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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话情境的红色故事作文(有对话情境的红色故事)

2023-03-18 04:24:01 技术常识4 运营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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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夏花》:讲好红色故事,赓传革命精神,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对话情境的红色故事1

胡素情

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中,有一脉红色叙事传统: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革命先烈的故事为大家耳熟能详;《青春之歌》《红岩》《上甘岭》等红色经典文学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红色叙事在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中占据及其重要的地位,它主要以文本化的形式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近现代革命历史图景,为当代中国人传承革命精神、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近期,由知名作家曾高飞、基层党政工作者王志武、贺重阳创作的《生如夏花》又为红色叙事文学新添一大力作,首次以长篇历史小说的形式讲述了著名烈士王如痴的革命故事,该书被作家出版社列为“党建百年重点图书”,正在全国新华书店和各大网络平台公开发行。

《生如夏花》讲述了革命烈士王如痴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王如痴(1903-1935),著名革命烈士,衡阳祁东县人,原名王睿欧,字濬欧,后改名“王如痴”,寄寓对革命“如痴如醉”之意。王如痴烈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工农红军重要战将和高级指挥员,历任红五军第八大队党代表、红六军第二纵队政委、红三军第八师政委、红十三军政委、红一军团三十一师政委、红十一军政委、红十军军长兼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皖赣红军独立师师长、红十军团十九师参谋长、十九师师长等职。王如痴烈士一生身经百战,屡战奇功,为党和部队的早期建设、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王如痴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中国革命,终身未婚,无儿无女。但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们的英雄,一百余年来,关于王如痴烈士的传说一直在湘南大地祁东被人们心口相传。写作《生如夏花》的三位作者是王如痴烈士的家乡人,从小就听说过他的故事,被王如痴“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革命精神感染。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王如痴烈士,传承革命精神,在强烈的创作冲动和时代使命感驱动下,三位作者克服了时间紧、资料有限等困难,创作《生如夏花》凡29万字,仅用时70余天。小说节奏明快简洁,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让人不忍释卷,堪称红色题材文学的抗鼎之作。

基于真实史料,《生如夏花》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是首次披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小说站在历史高度,带着读者重温了一百年前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体会革命者们筚路蓝缕,奠基中国解放之路的艰难历程。小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极具历史的厚重感,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生如夏花》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王如痴烈士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革命不成功,不讨老婆”。紧扣烈士誓言,小说在书写王如痴烈士的性格成长和革命经历的同时,还以他的个人情感为切入点,描写了他与陈香香、罗凤梅、胡兰英三位革命女青年的爱情故事。战火纷飞的年代,生离死别,因缘际会,王如痴烈士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完美的结局。烈士令人遗憾的爱情故事在读者心中产生强烈共鸣,深刻感受到一百多年前人们生活多艰,让人倍加珍惜今天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小说不仅将王如痴烈士当成普通人来写,捕捉鲜活的生活细节,追踪其心灵发展,作者也采用了平视视角,给读者亲切熟稔之感。从内容选择和写作技巧上看,《生如夏花》以日常叙事切入个人与时代交接的历史深处,穿透细碎表面,折射出恢弘壮阔的时代波澜。这一具有“私人化”色彩的写作体现了红色叙事新的美学范式,给当代红色文学如何构建符合当代人阅读品味的叙事方式带来了启示。

这是关于烈士的红色叙事,也是一部普遍意义上的优秀文学作品。除了革命、战争和爱情,小说还有其它的人情之美,如友情、亲情、战友之情,以情动人是小说的一大特点;小说也不乏生活的趣味之美,往往闲逸几笔,细数取材于田间地头的家常美味;小说人物更富有人性之美、个性之美、语言之美。作者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重现一百年前勤劳智慧的中国人的生活肌理和温度,使读者获得丰富多元的文学审美。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作者都是王如痴烈士的家乡人。曾高飞为著名财经作家和文学家,共发表文学和财经作品6000多篇,出版文学作品《感情通缉令》《红尘欲望》《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流浪》《挣扎的成长》等,财经作品《决胜话语权》《产经风云》等十余种。王志武历任乡中学教师,乡镇党委书记,县委常委等。贺重阳在中共祁东县委办公室工作,现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生如夏花》的创作也得到了烈士家属和当地民众的热情帮助,湖南籍著名科学家刘大响院士为该书作序,湖南籍著名书法家廖争光为该书题写书名。这部小说凝结了集体记忆、百姓情感和家国情怀的集体创作,既体现了湖湘文化和祁东地方特色,也有致敬英雄的朴实价值取向。从历史真实到小说文本,《生如夏花》的创作反映了人民追寻英雄足迹、塑造人民自己的英雄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也是英雄的革命精神反哺后代,薪火相传的体现。

