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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位星二代名人的爸爸是摇滚巨星！丽芙泰勒、《魔兽》导演的爸爸超有名,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ETtoday星光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西方有什么父子的故事1

文／妞新闻

父亲节刚过没多久，尽管西方的父亲节日期与台湾不尽相同，但还是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西洋娱乐界的亲情。娱乐界承继父业的人还不少，但子女颇具知名度且父亲又是乐坛巨星的例子就没那么多了。像今年两位当红好莱坞女星莉莉柯林斯（Lily Collins）和柔伊克拉维兹（Zoe Kravitz）都有位摇滚巨星老爸，光看姓氏就觉得特别强大。丽芙泰勒、史黛拉麦卡尼、诺拉琼丝、麦莉的父亲又是谁？以下就来介绍老爸是摇滚巨星的10大西洋娱乐、时尚界名人。

莉莉柯林斯

父亲：菲尔柯林斯

这两年因为主演美剧《艾蜜莉在巴黎》而大红的莉莉柯林斯，其父亲是英国传奇摇滚巨星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菲尔柯林斯的第二任妻子是美国人，两人有一位女儿就是莉莉柯林斯，后来在莉莉柯林斯6岁时离婚。这对夫妻离婚的原因是菲尔柯林斯曾二度外遇，最终他须付给前妻1700万英镑的天价赡养费。莉莉柯林斯是在英国出生，父母离婚后搬去洛杉矶与母亲同住。

菲尔柯林斯是前卫摇滚乐团创世纪（Genesis）的鼓手兼主唱，其单飞生涯也相当辉煌，全球销售量是惊人的1亿5000万张。他也是英国最富有的音乐人之一，且是全球第二有钱的鼓手，仅次于披头四（The Beatles的林哥史达（Ringo Starr）。而莉莉柯林斯则曾被媒体评选为全球最美的女人之一，她生于1989年，那年她老爸正如日中天，有〈Two Heart〉、〈Another Day in Paradise〉这两首歌登上全美冠军。

这对父女最有趣的连结是1999年迪士尼动画《泰山》的主题曲〈You'll Be in My Heart〉，这是菲尔柯林斯的另一首经典，他亦凭这首歌拿下奥斯卡奖。其实这首作品是菲尔柯林斯写给当年才10岁的莉莉柯林斯的摇篮曲，在《泰山》当中刚好用在展现母爱的片段。莉莉柯林斯曾表示小时候常与父亲一起看迪士尼节目与电影，对她来说这首歌别具意义。

柔伊克拉维兹

父亲：蓝尼克罗维兹

今年因为在电影《蝙蝠侠》当中饰演猫女爆红的柔伊克拉维兹也有位摇滚巨星老爸蓝尼克罗维兹（Lenny Kravitz），母亲则是演员丽莎博内特（Lisa Bonet）。她的父母在她5岁时离异，母亲多年后与「水行侠」杰森摩莫亚（Jason Mamoa）结婚。而蓝尼克罗维兹是音乐界的大人物，曾连续四年获得葛莱美奖最佳摇滚男歌手，至今仍是拿下最多这奖项的纪录保持者。

他曾有首歌〈Flowers For Zoe〉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就是写给当时2岁的柔伊克拉维兹的摇篮曲。他也曾演过电影，和女儿一样都有与珍妮佛劳伦斯（Jennifer Lawrence）合作的经验，他是在《饥饿游戏》系列与小珍妮佛合作过，女儿则是一同出演过《X战警：第一战》。

丽芙泰勒

父亲：史蒂芬泰勒

摇滚巨星的女儿似乎都很貌美，摇滚天团史密斯飞船（Aerosmith）的主唱史蒂芬泰勒（Steven Tyler）的女儿丽芙泰勒（Liv Tyler）又是一例。史蒂芬泰勒所领军的史密斯飞船是美国史上最畅销的硬式摇滚乐团，他本人则有「尖叫恶魔」的称号。尽管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有位貌美的女儿丽芙泰勒，但其实丽芙泰勒本人是在10岁才发现自己的生父是这位鼎鼎大名的史密斯飞船主唱。

在此之前，她的养父是另一位知名摇滚歌手托德朗德格伦（Todd Rundgren），由于丽芙泰勒出生时她的母亲是与托德朗德格伦在一起，且史蒂芬泰勒当时有很严重的毒瘾，因此便让托德朗德格伦作她的养父。丽芙泰勒与父亲关系密切，她16岁时出演史密斯飞船〈Crazy〉一曲的音乐录影带，当时她已拍过潘婷洗发精的广告。

1998年她主演灾难钜片《世界末日》，在片中饰演布鲁斯威利（Bruce Willis）的女儿。而这部片的经典主题曲〈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正是由史密斯飞船所演唱，并成为该团唯一一首全美冠军单曲。其实这首歌原本是要找另一支天团U2来唱，但后来因为丽芙泰勒担任女主角的关系，顺势由史密斯飞船来诠释这首金曲。

麦莉

父亲：比利瑞塞洛斯

14岁就因为演出迪士尼电视剧《孟汉娜》红遍全球的麦莉（Miley Cyrus），其父亲是知名乡村歌手比利瑞塞洛斯（Billy Ray Cyrus），比利瑞塞洛斯1992年的首张专辑《Some Gave All》全球大卖超过2000万张，至今仍是史上最畅销的男歌手出道专辑。2019年他和纳斯小子（Lil Nas X）合唱的〈Old Town Road〉更蝉联19周单曲冠军，打破美国史上连霸最久的纪录。

麦莉8岁时就跟父亲说想成为演员，于是她开始上演员与歌唱的训练课程，后来麦莉担任《孟汉娜》的主角，比利瑞塞洛斯在剧中也饰演麦莉的父亲。麦莉与父亲感情深厚，两人也常在音乐上有所合作，包括〈Ready, Set, Don't Go〉、〈Butterfly Fly Away〉、〈Angels Protect This Home〉等单曲，麦莉则有首歌〈Inspired〉是在描述童年与父亲的美好回忆。她曾表示最喜欢父亲的一首作品是〈Achy Breaky Heart〉，这首歌是比利瑞塞洛斯早期最知名的单曲。

