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故事的开国中将名单(有故事的开国中将)

2023-02-25 21:34:02 技术常识4 干货

【温馨提示】本文共有11316个字，预计阅读完需要29分钟，请仔细阅读哦！

兴国走出的开国中将，受到毛泽东关注的东海舰队首任政委，68岁高龄率队完成人民海军首次远航,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党史博采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故事的开国中将1

文/陈乔桂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组建。海军初创之际，大部分官兵从陆军调入，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原来都是身经百战的陆军战将。康志强就是这样一位由陆上“猛虎”变身沧海“蛟龙”的开国中将。

宁死不肯留在长征路上

康志强原名康世发、康子祥，1912年8月生于江西兴国县崇贤区方太圩青布村（今方太乡青布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那年，兴国燃起土地革命之火，他扛起梭镖打土豪斗劣绅，参加村里少年先锋队活动。1930年7月，红军在兴国招兵，他赶忙找苏维埃政府开介绍信，加入了红军，被编入红1军团12军1纵队2支队3大队当战士。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因作战勇猛过人提升为班长。1932年7月，上级选送他到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军学校”）学习。经8个月苦读，他掌握了初级军事技术和指挥战术，思想水平明显提高。1933年4月，他升任红一方面军新编第6师连指导员。6月，再入红军学校学习。10月，红军学校一分为四，他被分到第1步兵学校即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11月毕业，留校任政治教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中央红军4个学校合编为干部团，康志强任该团2营5连政治教员兼指导员，随队长征。1935年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后，康志强不幸患上疟疾，战友们轮流用担架抬着他行军打仗。身体稍好一点，他就骑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的骡子行军。艰难困苦难以言状，红军前要突破敌重兵阻截，后要摆脱敌大军追击，几乎每天都是战斗和急行军，休息时间很少，伤病员成了沉重负担，他每天在担架或骡背上都心急如焚。3月底，部队南渡乌江时，干部团第2营忍痛决定，给他80块银元做生活费，将他留在当地百姓家养病。他得知这个决定，急得流泪，宁死不肯留下。他找到宋任穷说：“宋政委，我要一起走，从现在起，我不要抬，也不再骑你的骡子，就是爬，也要跟上部队长征。”宋任穷对2营政委丁秋生说，把康志强带上一起走吧，继续将自己的骡子让给康志强。几天后，康志强身体刚有好转，就咬牙坚持徒步行军。历经艰险，他终于逐渐恢复健康。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康志强调任红军大学特科团工兵连指导员。过草地时，工兵连担负红军右路军收容任务，收容掉队伤病员，掩埋牺牲战友。粮食极度缺乏，康志强带领连队以野菜、草根、树皮、皮带充饥，将仅有的一点青稞面留给伤病员，鼓励连队官兵和伤病员勒紧裤带，咬牙坚持，走过草地就是胜利。极端恶劣的环境，夺去不少官兵的生命。与他一同入伍的一位战友走着走着，突然无力地说：“老康，我走不动了。”倒下再也没有起来。一天，康志强看到几名掉队战士靠在一棵树下“休息”，上前催他们上路时，才发现已经牺牲。他强忍悲痛，带着连队掩埋好战友遗体，作好标记，又继续前进。经约一周的艰难跋涉，他终于带着连队走出茫茫草地，胜利完成收容任务。

此后，康志强先后任红1军团2师4团2连指导员、1师1团总支书记、1师1团政委、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科长，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任军团政治部组织科长时，军团政治部主任是邓小平，他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战斗工作学习，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工作能力、理论水平提高很快。

死打硬拼粉碎日军九路围攻

全面抗战爆发后，康志强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队政治大队大队长。1938年春，任第115师344旅689团政委，与团长韩先楚一起，率团随八路军总部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

4月初，日军调集3万余人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动，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地区，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及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此时第689团奉命随第344旅划归第129师指挥。八路军总部决心集中兵力，相机歼敌一路：令第129师和第689团转移至日军合围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待机；令内线部队牵制和逐渐消耗日军；令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以部分兵力配合反围攻作战。

◆新四军9旅旅长韦国清(左)、政委康志强（中）、政治部主任张震球（右）。

至10日，九路日军已有六路被八路军、游击队及国民党军阻滞。另三路进入晋东南根据地腹地，不断遭八路军阻击袭扰，相当疲惫。八路军总部即令第129师和第689团迅速返回根据地武乡以北地区，伺机歼敌。

15日黄昏，入侵武乡县城的日军第117联队及配属特种兵共3000余人，受打击后连夜弃城，沿浊漳河东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决心以4个主力团迅速发起追击，歼灭此敌。遂令康志强、韩先楚所率第689团和第772团为左纵队，第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平行追击，第769团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追击。受领任务后，康志强立即组织全团进行战斗动员，要求官兵充分认清取得这次战斗胜利的意义，坚决打好团队组建以来第一次大仗；党员要冲锋在前，奋勇杀敌，树好榜样。