来源: 光明网

有对话情境的红色故事2

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

——习近平

夜幕降临,思南路73号周公馆外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周公馆内,“周恩来”拿着带血的眼镜,对着众多“记者”,神情严肃地说道:“大家看看,这就是国民党所说的诚意,这样的政党,何以带领人民走向光明的未来?”

这是中共一大纪念馆去年推出的实景沉浸式戏剧《思南路上的枪声——向着光明前行》中的一幕,戏剧呈现了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在周公馆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阴谋的场景。饰演周恩来的演员马玮佳,其实是中共一大纪念馆的一名工作人员。

新颖的形式,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走进中共一大纪念馆,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除中共一大会址外,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还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各类红色旧址遗址。近年来,上海不断挖掘各类红色资源,创新红色宣教形式,讲好党的诞生地的红色故事,五湖四海的观众,来到实地感悟初心使命、汲取精神力量。

“有些台词是‘长’出来的”

虽然身材不似周总理那般清瘦,还长着一张圆脸,但是当马玮佳微曲着右臂,带着淮安口音说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永远站在一起”时,观众依然能感到,历史与现实仿佛融为一体。但对30多岁的马玮佳来说,扮演周恩来依然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观众第一位的要求就是“像”。“除了减肥和化装,做到尽量‘形似’,我还要找准他讲话的韵律,融进自己的话里,做到‘神似’。”为了模仿得更像一些,马玮佳看了很多当年的历史资料,因为“只有对那段历史有深刻的了解,才能感受伟人当年的种种情绪”。

历史上,1946年5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代表团决定在沪设立办事处。思南路上这幢不起眼的小楼成了周公馆,周恩来以此为“根据地”,在艰苦危险的条件下,开展了一系列重要工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发展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随之而来的,还有另一番“门庭若市”——路上出现了无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三三两两并不拉客的三轮车,卖烟小贩、剃头挑子、算卦先生也在门前晃悠。路对面的上海妇孺医院,则成了国民党特务监视周公馆的据点。

如今在展馆里,讲解员与观众最经常讲述的,也是“周恩来汽车‘生尾巴’”“周公馆阳台上的花盆”等“监视”与“反监视”的故事。即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中共代表团成员始终镇定自若,坚持为和平与民主奔走呐喊。

这些当年的历史细节,都被如今的这出戏剧一一呈现出来,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主创人员还对剧情进行了艺术化的再创作,力求更有感染力。

“戏里有些台词,是自己‘长’出来的。”马玮佳举例说,在剧本中,周恩来有一句话,“今天到场的,还有工商界的代表们。你们仓库里的米面粮油,为什么不可以拿出来一点给老百姓?你们这样做,老百姓是会永远记得你们的。”当年周恩来是否讲过这话,已经无从考证,但马玮佳认为,当时很多老百姓还吃不饱肚子,“我觉得像周恩来这样一个了解民间疾苦的人,一定想为老百姓‘撑伞’吧”。

用心的创作和演出取得了不俗的效果。有观众在散场后找到马玮佳,说看到“周总理”从露台一出现,眼泪就不由得流出来了。马玮佳说,这是他最满足的时刻。“耳边好像能听到周总理在说,‘为真民主真和平奋斗到底’。你牵着他的手,同志,我们一起去奋斗吧!我们一起去奔光明前程吧,你自己也会很激动。”