雷度福

父亲：贝瑞高迪

雷度福（Redfoo）与侄子斯盖布鲁（Sky Blu）所组成的笑本部（LMFAO）曾经在2010年代初期红极一时，成功打造〈Party Rock Anthem〉、〈Sexy and I Know It〉这两首全美冠军单曲，雷度福的个人单曲〈New Thang〉在台湾也相当受欢迎。雷度福本名史蒂芬高迪（Stefan Kendal Gordy），别看他总是一副不正经的样子，他的老爸可是创办摩城唱片（Motown）、孕育出无数黑人巨星的传奇人物贝瑞高迪（Berry Gordy）。

电影《梦幻女郎》当中，杰米福克斯（Jamie Foxx）所饰演的角色就是以贝瑞高迪为蓝本，至上女声合唱团（The Supremes）、马文盖（Marvin Gaye）、史提夫汪达（Stevie Wonder）与杰克森五人组（The Jackson 5）等传奇巨星当年都是由他所签下。贝瑞高迪共有8个小孩，雷度福则是他最小的儿子。

诺拉琼丝

父亲：拉维香卡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爵士天后诺拉琼斯（Norah Jones）的父亲是印度西塔琴传奇大师拉维香卡（Ravi Shankar）。诺拉琼斯的本名Geethali Norah Jones Shankar颇为印度化，但她其实跟父亲的关系不亲，她7岁那年父母离异，之后便跟母亲同住，且从小就很少见到父亲，后来还从母姓琼斯。

拉维香卡最传奇的事迹是教披头四成员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如何弹西塔琴，他的西塔琴弹奏技巧影响了60年代的摇滚乐，包括披头四的〈Norwegian Wood（This Bird Has Flown）〉、〈Tomorrow Never Knows〉和〈Across the Universe〉，滚石乐团的〈Paint It Black〉、伯兹合唱团（The Byrds）的〈Eight Miles High〉及门户乐团（The Doors）的〈The End〉都可以听到响亮的西塔琴乐音，最后甚至衍伸出Raga Rock的乐种。

诺拉琼丝对于两人的关系一直都很低调，因为她曾表示不想以「拉维香卡的女儿」闯出名号，后来她也的确凭一己之力成为一代爵士天后。尽管与父亲关系疏远，但诺拉琼丝还是在2000年代后期去印度新德里找了父亲，并待了一段时间，且写下一些作品收录在《The Fall》专辑里。在拉维香卡2012年过世后不久，诺拉琼丝首次到印度三个城市办演唱会，因为这是她父亲生前想要她做的事，可说是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史黛拉麦卡尼

父亲：保罗麦卡尼

麦卡尼（McCartney）这个姓氏实在太强大了，看到这姓氏很难不会想到披头四成员保罗麦卡尼（Paul McCartney），而知名服装设计师史黛拉麦卡尼（Stella McCartney）就是保罗麦卡尼的女儿。保罗麦卡尼单飞后与妻子琳达麦卡尼（Linda McCartney）共组羽翼合唱团（Wings）。其团名的灵感就是来自史黛拉麦卡尼。由于史黛拉出生的过程相当艰辛，保罗麦卡尼当时祈祷小孩能在「天使的羽翼」上顺利产下，后来便取了「羽翼」这个团名。

史黛拉麦卡尼从小就对服装设计相当有兴趣，13岁就设计了一件夹克，后来她拜父亲的御用萨佛街裁缝师爱德华塞克斯顿（Edward Sexton）为师，并逐渐闯出名号，她曾设计过玛丹娜婚礼的服装，担任过Chloé的创意总监，并长期与adidas联名合作。保罗麦卡尼〈Dance Tonight〉的音乐录影带当时会找来娜塔莉波曼演出，就是史黛拉的建议，另一支有娜塔莉波曼出演的音乐录影带〈My Valentine〉最初也是由史黛拉所构想，可见史黛拉对父亲后期的作品产生不少影响。

邓肯琼斯

父亲：大卫鲍伊

知名导演邓肯琼斯（Duncan Jones）的父亲是传奇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大卫鲍伊本名是大卫琼斯（David Robert Jones），因此可看出邓肯琼斯是从父姓，他曾执导过《2009月球漫游》、《启动原始码》与《魔兽：崛起》等知名电影。

而大卫鲍伊有首1971年的歌叫〈Kooks〉就是写给当时刚出生的邓肯琼斯，另一首同年的经典〈Changes〉也是受到当时他人生诸多转变所启发，这些转变包括了他要为人之父，成为邓肯琼斯的父亲。大卫鲍伊晚年有首歌叫〈Where Are We Now？〉，歌名被认为呼应邓肯琼斯的作品《2009月球漫游》开头的台词，这段台词也有讲到「Where Are We Now？」

安立奎

父亲：胡立欧

拉丁天王安立奎（Enrique Iglesias）的父亲是欧洲天王级歌手胡立欧（Julio Iglesias），两人的成就实在难分高下，因为都太成功了。年轻时的安立奎并不想靠父亲给予的姓氏出名，而是想靠自己建立名声，因此他不让父亲知道自己有志于成为一名歌手，且刻意将名字改为安立奎马丁尼兹（Enrique Martinez）后把试唱带寄给唱片公司，并称自己是来自瓜地马拉（实际上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出身于西班牙），以避免让人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胡立欧，这样还是拿到了一张唱片合约。当然最终大家都知道他是胡立欧的儿子了，后来也成为乐坛巨星。他2002年的作品〈Quizás〉讲的就是他与父亲之间紧张的关系。

夏绿蒂甘斯柏

父亲：赛吉甘斯柏

曾荣获坎城影展影后的法国女星夏绿蒂甘斯柏（Charlotte Gainsbourg）也有一个强大的姓氏，他的父亲赛吉甘斯柏（Serge Gainsbourg）被公认为法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歌手之一，不少英语系国家的知名乐团都受到他的启发。夏绿蒂甘斯柏14岁时与父亲录制了单曲〈Lemon Incest〉，由于歌词让人引发恋童的联想让这首歌极具争议，也让她父亲当时受到强烈的批判。