16日晨，实施平行追击的第771、第772团在武乡以东长乐村将东撤日军1500人截住，迅速分割围歼，战斗非常激烈。已过长乐村的日军1000余人回援，向第772团左翼戴家垴阵地猛攻。防守戴家垴的第10连与10倍于己的日军激战4小时，打退日军多次冲击，一个排全部牺牲，部分阵地被日军占领。危机时刻，康志强、韩先楚率第689团于12时急速赶到，投入战斗。

为夺回戴家垴，康志强、韩先楚指挥部队猛攻。康志强怒目圆睁，挥臂高呼：“同志们，杀敌立功的机会到了，冲啊！”与韩先楚率领官兵冲入敌阵，展开肉搏，夺回了阵地。

日军不甘心失败，从辽县调集1000余人增援，于14时赶到，向第772、第689团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反扑。康志强、韩先楚指挥官兵与日军展开5次白刃格斗。一次，日军冲到离第689团指挥所10余米之处，情况万分危急，康志强、韩先楚临危不乱，带领部队浴血苦战，坚决打退了日军。经反复争夺拼杀，第689团连续打退日军7次疯狂冲锋，保证了长乐村战斗胜利。

刘伯承、徐向前在师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戴家垴战况，看到官兵奋勇冲杀的壮烈场景，非常激动。刘伯承对徐向前说：“你看689团打得多好！真是撼山易，撼689团难！”徐向前说：“打得好！太好了！115师的同志们打得太顽强了！”17时，日军从辽县方向又出动1000余人增援。刘伯承考虑被围日军已大部就歼，而全歼该敌有困难，遂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待机。此战共歼日军2200余人，对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作用。4月16日，刘伯承发布嘉奖令：“689团团长韩先楚、政委康志强及全体指战员：在这次马庄、长乐村战斗中，你们表现出非常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死打硬拼的大无畏的高贵品质，特予以嘉奖。”

为扩大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4月下旬始，康志强、韩先楚率第689团东进冀南、豫北，协同兄弟部队打击日伪，清剿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团队很快由东进时1000余人发展壮大到4000余人，成为第344旅的主力团。

1939年9月，康志强、韩先楚奉命率团再入山西武乡地区，担负八路军总部警卫任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参谋长左权经常到第689团检查指导，康志强学到许多带兵之道。这时盘踞武乡东南襄城的日军经常窜出“扫荡”，烧杀奸无恶不作，康志强、韩先楚决定设计打击该敌。12月底一天，他们预派部队在城郊有利地形设伏，令少数战士装扮成妇女在附近田间劳动，诱敌出城。敌果然上钩，出动30余人向田间扑来。敌进入伏击圈后，伏击部队突然出击，敌猝不及防，乱作一团，纷纷被歼。仅10分钟，战斗结束，除1名日军被俘外，其余全被击毙。朱德称赞：“这一仗抓住敌人弱点，发挥了自己长处，仗虽小，打得很灵活，很巧妙，很成功。”此后不久，康志强、韩先楚又用调虎离山之计，在大池村设伏，歼日军130余人，缴长短枪40余支、小炮2门、子弹1万余发和一批军用物资。康志强、韩先楚从战利品中选出一匹骏马、一把日军指挥刀、一件大衣，派人代表全团送给朱德作纪念。

◆长乐村战斗示意图。

◆1938年4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战斗中，129师386旅部攻入榆社城。

1940年2月后，康志强先后任八路军第2纵队新编第1旅政治部主任、第344旅政委，八路军第4纵队4旅政委，新四军第4师10旅政委、9旅政委兼淮北第三军分区政委等职，率领部队在豫皖苏、淮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对抗日伪军的“扫荡”“蚕食”“清乡”，反击顽军进攻和摩擦，建立和发展了邳县、睢宁、铜山等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因时制宜开展战时政治工作

康志强当干部之初就是政工干部，他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学习政治工作，经无数次战斗磨砺，不但成为率兵驰骋沙场的猛将，而且成为高超的战时政治工作行家。

1945年底，康志强利用战斗间隙，回顾第9旅政治工作，系统梳理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写出1.7万字总结，在旅军政干部会上作报告。报告紧密联系战斗实际，对战前准备、思想动员、战场鼓动、瓦解敌军、民夫工作、战后工作等分别详细阐述。报告列举大量第9旅的战例，理论性操作性很强，获得军政干部普遍好评。这份报告成为第9旅珍贵的战时政治工作教材。

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组建，其第2纵队由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副司令员，康志强任副政委。3月，第2纵队在胶济铁路周村地区休整，康志强着重抓了形势任务教育和开展诉苦、立功、团结互助运动。教育前，他调研了解到，内战开始后，部队从淮北撤到苏北，再撤到山东，而官兵多是苏皖人，很多人不愿远离家乡；有的不满大踏步进退，怕苦怕累怕熬夜行军，认为“拖死不如打死”；随着大量俘虏补入，部队内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为此，康志强组织部队围绕粉碎敌重点进攻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引导官兵认清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认清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认清可能遇到的困难，坚定胜利信心。同时组织部队广泛开展诉苦、立功、团结互助运动，通过倒苦水、挖苦根、团结互助，激发官兵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他还规定要尊重被俘入伍战士，一律称“解放战士”，不准称“俘虏兵”，违者处分。这些措施增强了官兵阶级感情，增进了内部团结，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此后，康志强与韦国清率部参加了孟良崮、胶河、莱阳等战役，为粉碎敌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作出重要贡献。

