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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的历年考古发现史,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辛瓜地考古论史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沉睡几千年，一醒惊天下”1929年燕氏父子的偶然发现，“广汉玉器”声名鹊起 1929年，原中兴乡农民燕道诚在其住宅旁掏水沟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些石环，根据自己早年在衙门里做过事的经验，他推测土里应该还有玉石珍宝，为了不招人耳目，等到夜色四起的时候，燕道诚才带着家人在此处进行挖掘，发现玉珏、玉圭、石珠等物品。在这之后，燕道城为了贴补家用，曾经将这些器物出售，这也使得在中兴乡挖到宝贝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的耳中。 燕家院子玉石器坑出土的玉石器有哪些考古故事名字的1
1934年葛维汉的发掘——“太平场遗址”和“广汉文化”概念出现
1934年3月16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馆长葛维汉和副馆长林名均在广汉县政府的保护下，在1929年燕家发掘玉石器的地点附近进行了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考古发掘，出土了600余件玉器、石器和陶器，这批器物后来以广汉太平场遗物的名义保存在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葛维汉认为这批遗物年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到周代初期，并提出了“太平场遗址”和“广汉文化”的概念。
1934年7月9日，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在给当时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的信中说：“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1942年，林名均在《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中认为，1929年和1934年在广汉出土的遗物非常重要，其价值在于“广汉出土器物之精工，无逊于中原，显示了古蜀文化之发达”“古蜀文化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以此推之，蜀中还有更重要的文化遗存”。
三星堆遗址青关山H105器物出土情形
作为三星堆遗址的一部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当时不仅轰动了国内的学术界，也传扬到了国外，不过后来由于时局动荡，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处于停顿状态。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调查与试掘，“三星堆遗址”得以命名
20世纪50年代，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西南博物院对广汉中兴场的马牧河一带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发现马牧河北岸月亮湾台地东部的“横梁子”一带和南岸的三星堆台地都有丰富的古文化遗存，由于当时的考古工作者没有意识到三星堆遗址的规模，因此分别称之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20世纪60年代，四川大学师生来到三星堆遗址一带进行考古调查，根据采集到的遗物，调查者意识到马牧河两岸诸多的遗存点都应该属于同一个大遗址，于是将两岸的遗存点统一命名为“中兴遗址”。调查者还认为“中兴遗址”地处文献记载的古蜀国疆域，因此当属于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石璧
1963年，四川大学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月亮湾台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者认为这个遗址的延续时间很长，应当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基本确定
1986年，两大“祭祀坑”的发现，更使得三星堆名扬天下。三星堆遗址主体文化堆积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历经夏、商、西周、春秋早期，可以分为四大发展时期：一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二期早段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夏王朝初期，二期晚段是夏王朝中晚期—商王朝早期；三期是商王朝中期；四期早段是商王朝晚期，青铜神树就是这个阶段的产物，这个时期也是三星堆遗址最繁盛的时期，后来发现的八大“祭祀坑”即属于这一时期；四期晚段在西周时期—春秋时期，这个时期三星堆文明开始衰落。
21世纪以来的调查、勘探与发掘，三星堆古城的布局与演变过程逐渐明晰
进入新世纪后的“十二五”期间，借着三星堆考古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契机，我们重点开展了区域聚落形态的考古调查以及三星堆遗址本体的勘探和发掘工作，发现、发掘了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并在三星堆城址的布局（一大城数小城）和形成过程（先小城后大城）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认识。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委宣传部相继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纳入了“考古中国”与“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重大项目，借着这股东风，我们再次加大了工作力度，在包括一号、二号“祭祀坑”区域在内的几处地点结合物探[3]等手段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小规模试掘，力图有所突破。
三星堆古城
令人振奋的是，2019年12月以来，我们在一号、二号“祭祀坑”所在区域相继发现了三至八号“祭祀坑”，可谓“小睡数十年，再醒惊天下”。
青关山大型建筑群位于马牧河北岸，而一至八号“祭祀坑”作为祭祀遗存位于马牧河南岸，这种宫殿区和祭祀场所隔河相望，有学者称之为是“人神分割”的、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布局。
最前沿的科学发掘
考古故事
雷雨先生在三星堆工作近40年，对我国考古事业的飞速发展感受极深。1984年他到三星堆参加发掘的时候，住的是租来的农民房屋，交通工具是自行车，可以载货、很笨重的那种。因为他是重庆人，天生不会骑车，因此便在三星堆活学活用，由于技术欠佳，有一次从发掘工地回驻地，过马牧河便桥的时候龙头不稳，大冬天的连人带车掉进了冰冷的河中……那个时候的发掘和记录工具基本上是人手1把手铲、1块绘图板、1把钢卷尺和1本笔记本，几个人合用1把皮尺、1部120相机。由于发掘工地都是露天的，因此找厕所是件极其尴尬的事情，尤其闹肚子的时候……发掘中与现代科技能沾上边的活儿应该就是碳十四测年标本的采集了。