夏绿蒂甘斯柏15岁发行的首张专辑《Charlotte for Ever》歌曲大部分都是由父亲所写，她的第二张专辑则时隔长达20年后才推出，而她的第5张专辑《Rest》则是受到父亲的死亡所启发。由于夏绿蒂甘斯柏的父亲名气太大，许多人看到她就会联想到她父亲，例如《灵魂的重量》的大导演阿利安卓岗札雷伊纳利图当时会找夏绿蒂甘斯柏来演出，是因为他是赛吉甘斯柏的粉丝。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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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什么父子的故事2

（1）最早到美国打工的越南人

根据有记录的文字记载，第一个来美国的越南人，是一个名叫“阮达他”的厨子。1912年，阮达他从纽约寄了一封信到法国殖民地安南（今越南）。这封家书引人关注，是因为阮达他另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叫“胡志明”—— 当时年仅21岁的胡志明，在一艘法国轮船的厨房谋得一职。

后来的历史已经众所周知：胡志明，因为领导顽強抵抗日本人、法国人，还有美国及其盟友的越南独立与统一战争而名扬天下。

胡志明写信的目的是要给父亲寄钱。他的父亲是法国殖民地安南的一名地方官员，不久前丢了工作，断了收入来源。因为父亲供职于法国殖民政府，胡家家境一度还不错，属于中产阶级，胡志明因此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安南，胡志明看不到前途，他决心拓宽视野，到海外看看。

那个时候的越南，很多人受雇于轮船、旅馆、歺厅和工厂。胡志明选择了遍布世界的法国轮船。偏居一隅的越南人，就是这样被法国轮船与全球劳工市场连接起来。胡志明跟着法国轮船，一边工作，一边旅行，全世界游荡了8年；他在大多数时间当厨子或者面包师，甚至洗碗打杂。胡志明先后到过法国、英国，然后美国……

胡志明“美漂”期间留下的记录并不多，所以这封纽约来信实属难得。胡志明全球旅行时经常使用不同的名字，他的雇主，也很少保留与他有关的信息。这不奇怪，一名小厨子，谁会在意他？

然而，胡志明在波士顿市逗留期间却例外。他曾经在波士顿市一家名叫帕克豪斯的酒店任厨师。帕克豪斯酒店最著名的旅客，包括英国作家查尔斯·迪更斯，刺杀林肯总统的刺客约翰·布斯。

帕克豪斯酒店有两道美国东部著名招牌饮食：“波士顿奶油馅饼”、”派克宾馆面包卷”。胡志明虽然強烈反对法国殖民越南，但是他从法国人那里学了一手法兰西烘焙技术。身为糕点师傅的胡志明，是帕克豪斯酒店得心应手的面食厨师。1911年至1913年间住过这家酒店的旅客，一定吃过胡志明制作的特色美食。

胡志明为自己在帕克豪斯酒店的工作感到骄傲，他特意给远在法国的一位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提到他在帕克豪斯酒店的情况。

糕点师傅胡志明

1917年，胡志明离开波士顿，又到法国、英国住了一些日子，然后重新回到美国纽约。他先是受雇于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富裕家庭，后来又到了大众汽车公司的一个工厂工作。历史学者这样描写胡志明这个时期的生活：他“与朋友一起去中国城溜达，敬畏地凝视着曼哈顿的高天大楼。亚洲移民在美国看上去享有平等权利，似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在纽约期间，胡志明出于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专程前往曼哈顿的哈林区，聆听黑人民族主义政治家马科斯·加维的演说。胡志明深受感动。他回忆这段经历时称，全世界黑人所处的困境令其感触颇深。美国过去历史的很大一部分不受人待见。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叙事，主要是抵抗大英帝国这个外国強权（因此独立宣言的大部分篇幅都着重于遣责英国国王）。胡志明感言，如果有一个国家成为另外一个殖民地弱者的榜样，那就是美国。

胡志明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越南民族主义活动家一样，仰慕美国理念。他们试图唤起美国民众对越南遭遇的同情，借助美国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力量，帮助越南摆脱法国殖民统治。但是，那个时代美国人对东方的刻板印象，把越南人看成消极、具有中国文化衍生思想，缺乏男子气概的族裔——这是美国对其1960年代的南越盟友的基本态度起点。

胡志明回忆他在纽约的生活时说：“我去那里，希望美国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并且随时同意帮助越南人民推翻法国殖民统治。”

胡志明在法国共产党人集会上发言

在1918-1919年间，大批安南人首次被送往宗主国法国协助第一次世界大战。胡志明因此又来到法国，集聚了一群越南民族主义青年。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了尽早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出了“14条”和平协议，冀望解决一战对立双方的争端，其中一条为“自主、自决原则”。威尔逊总统的本意，也许只是针对欧洲事务。但是，世界各个殖民地有识之士受到启迪，纷纷乘此时机，寻求从各自殖民地宗主国独立。

1919年1月，趁威尔逊总统前往法国出席凡尔赛和平会议的机会，胡志明和一些越南民族主义活动者，向美国总统发出呼吁，请求美国帮助越南从法国独立，重获自由。但是，胡志明的吁请没有得到回应……

胡志明（左3站立者）、武元甲（左5站立者）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

（2）

美军特务空降北越

胡志明寻求美国的帮助未果，他本人在1920年代逐渐由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一名热忱、诚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当世界进入第二次大战后，日本取代法国，占领了印度支那，越南又陷落日本人手中。已经从海外回到越南的胡志明，于是发起了一场抵抗日本占领的民族革命运动。虽然威尔逊总统曾经在巴黎令他失望，胡志明为了抗日，依然不耻下问向美国求助。因为胡志明赞赏二战期间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和他的雄辩言辞。

1945年间，作为友好的表示，胡志明命令武元甲手下的游击队战士，营救被击落的在北越大山中的美国飞行员。同年，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前身）的特工人员，应胡志明的请求，空降到越南北部山区，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人直接接上头。美国战略情报局不辞劳苦，愿意接近胡志明，其目的与美军观察团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延安一样，为的是寻找与日本人作战的合作伙伴。美国人希望更全面了解胡志明：他和他领导的越南革命者，是不是可以容忍的、打击日本人的可靠合伙人？

少校阿林森·肯特·托马斯，于1945年空降到武元甲指挥的一个丛林营地，帮助武元甲训练初具雏形的越盟游击队。托马斯率领的小分队名叫“鹿队”（Deer Team) ，在越北帮助武元甲整编了由200名农民新兵组成的部队。他们给胡志明的游击队提供武器，训练游击队员如何打仗。这些人成为后来越南人民军的核心成员。