◆1944年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第二十七团营以上干部在睢宁县古邳镇的合影，右四为康志强。

1948年1月，康志强任第2纵队政委，滕海清任司令员。2月，康志强、滕海清率部挺进苏北。3月，第2纵队出击益林，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全歼敌整编第51师113旅7000余人，生俘少将旅长王匡。到苏北后，在山东补入的官兵因语言、生活习惯不同，与地方接触时，常与群众发生争执、误会，军民关系不够融洽。为此，康志强与纵队政治部主任邓逸凡联名写了《为改善军民关系，给各级政委主任的一封信》，要求部队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执行6条禁令。这些规定有效预防了矛盾，密切了军民关系。

11月，淮海战役打响。在消灭黄百韬兵团的战役第一阶段，康志强、滕海清率纵队担任迂回包围任务，全歼敌第107军，歼第74军、第70军各一部。在消灭黄维兵团的战役第二阶段，康志强、滕海清率纵队先挥师南进宿县以东地区，与兄弟部队一起担负切断李延年兵团和黄维兵团联系的任务。后在郭楼截击杜聿明集团南逃。郭楼是敌南逃要冲，为逃避被歼，敌集中飞机、坦克、大炮猛攻，战斗极其惨烈，阵前尸横遍野。康志强亲临前沿阵地，鼓励指战员严防死守，寸土必争，要求“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第2纵队官兵同仇敌忾，奋勇冲杀，先后击退敌数十次猛攻，粉碎了杜聿明集团突围与黄维集团会合的计划，将杜聿明集团压缩于陈官庄地区。12月16日，进入战役第三阶段，第2纵队在协同兄弟部队严密围困杜聿明集团同时，进行战地休整。康志强和邓逸凡联名下达《政治命令》，要求部队休整期间，“不间断地进行坚守阵地、歼灭敌人的政治动员”，“利用一切空隙时间，结合具体任务，开展敌前学习，解决干部的战术指挥问题”。他组织部队认真学习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评论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广泛开展战场评功庆功、火线入党和前线文艺活动，大力宣扬和表彰英雄模范，有效激发了官兵战斗热情。同时组织一线部队展开政治攻势，用喊话、写信、发传单等方式，瓦解敌军。十余天共有1000余名敌官兵来纵队投降。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康志强、滕海清率纵队首克李明庄，再战范庄、王庄，继而攻占李康楼、地祖庙。10日拂晓，又会同兄弟部队全歼陈官庄敌军。在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中，康志强、滕海清率纵队南追北攻，死打硬拼，转战1200余公里，共歼敌3.6万余人，出色完成作战任务。

1949年4月20日，康志强、滕海清率部参加渡江战役。突破江防后，指挥部队勇猛穿插，大胆迂回，追歼逃敌，先后解放青阳、宣城、余杭、杭州、奉化、温州等城镇，为解放华东作出重要贡献。

在“南昌”舰上迎接毛泽东视察

1949年8月，康志强奉命到华东军区报到。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唐亮对他说：“目前有4个岗位急需干部，一是到第20军任政委，二是到华东军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三是到华东军区海军任政治部主任，四是到党校任校长。你可考虑一下去哪里。”正考虑时，他的老战友、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来到他住处，动员他去海军。于是，他向唐亮表明想去海军的意愿。9月12日，他正式出任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主任。

华东军区海军组建尚不到半年，由三野直属部队4000余人和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的1000余名官兵及40余艘舰艇组成，人员成份和思想都很复杂，要把这样一支队伍建成党绝对领导下的能征善战的蓝色国土卫士，难度可想而知。经一段时间调研后，康志强在张爱萍和其他领导支持下，以主要精力抓了“人”的工作。

他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提出用人原则：“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这后来成为人民海军创建时期的组织原则。这一原则和方案，对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各类人员建设海军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军是技术密集型军种，组建之初，技术干部严重缺乏，如按部就班很难在短期解决。康志强认为，原国民党海军的技术干部，多数有一定爱国精神和进步思想，教育改造后可为我所用。于是规定：凡原在国民党海军服务，不论脱离迟早，不论官佐士兵或职务高低，不论专业，只要愿为人民服务，均可前来登记，经审查后加入人民海军。执行这一政策后，原国民党中的一批技术人员，都加入海军行列，有效缓解了技术人员紧缺的矛盾。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华东军区海军。左起：康志强、陈毅、毛泽东、罗瑞卿、张爱萍。