现如今的考古工作环境、发掘技术和手段与以前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以三星堆祭祀区的第二次发掘来说，考古大棚、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现场实验室、无人机、RTK、色谱仪、光谱仪、超景深显微镜、雷磁pH计、高频振荡仪等大量先进的仪器设备几乎成为标配，电磁探测、微痕检测、生物检测、古DNA检测、同位素分析、3D扫描、3D打印等高科技被广泛应用，大量理科生在发掘现场从事科技考古的各项工作。可以说，考古学越来越像是一门文理交叉、技术驱动的学科了，以理科的手段来阐释文科的理念，将成熟技术尽可能多地应用于考古学来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已成为考古学学科发展的大趋势。
摘选自雷雨：《三星堆 青铜时代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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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推出更多考古成果，讲清楚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辉煌成就，筑牢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才能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好传承文明薪火。
20年前，承载着中国考古学梦想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立项。这是一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20年来，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被重点发掘，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通过考古得到实证。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外国专家评价：“良渚让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提前1000多年。”文物考古研究，正不断加深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丰厚滋养。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考古实践坚持“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基于丰富的材料，提出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原创性的贡献推动了世界不同地区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考古支撑，也有力推动了世界文明研究向纵深推进。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实证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过程中，在探寻古代黄河、长江、辽河流域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践中，考古探索、文献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实现了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全面提升了考古发掘与研究水平，使考古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充满科技感的中华文明探源，生动凸显了中国文化与时俱进、兼容并蓄的底色。
将考古成果转化好，才能在国际舞台生动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近年来，文物国际合作顺利开展，文物成为中外人文交流“金名片”，文物资源展示大国气象、助力民心相通的优势作用日益凸显。我们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做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用好文物和文化遗产等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进一步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推动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才能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人民日报 》( 2022年06月13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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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
孟图神庙遗址群出土的宝石饰品及残件。
孟图神庙遗址群出土的小型人偶“乌沙不提”。
孟图神庙遗址群出土的青铜奥西里斯雕像。
经过中埃考古学家4年来的携手合作，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向公众呈现更为清晰的图景。共同探寻文化宝藏，让古老文明跨越时空对话，成为考古工作者为中埃友谊、中阿友谊添砖加瓦的最佳表达。赴世界主要文明发祥地参与发掘和研究，是中国考古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又一座里程碑。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是闻名遐迩的历史古城，享有“世界最大露天博物馆”的美誉。它拥有卡尔纳克神庙、卢克索神庙和帝王谷、王后谷等考古资源，堪称集纳古埃及文明精华之所在，因而被誉为全球考古学的“前沿”。
201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和文物部组建的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卢克索孟图神庙开启合作之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发掘。目前，联合考古项目已完成4个季度的田野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展现了中埃双方考古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的前景。
呈现神庙“新图景”
孟图神庙遗址坐落于卢克索北部，与阿蒙主神庙和穆特神庙共同组成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大约自公元前2000年起，历代法老在此不间断地建造、装饰和修缮大型石构神庙，使之成为古埃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宗教建筑群。1979年，卡尔纳克神庙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至今仍是埃及最受游客欢迎的景区之一。
孟图神庙区始建于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公元前14世纪），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期间趋于完善。公元1世纪前后，孟图神庙区开始衰落，年久失修导致神明雕像与宗教祭祀场景逐渐消失，民居湮没了部分神殿，直至19世纪全部化为古迹废墟。