托马斯率领“鹿队”成员帮助武元甲整编农民新兵

托马斯少校空降越北山区时，不幸被挂在一棵大榕树上。不过他迅速被胡志明的游击队员救了下来。当托马斯平安抵达游击队营地时，他意外地发现，胡志明的战士们用一条写有“欢迎我们的美国朋友”的横幅迎接他——这一天是1945年7月16日，同一天，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试爆了第一枚原子弹。

托马斯少校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见闻：到了营地之后，他见到胡志明。他发现胡志明在打冷颤、发高烧。一起到来的美军小队的一名军医护兵，马上用当时最好的治疗痢疾和疟疾的药物，给胡志明治病。几天过去，胡志明的健康就恢复正常。

托马斯少校与胡志明接触后，对美国政府给胡志明的越盟组织的评估产生了怀疑。他在日记中写道：“忘了共产主义这个妖怪吧。越盟不是共产党。它代表着法国严酷统治的自由和改革。”托马斯少校于是在发给位于中国昆明的战略情报局上级的电报中，让他们不必担心胡志明的政治倾向。

被废黜的顺化皇帝保大

1945年9月2日，日本军队溃败、顺化的保大帝朝廷向越盟正式交出权力及武器后，胡志明在河内市的巴亭广场庄严宣告越南独立；被法国殖民统治60余年的“安南”，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胡志明亲笔起草的越南独立宣言，第一句话就直接引用杰弗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的名句—— 美国反殖民主义、追求独立、自由的理念，对胡志明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证。

即使在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年代打得你死我活的越南战争期间，胡志明也没有终止他对美国的信念的景仰、他对其开国先父的仿效。尤其在统领越南统一战争时，胡志明和他的大将武元甲，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乔治·华盛顿抗击英国人的战略战术：消耗敌人，避免打灾难性败仗，保存实力，简单地让战争的巨大代价消耗敌人，从而使比你更強大的对手无法继续打下去……

胡志明在河内市巴亭广场宣布越南从法国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托马斯少校回到密执根州的兰辛市。因为他在1935年就已经从密执根大学获得法学位，所以退役后不久他就当了律师。半个世纪后的1995年，为了修复美、越两国关系，托马斯少校重返越南，与同样年已高龄的武元甲将军重逢。两人相见泯恩仇，握手言欢叙旧事。他们像所有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感叹胡志明主席三缺一、早已辞世，唏嘘岁月如白驹过隙……托马斯少校于2005年5月7日去世。

（3）

越南政要到波士顿朝圣

2022年5月14日，越南总理范明政对美国进行为期7天的工作访问。这位公安中将出身的越南总理，除了出席东盟与美国的最高峰会，与拜登总统会谈，参加一系列的国际会议活动，参与多个经济、文化和教育活动外，还在百忙中，特意抽空前往波士顿，怀着朝拜的崇敬之心，参观了胡志明21岁时工作过的帕克豪斯酒店。

越南总理范明政在胡志明工作过的厨房听解说员介绍情况

有近二百年历史的帕克豪斯酒店，位于繁华的波士顿闹市中心。美国历史上不少英雄豪杰、名人大款都曾是这里的匆匆过客，但是这些人留下记录不多。由于美国与越南在越战期间的恩怨关系，胡志明是一个特殊的风云名人。帕克豪斯酒店深知其公关价值，所以在它的厨房里留下了与胡志明有关的纪念物。酒店保留的这些文物，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它们包括陈旧的文件，过去那个时代波士顿人日常生活的各种图片、文章，特别注明从越南来的胡志明，1911年至1913年间，曾经是帕克豪斯酒店的糕点师。

胡志明“美漂”波士顿打工的经历，按照越南政府官宣的阐释，胡志明是为了寻找民族解放之路，在波士顿学习历史，了解美国人民是如何为国家独立、自由和统一而斗争。越南总理范明政，在参观客人留言册上留言：伟大的胡志明主席，是民族解放的英雄和世界文化名人，参观他工作过的帕克豪斯酒店令人感动。诚挚感谢帕克豪斯酒店的经理和工作人员精心保存纪念胡志明主席的文物。

另一越南政要、国会主席阮生雄，也曾在2015年9月专程访问帕克豪斯酒店。除了参观胡志明工作过的厨房之外，阮生雄还访问了位于波士顿华盛顿街300号的马萨诸塞州旧城议会大厅。正是在这座建于三百年前的议会大厅东面阳台上，1776年7月18日，北美洲人民第一次在此宣读摆脱英皇统治的“美国独立宣言”。自此以后，马萨诸塞州政府的官员，每年都要在7月4日国庆节当天，在同一个阳台上，重新宣读一遍早已为世人耳熟能详的独立宣言。旧城大厅的研究人员告诉来访的越南国会主席阮生雄，胡志明在波士顿期间，很有可能听过当地官员宣读美国独立宣言 —— 这对于胡志明的民族救赎之旅十分重要。

首次公开宣读美国“独立宣言”的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旧城议会大厅阳台

正因如此，后人不应该惊讶为何胡志明亲自撰写的越南独立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全文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中最著名的一句话：

“全国同胞们：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是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不朽格言。从广义上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全世界各民族生来就是平等的，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有求生存、享受安乐与自由的权利。”

西方有什么父子的故事3

今年8月13日，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又译鲁西迪）在纽约遇刺的消息引发了中外文化圈的强烈关注。尽管作家已经度过生命危险期，但他持久遭遇的刺杀阴影依然不容忽视。1988年，拉什迪出版了耗费五年时间写就的作品《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该书描绘了一个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原型的人物，被指责对先知及《古兰经》不敬。1989年，当时伊朗什叶派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公开宣布杀死拉什迪可领重赏。

拉什迪遭遇的刺杀阴影，在某种程度上是笼罩在阿拉伯世界之上的历史阴影的一部分。这片古老的土地如今仍然在多个层面上经历着世俗化、现代化与神权政治之间的冲突。而公开宣扬刺杀拉什迪的霍梅尼，无疑对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阿拉伯的梦想宫殿》一书中，著名的中东问题研究学者福阿德·阿贾米分析了霍梅尼大力推行的神权统治如何吸引了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又是如何让他们与信奉世俗原则的父母之间深深割裂的。