针对陆军调来人员对掌握海军技术存在畏难情绪、原海军人员不习惯解放军严格的纪律、新入伍的个别青年知识分子怕苦怕打仗等问题，康志强强调政治教育要加强针对性有效性，着重帮助官兵树立克服困难、攻克“文化关”的勇气和信心，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摒弃旧海军的陋习。他自己带头学习掌握海军技术，经常登上舰艇，从舰首到舰尾，从舰面到舱里，察看航海、轮机、火炮等每一战位，走遍每一舱室，走到哪问到哪学到哪，使自己逐渐由“外行”变“内行”。他要求陆军来的官兵热情帮助原海军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提高觉悟，虚心向原海军人员学习专业技术，自觉消除居功自傲观念；对原海军人员，在思想上帮助、政治上信任、生活上照顾，教育他们改变旧思想作风，成为人民海军合格一员。耐心细致的工作，促进了部队团结，为华东军区海军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1953年2月24日，毛泽东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康志强和华东军区领导到南京下关码头迎接。当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介绍康志强时，毛泽东亲切地问：你是江西兴国人吧？康志强答：“是的，主席的记性真好!”毛泽东说：不是我记性好，而是你的口音告诉了我。别忘了，在江西时，我曾7次到兴国调查，写了《长冈乡调查报告》，对兴国的风土人情和口音也略知一二。毛泽东登上“南昌”舰，在舰上和大家亲切交谈。他问康志强：你这个政治部主任也出海吗？康志强汇报自己经常随舰出海。毛泽东听后说：我们国家穷，钢铁少，海防线很长，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过去你们在陆上，要求你们爱山爱土，现在你们是海军，应该爱舰、爱岛、爱海洋。干海军就要不怕风浪，要到大海里去锻炼。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来到“南昌”舰驾驶室，走上指挥台，观看鱼雷快艇表演。当快艇疾速驶过时，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不停地向艇上官兵挥手致意。离开“南昌”舰前，康志强等根据事先商议，恳请毛泽东为海军题词，毛泽东欣然答应，来到雷达房，在小桌上分别为“南昌”“广州”“黄河”舰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此后，康志强始终将毛泽东这一指示牢记心中，作为激励自己干好海军的动力。

1955年9月，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康志强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0月，华东军区海军改称海军东海舰队。12月，康志强任东海舰队政委。

掌舵人民海军最高学府

1963年11月，康志强任海军学院第一政委、院党委第一书记，开始了教书育人的新生活。海军学院组建于1952年，是海军最高学府，主要担负培养海军中高级指挥干部、海军军以上机关参谋的任务。这时学院全面建设已取得一定成绩，但矛盾和问题也不少，在1963年全军军事院校工作检查中受到总参批评。康志强上任后，一面主动与院长谢立全、第二政委雷永通交流沟通，一面深入调查研究，找干部、教员、学员谈心，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在摸清情况、反复讨论的基础上，于1964年3月主持召开学院第三届党代会二次会议，全面总结工作，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方案，较好地统一了干部学员思想。

针对教员队伍不适应教学任务的现状，康志强组织对教员队伍进行调整，将数十名研究能力弱、讲课水平低、年老体弱不胜任授课的教员换下来；报海军首长批准后，组织3个工作组到3个舰队挑选近60名有实战经验、有教学能力的干部当教员，有效提高了教员队伍整体水平。

学院原来有的课程用英美海军教材，有的课程长期没有成型教材。康志强认为英美教材不符合我军实际，学院应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教授人民海军战术思想；应根据海军“空、潜、快”（指航空兵、潜艇、快艇）的建设方针和近海防御的作战任务，借鉴世界各国海军经验，编写自己的成套教材。经一年多努力，到1965年5月，全院完成编写110多种教材，成为教学基本依据，为提高教学质量打下良好基础。

◆1953年，毛泽东视察华东军区海军，在码头与康志强握手。

他还组织业务部门制定完善了整套的教学制度，依靠制度保证教学处于学院各项工作中心位置，保证教学时间、内容、效果落实。他自己经常到课堂听课、与教员、学员座谈，了解情况，掌握各方面需求。学院开办政治工作训练班后，他亲自授课，凭自己丰富的政治工作实践，将政治课讲得符合实际而又生动有趣，深受学员好评。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较好地克服了海军学院原有问题和不足，学院面貌焕然一新，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在总参随后几年的检查中，学院多次受到表扬。

“文化大革命”中，康志强被戴上所谓“三反分子”帽子，一度停止工作，关进“牛棚”。1975年8月，康志强任海军北海舰队第一副政委、舰队党委副书记。1978年5月，任北海舰队政委。1980年1月，北海舰队司令员饶守坤调离，此后近两年舰队司令员缺位，康志强主持舰队全面工作。为实现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海的目标，他决心组织舰队进行远海训练。5月，经军委批准，已68岁高龄的康志强，率领舰艇编队进行远航训练。舰队从青岛出发，连续航行44天。这次训练，打破了中国海军不能远航的论调，使部队初步掌握了远航训练作战的经验，为远航执行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为此，康志强等领导受到邓小平、胡耀邦的接见和肯定。1981年3月，康志强被任命为海军副政委，为保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连续性，组织安排他暂留北海舰队工作，直至8月才到海军上任。

