是写的是老百姓、北京市民。北京市民是有特点的，这个城市、你看小小的四合院、小胡同儿，藏龙卧虎。赵大年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他的祖上曾经是清朝的王爷，后来家道中落，他自小生长在皇城根儿底下、却从来没有王侯后人的倨傲、深爱着自己作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而说起北京城的历史，他更是能娓娓道来、了如指掌。好多外地的人，包括北京的年轻人，都以为紫禁城就是皇城，不是的。北京是四重城，皇、内，紫禁、皇、内、外四重城，皇城、后来东西两边拆了，南北还在，结果不知道谁改名、改成黄颜色的黄，这个岂有此理，这岂讳皇家那个皇、改成黄颜色的黄，自己也是想就是给这个证明、中国北京是帝都、有皇城，不能说没有皇城。正是因为有着深厚的文化与生活体验，因此、当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开始筹备《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和《皇城根儿》三部电视剧之初，赵大年就成了《皇城根儿》创作团队中的一员。《渴望》就是李晓明一个人写；《编辑部故事》就找六个人一块写；《皇城根儿》那是找我们陈建功和自己两个人写，当时就是说要写个电视剧、并没有说要写《皇城根儿》，这是大伙在一块谈。一块谈呢，自己提出来说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自己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大家又给加盐加醋什么出主意。赵大年所说的这个中篇小说、讲述的就是后来成为《皇城根儿》主角的金一趟的故事。真人、真事，他看病，病人只要来一趟，不要来第二趟，而且他这个看病呢，就那几句话。说你要再来第二趟，就等于当众抽我耳光。对于赵大年来说，把金一趟作为故事的主角并不是仅仅因为自己写过这样一个中篇小说而驾轻就熟，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人物反映北京城的变迁以及这座城市的老百姓们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生活变换的真实写照。《皇城根儿》写的是外部环境变了，北京的老百姓观念也跟着变，有的变得快、有的变得很痛苦，像杨妈就很痛苦、也变不了。自己亲生儿子来接亲娘，回去当老太太供着她不回去，她还顾着这个金家，因为金家她离不开、是她管着，她比姓金的还姓金，观念上、你说写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各式各样的人物。

正是凭借着对老北京城市风情与文化的了解，赵大年把北京城真实的翠花胡同更名为仁德胡同，让老中医金一趟住在这里，他有祖传的“再造金丹”、给名人看过病，每天的工作应接不暇，但是他每星期都抽出一天来给街坊邻居看病，碰到穷苦人还免费义诊。在赵大年的笔下，长女金秀委曲求全苦撑着家庭、义子兼女婿的张全义却有了外遇，小女儿金枝向往外面的世界、成了家教和家规的叛逆者，最后因守在金府的大概只剩下了金一趟本人和那位在金家做了五十年保姆的杨妈。《皇城根儿》这部电视剧以一种神秘的中药“再造金丹”为线索，记述了北京人大踏步前进当中的艰难痛苦，也记录了这个城市和每个人的变化与新生。就这个时代社会转型期，男女老少、思想都在变，有的变得快，有的变得慢、有的变得很好、有的变得很痛苦。赵大年说，皇城根儿下的小胡同里居住着地道的北京老百姓，几十年前这些老百姓的身影就生活在前辈作家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龙须沟》里。而在我们看来，这些植根于北京城胡同文化的鲜活人物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了赵大年创作的《皇城根儿》之中，这同样得益于赵大年从童年时就了解和熟悉的北京胡同文化。这四合院的小胡同的这些故事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自己生活来源，自己是写京味小说的，充满了爱，但是爱它京味文化不等于就不痛苦啊、有很痛苦的事儿。你让北京人放弃一些东西，也很难啊。