这种尖锐的冲突，十分典型地体现在书里描写的一位声名显赫的阿拉伯诗人哈利勒·哈维（Khalil Hawi）身上。1982年，这位黎巴嫩爱国者在以色列军队入侵之际自杀。而在他死后不久，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园里再次发生悲剧：来自美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者、时任校长马尔科姆·科尔（Malcom Kerr）遭遇枪击遇难。马尔科姆有一个可能比他自己在大众中出名得多的儿子——目前在NBA勇士队担任主教练的斯蒂夫·科尔。在两年前由网飞（Netflix）推出的纪录片《最后一舞》中，这位芝加哥公牛队的功勋射手曾艰难地谈论这段往事，仿佛相较于他的父辈遭遇的一切，球场上的所有剧烈冲突都显得如此风轻云淡。

马尔科姆出生于贝鲁特，在赴任贝鲁特美国大学前，马尔科姆已经是美国阿拉伯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本没有必要回到家乡，但最终，黎凡特地区那个迷人的过去依然强烈召唤着他。阿贾米记录了马尔科姆遇刺的经历，并为马尔科姆作了人物速记。尽管冲突频仍，但从各个方面来说阿拉伯地区都依然不是今天世界关心的重点。以美国为首的大国伸出的“援手”，看起来也漫不经心甚至带来的更多是麻烦。马尔科姆执意返乡，并真诚地希望改变现况，尽管对于如今发生的一切，这些成长于旧日的知识分子已经无能为力。他遇刺的经历，也可以说是阿拉伯世界如今境遇的缩影。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福阿德·阿贾米

《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民族主义、世俗化与现代中东的困境》，[美]福阿德·阿贾米 著，钟鹰翔 译，当代世界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7月。

一次“致命”的任职

哈利勒·哈维故去18个月之后，死亡的阴影又一次笼罩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校园。这一次的逝者是马尔科姆·科尔（Malcom Kerr），是位来自美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者，当时还担任着这所大学的校长。1984年1月18日，他遭遇枪击，失去了生命，凶手身份不明。他们在他上班的路上截住了他，朝着他的头部连开数枪。

科尔不是外来的普通美国人，更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匆匆过客。他于1931年出生在贝鲁特，他呱呱坠地的医院后来成了他陈尸的地方。他是一个熟悉贝鲁特的外人，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就像家一样。他的父亲斯坦利·科尔（Stanley Kerr）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担任生物化学教授，母亲艾尔莎·科尔（Elsa Kerr）则是学校女性事务的负责人，两人在黎巴嫩一待就是近40年。也正是在黎巴嫩，马尔科姆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安·茨维克尔（Ann Zwicker）。安出生在加利福尼亚，1954年来到贝鲁特的时候，她还只是学生。天真的她满怀憧憬，在这个国度开始了大学二年级的课业。

马尔科姆·科尔出身长老会信徒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担任校长，无疑是他的人生梦想。而他的梦想成真于1982年，可谓是他的宿命：当年夏天，巴以双方正在黎巴嫩激烈交战。这个国家已在战乱的血泊中挣扎了七年。他上任的时候，黎巴嫩境内的美国势力已经处于争议的风口浪尖。美国所犯的错在于它在1982年对以军侵入黎巴嫩的行动大开绿灯，然后又派出自己的军队执行所谓的“维和任务”。

这是一次仓促的决定，为的是再一次证明“美国在国际争端中的无辜地位”（American innocence abroad）。1982年9月，由美、英、法、意四方组成的多国部队奔赴黎巴嫩，部队规模仅有5,000人。一到当地，这个远在天边的超级大国就参与到黎巴嫩的宗派战争之中，加入了叙利亚、伊朗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的争端。美国的入场很快造成了苦果。1983年4月，位于西贝鲁特的美国驻黎大使馆遭遇炸弹袭击。同年10月，更是发生了一起叫人难以忘怀的惨剧：一名自杀式袭击者驾驶卡车一头冲进贝鲁特南部郊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爆炸声响起，240多名美国人丢了性命。贝鲁特美国大学和刚刚就任校长的阿拉伯主义者马尔科姆·科尔就此陷入了一场他们完全无力掌控的巨大困境中。

其实，马尔科姆·科尔本不需要接下这份差事: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职业生涯相当顺利。从教以来，他一路晋升、顺畅无碍，已经在美国奠定了阿拉伯学领军人物的地位。1979-1981年，他曾在开罗生活，在开罗美国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但是，他并不喜欢开罗，对于开罗美国大学也没有什么特殊情感。相较之下，还是黎巴嫩口音的阿拉伯语更得他的喜爱，能够唤起他的回应欲望。

贝鲁特这座城市和城市周边的山乡谷地寄托着他的回忆与思念，那个国家和那里纷纷扰扰的人群与教派都深得他的眷恋，这份眷恋来自他的父母：1919年，马尔科姆·科尔的父亲、临床生物化学专家斯坦利放弃了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医院的工作，来到黎凡特为近东救济会提供志愿服务。近东救济会成立于1915年，是美国公理会差会下属的人道救援机构。

斯坦利·科尔的志愿者生涯始于阿勒颇，他为当地的亚美尼亚难民四处奔忙，什么工作都做。他当过摄影记者，解救过被强行掳掠到库尔德和土库曼人家里的亚美尼亚小难民，负责过救济会的医疗与卫生工作，进过实验室。他积极防治在难民之间流行的疟疾和热病，自己试饮水源，准备静脉注射所需的无菌溶液。内心惊惧的难民朝着土耳其方向逃去，其中的亚美尼亚儿童经常遭到游牧部落与村民的拐卖。无所畏惧、古道热肠的斯坦利·科尔总爱挺身而出，帮助这些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

电影《逃离德黑兰》（2012）剧照。

黎巴嫩：

科尔父子的精神原乡

1919年秋天，斯坦利·科尔转而来到土耳其东南部的马拉什（Marash）。

这里曾是亚美尼亚民族的聚集地，人口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80,000人。及至1923年，马拉什历经世界大战，又深受亚美尼亚大屠杀以及一战之后土耳其边境频发冲突的蹂躏，当地的亚美尼亚人不是惨遭屠戮就是流落异地。正是在这片地域，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的年轻志愿者斯坦利·科尔开启了自己与亚美尼亚民族的一生之缘。