1986年11月，康志强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dangshibocai

有故事的开国中将2

文/张瑞安

聂鹤亭，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从叶挺独立团走出的开国将军。他长期担任参谋长工作，多谋善断，协助主要领导指挥过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1956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一、聂鹤亭放弃“体育救国”的抱负，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1905年10月，聂鹤亭生于安徽省阜阳县聂老村（今属阜南县）一个殷实之家，不幸家道中落。后在亲戚资助下，考入皖江专科师范学校体育系。读书期间，他阅读了《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书刊，深受革命进步思想影响。1921年，聂鹤亭参加了反对军阀的斗争，但由于黑暗势力的互相勾结，残害学生的元凶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了官。严酷现实使聂鹤亭认识到：无论“体育救国”还是“读书救国”都行不通，要想真正救国救民，就必须与中外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为此，他相继参加了抵制日货、反对曹锟贿选、五卅运动等爱国运动，遭到军阀通缉。1926年11月，中共秘密组织安排聂鹤亭协助共产党员蔡晓舟发动了吴山庙暴动，尽管失败了，却沉重打击了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后来聂鹤亭被派往叶挺独立团工作，被安排到第2营担任排长。12月下旬，许继慎营长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叶挺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4月19日，聂鹤亭随第73团由武汉出发，向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下的河南进军。

5月，聂鹤亭在河南参加进击奉军的上蔡、东西洪桥、临颍、许昌、新政等战斗。在东西洪桥战斗中，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部队在奉军反扑时向后撤退，聂鹤亭对排里战士们说：没有上级命令，我们一步也不能退却！在临颍战斗中，他带领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率先冲过护城壕。他的英勇表现受到上级嘉奖，旋即晋升为中尉军衔。

南昌起义爆发后，聂鹤亭所在的第73团与第75团3个营、第74团机枪连一道，在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的指挥下，以“打野外”为名，摆脱了张发奎的控制，参加了南昌起义。聂鹤亭带领全排执行警戒九江方向张发奎部队突袭的任务。8月3日，起义部队陆续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途中遭遇强敌拦阻。为打破敌人围堵，起义部队向敌人发起猛攻，第73团奉命攻打寨崠，激战中，第2营6连连长负伤，聂鹤亭在火线被任命为第6连连长，他带领全连向钱大钧部勇猛攻击，会同其他部队歼敌6000余人。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起义队伍仍遭受很大损失，为保存实力，决定停止攻敌，追赶起义军主力。10月7日，朱德在饶平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向东北方向转移，在闽粤赣边界地区寻找立足点，聂鹤亭出席会议，并赞同朱德的主张。部队进入福建后，钱大钧部衔尾紧追，17日，聂鹤亭率第6连与兄弟部队一起，将追兵击溃。

12月初，中共领导机关派聂鹤亭去广州参加酝酿中的广州起义。到达广州后，他被安排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官教导团。11日凌晨2点，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起义领导人来到军官教导团，任命各级指挥员，布置战斗任务，聂鹤亭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参谋。起义爆发后，聂鹤亭随总指挥叶挺率军官教导团主力向驻广州市郊沙河镇的国民党军1个步兵团和1个炮兵团发起攻击，将敌击溃，俘敌600余人，缴获武器众多。

在广州起义的军事行动中，军官教导团、警卫团由起义军总指挥部指挥，工人赤卫队则由赤卫队总指挥部指挥。为统一军事指挥，叶挺派聂鹤亭充当两个总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员，他积极奔走，加强军事行动协调，为广州起义的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8年春，聂鹤亭被调中共东江特委，担任特委下设的东江军委教导营营长，粉碎了李济深部对海陆丰苏区的“围剿”。1929年9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驻守在海陆丰的李济深部大部调走参战，形势对我极为有利。中共海陆惠紫特委决定重建红军，为培养军政干部，决定创办训练班，聂鹤亭担任军事教官。他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既教练军事技术，又讲授基础战术，切实提高了学员的军事素质。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优秀的红军指战员。

二、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聂鹤亭的经历，勉励他放手工作，发挥军事骨干作用

1930年3月初，聂鹤亭来到江西，在寻邬、会昌一带遇到红4军第3纵队，参谋长林野派出一支小部队，护送他到达红4军前敌委员会所在地江西兴国。聂鹤亭将组织介绍信交给前委机关。前委书记毛泽东听说党中央派来一位军事干部，当天就亲切接见了他，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聂鹤亭的经历，并向他介绍了苏区形势，勉励他放手工作，发挥军事骨干作用。3月16日，红4军攻打赣州遭遇国民党军第12师第35旅及地主武装数千人顽抗，伤亡严重。聂鹤亭认为赣州地形对攻方极其不利，建议停止强攻。此建议被采纳，红4军撤出战斗。聂鹤亭的军事才干受到上级重视，6个月后，他被提升为红4军第12师第35团副团长。