感受穿越时空的力量

马玮佳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刚开始,他用普通话模仿周恩来演讲,觉得不够真实,想加入淮安方言。巧的是,他的妻子就是淮安人,在家里排练时,妻子经常会给他提出很多修改意见。马玮佳笑着说:“字斟句酌,举手投足都有要求,不能破坏‘男神’在她心中的伟岸形象。”

高要求背后,是观众难以体会的辛苦。晚上6点,从一大纪念馆下班后,马玮佳穿上演出服,又在周公馆“上班”,两场戏演完,就快10点了,再处理一阵工作,就来不及回家了。

不过,同为红色文化传播者的妻子很理解他。夫妻俩结缘,恰恰也是因为传播红色文化。2013年,马玮佳被调到一大纪念馆管辖的周公馆工作,他的妻子当时是周公馆的讲解员,两人在周公馆相识相知。后来,妻子被调往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工作,虽然更忙了,但夫妻俩都愈发感到这份工作意义深重。

“我家在上海,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某种意义上,上海也是党的家,能够在党的诞生地工作、生活,我感到很光荣。讲好党的诞生地的红色故事,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观众群体发生“新变化”

2008年,从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毕业后,机缘巧合之下,马玮佳进入了中共一大纪念馆工作。

马玮佳在纪念馆的第一个身份是讲解员。他坦言,在场馆里讲党史故事,和在旅游景区完全不同,因为党史不能随意发挥,如何将一段被反复考证过的历史讲出新意,很考验讲解员的个人水平,不仅需要扎实的基本功,更要对历史十分熟悉。

“要是一开始有十个观众,带到后面只剩下一个,那肯定不是观众的问题,是你讲得不好。”当时,馆里有很多优秀的女讲解员,但男讲解员不多,马玮佳憋着一股劲,努力钻研历史,从李大钊使用过的打字机,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个中细节一一熟读,将其转化为生动的讲解。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的红色文化宣教越来越成熟完善,形式上也多有创新。从2016年开始,宣教团队尝试开发面向年轻党员干部群众的情景党课,由纪念馆员工自编自导自演,后来还陆续开发了情景剧。至今,马玮佳已参演了20多场各种表演,扮演过陈独秀、彭德怀等历史人物。

这几年,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参观量呈爆发式增长。在马玮佳的印象中,观众群体也有“新变化”,一是从外地赶来的年轻观众越来越多,二是外国政要、外企高管越来越多。来宾不仅有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有来自美国、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韩国、以色列、法国、日本等国的参观者,还有不少是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他们不仅热爱中国,更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故事充满好奇。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今年8月,当时,一位在沪访问的知名英国专家提出要到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负责接待的马玮佳记得,这位专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一路仔细阅读每件展品的说明,不时感慨道“中国真的很伟大”。

专家点评

让厚重的红色文化在年轻人中焕发光彩

马玮佳既是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也是戏剧《思南路上的枪声——向着光明前行》中周恩来的扮演者。马玮佳等巧妙利用思南路上的周公馆,创作沉浸式戏剧回顾和礼赞周恩来的生平事迹、崇高风范,是上海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播高地的一个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也是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地、社会主义建设重要基地、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在百年征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积淀了深厚的红色底蕴,红色基因已经深深融入城市血脉之中。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关键在一个“活”字。只有把红色资源激活起来,让红色历史鲜活起来,红色血脉才能跳动起来,红色基因才能薪火相传、永不变色。在此过程中,需要我们不断丰富红色文化传播方式,分析年轻一代心理需要和认知特点,避免千篇一律、照本宣科,用灵活亲近的手段,让厚重的红色文化在年轻人中焕发光彩,用年轻人的语言为年轻人讲故事,激发青年一代的情感共鸣,进而使其接受教育、成风化人。

近年来,上海深入推进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在摸清“红色家底”、保护红色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传播方式,丰富形式载体,深入挖掘资源里的故事、故事里的细节、细节里的精神,让深厚的历史插上“翅膀”,走进更多人的内心深处。随着一批革命旧址修缮开放,一批展览展陈功能提升,一批活动项目蓬勃开展,一批文艺作品深入人心,上海红色文化品牌也越来越亮,城市血脉中的红色基因历久弥新、永放光芒。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宋斌)