他投入救援难民的事务，与土耳其官方磋商沟通。他坚守此地，直到随着最后一批亚美尼亚孤儿坐上大篷车前往贝鲁特（他与自己未来的妻子、来自俄亥俄州的年轻女子艾尔莎就相识于贝鲁特）。这段美好的际遇被他写进了著作《马拉什群狮》（The Lions of Marash）当中。与亚美尼亚人的友情让斯坦利·科尔难以忘怀，奔赴贝鲁特的浪漫之旅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曾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此与黎巴嫩分别三年。毕业后，他立即赶回贝鲁特，投身当地学界，并于1960年在这里退休。他的儿子马尔科姆·科尔继承了他对黎巴嫩的感情。

虽然马尔科姆·科尔写过埃及和泛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但黎巴嫩这片小小天地的历史才是他真正的牵挂。他着迷于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喜欢这里的菜肴和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丈夫过世十年之后，安·茨维克尔推出了一本名为《和我一起从黎巴嫩而来》（Come with Me from Lebanon）的回忆录。她记得马尔科姆·科尔的一句戏言：“我有25%的可能性横死黎巴嫩，而且死期一定会早早来临。”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召唤叫他无法回绝。他去了，就会在学校的历史上留名。他还能重游地中海岸边的那处“伊甸园”，住进蓝花楹与松柏掩映下的“马奎德之家”（Marquand House，即校长官邸），成为学校大厅校长办公室的主人。这里就是他的圣地：前辈先贤曾在这里工作与生活，他对这些教士与教师的人生和遗产无不耳熟能详。

马尔科姆·科尔知道，这份差事有风险：1982年7月，他的前任戴维·道奇（David Dodge）—此人的父亲也曾掌管这所大学，学校创办人丹尼尔·布利斯还是他的母系先辈—在校园中遭到绑架。戴维·道奇是马尔科姆·科尔的童年玩伴。其后他的际遇广为人知：劫匪取道叙利亚，将他带到了伊朗。

在那里，戴维·道奇在囚牢里待了一年多的时间。马尔科姆·科尔幼年印象中那个美好的贝鲁特和阿拉伯世界早已烟消云散。他很熟悉美国干涉黎巴嫩事务以来的历史痕迹。1983年，他曾撰写悼词吊唁一位来自约旦的往日好友。文中，他语带伤感，讲起了那个一去不返的单纯年代。那时候，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圣经—乔治·安东尼乌斯所著的《阿拉伯的觉醒》刚刚写就，粉墨登场的各色人物，英雄也好，歹徒也罢，无不个性鲜明、颇为传奇。

如今时过境迁，马尔科姆·科尔写道，过去那“一小部分英雄与歹徒终被一大帮新近出现、千人一面的参与者挤下了文学与政治的舞台。新人众多，但缺乏固定的组织，没人能够掌控他们，让他们为任何事情负担责任。大众政治和大众消费文化就此到来”。他哀叹，精英传统的地位不再安全、被人疏远，阿拉伯世界与美国再一次相遇，却无法相互理解。他出身上流社会，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研究阿拉伯语和阿拉伯人。可是，“新近造访阿拉伯世界的那些（西方）人和以前截然不同，而且他们的数量也远比以前多。”他在追悼约旦朋友时写道:“他们并无兴趣了解这个国度和这里的人民，无意在此长期驻留，一心只想迅速发财。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来自工人家庭，不知道也不在乎伊斯兰教关于女德和禁酒的传统。他们与当地人民的相遇，与其说是融洽接触，不如说是严重冲突。”

早在1981年，马尔科姆·科尔就在《阿拉伯统治秩序的富与贫》（“Rich and Poor in the Arab Order”）一文中提到了阿拉伯世界的绝望和崩溃。这篇文章也许是他最富洞见的名篇。在文中，他收敛了过去的讥诮与诙谐，谈论了那个时期阿拉伯世界现实的沉重。当时阿拉伯世界有“两处合资投机活动”（“two joint ventures”）：在波斯湾沿岸“挥霍的数十亿美元”，在黎巴嫩的“无尽破坏与杀戮”。这些活动也都有外来势力的参与，“所谓的‘新阿拉伯秩序’的合伙建设者”。

阿拉伯人曾认为黎巴嫩是一片乐土、一处便利的“理智避难所”，如今，他们却把这里化作“一片保留地，专供宣泄恶意与疯狂。他们不再宽容、互利，这两种精神反倒被沙特阿拉伯和海湾诸国继承了下来。”据说，马尔科姆·科尔发表这篇文章时，校方正在考虑让他担任校长，有人担心，考虑到贝鲁特美国大学正身处内忧外患之中，写这样的文章会降低他筹募资助的可能。最终，他并未因非议而却步，仍然踏上了赴任的行程。

电影《逃离德黑兰》（2012）剧照。

我与马尔科姆·科尔打过交道，但谈不上特别亲密友好，与他之间只是工作上的关系。我曾在开罗见过他一两次，到了华盛顿和纽约以后，也曾有过交集。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开始撰文讲述阿拉伯世界的当代政治。我研究的主题正是他一手开拓的学术领域，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外人，他对阿拉伯世界里的种种蠢行怪状更能耐心相待；而我来自那个世界，和他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从未深入讨论这种分歧，因为我们相互并不了解，没有互相挞伐的道理。

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是在1983年11月中旬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那是在他的人生走到终点的两个月前。那一次，酒店特意举行宴会欢迎他的到来，欢迎活动得到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协助操办，我陪一位来自贝卡山谷的黎巴嫩政客出席了那场宴会。这位政客是出身什叶派的上流贤达，与我的家族结过姻亲。马尔科姆·科尔当然知道这人的大名。不过，那次是他们初次相见。两人拥有不少共同点：他们的儿子同样就读大学一年级，而且同是亚利桑那大学的校友。两人都表示，回到贝鲁特后仍会保持联络。

这个政客说，马尔科姆·科尔非常乐意倾听和了解什叶派的心声。马尔科姆·科尔年轻的时候，什叶派信众在黎巴嫩是贫穷的边缘群体，可到了80年代初期，他们已是黎巴嫩境内人数最多的族群。他认识的人都属于巴勒斯坦的资产阶级、贝鲁特的豪门大族，以及逊尼派穆斯林和各种基督徒，这些群体当时在当地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什叶派就是他所说的“一大帮新近出现、千人一面的参与者”，他眼看着他熟悉的世界成了他们的天下。