11月，聂鹤亭率部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作战胜利结束后，聂鹤亭被任命为红4军第11师第33团团长。1931年4月，他率领第33团投入第二次反“围剿”作战。5月16日，江西吉安东南的富田战斗打响，聂鹤亭奉命扼守观音崖，国民党军第28师猛攻我第33团阵地，企图打开突破口。聂鹤亭指挥全团浴血奋战，守住了阵地，为配合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第28师和第47师第1旅提供了有力支撑。7月，聂鹤亭率全团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与其他部队一道连续获得莲塘、良村、黄陂战斗的胜利。在高兴圩激战中，聂鹤亭右臂中弹负伤，坚决不下火线，经简单包扎后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朱德总司令命令停止进攻，才率团撤出战斗。

◆聂鹤亭任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参谋长时期留影。

1932年4月，聂鹤亭调任红1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作战科是司令部的核心，是配合军团首长实施作战指挥的重要部门，有关作战的部署、命令、指示、电报及重要的敌情通报，都由作战科承办。聂鹤亭肩上的担子很重，在1933年2月至3月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侦察、分析国民党军军情，制定、修改作战计划，确保了红1军团作战行动成功。9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不久，红1军团参谋长徐彦刚调走，聂鹤亭一度负责红1军团司令部的全盘工作，直到新任参谋长毕士悌到职。

由于“左”倾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第五次“围剿”，被迫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聂鹤亭任红1军团第1师参谋长，他协助李聚奎师长、赖传珠政治委员指挥第1师，与第2师紧密配合，攻占赣南的新田，抢占桃江渡口，接连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进入湘南。黎平会议作出开辟川黔边根据地的决议后，12月底，红1军团令第1师迅速抢占乌江渡口回龙场，聂鹤亭率第1团参加行动。1935年1月1日，部队到达渡口后，聂鹤亭立即组织工兵架设浮桥，但因乌江水流速度很快，浮桥没有架成，遂利用竹筏成功地强渡乌江，歼灭了对岸守军。

◆聂鹤亭（右1）长征抵达陕甘宁后，在宁夏预望堡合影。

遵义会议期间，聂鹤亭调回红1军团司令部，再任作战科科长。从1月中旬到6月中旬，他在四渡赤水、北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等行动中，在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领导下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仅电报稿就起草了200多份。

长征胜利结束后，聂鹤亭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一科科长。1936年2月，聂鹤亭随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到黄河沿岸勘察，选定东征作战的渡河点。随即，他又陪同林彪、徐海东在渡河点看地形，制定红一方面军的渡河作战计划。东征战役打响后，聂鹤亭在叶剑英领导下协调左路军和右路军的行动；在3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划分为左、中、右路军后，继续协调左路军和右路军的行动，并协助叶剑英直接指挥中路军作战。4月，晋绥军反扑逼近红一方面军直属队所在地石楼和黄河渡口，聂鹤亭奉叶剑英命令组织中路军主力在石楼城以北堵住晋绥军，缓解了黄河渡口的压力。

三、叶挺向党中央提议，调聂鹤亭到新四军工作，毛泽东征求了聂鹤亭的意见后，随即批准同意

抗战爆发后，聂鹤亭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一些重要的作战命令、敌情通报，聂鹤亭都亲自起草。为加强参谋部机关的建设，聂鹤亭主持制定了《军委参谋部组织工作》的文件，经中央军委参谋长萧劲光审批后下发部队实施。在参谋部工作期间，聂鹤亭几乎天天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请示、汇报，在中央领导的指点下，聂鹤亭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都有很大提高。12月25日，新四军成立，因急需干部，叶挺向党中央提议：希望调聂鹤亭到新四军工作。毛泽东征求了聂鹤亭的意见后，随即批准同意。

1938年3月，聂鹤亭被派往新四军第4支队驻地湖北黄安七里坪，开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方毅担任班主任，聂鹤亭任学员总队总队长，训练班共举办了5期，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培养了急需人才。中共湖北省委在应城创办“农村合作训练班”，以培养爱国青年和进步学生，聂鹤亭多次前往应城，为训练班学员讲授军事课。

1938年10月，又回到八路军的聂鹤亭担任冀中军区第4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4军分区位于冀中东北部，辖河间、大城、任丘、文安、新镇、雄县、新城等地，距天津较近，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日军急于控制这一地区。11月，日伪军出动6000余人，对大清河以北的雄县、新城、霸县、容城、固安等地区发动了第一次“围攻”，企图将大清河以北的抗日武装迫退至大清河以南。聂鹤亭协助孟庆山司令员、王紫峰政治委员，指挥6个团与第3、第5军分区部队协同作战26天，粉碎了日伪军的“围攻”，但日伪军不死心，于12月下旬，调动1500余人发动第二次“围攻”，聂鹤亭协助司令员指挥部队与第2军分区密切协同，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取得反“围攻”作战的重大胜利。