栏目主编:张骏

图片摄影:蒋迪雯 中共一大纪念馆 供图

来源:作者:刘雪妍 顾杰

有对话情境的红色故事3

原标题:烽火光影中的红色恋情

图片制作:李 韬

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有许多同时讲述了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在叙述这些“红色恋情”时,“红色”始终是主题和主导力量,“恋情”则服从于革命进程,体现出强烈的革命性。在这些影片中,爱情在烽火硝烟中尽显血色浪漫。

在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中,革命者之间的爱情多是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相同的革命志向与生死未卜的斗争环境,成为培育“红色恋情”的土壤。

1959年,《战火中的青春》上映。烈士之女、区小队长高山女扮男装参军,被派到青年英雄排担任副排长,与排长雷振林发生争执。一次战斗中,雷振林被敌人包围,高山冒险营救,身负重伤。雷振林探望高山,才得知她是女儿身,由衷钦佩。部队将开拔,雷振林将心爱的指挥刀送给前来送行的高山。高山深情叮嘱他常写信来,她等他胜利的消息。影片展示了出生入死的青年军人之间纯真的战友情与同志情,朦胧的爱情也在战火的洗礼下尽显珍贵。

在一些取材于史实的影片中,也有不少讲述地下党员假扮夫妻掩护身份,逐渐产生真挚情感的故事。

1958年上映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以烈士李白及其妻子裘慧英为原型。影片讲述了延安解放区电台政委李侠乔装商人,与上海地下党指派的纱厂女工何兰芬假扮夫妻,进而潜伏上海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形势日趋严峻,二人相互扶持。随着一份份重要电报发至延安,爱情之花悄然绽放,二人也从“假夫妻”变为“真相爱”。生死关头,李侠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亦饱含着对妻子的无尽深情。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1980年上映的《刑场上的婚礼》中,刑场作礼堂,枪声作礼炮,木棉作礼花,男女主人公面对敌人枪口毫无畏惧,在生命最后一刻举行婚礼。电影中两位烈士的原型是共产党员周文雍与陈铁军。片中,中共广州工委书记周文雍受党组织委派,与中共广东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陈铁军假扮夫妻,在广州建立秘密联络点,传达党的指示。影片并未在二人情感上过多着墨,而是侧重于展现二人在残酷现实中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但恰恰是出于对共同理想的追求,他们才在险恶环境中收获了纯真高尚的爱情。

上述影片延续了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相守”的叙事模式,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放在革命故事之后展开,贯穿“革命是爱情的底色”这一叙事准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精神。

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红色恋情”扎根于坚实的历史根基上。革命在剧情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爱情故事也是革命故事的一种补充。先战友,后爱人,共同的信仰是男女主人公产生爱情的心理基石,其次才是两厢厮守的个人愿望。

1957年上映的《柳堡的故事》中,副班长李进与二妹子的爱情故事从二妹子想参军开始。她向李进打听新四军女兵的情况,向往革命的热情便是她爱情的序曲。革命是他们相识相知的前提,也是相恋相守的心灵慰藉。正是怀揣着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念,即便部队出征归期未定、柳堡的斗争日益残酷,李进与二妹子也能够坚守着这份情感。重逢之日,曾经青涩的小战士、小姑娘已成长为优秀的军人、党的好女儿。李进朝着船上的二妹子高呼:“田学英同志!”这声“同志”,便是最动人的爱情赞歌。1963年上映的《红日》中也有类似情节。部队即将北撤,阿菊向丈夫杨军表达想要参军的意愿,但综合考虑后,她还是留在家乡和乡亲们一起斗争。不料,家乡沦陷,阿菊翻山越岭从苏北抵达山东解放区,再次坚定地告诉丈夫:“我一定要参军!”最终,她成为一名卫生员,如愿成为丈夫的亲密战友。