华尔道夫的这场浮华宴会也逃不过贝鲁特政坛诡事的叨扰，躲不开什叶派武装力量的阴云笼罩。当时，马尔科姆·科尔的前任戴维·道奇刚从伊朗脱身不久，也是宴会的嘉宾之一。主办方专门介绍了他的到来，全体宾客都起立致敬。对此，道奇只是聊做回应，随后便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原来，他曾在伊朗做过一笔交易：他只有对羁押期间的遭遇避而不谈，才有可能重获自由。道奇答应了这一条件，所以只能一个人承受自己经历过的种种折磨。

贝鲁特难以寻回的过去

1984年1月，马尔科姆·科尔遇刺。凶手的身份无从缉查。

当时，黎巴嫩的大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暗杀者的枪口之下。大家都在猜想主谋到底是哪些人，却总难找到准确的答案。曾有一个自称“伊斯兰圣战会”（al-Jihad al-Islami）的组织主动揽下谋杀马尔科姆·科尔的“功劳”——可是，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圣战会”是否真实存在。

马尔科姆·科尔去世后的转天，一位名叫瓦利德·朱布拉特（Walid Junblatt）的德鲁兹派青年领袖将矛头指向了右翼的黎巴嫩长枪党（Phalange Party）。朱布拉特觉得，马尔科姆·科尔这样一位深孚众望的学人不幸身亡，是因为“他一心捍卫学校的学术自由，拒绝向长枪党分子的统治卑躬屈膝”。朱布拉特的父亲在1977年被枪杀，他所代表的群体一直与马龙派势力及其军事武装长枪党浴血斗争。自然，朱布拉特非常乐意将马尔科姆·科尔的死怪罪到政敌的头上。

也许，谋害马尔科姆·科尔的那些人是想借此向黎巴嫩境内的美国势力示威，果真如此，他们倒确实达到了目的。黎巴嫩的局势早已让美国失去耐心：虽然美国官员一再宣称坚守到底，甚至立下誓言“绝不容许极端势力横行霸道”，可在海军陆战队总部遇袭的那一刻，美方就已下定决心撤走。马尔科姆·科尔之死更是加快了美军撤离的速度。他的死表明，美国干涉黎巴嫩局势的作为实属愚蠢，贝鲁特已经身陷血腥的乱局。

马尔科姆·科尔的一位黎巴嫩友人曾经表示：那个年代的黎巴嫩不值得马尔科姆·科尔坚守下去。友人的看法不无道理，却只说出了部分事实。曾经吸引马尔科姆·科尔父母那一代人来到黎凡特的潮流催生了一个新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已经被现代性与变革之风吹得无影无踪。

电影《逃离德黑兰》（2012）剧照。

有史料指出，列维·帕森斯（Levi Parsons）与普莱尼·菲斯克（Pliny Fisk）这两位安多弗神学院的毕业生，是第一批来到贝鲁特的开路前驱。两人的目的地是圣地巴勒斯坦。1819年11月，帕森斯与菲斯克自波士顿码头启程，准备“为伟大天使奉献青春/引领人类走上正途”。经过努力，帕森斯等人在耶路撒冷组建了传教团体，他后来坦言，想要把福音带给这些“活在基督诞生之地但冷漠浑噩的人民”相当困难。

后来，这里又出现了其他传教团体的足迹，比如阿默斯特与耶鲁两座学府的青年人。某些时候，传教人群当中还有来自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年轻女士。从英国来的传教士大多落脚在耶路撒冷，贝鲁特则是美国人钟爱的聚居地。那个时候，这里不过是一座小小的港口，没人记得它的历史。港口四周围着城墙，每到晚上都要宵禁，城墙外围有一排岗哨，还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人家。来自马萨诸塞州坦普尔顿（Templeton）的传教士威廉·古德尔（William Goodell）曾在1824年的一封家书中描绘了那个年代的贝鲁特。他写道：

上苍为我等提供的容身之地非常宜人，就位于一处大湾的西岸。南面是一片广阔的美丽原野，以及覆满橄榄树、棕榈树、橙子树、柠檬树、松树与桑树的群山。从居住的露台望出去，我们的视线能够跨越城墙的阻碍。村舍星星点点，少说也有200多所，分散于桑田之间。

想要了解更为完整的贝鲁特风貌，可以参阅W.M.汤姆森（W.M.Thomson）写下的《此地与此书》（The Land and the Book）—身处黎凡特的传教士留下的著作数量繁多，而1872年出版的这本书无疑最精彩、最广为人知。

汤姆森的家乡位于辽阔的美国中西部，其本人“在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传教长达30年”。他的这部著作详尽收录了不少当地动植物的插图，“介绍这片圣地的人文风俗，是一份描绘风景地貌的指南”。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有时对这块土地充满好奇，有时又显得高高在上，有时熟知此地文化的许多细节，有时又对这里的人民不大耐烦。汤姆森自陈，他有感于前人在《圣经》研究中“对《圣经》诞生地的大量描述并不准确，而且流于肤浅”，所以才着手撰写《此地与此书》。他告诉读者，在动笔写作的多数时间里，他都“身处室外的原野—在海边或圣湖湖畔，在山麓山巅，在橄榄树、橡树或者巨岩下：在这里生活和思考，感受与写作。毫无疑问，这里的地域环境为这本书赋予了独特的色彩与性格”。

汤姆森的话并不夸张。这片“美丽之地”给了他激情，助他写出了一部杰作。在书中，这里的土地、人民、各类地名的渊源和风景都有着鲜活的细节。我在汤姆森的作品中还找到了祖籍小村附近那座宏伟的博福尔要塞，他的描述让我仿佛身临其境。“看吧，现在，目光越过利塔尼河高耸的峡谷，古老优美、悬居崖边一侧的要塞就可以映入眼帘。我常常造访那里，还曾在堡垒附近宽阔的壕沟里扎营过夜。身处要塞，风景实在妙绝。河谷幽深直通水面，巍然而可怖。每一次来到这里，我都要像小孩一样拾起石块，顺着城堡边缘抛下山崖，盯着石子坠落的长长轨迹，直至它们掉进丛林失去踪影，或是没入山下的河流。”汤姆森的文字是那么真切，那么清晰。我小时候住在博福尔要塞俯瞰的祖籍小村时，往山下扔石子就是我和伙伴们消磨夏日时光最为刺激的游戏。