◆1939年5月，聂鹤亭（左）与王平在河北完县（今顺平）清醒村合影。

1939年8月，中央军委电令：任命聂鹤亭为晋察冀军区参谋长。他刚刚到职，日军2万余人就对晋察冀边区发动了“肃正作战”第3期作战。聂鹤亭协助聂荣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120师师长贺龙指挥作战，粉碎了日军“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企图，取得了雁宿崖、黄土岭、五丈湾、北高洪口等战斗的胜利。11月7日，在黄土岭战斗中，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被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击毙。

1940年8月8日，八路军总部要求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破袭平定县（不含）以东至石家庄段正太铁路和元氏以北至卢沟桥段的平汉铁路。聂荣臻要求聂鹤亭和军区副参谋长唐延杰拟制作战命令。聂鹤亭、唐延杰连夜忙碌，起草了《军区战役详细部署命令》和《破袭平汉铁路的指示》，以聂荣臻、聂鹤亭、唐延杰的名义发给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开战前夕，为深入了解敌情，聂鹤亭与侦察科科长罗文坊带着几位参谋化装成老百姓，在内线的协助下进入井陉矿区进行侦察，弄清了守矿日伪军和矿警的兵力配置、活动规律。战斗打响后，聂鹤亭在井陉和娘子关之间的大台顶上具体指挥各纵队作战，对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和第4旅团展开攻击。经过两天的激战，作战部队迅速攻占井陉矿区。

◆1940年8月，聂鹤亭（左2）与舒同（左1）、聂荣臻（左3）、杨成武（左4）合影。

在作战中吃了亏的日军发起了疯狂反扑，聂荣臻、聂鹤亭、唐延杰于8月27日发出电报指示，调整了作战部署。9月2日，他们联名下达盂北作战命令。针对正太铁路线以北的日军大部被抽调到正太铁路线以南实施增援的情况，聂荣臻、聂鹤亭、唐延杰将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主力分成西路军、中路军和北路军，全力在晋东盂县周围和寿阳以北地区拔除日伪军据点，平毁公路。为配合此次作战，聂荣臻、聂鹤亭、唐延杰还给冀中军区发去电报，要求冀中军区部队“彻底破坏一切公路及尽可能的继续破坏铁路交通，用一切方法夺取某些深入之敌据点”。

盂北作战历时6天，收复会里、上社、下社、关头、西烟等6个据点，歼灭日伪军200余人；配合作战的冀中军区部队攻入平汉铁路线上的高碑店等车站，炸毁火车机车一辆、车厢49节。

1945年4月中旬，聂鹤亭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工作，随即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

四、解放战争中，相继担任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等重要职务，为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胜利结束后，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调整了战略部署，决定从各解放区抽调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进入东北。10月，聂鹤亭随大部队到达沈阳，11月，担任松江军区司令员。1946年3月，国民党军分三路沿中长铁路北犯，大举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党中央致电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指示：“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按照中央的指示部署，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命聂鹤亭率部承担解放哈尔滨的任务。当时哈尔滨城内有伪军和土匪武装近万人，4月28日，聂鹤亭率松江军区6个团、北安军区1个团，在第359旅的配合下，一举解放了哈尔滨，俘虏伪军和土匪5000余人，其余残匪3000多人溃散。

哈尔滨解放后，东北民主联军决定设立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聂鹤亭任司令员兼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此时，哈尔滨的特务、残匪为配合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活动十分猖獗，暗杀、爆炸、抢劫等案件时有发生。聂鹤亭不避危险，照常出席群众集会，到处检查工作，以安定民心。他指挥卫戍部队逮捕了“国民党中央先遣军第五战区”总指挥曹兴武，镇压了“国民党东北四省敌后工委”煽动的暴乱。他还委派得力干部组建军警联合稽查处，打击特务破坏，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整顿入城部队纪律，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哈尔滨的社会秩序。

1947年8月，聂鹤亭被任命为辽吉军区司令员。1948年1月，为迅速扩大主力部队，东北野战军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召集吉林、牡丹江、松江、合江、龙江、嫩江、辽吉7个军区的领导人开会，商讨二线兵团第一批独立团的训练和编制，第二批独立团的组建及前线军区的作战任务等问题。聂鹤亭参加了会议，他向罗荣桓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按规定时间补足第一批独立团的兵员，完成训练任务后补充给主力部队。会后，聂鹤亭下大力抓了这项工作，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辽吉军区共组织21个独立团、5.2万余人补充给了野战军。5月下旬，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攻打长春的外围战，聂鹤亭调辽吉军区所属独立第10师参加战斗，在飞机场歼灭国民党守军2个营，随后，独立第10师与其他部队担负对长春的围困作战任务。

7月，为适应即将展开的东北国民党军决战的需要，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辽吉军区与辽宁军区合并为辽北军区，聂鹤亭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9月，辽沈战役发起后，辽北成为主要战场之一，数十万解放军指战员途经或驻扎辽北。聂鹤亭参与领导繁重的战勤工作，支援野战军各纵队作战。