《红日》中“阿菊寻夫”展现的是革命感召下对爱情的追随,而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则体现出共同奋斗目标指引下对爱情的坚守。冬子父亲潘行义随红军主力部队离开当晚,向冬子妈描绘了革命胜利的光明前景。这样的美好愿景支撑着冬子妈带领群众与恶霸地主胡汉三斗争。她始终坚信映山红开遍时,红军定会回来。在她心里,潘行义既是丈夫,也是革命指路灯。两人虽分隔两处,但有“党”这条线牵引着,冬子妈对丈夫的思念升华为对党的忠诚。

在这些影片讲述的故事中,险恶艰辛的战争环境,孕育了携手并肩的革命情义。爱情的火种在革命的炮火中被点燃,爱意也在并肩作战的过程中愈发浓烈。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首要主题是革命,其中的爱情故事不能脱离主线独自演绎,也不能将其作为生死攸关战场上相对平静舒适的“世外桃源”。因此,电影在平衡革命者信仰与个人情感关系时所采取的方式,常常集中表现他们悲痛的“离情”,而非恋人之间的缠绵恩爱。

1963年上映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描绘地下交通员银环与游击队政委杨晓冬的爱情时,着重渲染了他们的两次离别。由于杨晓冬的母亲被叛徒出卖,银环在焦急中不慎暴露了与杨晓冬的接头地点,导致杨晓冬被捕,眼睁睁看着杨晓冬被敌人抓走。对银环而言,杨晓冬既是革命领导,也是爱慕对象,所以杨晓冬被抓意味着她要承受革命事业与个人情感上的双重痛苦。第二次离别则是争取敌团长关敬陶成功后,杨晓冬要奔赴新岗位。落日余晖下,杨晓冬在郊外与银环道别,银环握着两人的定情信物深情地望向杨晓冬远去的背影。坚毅忠诚的革命信念与含蓄婉约的真切爱情,在离愁别绪的衬托下更加感人。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离情是绵长细腻的,1965年上映的《烈火中永生》则展现出革命者悲壮的“死别”。江姐上华蓥山传达上级指示,也将与久别的丈夫团聚。在进山途中,江姐看到的却是丈夫被砍头的布告。虽与爱人阴阳永隔,但江姐把满腔悲痛转化为对敌人刻骨仇恨,以愈加坚毅的信念投入革命洪流,用生命谱写了“红色恋情”中悲壮的篇章。

爱人离别是这些影片中令观众动容的情节,与历史情境也是吻合的。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革命者们将离愁别绪转化为奋斗动力,即便失去挚爱,也保持钢铁意志,随时准备与敌战斗。

在完成对革命主题的阐述和英雄形象的塑造后,有些影片还运用想象设计团圆结局:革命胜利时刻,革命恋人重逢,喻示着他们的爱情与生命重获新生。

1980年上映的《今夜星光灿烂》,以走投无路、准备寻死时被解放军战士小于救回的玉香的所见、所闻、所感为主线,对战争与爱进行了细腻描绘。玉香与小于之间的情意通过一个馒头、一个眼神以及数次欲言又止予以呈现。遗憾的是,直至小于牺牲,玉香也没能等来那句表白。电影以梦境形式给这份感情补上了一份圆满结局: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玉香身着凤冠霞帔与小于拜堂成亲,并接过了连长赠予的军装。片尾,历经战火锤炼的玉香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灿烂的星光下,小于走来,庄重地向她敬了一个军礼,深情尽在不言中。

1998年上映的《红色恋人》片尾,早已牺牲的靳与难产而亡的秋秋双双走在庆祝上海解放的秧歌队里。他们身穿解放军新军装,挥舞着红绸带,与上海民众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影片采用想象式表达,给逝去烈士以圆满幸福的结局,寄托着观众对先烈的无尽崇敬,“浪漫”结尾使得烈士品格在影片叙事中得到升华。

身死却精神不灭,是这类影片独有的浪漫,是一种被融入宏大历史情感中的浪漫。影片中,主人公们以无限忠诚,将自己写进红色历史。

总的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叙述“红色恋情”时,结构上延续着相识相知、相恋相守、生离死别、胜利重逢的基本样式。在讲述革命历史故事的同时兼顾观众审美期待,使得“红色恋情”成为红色经典影片中的动人篇章。(■贾磊磊)

(解放军报)


内容更新时间(UpDate): 2023年03月18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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