电影《逃离德黑兰》（2012）剧照。

汤姆森笔下的贝鲁特正处于变革之秋：人口的膨胀与时代的变迁改变了过去的习俗。

在那之前，贝鲁特会在黄昏时分关闭城门，整个夜晚城池都封闭不开，街头一片黑暗，巡逻队监视着过往的路人，确保大家手里都提着灯笼。“四下伸手不见五指，卫兵静悄悄地往来巡逻，不带灯火上街乱走的人马上就会遭到他们的逮捕。晚间出门的规矩，大家都请记住啦！要不然，就去班房那种不太舒适的地方过夜吧。虽然贝鲁特的某些习俗已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但仍然留有很多在别处能看到的规矩，除了大马士革。”汤姆森如是说。

《此地与此书》写就之时，贝鲁特的城区已然扩张到了城墙之外。汤姆森认为:“在叙利亚乃至整个土耳其帝国，没有哪座城市的扩张速度能够赶上贝鲁特。这个地方注定还会兴旺发展下去......这就是贝鲁特，荣耀的地中海环绕着它，各国各式的优美船只在此经停。远道而来的您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未来将是美丽且壮阔的。”

东方那片古老的土地已无人问津

正在贝鲁特摆脱城墙约束、大举扩张的当口，来自佛蒙特州尚普兰山谷（Champlain Valley）的传教士丹尼尔·布利斯也开始在这里办学，他创建的学校正是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前身。

这座学府于1866年开始招生授课，第一批学子仅有16人，由布利斯和其他两位传道人员教导，另有一位黎巴嫩本地教员负责数学课程。马尔科姆·科尔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生成长。学校的一切都是他继承的文化遗产。1954年，他未来的妻子安·茨维克尔来到贝鲁特。她从纽约出发，跟着一艘荷兰货轮航行了17天。映入她眼帘的这个地方仍然保持着殖民时代的小城风貌：一所所房舍藏在围栏后面，显得杂乱无章;漫出墙体的九重葛到处疯长，花园草木繁茂，巷弄狭窄逼仄。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马尔科姆·科尔向她大献殷勤，带她参观城中的古迹美景，为她充当向导。

当时的马尔科姆·科尔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黎巴嫩，另一条路则连着他所代表的那座美国学府。那一定是个奇迹的时代。

每到夏天，斯坦利和艾尔莎都会前往山间某座寂静小镇里，住进一栋石头小屋。小屋身处茂密的松林中，视野极好，可以一览附近的群山和深谷。在他们附近，就在那座山的山顶，还住着另外四位美国教授。心灵手巧的生物化学教授斯坦利·科尔的果园也在此处，他在那里从事实验，培育新型的葡萄与水果。

严格来说，黎巴嫩这个世界的政治与阶级其实和马尔科姆·科尔毫无瓜葛，但他投身其中，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寄望甚高，深深信任着主持民族主义运动的那个阶层。他那些阿拉伯同龄人必然遭遇的命运与纠缠，也会找上后来成为校长的马尔科姆。他曾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妻子，校长的职位好似“庄园之主”。可他没想到，这座“庄园”已经起火了。

纪录片《最后的舞动》（2020）画面。

马尔科姆·科尔遇害之后的那几年，我仍会不时想起他和他的父亲斯坦利，唤醒我回忆的是他的儿子史蒂夫·科尔（Steve Kerr）。早在1983年，我就听过他的名字，当时这孩子还在亚利桑那大学上一年级。后来他投身篮坛，通过选秀进入NBA，先后在克利夫兰骑士队和芝加哥公牛队效力。

我对NBA所知不多，但却一直关心着史蒂夫·科尔的动态。我总会在比赛场上寻觅他的身影，时时注意个人技术统计栏里他的各种数据。我了解到，他是一位神射手，若论在三分线外投篮得分的功力，他堪称联盟最佳之一。我还知道，他的梦想在1997年的那个赛季变成了现实。在季后赛总决赛中，他们碰上了犹他爵士队，比赛打到第六场，史蒂夫·科尔接到队友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的传球，投中了制胜的两分绝杀；在第四场的时候，他失手过一次，当时他身边无人防守，传球的人还是乔丹。他为此沮丧万分。

史蒂夫·科尔失手之后的转天，我在ESPN频道的访谈节目里见到了他。

节目录制地点位于盐湖城，持续时间很长。访谈结尾，记者谈到了史蒂夫·科尔父亲遇害的事。不难发现，记者的言语让一头金发、满脸稚气的史蒂夫·科尔想到了某些不愿再次触及的回忆。

他说，没错，他很思念父亲，每天他都会想到他。他还说，如若父亲还在人世，一定会为他的NBA生涯深感自豪。说完这些，他转移话题谈起了轻松一些的事情，也就是那次他在空位下的失手。几天之后的芝加哥，他迎来了决定冠军归属的一场比赛，再次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投篮。他没再失手，球队获得了冠军。

芝加哥公牛队曾爆出新闻：有一次史蒂夫·科尔和乔丹大打出手。面对“飞人陛下”，他居然一点儿退缩之意也没有。他的勇气让体育记者大感惊异。记者可能不大清楚：他的祖父斯坦利曾在阿勒颇与马拉什的群山中孤身奔走，解救落难的亚美尼亚儿童，只带着一把手枪，就敢护送这些孩子坐着篷车前往贝鲁特；对于有这样一位父亲、经历过丧父之痛的史蒂夫·科尔而言，NBA赛场里的风波与冲突实在有点无足轻重。

过去的人生已然过去，东方的世界和它的人民不再与他相关。1965年出生于贝鲁特的芝加哥公牛队神投手史蒂夫·科尔生活的这个国度早就没了传教的狂热。东方那片古老的土地已被淹没在往事之中，没人记得起，也没人愿意投入新的热情。

文/福阿德·阿贾米

摘编/刘亚光

编辑/申璐

导语校对/赵琳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05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