古埃及神庙也被称作“神的居所”。在孟图神庙区的围墙内，至少供奉着4位神明，分别为主神孟图、公平正义女神玛阿特、拥有丰富神格的奥西里斯，以及孟图之子哈普拉。孟图神信仰起源于底比斯地区（即如今的卢克索地区），经历多次演变，新王国时期多以勇猛善战的公牛形象示人，这也是孟图神常被称作“战神”的由来。第二十五王朝时期的法老对孟图神格外崇敬，曾在孟图神庙门前修建了宏伟的柱厅，饰以净礼、献祭、加冕等彩色浮雕。玛阿特女神的神庙与孟图神庙相比，占地面积较小，残存的墙体上保留着拉美西斯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的铭文和壁画。
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随着奥西里斯信仰在底比斯地区流行，统治者开始更多修建奥西里斯神殿。目前在卡尔纳克地区已探明奥西里斯神殿约20座，其中近半数遗址都位于中埃联合考古队的工作范围内。哈普拉神出现年代更晚，其神庙的始建年代及功能仍处于讨论阶段，有待下一步研究。
上世纪40年代，法国学者曾对孟图神庙区进行小规模发掘，但随后数十年里并没有开展正式工作，它所包含的千余年历史信息也远未被真正了解。201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旅游和文物部签署了《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按照这份为期5年的协议，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式组建，并于当年11月29日正式开工。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埃及进行系统的考古研究活动，希望在全面获取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神庙区的三维模型，并结合铭文研究、地理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对神庙区的平面布局、营建顺序与功能分区等问题得到初步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孟图神庙在新王国时期底比斯地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希望，随着联合考古队长期深入的田野工作，未来孟图神庙区将会逐渐褪去神秘面纱，向公众呈现“新图景”。
挖掘和保护并重
乍看去，一处泥砖铺设的地面由大小相同的砖块通过黏合物平铺而成，铺设手法十分规整。再细看，每块泥砖上都有一个椭圆形印章印记，内有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登基名……这一神奇发现为研究孟图神庙主体建筑的始建年代提供了准确的年代标尺，对于认识神庙区早期建筑分布具有关键作用。几年来，一次次重要的发掘和发现，让联合考古队成员内心充满了职业成就感。
孟图神庙区地势开阔平缓，围墙内的神庙区面积约2.4万平方米。联合考古队现场考古发掘所布设的探方面积约2000平方米。在遗址南围墙处的奥西里斯小神殿区内，我们完整挖掘了6座神殿中的第三座小神殿，也发现了泥砖围墙等附属建筑，获得了一批包括石雕像、青铜奥西里斯雕像等在内的重要文物，为更深入地研究奥西里斯神补充了新的资料。
为了解整个遗址的形成过程，我们对孟图神庙和玛阿特神庙相连接的区域进行了解剖式发掘，发现了古王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初步了解了这一地区古埃及人生活方式的特征和演变。我们还对建筑物表面的铭文、刻划符号以及法国学者发现并收集的建筑构件进行了研究和系统记录，完成了第二和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加固与出土遗物的清洗修复，完善了遗址文物的保护工作。
2021年3月，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是名单中唯一一项国外考古新发现。能够亲手触摸埃及的古老文明，与之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令我们这些考古工作者分外兴奋和自豪。
如何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保护脆弱的文物，始终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开展首季度工作时，遗址内唯一一座阿蒙霍特普三世立像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这尊3米高的雕像于上世纪50年代出土，刻画着阿蒙霍特普三世手持旗杆迈步向前的生动形象。由于当年的修复技术有限，雕像看似完整，实际上十分脆弱。
为了尽量减少阳光暴晒和动物侵袭带来的损害，我们决定为雕像量身定制一座保护棚。我为保护棚绘制了图纸：由木架支撑起一块木板来隔绝日晒，在位于雕像膝部的高度固定4块透明玻璃，在保护的同时也能使参观者看到雕像全貌。组装搭建完成后，埃及同事竖起大拇指连连夸赞：“这不仅是一座集保护与展示功能于一体的木棚，更是为‘法老’建造的一座临时居所！”今年3月，雕像在专业人员的护送下已运往吉萨，将在新建成的大埃及博物馆得到妥善照料并永久展出。我们为之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学习与借鉴并举
相知无远近，志合越山海。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交相辉映。今天，进一步加强中埃文明交流合作，让我们从厚重悠长的文明交往中凝结出新的智慧，让彼此连接在一起，犹如近邻一般。
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是两国考古学家的一次握手。古埃及文明有着丰富的文字资料，埃及考古学更偏重于铭文研究，埃方同事对遗存特点、挖掘方式有着更好的判断能力，在修复石料和重建倒塌建筑物等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中方考古队员更善于使用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中国的发掘记录系统与埃及传统考古学有着较大不同。我们与埃方同事充分交流，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并在野外实地进行讨论，数易其稿后，达成了双方认可的工作方案。
联合考古项目也是两国考古学家的一次深度对话。中国考古学多手段、多学科的研究优势可以为埃及考古学带来更开阔的视野，产生新的切入点和研究角度。对于中方队员来说，深入参与埃及考古工作，可以从实践中了解另一个学术传统和系统，对我们的考古学学科发展也有极大裨益。在埃及著名考古学家扎西·哈瓦斯眼里，中埃首次考古合作是埃及乃至世界考古界令人振奋的大新闻，双方在田野发掘、3D建模和雷达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合作大有可为。
在共同的工作中，双方学者不断加深了解，结下深厚友谊。埃方同事为中方队员讲授基础阿拉伯语，中方队员也教会了埃方同事一些中文日常用语，双方还时常交流各自的传统文化习俗。琐碎、艰苦的田野工作，也由此充满了欢声笑语。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赴世界主要文明发祥地参与发掘和研究，是中国考古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又一座里程碑。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两个古老文明在表现形式和形成机制上的不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从黄河到尼罗河，共同探寻文化宝藏，让古老文明跨越时空对话，是考古工作者为中埃友谊、中阿友谊添砖加瓦的最佳表达。
（作者为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外考古研究室副主任）
图片均由贾笑冰提供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2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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