平津战役结束后，1949年3月11日，东北野战军改称为第四野战军，聂鹤亭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5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与中原军区合并，改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政治委员，聂鹤亭任副参谋长。这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已胜利地渡过长江，解放了武汉。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急令其所部撤至湖南长沙以北、以东和江西南昌以西地区布防。针对敌情，聂鹤亭协助首长研究制定了继续南进的作战方案并上报中央军委。6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你们各军到齐休整一段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之线，再作一个月休整，而在路上只作某些必要的小休息。”

6月18日，聂鹤亭到达武汉后不久，就参与指挥了宜（昌）沙（市）战役和湘赣战役。其中，宜沙战役歼灭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1.5万余人，湘赣战役歼白崇禧部4600余人，解放了鄂西、赣西、湘东共39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切断了宋希濂部与白崇禧部的联系，打开了进军湘西的大门。7月下旬至8月底，聂鹤亭参与指挥赣西南追击作战，歼国民党军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方天所部8000余人，解放江西全境，为进军广东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至11月，聂鹤亭参与指挥了衡宝战役、广东战役和广西战役。其间，于11月1日，随林彪、谭政、萧克由武汉南进至湖南衡阳，抵近前线实施指挥。这几个战役，由于认真贯彻了中央军委关于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成功地将国民党军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主力歼灭。

五、要形成学业务，学技术的风气，不能以“大老粗”为荣，不能永远“外行领导内行”

1950年9月，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成立，许光达担任司令员，聂鹤亭为副司令员，分管部队的组织编制和技术建设。装甲兵是陆军中以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为基本装备的战斗兵种，机械化程度高，合成性强，是陆军的重要突击力量。聂鹤亭深知装甲兵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决心为装甲兵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向中央军委表态：“愿意和许光达同志共同把建设装甲兵的大旗扛起来。”

为改变中国装甲兵的落后面貌，许光达提出“三年内使我们拥有1000辆坦克”的设想，聂鹤亭积极支持，他为编练基地、修理基地及器材中心仓库的选址、定编做了大量工作，多次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11月，从苏联购进的360辆坦克、40辆自行火炮运抵中国后，聂鹤亭为将这批坦克和自行火炮顺利装备部队，并在短期内能够投入朝鲜战场参加实战，花费了许多心血。

聂鹤亭不安于外行领导内行的现状，为精通装甲兵不断发展的装备，他向苏联专家、院校教员、技术人员乃至普通坦克兵战士求教。应聘到装甲兵的几任苏军顾问——切尔卡斯基少将、马雷金少将、基里钦科中将，都被聂鹤亭视为老师，聂鹤亭与他们建立了深厚友情。经过几年钻研，他基本摸透了各种装备的性能。1954年1月，在陪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参观装甲兵某师时，他将苏联制造的T-34型坦克与美国制M4式坦克的性能作了全面对比，并详尽地介绍了苏制CY-76自行火炮的性能，给在场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在许光达、聂鹤亭等的辛苦努力下，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规模不断扩大，至1955年初具规模，组编为坦克师、机械化师、独立坦克团、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形成了直属统帅部和军区建制的独立坦克部队、军以下部队建制的队属坦克部队。

1961年4月，聂鹤亭被任命为工程兵副司令员，分管后勤工作。上任后，他马不停蹄，陪同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视察洛阳第二工程兵学校和驻陕西的工程兵部队，就部队建设作了深入调查研究。

◆1959年国庆10周年合影，前排左起：孔石泉、袁渊、聂鹤亭、莫文骅、邓逸凡。

1962年9月，聂鹤亭在福建厦门主持工程兵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他在观摩遥控爆破舰艇试验后，提出：此项试验还应考虑到渡海作战的需要，经验交流会结束后，他又赶到安徽，视察工兵仓库、舟桥团，还到造船厂了解工程兵器材的生产情况。对这些单位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难，以及如何解决，聂鹤亭写了详细报告并报上级单位，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协调解决了相关问题。

1963年8月，聂鹤亭到上海参加工程兵科研成果定型会议和条令会议。他在会议上讲话说：领导干部不能犯主观主义，不能搞长官意志，要尊重科研人员、技术人员的意见；要形成学业务，学技术的风气，不能以“大老粗”为荣，不能永远“外行领导内行”，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聂鹤亭生活俭朴，家中陈设简单，床单、被褥补了又补，一套衣服一穿就是多年。但对烈士亲属子女，却非常慷慨。全国解放后，他想方设法和牺牲战友的亲属取得了联系，在经济上补助他们，按时寄钱给烈士遗属。在思想上关心他们的进步，他曾给烈士周传业的妹妹写信说：“要不计个人得失，为党和国家的事业着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革命者永远是光荣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聂鹤亭受到冲击和迫害，遭受了不公正待遇。1971年3月13日，因突发心肌梗塞，聂鹤亭病逝于北京，享年66岁。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

转载请联系《党史博采》

侵权必究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dangshiboc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