其实赵大年并非专业作家，他搞写作完全是半路出家，但他所写出来的那些京味浓厚的人物与故事却源自他童年真实的经历。1931年，赵大年出生在北平一个普通满族家庭，家里祖上曾经出过王爷，但赵大年出生的时候家道早已没落，不过父亲是教授、母亲当小学校长，二人月薪三百多银元，那时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不错，赵大年现在还能回忆起与小伙伴儿们在四合院里嬉戏打闹的场景，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北平失陷。自己小学一年级、六岁暑假，卢沟桥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兵进攻宛平城的炮声自己听见，现在自己也记得，我们住在四合院里、就在北京西城区，老百姓一点防备的办法都没有。自己记得的有两件事儿，一个在窗户玻璃上贴牛皮纸条儿，说这样可以防备碎玻璃伤人，因为那打炮啊；第二个、把冬天，北京老百姓冬天棉的门帘都挂起来说能挡住炮弹的碎片，除此之外、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伴随着“七七”事变时卢沟桥隆隆的炮声，赵大年的父亲提了一只小皮箱、匆匆走出四合院，跟随他任教的大学撤退到南方去了。父亲留下赵大年的母亲来照顾赵大年和年幼的弟弟，此时已经六岁的赵大年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亡国奴的耻辱。学校门口挂了日本国旗“膏药旗”，我们进校门要给它鞠躬，后来很快还来了日本教员，自己那是小学二年级就得去学日语，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自己母亲让自己退学、不上了，她自己是北平三十八小学校长，她们学校也是这个情况，她辞职不干了。自己记得自己妈妈掉眼泪，跟自己说、不当亡国奴，退学在家、妈自己教你。日军侵华战火的日益扩大，北平的形势越发紧张，赵大年最终还是放下了课本。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让赵大年的母亲做出了离开北平的决定。自己母亲带着两个幼儿，自己七岁、自己弟弟五岁，她二十九岁、坐上招商局的轮船到香港，从天津到香港，沿途靠岸，这自己记得很清楚青岛，上海、汕头、然后是香港，靠岸自己母亲带着自己上岸，给自己讲当地特点、什么物产，中国的地大物博，而且结论都是中国不会亡。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小小年纪的赵大年便成了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小难民，跟随着母亲辗转逃难、流离失所，从此儿时的那个温暖的四合院就永远只能在梦中才能相见了。所幸的是赵大年和家人落难重庆的时候，走进了他在动荡岁月中向往已久的净土-南开中学的大门，这是一段影响了赵大年一生的重要经历。正是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成功的基础，那时候他学了许多课堂知识、看了许多杂书，有足够的时间锻炼身体，热心学习音乐、绘画，南开中学让他全面接受了各种教育，“近朱者赤”，赵大年慢慢地在这里成长着。然而就在赵大年以为能够在这些非敌占区自由成长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再次打破了他读书的美好愿望。1944年，日本侵略军在华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日军寄希望通过这场战争打通中国华北到华南以致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大陆交通线来挽救太平洋日军的孤立和颓势。它要打通两条路，一个是粤汉铁路他要打通、一个是湘贵铁路、黔桂铁路它要打通。日军主力由河南等地一路向南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化与倾轧，战斗力极其低下，在日本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日军一路从河南打到广西，军队政府的败退让湘桂地区的老百姓陷入恐慌，纷纷举家南逃。蜂拥而至的难民，挤满了当地的火车站。赵大年在和家人一起逃亡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惨状。车站没有煤了，火车上头都是难民，难民是各式各样的人，怎么办，让难民上山砍柴、砍树，把劈柴拿回来火车烧柴，自来水也没有，难民挑水给火车头加水，然后这火车开。火车呢，车箱里头住满了人，在车顶上也都是人，车箱底下、拿那个绳子捆上铺板也是一层人，用箩筐把小孩吊到窗户外头，这看不见车啊，自己形容它就像一条毛毛虫，浑身爬满了蚂蚁、这样慢慢蠕动。

他有很长的历史故事3

1919年，英国大文豪毛姆来到中国，对他来说，中国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毛姆和朋友走了很远的路，既不留恋沿途的景色，也不抱怨路途的艰辛，只是一路向着北京前进，抵达北京后，毛姆穿过拥挤的世界，走过冷僻的街道，来到一个破旧失修的庭院，终于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著名哲学家，当时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辜鸿铭。

毛姆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小说家，对顾鸿铭非常崇拜，就写了一张条子，让一个熟悉的人给辜鸿铭递过去，说见个面。结果，过了好几天，没有任何反应，毛姆马上明白过来，是自己怠慢了辜鸿铭先生。

于是，毛姆自己亲自去拜访辜鸿铭，后来见面的时候呢，辜鸿铭讥讽的说道：“你们以为给中国人递一个便条，中国人就一定要见你吗？”毛姆激动地看着，他所做的只是暗暗地观察着这位上了年纪的高个子，还有他那细长的灰辫子，辜鸿铭也在警惕的观察着毛姆。

于是，毛姆说了很多恭维的话，这才打消了辜鸿铭的警戒态度，两人从哲学谈到政治，从政治谈到西方文明时，辜鸿铭说西方文明正在无情撕毁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时，他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此时的哲学家已不再有那哲人特有的宁静，他成了一个善变者和斗士。

毛姆知道辜鸿铭其实并没有全盘否定西方文明，而是有所取舍，两个人没有任何真正的交流，却各得其所。但辜鸿铭在讽刺西方文明时表露的快感，以及回首往事时，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哀都给毛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保持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在认识西方文明的弊端上，辜鸿铭，比一般中国人要早得多，这使他在谴责西方，时常有一些尖锐的洞见。

在即将告别时，毛姆希望能得到辜鸿铭的字，辜鸿铭找了一张写满汉字的纸张，送给他毛姆，不懂中文的毛姆，后来请人翻译出来一看，竟然是写给青楼女子的诗，令他哭笑不得。

毛姆后来感慨的说，每当我读到这两首诗，就不免想起和那位哲学家的会面，在那个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他从学贯中西转向读心孔孟，不信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狂热的味道士，一个不识时务的守旧派，但是它在传播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对中国和中国人看法方面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6日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